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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从严格意义上说，所谓中国发展模式，是指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市场经济与一党领导的威权政治相结合。中国发展模式的形成有历史的必然性。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走自己的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发展道路的结果。它有可能成为西方模式和苏联模式之外的、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第三种发展模式。
[关键词]中国发展模式 党的领导 社会主义道路政治稳定 民族特性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6-0087-05
随着中国的崛起，特别是中国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的不凡表现，中国发展模式成了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然而，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模式却有许多误读，其主要原因在于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起源认识不清。从严格意义上说，所谓中国发展模式，是指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市场经济与一党领导的威权政治相结合。中国发展模式有两个主要参照系：一个是以美国、西欧为代表的西方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政治相结合；二是苏联模式，其主要特征是计划经济与一党领导下的威权政治相结合。亚洲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中国发展模式的特征。但是当它们实现工业化后，都开始向西方模式演进。然而在中国，很难设想在实现工业化后会实行西方式的宪政民主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发展模式更具典型意义，它有可能成为西方模式和苏联模式之外的、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第三种发展模式。
一、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发展模式的政治前提
同西方模式相比，中国发展模式的最大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威权政治。这是中国发展模式产生与存在的政治前提。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贯彻自己的路线和纲领的结果。可以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有30年的快速发展，也就不会有中国发展模式。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地形成的。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就一步步地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亡国灭种的危机一步步逼近中国。从那时起，无数志士仁人开始寻找救国图存之路并开始向西方学习。然而，无论是改良的还是革命的，所有的办法都失败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宪政改革、辛亥革命……都是想学习西方，然而，西方这个老师不仅不帮助学生，反而总是欺负学生，就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先生老是侵略学生”。严酷的现实迫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将目光转向刚刚取得了革命胜利的俄国。领导辛亥革命并建立了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国的孙中山先生晚年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中国共产党也应运而生。非常值得深思的是，在20世纪初叶，中国一度出现过政党林立、诸子百家争雄的局面，西方各种思潮都涌入中国，仅社会主义流派就有诸如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但是，最终共产主义占了上风，共产党在中国政坛崛起。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时起就以救亡图存为己任。1922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其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共产党虽然奉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且在组织性质上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也是爱国主义者，他们要维护民族的利益，为争取民族独立而奋斗。中国共产党高举反帝的大旗，英勇奋斗，赢得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拥护。在抗日战争中，也正是中华民族处于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浴血奋战，最终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抗战胜利使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威胁得以消除。中国共产党在这场关系民族存亡的大搏斗中表现非凡，深受欢迎。
抗日战争结束之前，中国共产党曾经设想同国民党及其他政党一道建立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各种政党进行合作、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国思路。然而，中共的建议并未得到国民党的响应。随后进行的国共内战，实际上是以冷战为国际背景、代表中国两种发展道路的国共两党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在这场战争中，在硬实力上完全处于劣势的共产党在短短三年多时间内就打败了在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支持下的、硬实力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广大中国人民和各种进步力量的支持，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和它所要走的道路。这个时候的共产党，已经有充分的力量主导中国的政治发展。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建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彻底摆脱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取得了民族独立的地位。此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努力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促进国家统一，另一方面致力于经济社会发展。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家经济发展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虽然遭受过严重挫折，走过弯路，但是也有一定的成绩。改革开放就是在经过十年“文革”大动乱、中国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后，中国共产党所实施的重大战略转折。如果没有此前的探索和经验教训，改革开放政策很难顺利实施。
改革开放，无论是对内改革，还是对外开放，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的。从沿海战略到西部大开发，从允许一部人先富起来到建设和谐社会，从三步走战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是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能够实现持续3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即举国体制分不开的。在这种体制下，有许多行之有效的做法在西方的体制下是不可能做到的。比如对口援藏，中国内地各省市与西藏各地区结成固定的援助与受援关系单位，效果良好。“中国发展模式”、“北京共识”这类词语的出现，表明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发展所取得成就的认可。而此前，国际社会普遍对共产党领导经济发展的能力持怀疑态度。比如，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20世纪末还认为：“在共产党体制下经济是否能够取得发展，是否能够适应21世纪的世界，在这些方面依然留有很大的疑问和不确定性。”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有其合理性。在可预见的未来，还没有哪一个政治力量能够取代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发展模式形成的政治前提和最重要特征，没有这个前提，所谓中国发展模式就无从谈起。这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逻辑。
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发展模式的方 向限定
中国共产党是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所以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就按照既定的纲领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必然要发生的。早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就明确将中国革命分成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并且阐明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这个目标，从未动摇过。
当然，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起初是学习苏联模式。那时，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苏联的制度是最先进的，苏联是社会主义的样板，而且“已经到了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期”。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相信，有了这个最先进的制度，就可以创造出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的经济发展速度。于是就有了“大跃进”、“超英赶美”等现在看来是完全不切实际的想法和做法。甚至到了1975年，四届人大还提出在20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
然而，历史证明，苏联模式是有很大弊端的，特别是在适应经济全球化上，苏联模式是失败的。所以，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这时讲对外开放，主要是对西方的开放，因为并不存在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问题，至少这方面的问题并不突出。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向西方学习，西方在现代化上是先进的。他坦言，“过去，我们很多方面学苏联，是吃了亏的。”
向西方学习，摒弃苏联模式，只是要摒弃苏联模式中不合理、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并不是要摒弃整个社会主义制度。从改革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非常明确地规定了改革的内涵：改革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自我完善。也就是说，改革只是要改掉现存体制中不合理的成分，而不是抛弃现有体制，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体制。正因为这样，在改革初期，与学习西方相比，中国更注重向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学习改革的经验，比如南斯拉夫和匈牙利，重视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中寻找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只是到了苏东剧变之后，随着中国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中国才更加重视向西方学习，因为西方是搞市场经济的样板。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为之进行长期奋斗的成果，这是一个重要的现实国情，也是改革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在分析中国国情时，就将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最重要的一个方面。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相辅相成的，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另搞一套，如果那样，中国共产党就等于否定了自己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说，所谓中国发展模式就是中国共产党所探索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最重要的一个理论成果就是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个理论一方面承认中国已经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现实；另一方面又承认中国“人口多，底子薄”，是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根据“初级阶段论”，在中国这样的国度建设社会主义，首要的任务是快速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的最有效途径是实行市场经济，要搞市场经济，中国就必须对外开放，同时对旧的体制进行改革。但是，中国要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先有社会主义制度，后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服务于社会主义制度；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搞市场经济，否则社会主义就难以立足。这就是中国发展模式的内在逻辑。所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是“改革开放”，一个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早在1979年3月，邓小平就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即使到了苏东剧变后，在西方欢庆“不战而胜”、社会主义已经“大失败”和“历史的终结”之时，中国仍然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已经明确，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也就是说，中国发展模式从它发端时起，就已经限定了其方向——社会主义。这一点对改革开放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出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考虑，中国共产党在向西方学习时，始终抱着极其谨慎的态度，对“西化”、“自由化”、“和平演变”保持高度的警惕。与此同时，在摒弃苏联模式时则显得很不情愿。以对经济体制的定位为例，由“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再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最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过程体现出了对“计划”的特殊情结。
三、维护政治稳定：中国发展模式的重要动力
中国的发展是以现代化为导向的。而国情决定，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对政治稳定有特别的需求。
对所有国家来说，政治稳定都是非常重要的，而政治稳定则需要有效的政府。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他把国家分成两类，即政治稳定的国家和政治动荡的国家。他进而认为，“这两类国家之间的差异比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之间的差异更大。”
现代化必然导致社会的剧烈变动，所以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尤其需要政治稳定。而对中国来说，对政治稳定的需求远远超出一般的国家。这种需求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
中国的最大国情是人口众多。这个人口规模是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的欧美国家无法比拟的。十多亿人口要走向工业化、现代化，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这不仅决定了，任何欧美国家的发展经验，包括苏联的经验，都不可能完全适用于中国，中国必须摸索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还决定了，中国特别需要社会政治稳定，需要秩序和有效治理，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和执政党。有些小国，当国内出现动乱时，可以寻求国际社会或大国的帮助，而且国际社会也有可能提供有效的帮助。而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国际社会恐怕无能为力。更何况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大国也很难提供真心的帮助。
中国人口多，又贫穷，用十三大报告中的说法就是“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于世界后列”，“十亿多人口，八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3252具搞饭吃”。这种国情决定了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极易出现政治动荡。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农民起义，重要原因就是贫穷。“穷则思变”，就要革命。贫穷是革命的土壤，也是政治动乱的温床。中国共产党就是靠领导工人、农民革命而崛起的， 所以深知贫穷对政治稳定的危害。如果贫穷有“不均”做催化剂，就更加危险。中国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就是以“均贫富”为旗号的。现代化往往伴随着利益的重新分配，很容易造成“不均”。所以，要想避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被政治动乱阻断，就需要维护政治稳定，需要有效的政府。
中国的另一个重要国情是，封建社会的历史特别长，封建制度和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在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是封建割据以及由此引起的内战和内乱。到了近现代，特别是辛亥革命后，中国一度陷入军阀混战。这不仅导致民不聊生，而且还破坏了国家发展经济的社会政治环境，甚至还给外敌入侵造成了可乘之机。所以，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防止封建割剧、维护政治稳定尤为重要。
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在考察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后得出结论：中国遭受内战和内乱之苦远胜于外敌入侵。这些内战和内乱的起因，或农民起义，或革命运动，或军阀割据，或统治者内部的政治斗争，但最终都可以归结为缺乏有效的政府。而中国共产党则提供了有效政府。正如亨廷顿所说：“20世纪中期最突出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1949年中国在经过百年的动乱后首次建立了一个真正能治理中国的政府。”
当然，中国共产党在维护政治稳定上也出现过失误，那就是“文革”十年动乱。也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十分重视政治稳定和安定团结。邓小平强调：“中国不能乱哄哄的，只有在安定团结的局面下搞建设才有出路”，“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更是强调：“中国最关键的问题是稳定，中国乱不得。中国乱起来，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不仅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问题，会影响整个世界。中国一乱，将出现内战局面，难民往外跑，周围国家都要受影响。”
中国的现代化和改革开放需要政治稳定，而政治稳定需要有效的政府。就现实来看，只有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提供有效的政府。这也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逻辑。
四、中国的民族特性：中国发展模式的文化基础
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民族，自强自立自信是中华民族的最重要特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古就是中国人的座右铭。要自强，就需要自立。做某一强者的附庸，肯定不会自强。要自强、自立，就需要自信。可以想象，一个民族如果不自信，是不可能创造出博大精深并传承数千年的文明的。毛泽东的话比较生动地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强自立自信的品格：“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面对1989年政治风波后西方施加的巨大政治压力，邓小平强调要有“国格”，他对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
当然，有些时候，中国自信得过了头以至于明显地“自大自负”。典型的事例就是1793年乾隆皇帝赶走来觐见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甚至到了鸦片战争后，面对欧美列强的坚船利炮，中国人还表现出对这些西洋文明的轻视，称之为“淫技”。
自鸦片战争始的一次次列强入侵，重挫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以至于仁人志士们提出中国要放下“中央帝国”的架子向西方学习。历史上，中国虽然经常遭到周边民族的入侵和征服，但最终结果都是，中国用自己博大精深的文化将征服者同化。正如费正清所说：“不管是文明的什么组成部分——民族或文化特征——只要一进入中国，它们就都并入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活方式，受其大地和大地利用方式的哺育、制约与限制。”甚至如罗素所说：在被征服之后，“中国文明未经变化地保存了下来；几代人之后，征服者比中国人还中国人”。然而，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以往征服与同化的历史再也不能重演了。中国人认识到，西方文化完全不同于过去中国周边民族的农牧文化，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工业文明。这种工业文明正在以不可抗拒之势征服整个世界。正如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中所说：“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之一大变局也。”要想免遭被西方列强征服的命运，唯一的办法是学习西方，通过学习西方来实现自强，维护自立，进而恢复自信。
然而，即使到了这时，中国人仍然未摒弃自强自立自信的品格。那些主张学习西方的精英们仍然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不是全盘西化。学习西方是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不是就变成“夷”。这一点与日本形成了鲜明对照。日本明治维新后，很快就“脱亚入欧”，向西方学习的态度比中国要彻底得多，速度也快得多。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民族特性成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沉重包袱，最终在现代化之路上被一度是自己学生的日本所超越，而且由于这种被超越险些亡国灭种。
中国共产党人完全继承了中华民族自强自立自信的品格。在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时，中国共产党并不是简单照搬外国的经验和模式。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时，根据中国国情，创造性地运用苏联的经验，以农村包围城市，而不是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搞中心城市暴动。当然，他也是吸取了其他中共最高领导人简单照搬苏联经验的教训。毛泽东坚持的一个理念就是“洋为中用”。外国的经验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探索中国发展道路时，毛泽东虽然学习了苏联的模式，但也不是简单照搬，而是在很多方面都考虑了中国的国情。
邓小平在探索中国发展道路时，也是强调中国特色。在启动改革开放不久，他就提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一直强调独立自主。这也与中国的民族特性相关。中国革命的历史表明，每当中国共产党失去独立自主性时，就遭受挫折和失败。陈独秀、王明时期就是这样。毛泽东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不听命于共产国际的指挥，而是依据中国国情独立自主地作出决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不仅在外交上强调独立自主，而且在经济建设上也寻求独立自主。这也是后来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强调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的同时，又特别强调独立自主。“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正是在独立自主原则的指导下，中国抵制住了国际上的各种压力和诱惑，始终走自己的路，从自己的国情出发，探索自己的发展模式。中国没有像苏联、俄罗斯那样盲目地引进“休克疗法”，没有按西方所希望的那样搞急剧的私有化改革和宪政民主改革，也没有像日本那样接受美欧施加的金融改革压力，而是坚持自己既定的路线和发展战略。
总之，中国的民族特性虽然曾经导致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行动迟缓，但是却构成了中国发展模式形成的重要根源。如果没有这种民族特征，中国也许早就会像日本那样走上了“脱亚入欧”之路，甚至被“西化”大潮淹没。如此，也就不会有什么中国模式了。中国的民族特性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对自己所走的道路和采取的发展模式高度自信的文化基础。
[责任编辑：文 慧]
[关键词]中国发展模式 党的领导 社会主义道路政治稳定 民族特性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6-0087-05
随着中国的崛起，特别是中国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的不凡表现，中国发展模式成了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然而，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模式却有许多误读，其主要原因在于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起源认识不清。从严格意义上说，所谓中国发展模式，是指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市场经济与一党领导的威权政治相结合。中国发展模式有两个主要参照系：一个是以美国、西欧为代表的西方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政治相结合；二是苏联模式，其主要特征是计划经济与一党领导下的威权政治相结合。亚洲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中国发展模式的特征。但是当它们实现工业化后，都开始向西方模式演进。然而在中国，很难设想在实现工业化后会实行西方式的宪政民主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发展模式更具典型意义，它有可能成为西方模式和苏联模式之外的、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第三种发展模式。
一、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发展模式的政治前提
同西方模式相比，中国发展模式的最大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威权政治。这是中国发展模式产生与存在的政治前提。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贯彻自己的路线和纲领的结果。可以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有30年的快速发展，也就不会有中国发展模式。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地形成的。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就一步步地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亡国灭种的危机一步步逼近中国。从那时起，无数志士仁人开始寻找救国图存之路并开始向西方学习。然而，无论是改良的还是革命的，所有的办法都失败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宪政改革、辛亥革命……都是想学习西方，然而，西方这个老师不仅不帮助学生，反而总是欺负学生，就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先生老是侵略学生”。严酷的现实迫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将目光转向刚刚取得了革命胜利的俄国。领导辛亥革命并建立了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国的孙中山先生晚年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中国共产党也应运而生。非常值得深思的是，在20世纪初叶，中国一度出现过政党林立、诸子百家争雄的局面，西方各种思潮都涌入中国，仅社会主义流派就有诸如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但是，最终共产主义占了上风，共产党在中国政坛崛起。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时起就以救亡图存为己任。1922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其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共产党虽然奉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且在组织性质上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也是爱国主义者，他们要维护民族的利益，为争取民族独立而奋斗。中国共产党高举反帝的大旗，英勇奋斗，赢得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拥护。在抗日战争中，也正是中华民族处于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浴血奋战，最终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抗战胜利使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威胁得以消除。中国共产党在这场关系民族存亡的大搏斗中表现非凡，深受欢迎。
抗日战争结束之前，中国共产党曾经设想同国民党及其他政党一道建立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各种政党进行合作、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国思路。然而，中共的建议并未得到国民党的响应。随后进行的国共内战，实际上是以冷战为国际背景、代表中国两种发展道路的国共两党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在这场战争中，在硬实力上完全处于劣势的共产党在短短三年多时间内就打败了在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支持下的、硬实力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广大中国人民和各种进步力量的支持，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和它所要走的道路。这个时候的共产党，已经有充分的力量主导中国的政治发展。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建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彻底摆脱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取得了民族独立的地位。此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努力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促进国家统一，另一方面致力于经济社会发展。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家经济发展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虽然遭受过严重挫折，走过弯路，但是也有一定的成绩。改革开放就是在经过十年“文革”大动乱、中国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后，中国共产党所实施的重大战略转折。如果没有此前的探索和经验教训，改革开放政策很难顺利实施。
改革开放，无论是对内改革，还是对外开放，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的。从沿海战略到西部大开发，从允许一部人先富起来到建设和谐社会，从三步走战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是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能够实现持续3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即举国体制分不开的。在这种体制下，有许多行之有效的做法在西方的体制下是不可能做到的。比如对口援藏，中国内地各省市与西藏各地区结成固定的援助与受援关系单位，效果良好。“中国发展模式”、“北京共识”这类词语的出现，表明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发展所取得成就的认可。而此前，国际社会普遍对共产党领导经济发展的能力持怀疑态度。比如，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20世纪末还认为：“在共产党体制下经济是否能够取得发展，是否能够适应21世纪的世界，在这些方面依然留有很大的疑问和不确定性。”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有其合理性。在可预见的未来，还没有哪一个政治力量能够取代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发展模式形成的政治前提和最重要特征，没有这个前提，所谓中国发展模式就无从谈起。这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逻辑。
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发展模式的方 向限定
中国共产党是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所以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就按照既定的纲领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必然要发生的。早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就明确将中国革命分成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并且阐明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这个目标，从未动摇过。
当然，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起初是学习苏联模式。那时，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苏联的制度是最先进的，苏联是社会主义的样板，而且“已经到了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期”。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相信，有了这个最先进的制度，就可以创造出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的经济发展速度。于是就有了“大跃进”、“超英赶美”等现在看来是完全不切实际的想法和做法。甚至到了1975年，四届人大还提出在20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
然而，历史证明，苏联模式是有很大弊端的，特别是在适应经济全球化上，苏联模式是失败的。所以，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这时讲对外开放，主要是对西方的开放，因为并不存在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问题，至少这方面的问题并不突出。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向西方学习，西方在现代化上是先进的。他坦言，“过去，我们很多方面学苏联，是吃了亏的。”
向西方学习，摒弃苏联模式，只是要摒弃苏联模式中不合理、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并不是要摒弃整个社会主义制度。从改革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非常明确地规定了改革的内涵：改革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自我完善。也就是说，改革只是要改掉现存体制中不合理的成分，而不是抛弃现有体制，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体制。正因为这样，在改革初期，与学习西方相比，中国更注重向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学习改革的经验，比如南斯拉夫和匈牙利，重视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中寻找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只是到了苏东剧变之后，随着中国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中国才更加重视向西方学习，因为西方是搞市场经济的样板。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为之进行长期奋斗的成果，这是一个重要的现实国情，也是改革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在分析中国国情时，就将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最重要的一个方面。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相辅相成的，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另搞一套，如果那样，中国共产党就等于否定了自己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说，所谓中国发展模式就是中国共产党所探索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最重要的一个理论成果就是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个理论一方面承认中国已经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现实；另一方面又承认中国“人口多，底子薄”，是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根据“初级阶段论”，在中国这样的国度建设社会主义，首要的任务是快速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的最有效途径是实行市场经济，要搞市场经济，中国就必须对外开放，同时对旧的体制进行改革。但是，中国要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先有社会主义制度，后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服务于社会主义制度；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搞市场经济，否则社会主义就难以立足。这就是中国发展模式的内在逻辑。所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是“改革开放”，一个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早在1979年3月，邓小平就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即使到了苏东剧变后，在西方欢庆“不战而胜”、社会主义已经“大失败”和“历史的终结”之时，中国仍然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已经明确，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也就是说，中国发展模式从它发端时起，就已经限定了其方向——社会主义。这一点对改革开放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出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考虑，中国共产党在向西方学习时，始终抱着极其谨慎的态度，对“西化”、“自由化”、“和平演变”保持高度的警惕。与此同时，在摒弃苏联模式时则显得很不情愿。以对经济体制的定位为例，由“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再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最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过程体现出了对“计划”的特殊情结。
三、维护政治稳定：中国发展模式的重要动力
中国的发展是以现代化为导向的。而国情决定，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对政治稳定有特别的需求。
对所有国家来说，政治稳定都是非常重要的，而政治稳定则需要有效的政府。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他把国家分成两类，即政治稳定的国家和政治动荡的国家。他进而认为，“这两类国家之间的差异比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之间的差异更大。”
现代化必然导致社会的剧烈变动，所以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尤其需要政治稳定。而对中国来说，对政治稳定的需求远远超出一般的国家。这种需求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
中国的最大国情是人口众多。这个人口规模是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的欧美国家无法比拟的。十多亿人口要走向工业化、现代化，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这不仅决定了，任何欧美国家的发展经验，包括苏联的经验，都不可能完全适用于中国，中国必须摸索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还决定了，中国特别需要社会政治稳定，需要秩序和有效治理，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和执政党。有些小国，当国内出现动乱时，可以寻求国际社会或大国的帮助，而且国际社会也有可能提供有效的帮助。而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国际社会恐怕无能为力。更何况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大国也很难提供真心的帮助。
中国人口多，又贫穷，用十三大报告中的说法就是“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于世界后列”，“十亿多人口，八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3252具搞饭吃”。这种国情决定了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极易出现政治动荡。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农民起义，重要原因就是贫穷。“穷则思变”，就要革命。贫穷是革命的土壤，也是政治动乱的温床。中国共产党就是靠领导工人、农民革命而崛起的， 所以深知贫穷对政治稳定的危害。如果贫穷有“不均”做催化剂，就更加危险。中国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就是以“均贫富”为旗号的。现代化往往伴随着利益的重新分配，很容易造成“不均”。所以，要想避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被政治动乱阻断，就需要维护政治稳定，需要有效的政府。
中国的另一个重要国情是，封建社会的历史特别长，封建制度和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在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是封建割据以及由此引起的内战和内乱。到了近现代，特别是辛亥革命后，中国一度陷入军阀混战。这不仅导致民不聊生，而且还破坏了国家发展经济的社会政治环境，甚至还给外敌入侵造成了可乘之机。所以，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防止封建割剧、维护政治稳定尤为重要。
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在考察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后得出结论：中国遭受内战和内乱之苦远胜于外敌入侵。这些内战和内乱的起因，或农民起义，或革命运动，或军阀割据，或统治者内部的政治斗争，但最终都可以归结为缺乏有效的政府。而中国共产党则提供了有效政府。正如亨廷顿所说：“20世纪中期最突出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1949年中国在经过百年的动乱后首次建立了一个真正能治理中国的政府。”
当然，中国共产党在维护政治稳定上也出现过失误，那就是“文革”十年动乱。也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十分重视政治稳定和安定团结。邓小平强调：“中国不能乱哄哄的，只有在安定团结的局面下搞建设才有出路”，“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更是强调：“中国最关键的问题是稳定，中国乱不得。中国乱起来，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不仅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问题，会影响整个世界。中国一乱，将出现内战局面，难民往外跑，周围国家都要受影响。”
中国的现代化和改革开放需要政治稳定，而政治稳定需要有效的政府。就现实来看，只有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提供有效的政府。这也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逻辑。
四、中国的民族特性：中国发展模式的文化基础
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民族，自强自立自信是中华民族的最重要特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古就是中国人的座右铭。要自强，就需要自立。做某一强者的附庸，肯定不会自强。要自强、自立，就需要自信。可以想象，一个民族如果不自信，是不可能创造出博大精深并传承数千年的文明的。毛泽东的话比较生动地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强自立自信的品格：“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面对1989年政治风波后西方施加的巨大政治压力，邓小平强调要有“国格”，他对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
当然，有些时候，中国自信得过了头以至于明显地“自大自负”。典型的事例就是1793年乾隆皇帝赶走来觐见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甚至到了鸦片战争后，面对欧美列强的坚船利炮，中国人还表现出对这些西洋文明的轻视，称之为“淫技”。
自鸦片战争始的一次次列强入侵，重挫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以至于仁人志士们提出中国要放下“中央帝国”的架子向西方学习。历史上，中国虽然经常遭到周边民族的入侵和征服，但最终结果都是，中国用自己博大精深的文化将征服者同化。正如费正清所说：“不管是文明的什么组成部分——民族或文化特征——只要一进入中国，它们就都并入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活方式，受其大地和大地利用方式的哺育、制约与限制。”甚至如罗素所说：在被征服之后，“中国文明未经变化地保存了下来；几代人之后，征服者比中国人还中国人”。然而，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以往征服与同化的历史再也不能重演了。中国人认识到，西方文化完全不同于过去中国周边民族的农牧文化，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工业文明。这种工业文明正在以不可抗拒之势征服整个世界。正如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中所说：“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之一大变局也。”要想免遭被西方列强征服的命运，唯一的办法是学习西方，通过学习西方来实现自强，维护自立，进而恢复自信。
然而，即使到了这时，中国人仍然未摒弃自强自立自信的品格。那些主张学习西方的精英们仍然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不是全盘西化。学习西方是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不是就变成“夷”。这一点与日本形成了鲜明对照。日本明治维新后，很快就“脱亚入欧”，向西方学习的态度比中国要彻底得多，速度也快得多。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民族特性成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沉重包袱，最终在现代化之路上被一度是自己学生的日本所超越，而且由于这种被超越险些亡国灭种。
中国共产党人完全继承了中华民族自强自立自信的品格。在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时，中国共产党并不是简单照搬外国的经验和模式。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时，根据中国国情，创造性地运用苏联的经验，以农村包围城市，而不是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搞中心城市暴动。当然，他也是吸取了其他中共最高领导人简单照搬苏联经验的教训。毛泽东坚持的一个理念就是“洋为中用”。外国的经验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探索中国发展道路时，毛泽东虽然学习了苏联的模式，但也不是简单照搬，而是在很多方面都考虑了中国的国情。
邓小平在探索中国发展道路时，也是强调中国特色。在启动改革开放不久，他就提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一直强调独立自主。这也与中国的民族特性相关。中国革命的历史表明，每当中国共产党失去独立自主性时，就遭受挫折和失败。陈独秀、王明时期就是这样。毛泽东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不听命于共产国际的指挥，而是依据中国国情独立自主地作出决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不仅在外交上强调独立自主，而且在经济建设上也寻求独立自主。这也是后来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强调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的同时，又特别强调独立自主。“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正是在独立自主原则的指导下，中国抵制住了国际上的各种压力和诱惑，始终走自己的路，从自己的国情出发，探索自己的发展模式。中国没有像苏联、俄罗斯那样盲目地引进“休克疗法”，没有按西方所希望的那样搞急剧的私有化改革和宪政民主改革，也没有像日本那样接受美欧施加的金融改革压力，而是坚持自己既定的路线和发展战略。
总之，中国的民族特性虽然曾经导致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行动迟缓，但是却构成了中国发展模式形成的重要根源。如果没有这种民族特征，中国也许早就会像日本那样走上了“脱亚入欧”之路，甚至被“西化”大潮淹没。如此，也就不会有什么中国模式了。中国的民族特性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对自己所走的道路和采取的发展模式高度自信的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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