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的赈灾持续了一年多，对于稳定灾区经济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
　　清咸丰五年六月（1855年7月），黄河下游普降大到暴雨，河水猛涨。
　　六月十九日（8月1日），开封附近的铜瓦厢大堤，再也抵挡不住汹涌洪水的反复冲刷，决口溃坝。仅仅一天时间，原本完好的堤坝，被冲出了七八十丈宽的口子。于是，黄河改道向北，直注直隶、山东境内，夺大清河入渤海。
　　正如已故清史专家李文海所述，铜瓦厢决口是“近代黄灾史上之重大事件”。
　　一方面，灾害波及范围广，瞬时冲击力强，灾情十分严重。直隶、河南、山东有40多个州县受灾，县城沦为泽国，受灾人口近千万。另一方面，河道变迁后的几年，蝗、旱灾频仍，疫病不断、粮食歉收、饥荒时有发生。
　　自此，持续700多年的黄河夺淮入海成为历史。
　　救灾：缓不济急
　　这不是清廷第一次遭遇洪涝灾害了。统治这个水旱灾害频仍的帝国，清廷早已形成了一套成熟完备的救灾机制。
　　六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决口后的第六天），咸丰帝收到了首批灾情奏报，并于当日发布六道谕旨，部署防汛救灾工作。此后一年里，咸丰先后发布了40多道谕旨。由于“南岸难以问渡，文报四日不通”，导致水情奏报延误和滞后，使得官府报灾被耽搁多日，救人的黄金72小时几乎浪费。
　　按照规范的程序，清廷先是派员勘灾，“确查黄水经由之处，将被水灾黎妥为抚恤，无令一夫失所”。 灾情勘定后，清廷就要着手发赈。问题来了：由于镇压太平天国花钱太猛，眼下的户部只剩十几万两存银，形同破产。咸丰帝感慨“现在军务未竣，部库支绌，无从筹拨”，并非借口。
　　既然户部没钱，清廷只能另外想辙。九月十三日，咸丰从内务府拨款10万两银子和2.5万串宝钞作为赈灾款。十月十三日和二十六日，咸丰又连续传旨，将途经山东运往京城的漕粮，截留26万石就近接济山东灾民。至于灾区的赋税，既然根本收不上来，干脆蠲免。
　　此外，清廷还要求受灾地区“设立捐局，无论银钱米面，及土方秸料皆准报销，米面可备赈需，土秸可供工用，并著遴委妥员，分路劝谕绅商捐办口粮，接济灾民”。对捐输额较大的绅商给予奖励，允许州县开仓放粮，捐铜铸钱。
　　清廷的赈灾持续了一年多，对于稳定灾区经济秩序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翻阅受灾州县的雨雪粮价清单，在铜瓦厢决口后的一年里，受灾州县粮价基本平稳。在咸丰年间因战争需要而滥发纸钞，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的背景下，面对数百万嗷嗷待哺的灾民，能遏制粮价非理性上涨，殊属不易。
　　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清廷把“重视”挂在嘴上，可拿出赈灾的真金白银却很有限。这说明，清廷财力不足，赈灾能力受到局限。这些银两和粮食，对于数百万灾民来说，仍旧缓不济急、杯水车薪。各地救灾，指不上朝廷，只能靠自己。
　　困顿：发捻之祸
　　最令咸丰帝担心的，不是灾区的饥荒和疫病，而是活跃在黄淮地区的太平军和捻军。铜瓦厢决口导致黄河北徙，使山东防御“发捻”的天然屏障尽失，太平军和捻军北上活动的战略空间扩大。
　　接到决口奏报的当天，咸丰帝就派左副都御史王履谦“于河口现有之兵体察情形，分布屯扎，严密扼守……勿令南路奸匪乘隙偷渡”。 十五天后，他又传旨，要求河南巡抚英桂迅速取缔豫北的“联庄会”，避其联络抗洪一线的河工和灾民。要求直隶总督桂良派重兵驻守黄河北岸兰仪渡口。按照朝廷训令，英桂统率三省军队，迅速镇压了“联庄会”。
　　防范虽严，百密一疏。咸丰五年十二月，已经履新安徽巡抚的王履谦奏报：安徽一带的捻军重返河南，围攻归德（今河南商丘）。咸丰帝担心捻军由此东连山东灾民，造成严重后果，只好加派援军，加紧追剿。
　　此时，太平军正忙于西征，在长江中下游跟湘军激战，无暇北顾。捻军组织涣散，派系复杂，加之遭遇地方团练的围追堵截，也没能借机向北拓展地盘。这些恐怕是清廷最想听到的消息。
　　发捻问题的根治，有赖区域防务的调整。同治二年（1863年）九月，清廷终于采纳僧格林沁建议，将“新黄河以南地方，归以南各州县管理;以北地方，归以北各州县管理”。行政区划的调整，使州县的防务责任更加明确。其后，清军用了五年时间，才将捻军彻底镇压，恢复了华北地区的政治局势。然而，为此付出的军费却高达3200万两银子，相当于当时清廷一年的土地税收入。
　　善后：疏堵之争
　　决口来临，为避免下游民众长期遭殃，清代官府的常规做法，是在大水退去后逐步堵塞决口，重修堤坝。然而，铜瓦厢决口后，清廷却决定“暂行缓堵”，这是怎么回事呢？

　　铜瓦厢改道发生在清廷财力匮乏、战事频仍的尴尬时期。当时清廷的治国重点是缓解恶性通胀和镇压太平天国，维护国家统一和经济稳定。黄河改道虽然会影响这个目标的实现，但毕竟不是心腹之患。危难关头，鱼和熊掌不能兼顾，咸丰帝只得做出取舍。
　　决口已过，灾情解除，决口仍在，黄河依旧向北流去。对于是否将黄河徙归故道，朝中大臣进行了长达30年的争论。
　　最初，随行勘灾的前山东巡抚张亮基，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治河三策”。一是“顺河筑堰”，二是“堵塞支流”，三是“遇湾切滩”。既然咸丰帝要求“力求撙节”，那就少花钱、多办事，顺势而为，减少对黄河河道的人为干预。因而得到朝廷首肯，迅速推广。到咸丰十年（1860年），通过州县官府“劝民筑埝，逐年补救”，灾区农业生产基本恢复。
　　“治河三策”，只是清廷财力匮乏情况下的“补苴之术”。通过“拦得一边漫水，则一方之耕凿可安;断得一股分支，则一路之室家可保”。 这并非任由黄水四处漫流的卸责之举，而是尊重治水规律、总结治水经验的应急之举。
　　既然是临时措施，总要有结束的那一天。“疏堵之争”的关键，还是离不开地方利益的分野。山东巡抚丁宝桢和江苏巡抚李鸿章，为这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其实，都是不想让黄河流经自家门口，带来洪涝隐患。然而，长时间的争论却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后果。
　　铜瓦厢改道后，由于清廷国力不逮，导致黄河治理长期处于乏人问津的状态。各地乡绅只好自筹资金，各自修建“民埝”。然而，这些“民埝”没有统一的建造标准，质量参差不齐，很难防御大洪灾。官府的拨款也被截留、挪用，使得“民埝”的维护费用更得不到保障。
　　铜瓦厢改道后，运河江苏段失去了黄河这一重要水源，很快就干涸和淤积，导致漕运中断。为解决京城百万军民的吃饭问题，咸丰帝终于把道光年间试行但又废除的“漕粮海运”拿出来尝试。于是，漕运作为一个行业消失了，带来的不光是上万人的失业，还有运输方式的革命性变革。
　　光绪十年（1884年），铜瓦厢决口终于合龙。然而，这次它没再回归故道，而是沿着新河道经山东注入大海。而黄河水灾少了，季节性断流的天数居然多了，令人唏嘘。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