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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记录历史，而是通过重新讲述，在历史中发现问题，寻找答案。”易中天如是说。
这位明星学者近年来一直在“闭关”写作，目标是以一己之力，完成一部“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中华史诗”。据估算，这部多达36卷的巨著“易中天中华史”需要花费5年-8年的时间去撰写。最近推出的前两册《国家》《祖先》已经在知识界和普通读者中激起强烈反响。
“易中天中华史”与以往的史学著作不同，深受康德和黑格尔影响的易中天关注的不是王朝的兴替，而是制度与文化的变化。他将以共同价值来关照浩茫的中华文明史，“我想通过讲述‘3700年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弄清楚‘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三个基本问题。”
在接受《财经》专访时，易中天坦陈要“补充汤因比，挑战亨廷顿”。因为在他看来，汤因比的“西方中心论”，对中华问题看不明白；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则是一个伪命题，“文明不冲突，野蛮才冲突”。
易中天把写作过程视为“照镜子”，他说：“就是把自己看作另外一个人，然后完全超功利地、客观地、冷静地去看待，是即是，非即非，该否定的否定，该存疑的存疑，该反思的反思。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建立的自信才是真正的自信。有此自信心，我们便可以坦然面对世界、坦然面对未来、坦然面对自己。”
《财经》：私家修史在中国过去曾经是一个传统，从孔夫子修《春秋》、班固修《汉书》、太史公修《史记》，一脉相承。但是从唐代以后这一传统几乎中断了。现在为什么你要写作一部中华史，是否想接续私家修史的传统呢？
易中天：和孔子、班固等先贤不一样，我不是记录历史，而是通过重新讲述，在历史中发现问题，寻找答案。我想通过讲述“3700年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弄清楚“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三个基本问题。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回顾、探寻、梳理和重新讲述，任何一种自信都叫做盲目自信。
《财经》：中华历史浩茫如海，重述历史，首先要确定讲什么、不讲什么。你选择的尺度是什么？
易中天：两条，一条是关注制度和文化的变化，一条是关注共同价值。
我关注制度发生变化、文化发生变化的历史节点。如果不变的话，别人认为再重要我都不写。王朝的更替，只要没有根本性地影响历史变迁，我都不去关注。但几个制度变迁的关键节点，比如，西周封建、秦朝中央集权，还有商鞅变法、独尊儒术，隋唐的科举制度、朱元璋废相，都是肯定要写的。还有文化变迁，比如禅宗。
共同价值也必须关注。对于共同价值，我们当时是如何认识的，怎么实现的，后来怎么丢掉的。要把因果关系和逻辑性列出来。
《财经》：共同价值恐怕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话题，因为有人承认，也有人坚决否认，至今仍然在为此激烈争论。
易中天：共同价值当然有，因为人性相通。比如儒家讲仁爱，墨家讲兼爱，佛教讲慈爱，基督教讲博爱，伊斯兰教讲拉赫曼和拉希姆（至仁至慈），都主张爱。可见，爱，包括爱别人和被人爱，给予爱和接受爱，是共同人性。有共同人性，就会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对于是非善恶，也会有相同的判断。判断的背后，则是共同的价值和价值观。
具体地说，就是独立、自由、平等这三大价值。除此之外，人权、法治、民主、共和、宪政，都不是价值，而是价值的体现，以及实现这些价值之最不坏和最可行的方式。这事过去一直是糊涂账，现在不能不算清楚。
《财经》：独立、自由、平等的观念，古希腊文明中已初见端倪，文艺复兴之后大放光芒。
易中天：不可否认，首先明确说出独立、自由、平等的概念，应该归功于西方人。因为他们找到目前为止最不坏和最可行的实现方式，也是西方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说这些制度和方式，我们或其他民族先前也有，都不过自作多情。
同样不可否认，普世倾向也好，普世主义也罢，其实大多出于善意，甚至是一种情怀。有此情怀并不奇怪。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好东西就该与人分享，几乎是人类的共同心理。从文明史的角度看，但凡先进文化的代表，都或多或少会产生普世情怀。华夏文明旭日东升时，对待周边民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就是这种态度。当时的说法叫“化成天下”，翻译为英文或现代汉语，岂不就是“普世”？
《财经》：有人将独立、自由、平等称为“共同价值”，也有人称为“普世价值”，并将认同这三点的西方发达国家文明说成“普世文明”。
易中天：如果把独立、自由、平等说成“普世价值”，把西方文明看作“普世文明”，就大错特错了。
实际上，无论哪种文明，都只是人类文明之一种，没谁是普世的。如果西方的价值可以叫做“普世价值”，那么伊斯兰精神岂非也可以叫“普世精神”？何况中华、斯拉夫、日本、印度、拉美、非洲等，也都有自己的价值和精神。如果大家都是普世文明，都有普世精神和普世价值，请问还有“普世”吗？所以，普世文明，是不通的。普世价值，是不对的。普世概念，最好不用。那叫什么？共同价值。
《财经》：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都次第辉煌过，后来又都没落了，而西方现代文明从文艺复兴时代直到今天仍然是最有吸引力的。由此看来，西方现代文明或许是最具有世界性的。那么，它的核心竞争力何在？
易中天：西方现代文明，毋庸置疑最具世界性，问题只在为什么。
因为信仰吗？否。无疑，西方文明有宗教的底色和背景，而且是一神教。但西方文明却不能叫“基督教文明”，正如拉美不能叫“天主教文明”，斯拉夫不能叫“东正教文明”。因为在西方世界，宗教和信仰都不是最重要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便明文规定，联邦议会不得立法确立国教，哪怕是信众最多的基督教也不行。像穆斯林那样，孩子一生下来就是穆斯林，这在西方不堪设想。 西方人更在乎什么？自由。事实上，西方国家的政府也好，民众也好，媒体也好，最为着力保护的并不是宗教信仰，而是信仰自由。这个自由，包括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更包括不要信仰、什么都不信、什么教都不入的自由。
因为自由是核心价值。独立、自由、平等三大核心价值，才是西方文明的关键所在。
《财经》：一般认为，西方经济发达科技进步，是因为制度先进、优越、完善。比方说，著作权法和新闻出版法保护了知识产权和言论自由，科技当然进步；合同法和反垄断法保证了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经济当然发达。
易中天：问题是，这些制度为什么能够建立，而且能够实行呢？就因为制度背后有观念的支持，比如“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比如“我坚决反对你的意见，但我宁愿牺牲生命也要捍卫你说出这意见的权利”。这些观念被广为传播，早已深入人心，无论政府官员还是江湖大佬，都不敢顶风作案，冒天下之大不韪。
制度的背后是观念，观念的背后是什么？就是价值。比方说，因为尊重独立，所以要保护隐私；因为崇尚自由，所以要保护言论；因为坚持平等，所以要保护民权。这才有了人权观念、法治意识、创新机制、保障体系，有了自由贸易、公平竞争、权力制衡、舆论监督，有了一系列的观念和制度，而且能够落实和执行。
价值、观念、制度，是一种由里到外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西方现代国家能够勃然兴起后来居上，创造出当今世界最强大、最强势、最强悍的文明，就因为他们把这个逻辑关系弄清了，理顺了，夯实了，建构成浑然一体的东西。
西方现代文明的秘密，昭然若揭。
《财经》：与西方现代文明比起来，中华文明似乎很特别。如果放在世界文明的背景下来考察，中华文明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有哪些独特性呢？
易中天：中华文明是世界主要文明中的一种，也是最特殊的一种。就好比是一个妈生了一群孩子，但长得跟谁都不像。为什么？问上帝。看完36卷就知道了。
从原始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或者从氏族部落过渡到国家，中国没有像希腊人那样炸毁氏族部落模式，而是把氏族部落的模式放大为国家。还不要紧，在西周封建时代没什么问题，那是个好时代。但西周封建制度不能维持。所以到了春秋，就礼坏乐崩了，这是三级封建制度里，最低级的大夫首先开始膨胀了。这个轨迹可以形容为“小鱼吃大鱼”，大夫架空了诸侯。晋国一开始是六家，然后自己兼并为三家，然后三家分晋。
我发明了一个词，“逆发展”。本应是周天下最大，然后是诸侯的国，再后是大夫的家，这秩序就井然了。但下面的大了，把中层干掉了，然后中层又把上面的干掉了。层层取代，然后就成了战国了。变成战国以后就要打出一个老大来，就变成一统天下、家国一体了。
《财经》：在人类文明混沌的初期，各大文明都很相似。可是中华文明在形成国家以后，就和其他文明分道扬镳了。原因是什么？
易中天：分道扬镳可以理解为原因，也可以理解为状态。图腾，在埃及变成神，在罗马变成法，在我们中国变成祖宗，形成了家国一体的体制。巫术，在印度变成了宗教，在希腊变成了科学。但在中国，巫术既没有变成科学，也没有变成宗教，变成了礼乐。
巫术在中国为什么变成了礼乐？现在回答不了。如果要说的话，是文明的意志，是上帝做的试验。当然可以从某些角度讲我们是大陆农耕文明。但是不好讲。因为埃及也是。为什么图腾在埃及变成神，在中国变成祖宗了呢？
但正因为在中国，巫术变成了礼乐，图腾变成了祖宗，所以才有了周代人的家国一体的一整套东西，才有了今天中国的一整套东西，以及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至少这个关系链是明确的。
《财经》：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把世界分为26种不同的文明。你对此有何看法？
易中天：汤因比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不再把世界史看作国别史而是世界史，这是他的创见。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写了40年，后面的东西和前面不一致， 因为在后面研究过程中会发生变化。这是自然的、正常情况。
但汤因比的问题是，他是“西方中心论”者。他尽量客观、公正地评价，但他这个观念与生俱来。这也不完全是骨子里的优越感，是上帝把他放在西方世界了。任何人看世界都以自己为中心画圆圈的，这不是问题，这是必然的。
所以，在汤因比影响下的一批历史学家，对中华问题是看不明白的。中国人看西方世界反倒比西方人看中国更明白。就因为西方现代文明崛起之后，我们中华走下坡路，他们在上升。这种历史方向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乾隆皇帝感觉非常良好。1792年，就在奥斯曼帝国割让克里米亚的同一年，乾隆皇帝完成了他的“不朽著作”《十全记》，炫耀他的十全武功，一直到鸦片战争以后的甲午，打醒了。此时，我们才不得不认真研究西方。
西方很先进，就不会认真研究中国。所以他们看我们看不明白，虽然我们也是站在我们的角度看世界，但我们看得更清楚。因此，要写一部全球视野的中华史，只有中国人才能完成，这是西方人不可能完成的。西方人对中国永远是有隔膜的，但不能说有偏见，说有偏见是不合适的，不一定有主观故意。
《财经》：也就是说，你写作中华史，是受到了汤因比的启发？
易中天：我的中华史，可以跟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互补。他是站在西方立场上的全球视野，我是站在中国立场上的全球视野。他缺这个东西。希望将来还能有一位伊斯兰学者站在伊斯兰立场上以全球视野写一部著作。三大文明加起来才是一部真实完整的世界史。
《财经》：对于三大文明各自的核心特征，你有没有一个概括的看法？
易中天：伊斯兰文明的秘密是政教合一，中华文明的秘密是家国一体，西方国家的秘密是主权在民。 《财经》：你怎么看待文明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当今世界主流的三大文明：中华文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关系？美国学者亨廷顿就主张“文明冲突论”。
易中天：亨廷顿，我不太认同。文明就是文明，怎么会冲突呢？文明不冲突，野蛮才冲突。
我认为文明是液态的，可以交融、可以混杂、可以流动蔓延。
文明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如犹太文明一样，井水不犯河水，像油一样。犹太人就像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油珠子。其他的文明，奶、酒、水，都是可以交融的，怎么叫冲突呢？
文明的冲突背后是利益冲突，以及文化心理的冲突。比如，伊斯兰文明曾经很牛过，当年很强大。我们走下坡路的时候，他们新月东升。西方上升的时候，伊斯兰是失落的。和西方比硬实力、软实力都比不过，还被西方欺负，就引起反弹，伊斯兰极端分子、人肉炸弹都是逼出来的。所以“文明的冲突”是个伪命题。我要补充汤因比，挑战亨廷顿。
《财经》：对比西方文明，现在有一些说法经常被提到，比如中国人“信仰缺失”“没有宗教、没有信仰”。宗教和信仰究竟意义何在？
易中天：宗教是以信仰为中心的一整套价值系统、观念体系和行为准则。信仰则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地相信”，比如上帝或真主。这样的存在，不属于自然界，不能靠科学实验来证明；也不属于人类社会，不能靠日常经验来证明。没办法，只能“信仰”。所以德尔图良大主教说，正因为荒谬，我才信仰。
中华文明的确与众不同，没有宗教，也没有信仰。但宗教和信仰非常重要。人类为什么要发明国家，创造文明？目的无非是：安全、自由、身份认同。宗教和信仰，恰恰就能实现这些需求，甚至比国家做得还好。神的保佑和庇护，给人安全感；心灵与上帝或安拉同在，给人自由感；基督徒或佛教徒的名义和名分，实现身份认同。难怪全世界的穆斯林都要誓死捍卫“唯一的真神”和“最后的先知”。非如此，他们不能安身立命；非如此，他们不知此身何属。
《财经》：几千年来中华文明持续演变，其中是否有清晰的轨迹可循？
易中天：从政治制度的角度讲，周分权、秦集权、明专制、清独裁。当中汉唐宋元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它们是集权还不专制，是逐渐从集权走向专制。到明朝就彻底专制了，标志就是皇权至上，完全没有制衡。汉唐宋元宰相是可以驳回皇帝的意见的。明朝就皇帝一个人讲了算，董事长兼总经理。
文化精神方面，商周用眼睛看世界，春秋用脑袋思考世界，汉唐用心胸，宋元是有心无胸，明在裤裆，清在膝盖。时代精神是等而下之，每况愈下。但是有起伏跌宕的，有起伏反弹的，有波动下降的。先秦和汉唐是两个高峰。清代康雍乾盛世，回光返照向上升了一下，然后就下落得更厉害。
《财经》：你所描述的文化精神的变迁，说明了中国人的文化心态“一代不如一代”。尤其是作为精华的部分士人风骨，似乎“一路下跌”。
易中天：在西周分权制度下，有一个名义的天下共主叫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实周天子没有产权，产权只在周国那一小圈。天子以下，诸侯大夫都有自己的领地。对他们名下的土地有产权，对土地上的人们有治权。只有士没有。士就变成了毛，需要附在皮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那时候皮多，可选择的余地大。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是自由的、独立的，也是平等的。
到了秦汉以后，皮剩下了一张。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只能依附在那一张皮上，就开始丧失独立性了。大一统之后，是开始丧失独立性，但是还有一个过程。科举制度是个拐点，但也还没有完全丧失。明代就斯文扫地了。明代的士大夫是可以被拖到午门外公然脱掉衣服打屁股的，叫廷杖，非常惨。
唐代宰相是坐着的，是三公坐而论道；宋代是站着的；清代就是跪着的。当中波澜壮阔、起伏跌宕，士人风骨就是在此过程中一点一点地丢掉的。
《财经》：现在有两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中华文明开始就是优越的，只是中间出了点小差错而已；另一个是中华文明从源头就埋下了落后的基因，和西方现代文明比是劣等文明。前者提倡文化复古主义，后者则被称为“历史虚无主义”。
易中天：这两种说法，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第一种号称有国学、自己很牛，但你为什么落后挨打呢？儒家伦理那一套，孔夫子时代2000多年前都没实现的东西，今天说能实现，那是胡扯。第二种，如果说中华文明一开始就是劣等文明，那怎么会有先秦诸子和汉唐盛世呢？解释不通。
正确的解释应该是：中华文明也确实与众不同，它有自己的特点，这个特点既是优点也是缺点。当年出现先秦诸子和汉唐盛世，是优点起作用的结果。后来走下坡路、落后挨打是缺点起作用的结果。这是个事实。
所以我们需要弄清楚，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中华文明的特点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在前期是优点突出，后期成了缺点突出。这就是我现在要做的事情了。这真的是研究完成之后才能看清楚。
《财经》：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作为两种极端，表现相反，但共通之处却都是对自己的文化、历史没有正确的认识，可以说都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今天的中国应该如何重建自信？
易中天：如果很自信的话，就没必要拿出来说了。真正有钱的人都不摆阔，摆阔的都是暴发户。比方说，北京什么时候自称过“大北京”？但谁敢小看呢？但日本从来都自称“大日本”。自信的人是不需要，不必说自己阔多了，也不会说自己一塌糊涂。这确实是文化不自信。
如何重建呢？只有从头到尾捋一遍，弄清楚来龙去脉。因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回顾、探寻、梳理和重新讲述，任何一种自信都叫做盲目自信。这就是一个照镜子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看作另外一个人，然后完全超功利地、客观地、冷静地去看待，是即是，非即非，该否定的否定，该存疑的存疑，该反思的反思。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建立的自信才是真正的自信。有此自信心，我们便可以坦然面对世界、坦然面对未来、坦然面对自己。
这位明星学者近年来一直在“闭关”写作，目标是以一己之力，完成一部“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中华史诗”。据估算，这部多达36卷的巨著“易中天中华史”需要花费5年-8年的时间去撰写。最近推出的前两册《国家》《祖先》已经在知识界和普通读者中激起强烈反响。
“易中天中华史”与以往的史学著作不同，深受康德和黑格尔影响的易中天关注的不是王朝的兴替，而是制度与文化的变化。他将以共同价值来关照浩茫的中华文明史，“我想通过讲述‘3700年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弄清楚‘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三个基本问题。”
在接受《财经》专访时，易中天坦陈要“补充汤因比，挑战亨廷顿”。因为在他看来，汤因比的“西方中心论”，对中华问题看不明白；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则是一个伪命题，“文明不冲突，野蛮才冲突”。
易中天把写作过程视为“照镜子”，他说：“就是把自己看作另外一个人，然后完全超功利地、客观地、冷静地去看待，是即是，非即非，该否定的否定，该存疑的存疑，该反思的反思。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建立的自信才是真正的自信。有此自信心，我们便可以坦然面对世界、坦然面对未来、坦然面对自己。”
制度背后有观念，观念背后是价值
《财经》：私家修史在中国过去曾经是一个传统，从孔夫子修《春秋》、班固修《汉书》、太史公修《史记》，一脉相承。但是从唐代以后这一传统几乎中断了。现在为什么你要写作一部中华史，是否想接续私家修史的传统呢？
易中天：和孔子、班固等先贤不一样，我不是记录历史，而是通过重新讲述，在历史中发现问题，寻找答案。我想通过讲述“3700年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弄清楚“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三个基本问题。
《财经》：中华历史浩茫如海，重述历史，首先要确定讲什么、不讲什么。你选择的尺度是什么？
易中天：两条，一条是关注制度和文化的变化，一条是关注共同价值。
我关注制度发生变化、文化发生变化的历史节点。如果不变的话，别人认为再重要我都不写。王朝的更替，只要没有根本性地影响历史变迁，我都不去关注。但几个制度变迁的关键节点，比如，西周封建、秦朝中央集权，还有商鞅变法、独尊儒术，隋唐的科举制度、朱元璋废相，都是肯定要写的。还有文化变迁，比如禅宗。
共同价值也必须关注。对于共同价值，我们当时是如何认识的，怎么实现的，后来怎么丢掉的。要把因果关系和逻辑性列出来。
《财经》：共同价值恐怕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话题，因为有人承认，也有人坚决否认，至今仍然在为此激烈争论。
易中天：共同价值当然有，因为人性相通。比如儒家讲仁爱，墨家讲兼爱，佛教讲慈爱，基督教讲博爱，伊斯兰教讲拉赫曼和拉希姆（至仁至慈），都主张爱。可见，爱，包括爱别人和被人爱，给予爱和接受爱，是共同人性。有共同人性，就会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对于是非善恶，也会有相同的判断。判断的背后，则是共同的价值和价值观。
具体地说，就是独立、自由、平等这三大价值。除此之外，人权、法治、民主、共和、宪政，都不是价值，而是价值的体现，以及实现这些价值之最不坏和最可行的方式。这事过去一直是糊涂账，现在不能不算清楚。
《财经》：独立、自由、平等的观念，古希腊文明中已初见端倪，文艺复兴之后大放光芒。
易中天：不可否认，首先明确说出独立、自由、平等的概念，应该归功于西方人。因为他们找到目前为止最不坏和最可行的实现方式，也是西方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说这些制度和方式，我们或其他民族先前也有，都不过自作多情。
同样不可否认，普世倾向也好，普世主义也罢，其实大多出于善意，甚至是一种情怀。有此情怀并不奇怪。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好东西就该与人分享，几乎是人类的共同心理。从文明史的角度看，但凡先进文化的代表，都或多或少会产生普世情怀。华夏文明旭日东升时，对待周边民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就是这种态度。当时的说法叫“化成天下”，翻译为英文或现代汉语，岂不就是“普世”？
《财经》：有人将独立、自由、平等称为“共同价值”，也有人称为“普世价值”，并将认同这三点的西方发达国家文明说成“普世文明”。
易中天：如果把独立、自由、平等说成“普世价值”，把西方文明看作“普世文明”，就大错特错了。
实际上，无论哪种文明，都只是人类文明之一种，没谁是普世的。如果西方的价值可以叫做“普世价值”，那么伊斯兰精神岂非也可以叫“普世精神”？何况中华、斯拉夫、日本、印度、拉美、非洲等，也都有自己的价值和精神。如果大家都是普世文明，都有普世精神和普世价值，请问还有“普世”吗？所以，普世文明，是不通的。普世价值，是不对的。普世概念，最好不用。那叫什么？共同价值。
《财经》：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都次第辉煌过，后来又都没落了，而西方现代文明从文艺复兴时代直到今天仍然是最有吸引力的。由此看来，西方现代文明或许是最具有世界性的。那么，它的核心竞争力何在？
易中天：西方现代文明，毋庸置疑最具世界性，问题只在为什么。
因为信仰吗？否。无疑，西方文明有宗教的底色和背景，而且是一神教。但西方文明却不能叫“基督教文明”，正如拉美不能叫“天主教文明”，斯拉夫不能叫“东正教文明”。因为在西方世界，宗教和信仰都不是最重要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便明文规定，联邦议会不得立法确立国教，哪怕是信众最多的基督教也不行。像穆斯林那样，孩子一生下来就是穆斯林，这在西方不堪设想。 西方人更在乎什么？自由。事实上，西方国家的政府也好，民众也好，媒体也好，最为着力保护的并不是宗教信仰，而是信仰自由。这个自由，包括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更包括不要信仰、什么都不信、什么教都不入的自由。
因为自由是核心价值。独立、自由、平等三大核心价值，才是西方文明的关键所在。
《财经》：一般认为，西方经济发达科技进步，是因为制度先进、优越、完善。比方说，著作权法和新闻出版法保护了知识产权和言论自由，科技当然进步；合同法和反垄断法保证了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经济当然发达。
易中天：问题是，这些制度为什么能够建立，而且能够实行呢？就因为制度背后有观念的支持，比如“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比如“我坚决反对你的意见，但我宁愿牺牲生命也要捍卫你说出这意见的权利”。这些观念被广为传播，早已深入人心，无论政府官员还是江湖大佬，都不敢顶风作案，冒天下之大不韪。
制度的背后是观念，观念的背后是什么？就是价值。比方说，因为尊重独立，所以要保护隐私；因为崇尚自由，所以要保护言论；因为坚持平等，所以要保护民权。这才有了人权观念、法治意识、创新机制、保障体系，有了自由贸易、公平竞争、权力制衡、舆论监督，有了一系列的观念和制度，而且能够落实和执行。
价值、观念、制度，是一种由里到外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西方现代国家能够勃然兴起后来居上，创造出当今世界最强大、最强势、最强悍的文明，就因为他们把这个逻辑关系弄清了，理顺了，夯实了，建构成浑然一体的东西。
西方现代文明的秘密，昭然若揭。
“文明不冲突，野蛮才冲突”
《财经》：与西方现代文明比起来，中华文明似乎很特别。如果放在世界文明的背景下来考察，中华文明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有哪些独特性呢？
易中天：中华文明是世界主要文明中的一种，也是最特殊的一种。就好比是一个妈生了一群孩子，但长得跟谁都不像。为什么？问上帝。看完36卷就知道了。
从原始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或者从氏族部落过渡到国家，中国没有像希腊人那样炸毁氏族部落模式，而是把氏族部落的模式放大为国家。还不要紧，在西周封建时代没什么问题，那是个好时代。但西周封建制度不能维持。所以到了春秋，就礼坏乐崩了，这是三级封建制度里，最低级的大夫首先开始膨胀了。这个轨迹可以形容为“小鱼吃大鱼”，大夫架空了诸侯。晋国一开始是六家，然后自己兼并为三家，然后三家分晋。
我发明了一个词，“逆发展”。本应是周天下最大，然后是诸侯的国，再后是大夫的家，这秩序就井然了。但下面的大了，把中层干掉了，然后中层又把上面的干掉了。层层取代，然后就成了战国了。变成战国以后就要打出一个老大来，就变成一统天下、家国一体了。
《财经》：在人类文明混沌的初期，各大文明都很相似。可是中华文明在形成国家以后，就和其他文明分道扬镳了。原因是什么？
易中天：分道扬镳可以理解为原因，也可以理解为状态。图腾，在埃及变成神，在罗马变成法，在我们中国变成祖宗，形成了家国一体的体制。巫术，在印度变成了宗教，在希腊变成了科学。但在中国，巫术既没有变成科学，也没有变成宗教，变成了礼乐。
巫术在中国为什么变成了礼乐？现在回答不了。如果要说的话，是文明的意志，是上帝做的试验。当然可以从某些角度讲我们是大陆农耕文明。但是不好讲。因为埃及也是。为什么图腾在埃及变成神，在中国变成祖宗了呢？
但正因为在中国，巫术变成了礼乐，图腾变成了祖宗，所以才有了周代人的家国一体的一整套东西，才有了今天中国的一整套东西，以及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至少这个关系链是明确的。
《财经》：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把世界分为26种不同的文明。你对此有何看法？
易中天：汤因比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不再把世界史看作国别史而是世界史，这是他的创见。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写了40年，后面的东西和前面不一致， 因为在后面研究过程中会发生变化。这是自然的、正常情况。
但汤因比的问题是，他是“西方中心论”者。他尽量客观、公正地评价，但他这个观念与生俱来。这也不完全是骨子里的优越感，是上帝把他放在西方世界了。任何人看世界都以自己为中心画圆圈的，这不是问题，这是必然的。
所以，在汤因比影响下的一批历史学家，对中华问题是看不明白的。中国人看西方世界反倒比西方人看中国更明白。就因为西方现代文明崛起之后，我们中华走下坡路，他们在上升。这种历史方向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乾隆皇帝感觉非常良好。1792年，就在奥斯曼帝国割让克里米亚的同一年，乾隆皇帝完成了他的“不朽著作”《十全记》，炫耀他的十全武功，一直到鸦片战争以后的甲午，打醒了。此时，我们才不得不认真研究西方。
西方很先进，就不会认真研究中国。所以他们看我们看不明白，虽然我们也是站在我们的角度看世界，但我们看得更清楚。因此，要写一部全球视野的中华史，只有中国人才能完成，这是西方人不可能完成的。西方人对中国永远是有隔膜的，但不能说有偏见，说有偏见是不合适的，不一定有主观故意。
《财经》：也就是说，你写作中华史，是受到了汤因比的启发？
易中天：我的中华史，可以跟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互补。他是站在西方立场上的全球视野，我是站在中国立场上的全球视野。他缺这个东西。希望将来还能有一位伊斯兰学者站在伊斯兰立场上以全球视野写一部著作。三大文明加起来才是一部真实完整的世界史。
《财经》：对于三大文明各自的核心特征，你有没有一个概括的看法？
易中天：伊斯兰文明的秘密是政教合一，中华文明的秘密是家国一体，西方国家的秘密是主权在民。 《财经》：你怎么看待文明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当今世界主流的三大文明：中华文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关系？美国学者亨廷顿就主张“文明冲突论”。
易中天：亨廷顿，我不太认同。文明就是文明，怎么会冲突呢？文明不冲突，野蛮才冲突。
我认为文明是液态的，可以交融、可以混杂、可以流动蔓延。
文明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如犹太文明一样，井水不犯河水，像油一样。犹太人就像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油珠子。其他的文明，奶、酒、水，都是可以交融的，怎么叫冲突呢？
文明的冲突背后是利益冲突，以及文化心理的冲突。比如，伊斯兰文明曾经很牛过，当年很强大。我们走下坡路的时候，他们新月东升。西方上升的时候，伊斯兰是失落的。和西方比硬实力、软实力都比不过，还被西方欺负，就引起反弹，伊斯兰极端分子、人肉炸弹都是逼出来的。所以“文明的冲突”是个伪命题。我要补充汤因比，挑战亨廷顿。
如何重建文化的自信？
《财经》：对比西方文明，现在有一些说法经常被提到，比如中国人“信仰缺失”“没有宗教、没有信仰”。宗教和信仰究竟意义何在？
易中天：宗教是以信仰为中心的一整套价值系统、观念体系和行为准则。信仰则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地相信”，比如上帝或真主。这样的存在，不属于自然界，不能靠科学实验来证明；也不属于人类社会，不能靠日常经验来证明。没办法，只能“信仰”。所以德尔图良大主教说，正因为荒谬，我才信仰。
中华文明的确与众不同，没有宗教，也没有信仰。但宗教和信仰非常重要。人类为什么要发明国家，创造文明？目的无非是：安全、自由、身份认同。宗教和信仰，恰恰就能实现这些需求，甚至比国家做得还好。神的保佑和庇护，给人安全感；心灵与上帝或安拉同在，给人自由感；基督徒或佛教徒的名义和名分，实现身份认同。难怪全世界的穆斯林都要誓死捍卫“唯一的真神”和“最后的先知”。非如此，他们不能安身立命；非如此，他们不知此身何属。
《财经》：几千年来中华文明持续演变，其中是否有清晰的轨迹可循？
易中天：从政治制度的角度讲，周分权、秦集权、明专制、清独裁。当中汉唐宋元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它们是集权还不专制，是逐渐从集权走向专制。到明朝就彻底专制了，标志就是皇权至上，完全没有制衡。汉唐宋元宰相是可以驳回皇帝的意见的。明朝就皇帝一个人讲了算，董事长兼总经理。
文化精神方面，商周用眼睛看世界，春秋用脑袋思考世界，汉唐用心胸，宋元是有心无胸，明在裤裆，清在膝盖。时代精神是等而下之，每况愈下。但是有起伏跌宕的，有起伏反弹的，有波动下降的。先秦和汉唐是两个高峰。清代康雍乾盛世，回光返照向上升了一下，然后就下落得更厉害。
《财经》：你所描述的文化精神的变迁，说明了中国人的文化心态“一代不如一代”。尤其是作为精华的部分士人风骨，似乎“一路下跌”。
易中天：在西周分权制度下，有一个名义的天下共主叫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实周天子没有产权，产权只在周国那一小圈。天子以下，诸侯大夫都有自己的领地。对他们名下的土地有产权，对土地上的人们有治权。只有士没有。士就变成了毛，需要附在皮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那时候皮多，可选择的余地大。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是自由的、独立的，也是平等的。
到了秦汉以后，皮剩下了一张。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只能依附在那一张皮上，就开始丧失独立性了。大一统之后，是开始丧失独立性，但是还有一个过程。科举制度是个拐点，但也还没有完全丧失。明代就斯文扫地了。明代的士大夫是可以被拖到午门外公然脱掉衣服打屁股的，叫廷杖，非常惨。
唐代宰相是坐着的，是三公坐而论道；宋代是站着的；清代就是跪着的。当中波澜壮阔、起伏跌宕，士人风骨就是在此过程中一点一点地丢掉的。
《财经》：现在有两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中华文明开始就是优越的，只是中间出了点小差错而已；另一个是中华文明从源头就埋下了落后的基因，和西方现代文明比是劣等文明。前者提倡文化复古主义，后者则被称为“历史虚无主义”。
易中天：这两种说法，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第一种号称有国学、自己很牛，但你为什么落后挨打呢？儒家伦理那一套，孔夫子时代2000多年前都没实现的东西，今天说能实现，那是胡扯。第二种，如果说中华文明一开始就是劣等文明，那怎么会有先秦诸子和汉唐盛世呢？解释不通。
正确的解释应该是：中华文明也确实与众不同，它有自己的特点，这个特点既是优点也是缺点。当年出现先秦诸子和汉唐盛世，是优点起作用的结果。后来走下坡路、落后挨打是缺点起作用的结果。这是个事实。
所以我们需要弄清楚，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中华文明的特点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在前期是优点突出，后期成了缺点突出。这就是我现在要做的事情了。这真的是研究完成之后才能看清楚。
《财经》：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作为两种极端，表现相反，但共通之处却都是对自己的文化、历史没有正确的认识，可以说都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今天的中国应该如何重建自信？
易中天：如果很自信的话，就没必要拿出来说了。真正有钱的人都不摆阔，摆阔的都是暴发户。比方说，北京什么时候自称过“大北京”？但谁敢小看呢？但日本从来都自称“大日本”。自信的人是不需要，不必说自己阔多了，也不会说自己一塌糊涂。这确实是文化不自信。
如何重建呢？只有从头到尾捋一遍，弄清楚来龙去脉。因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回顾、探寻、梳理和重新讲述，任何一种自信都叫做盲目自信。这就是一个照镜子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看作另外一个人，然后完全超功利地、客观地、冷静地去看待，是即是，非即非，该否定的否定，该存疑的存疑，该反思的反思。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建立的自信才是真正的自信。有此自信心，我们便可以坦然面对世界、坦然面对未来、坦然面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