在西北荒漠深处一段面西的斜坡上，埋葬着一位老人。如果他还健在，今年该107岁了。他的故乡在西子湖畔，但他却要求把自己葬在了大漠深处，因为在这里，他能够日夜守护对面的敦煌莫高窟。老人名叫常书鸿，他一生心系敦煌，志坚如磐，而这生死不逾的绵绵深情却是源自一本书——《敦煌石窟图录》。
　　
　　1927年，常书鸿从西子湖畔漂洋过海到法国里昂美术专科学校求学，经过四年苦学，他以全市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在著名的油画大师劳伦斯门下深造。翌年，他在巴黎美术界声名鹊起，连续四年捧走了当时法国学院派最权威的画廊巴黎“春季沙龙”的金、银奖，还当选为法国美术家协会超选会员、肖像画协会会员。人们预言，这位中华学子只要在巴黎住下去、画下去，便能成为世界级的艺术家。
　　然而，就在一个下午，一次偶遇改变了他的生命轨迹。那是1936年秋一个平常的下午，常书鸿走出巴黎卢浮宫，他像往常那样，流连在塞纳河畔的一排旧书摊前。突然，一部名为《敦煌石窟图录》的书籍映入了他的眼帘：那是从北魏到大唐时代的佛教艺术图画，其恢宏磅礴的构图和笔触，足以与拜占廷基督绘画媲美，有的画作的奔放风格比西方现代派还要粗犷，彩绘人物更是画得细腻生动。他又转身进了附近的吉美博物馆，那里正在展出的大量被掠夺的唐代大幅绢画更使他吃惊。尽管历史已过去了千年，可其表现手法和技巧仍然十分前卫和现代，简直是世界艺术史上的一个奇迹!常书鸿顿悟：自己的艺术之根在中国，在敦煌遥远荒凉的沙漠里!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召唤着他：去敦煌。
　　这年深秋，一个细雨绵绵的早晨，常书鸿告别妻女，独自一人踏上了开往东方的国际列车。半个月后，常书鸿来到了北平。在日寇的炮声中，他随北平艺专辗转流离，数年后到了重庆。1942年，在国民政府监察院参事陈凌云的帮助下，在梁思成教授、徐悲鸿大师、于右任先生的鼓励下，常书鸿接受并展开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筹备组建工作，任筹委会副主任，他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1943年隆冬二月，常书鸿一行6人，像中世纪的苦行僧一样，身穿北方的老羊皮袄，戴着北方老农的毡帽，顶着高原早春的刺骨寒风，乘着一辆破旧的敞篷卡车，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次敦煌之旅。汽车走到安西县后再也走不动了，因为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他们又换乘骆驼，向荒漠中的敦煌继续挺进。这样，从兰州到敦煌仅1000多公里路程却走了1个多月。
　　1943年3月24日清晨，他们终于来到了敦煌，在满目苍凉、残垣断壁的寺院中，建立起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夜深人静，秋风乍起，九层大佛殿上的18只铁马风铃突然响了起来。从那时起，60年魂牵梦绕，常书鸿的荣辱沉浮、恩爱情怨似乎就与敦煌签下了命运之约。
　　常书鸿特意来到了名震世界的藏经洞。1900年，这个洞中发现了三万余件敦煌文物，但却被法国人伯希和等人劫走了近万件。洞窟仅仅剩下了一尊塑像和一幅壁画，常书鸿百感交集：宝藏被劫掠已经过去三四十年了，而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宝库仍然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护，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洞窟前放牧牛羊，毁坏林木，洞窟中被人随意夜宿，烧水做饭，烟熏火燎。
　　面对处于绝境中的洞窟，常书鸿的敦煌生活开始了。第一顿饭用的筷子是刚从河滩树上折来的树枝，第一个夜晚是一夜风沙。第二天，常书鸿便开始清理掩埋洞窟的积沙，很快，保护窟区的土围墙也开始修建……
　　常书鸿和其他艺术家们坚守石窟，临摹壁画，没有梯架设备，没有照明器材，就在小凳上工作，一手举小油灯，一手执笔，照一下，画一笔。临摹窟顶画时，头和身子几乎成90度的直角，时间一长。就会头昏脑胀，甚至恶心呕吐。
　　生活是异常艰辛的，连最基本的生活物资都时常发生困难。久居法国，常书鸿特别喜欢喝咖啡，甚至从法国带回国的咖啡壶，也带到敦煌去了。可是他只能喝又苦又成的咖啡，因为没有糖，而水却是咸的。不用放盐，熬的粥也是成的。尤其是夏天，溪水经过阳光暴晒，盐分更大。那时敦煌的老百姓先要解决主粮的生产，很少种植蔬菜，成年都是吃成韭菜。肉食要从城里买来，来回五十几公里，牛车要走12个小时，加上戈壁滩上太阳一晒，肉往往也就臭了，豆腐也酸了，所以只能在冬天把肉腌起来。
　　因为缺乏燃料，要从好几十里以外的戈壁滩上挖取一种叫做“梭梭”的枯死灌木树根来烧，所以举火一次，就要蒸够吃半个月的馒头。新蒸的馒头一出笼，立刻铺在笸箩里放到房顶上让太阳暴晒，干透了可以保存两三个月。大米是从内地运来的，很少。连“洋火”也是从内地运来的，据说当时一盒“洋火”可以换到一斗麦子。口粮不充裕，除了农忙以外，一般的日子里一天只吃两餐。
　　刚到敦煌的时候，张大千和谢稚柳还在，后来谢稚柳先走了，张大干临走时对常书鸿说：“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的徒刑啊!一定要坚持在敦煌留下来。”
　　忍受着生活上所有的不便，常书鸿就这样和最早有志于敦煌艺术事业的人员一起，开始了艰苦的拓荒。但是，背叛从一开始就存在。一名从重庆跟来的摄影师拍摄了许多壁画照片，还有一位“教授”抄录了一些供养人题识，都席卷而走了，他们靠着这些在外面招摇，那批照片现藏在美国某博物馆。
　　但是，一心投入工作而忽视了家庭的常书鸿却怎么也没有想到，背叛在自己的家庭居然也发生了，他的妻子以去兰州治病为名出走了，丢下了两个子女。妻子走前，常书鸿还写了好多信，托朋友沿路照顾她，直到出发后他才得知了情况，知道妻子再也耐不住敦煌的犹如修道士般的艰苦生活，与在研究所当总务主任的一名青年军官私奔了。常书鸿的前妻陈芝秀是他一同留学法国的同学，专攻雕塑。常书鸿回国几年后，也说服陈芝秀携带儿女到了敦煌。
　　常书鸿遭到了人生中第一次最重大的打击，悲痛欲绝，他策马狂追，跑了200多公里，昏倒在戈壁滩上，被在玉门找矿的地质工程师孙建初和一位老工人救起。抢救了三天，常书鸿苏醒以后，理智重新占了上风，他毅然选择了事业，又回到了敦煌。
　　陈芝秀出走，皇庆寺黄土小屋的温馨不再。14岁的女儿沙娜用孱弱的肩膀扛起了家庭的天空，她请爸爸将她的学籍从酒泉转到敦煌县立中学，一边读书，一边跟爸爸学临摹，一边照顾爸爸和弟弟。目睹此情此景，常书鸿悲泪长流。他走出皇庆寺，任清凉的漠风吹着他日趋憔悴的面庞。这一年他才45岁，可一头发丝已经花白，神情枯槁。
　　就在这一年，国民党教育部撤销了敦煌研究所的建制，大部分人离开了莫高窟。常书鸿几经辛苦才建立起来的队伍可以说已经全军覆没，最后只剩下了两名青年工人。处此绝境，他将何去何从?
　　“两头毛驴上分装着我们一家的简单行李，我骑了一头，沙娜搂着嘉陵骑着另一头。时序已是初冬了，这是1945年 的冬天。千佛洞前的白杨树全都赤裸着兀立在风沙中，落叶连同沙山的泡泡刺，在已结冰的大泉宕河上飞旋飘舞。敦煌这时分外清冷和孤独，在朦胧的晨雾中显得灰暗而沉闷。”
　　这一段文字，引自常书鸿的自传《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写的是1945年冬天他从敦煌迢迢万里返回内地求援的境况。
　　常书鸿风尘仆仆回到重庆，几经周折找到了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傅斯年给了常书鸿极大的鼓励与支持，决定将敦煌艺术研究所作为中央研究院的一个分所，解决了经费、编制等问题，甚至还给了一部十轮大卡车。1946年秋天，常书鸿返回敦煌，开始了第二次创业。他从四川招来一批新人马。1947年到1948年里，研究所又增加了一些新人，这其中有他后来的妻子李承仙。
　　1948年9月，常书鸿和李承仙有了女儿。也许是李承仙在洞里呆得太久，极少见到阳光的缘故，他们的女儿沙妮生下来就是软骨病，一岁多了脖子还直不起。稍事恢复，李承仙又进洞作画，沙妮由保姆送进洞窟来吃奶。在窟前雪色的波斯菊和紫红的大丽花凋谢的时候，两岁的沙妮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她的睫毛很长很黑，眨眼的时候，就像两束火苗在跳动。如今，这睫毛像一道黑色的幕布，隔开了人世和天国。女儿眼神里该是有一丝怨恨的，然而李承仙看不到，她只能终生让愧疚噬啮自己的心……
　　在这样异常艰苦的环境和生活中，常书鸿仍然组织临摹了各时代的代表作和精品，推出了一批优秀临摹品和一批专家。这些临摹品成为中国美术史、文化史重要的研究资料，曾到过南京、北京和许多国家展览。敦煌由此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常书鸿也因此被誉为“敦煌艺术的守护神”。
　　全国解放后；“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归属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常书鸿任所长。在长期整理和研究敦煌艺术的过程中，常书鸿撰写或编写了大量文章和著作，组织完成的敦煌壁画临本有217窟的《幻城喻品》、285窟及榆林窟25窟全窟壁画等。同时创作了数十幅油画作品。
　　1994年，常书鸿病危时，再三叮嘱家人一定要把他葬在敦煌。1994年6月23日，常书鸿病逝于北京，享年90岁。
　　常书鸿生前与日本创价学会会长、著名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有过一次长谈。池田大作问常书鸿：“如果人生有来世，你想做什么?”常书鸿毅然作答：“如果有来世，我还做常书鸿!”
　　还做常书鸿，意味着一个人重新又要舍弃滚滚红尘中的一切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的诱惑，以舍身饲虎的精神痴迷事业。这位将一生心血倾注于敦煌的艺术家，是值得人们记住和敬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