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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文联主持编纂《四川民间文化大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是四川传承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次具体实践，也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系统性的文化工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四川民间文化大典》的编纂出版，彰显了四川民间文化丰厚深沉的底蕴，充分反映了巴蜀人民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里所创造的光彩夺目的物质形态和精神风貌。具体来说，《四川民间文化大典》展示了四川地域内，各个民族的人民的历史渊源、生活习俗、生产方式、心理特点及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群体特征、宗教信仰等以及以上述诸多内容为内核的文化艺术形态。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民间文化的发展有历史的继承性;在阶级社会中，又具有阶级性，同时也具有民族性、地域性。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民间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同时又给予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以巨大的影响。
《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撑。文化的根则深植于民族的生活世界里，和人民的生存实践紧密相连;而四川的民族民间文化更是数千年间生活在广袤的巴蜀大地上的各族民众共同创造的。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需要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需要先进的精神文明。推进这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是我国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由之路;而传承与发展民族民间文化，则无疑将助力于对这条必由之路的拓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精神、情感的重要载体之一，是各民族民俗风情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精神财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保护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独特的个性，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当前相当严肃、现实的一个问题。
自先秦时期蜀国、巴国开创具有独特地域特色的巴蜀文化以来，四川各族人民从最早的文明一点一滴积累、延续和传承下来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遗产。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四川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对全省的民间文化资源中的重点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进行了抢救性的保护，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全省仍有大量的民间文化资源分散于各个地区的乡村野地，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状态。其中，相当一部分民间文化资源已经毁损或正在消失。如何把这部分民间文化资源保护、传承（主要是记录）下来，是四川建设文化强省和全省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四川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文化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四川四面环山，既是独立的地理单元，也是独特的文化单元。清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六中写道：“四川介在西偏，重山叠岭，深溪大川，环织境内，自相藩篱。且渝、夔东出，则据吴楚之上游;利、阆北顾，则连褒斜之要道;威、茂、黎、雅足控西番，马、湖、叙、泸以扼南僰，自昔称险塞焉。秦人并巴蜀，益以富强。汉开西南夷，边壤益斥……盖东南噤领，尝在巴蜀矣。”四川历来是全国统一战争的大后方和出发地。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之所以迁都重庆，就是看中四川这种以山川之险可凭恃而地沃民殷、钟灵毓秀、人文璀璨的优势。
千百年来，四川各族人民创造和传承了五彩缤纷的民族民间文化。它属于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四川民间文化的形成、发展及演变，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四川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考古发掘证明，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呈现出“满天星斗”式的多元化特点。在这“满天星斗”中，巴蜀地区应该属于最大最亮的一批“星斗”之一。四川的史前时代发轫于200万年以前，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和地质学年代上的更新世早期。在四川地域内，以巫山人、资阳人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古人类遗址多达200余处。他们创造的四川地区的原始文明，与黄河、长江及其他地区的原始文明交相辉映，构成中华文明起源的曙光。
第二，四川是巴蜀文化的发祥地和汇聚地。巴蜀文化是我国古代五大地域文化之一，是先秦时期居住或活动于巴蜀地区的人民在该地区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称。巴蜀文化按古代族属和国别，又分为巴文化和蜀文化。我们现在所讲的是广义的巴蜀文化，即从古巴国、蜀国以来巴蜀人民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称，其中民间文化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第三，四川是我国西南地区民族诞生的摇篮。四川是多民族的省份，各民族源远流长，对祖国的缔造均作出了自己卓越的贡献。先秦时期，巴蜀尚未融入华夏，基本上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除巴、蜀之外，尚有近二十个少数民族。秦汉以来，中原人大量进入四川，大的移民活动就有七次之多。他们逐渐与土著居民融合，从而形成四川地区的主体民族——汉族;但是，四川盆地东、西侧，却一直是少数民族的传统聚居区，迄今没有多大改变。现在除汉族外，四川有14个世居少数民族。
第四，四川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之一。在先秦至两汉时期，四川与中原是巫鬼（仙）之风最盛的两个地区，其鬼魂（仙）信仰丰富精彩，诚如李白《登峨眉山》诗所吟：“蜀国多仙山……”东汉末年，张陵、张衡、张鲁祖孙仨，在成都大邑县鹤鸣山以鬼立教，创立和传播五斗米道（亦称天师道，后称正一道）。五斗米道的二十四个传道教区，即“二十四治”，绝大部分分布在今四川境内。魏晋以后，道教逐渐上层化，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但巴蜀民间仍流行“通俗道教”——它后来成为中国民间信仰的主干。
第五，四川自战国以来，以文教昌盛、经济繁荣、科技发达、社会稳定而享誉海内。入汉后，“蜀学比于齐鲁”。汉末，成都平原被视为“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唐代则有“扬一益二”之说。其时，剑南三川成为“宰相回翔之地”。宋代蜀学曾力阻理学，与濂、洛、关学相颉颃，成为反理学的中坚。其时，蜀中史学更引领全国，有“宋一代之史学实在蜀”之谓。自汉至今，两千年间人文科学的不少大师级人物从蜀川走出，汉代有扬雄、司马相如，唐宋有陈子昂、李白、苏轼，明清有杨升庵、张鹏翮、张问陶、李调元;近现代有郭沫若、张大千、巴金。四川在科学技术上，古有太初历、浑天仪、《天文图》《地理图》、大衍求一术的世界性成就;在工程技术上，都江堰和盐井、气井的开发，叠梁拱桥、卓筒井、燊海井皆首创;在商品贸易上，则有邛瓷、楮纸、蜀刻、交子的发明。这些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上的伟绩，都植根于巴蜀历史文化的丰厚沃土，且大多渊源于民间。如临邛火井（天然气井）与井盐的开发，受当地百姓“以竹木投以取火”的启迪;雕版印刷术的起步，当归功于西川刻印历书的民间书坊;交子的推出是源自成都十六家商户的“制楮为券”。西汉太初历和浑天仪的发明者落下闳，则是从阆中走進长安的民间科学家;写《老子指归》、被常璩称为“道书之宗”的严君平，一直在成都卖卜为业;严君平和张霸、杨宣、杨厚、董扶、折像、任安、杜抚等，还开私塾授徒，门下各有徒数百乃至上千人，为当时教化一方的乡贤、民间学者。 第六，四川历史上形成许多文化世家、学术世家、科技精英群落、能工巧匠群落。宋代有眉山“三苏”世家（苏洵、苏轼、苏辙及苏过）、华阳“三范”（范镇、范祖禹、范冲）、阆中“三陈”（陈尧叟、陈尧佐、陈尧咨）、井研“四李”（李舜臣、李心传、李道传、李性传）等。近现代有成都李氏（李璠、李镛、李尧棠即巴金）、成都双流刘氏（刘沅、刘松文、刘梖文、刘桂文、刘咸焌、刘咸荥、刘咸燡、刘咸炘、刘东父、刘伯谷、刘奇晋）、自贡龚（扇）氏（龚爵五、龚玉璋、龚长荣、龚长生、龚道勇、龚菊芬、龚倩、龚瑶妤、龚平）等。他们以博大精深的历史积淀、诗书自华的精神风采、薪接火续的文化传承，在巴蜀大地上鼓动起无数城乡士绅、文人学子、艺人技工和广大民众共同发力，使四川民间文化呈现出花团锦簇而又别具一格的面貌。
第七，四川虽四面环山，自古以来却物流通畅，蜀道四通八达。陆上有北接中原大地的金牛道、阴平道、米仓道、荔枝道，南有西南丝绸之路，包括川藏茶马古道;水上则有以长江为骨干的川江水道等。这些道路的凿通和维护者，则是几千年间风尘仆仆穿行跋涉于群山激流之间的民间商队马帮和架桥修路的工匠及乡民。曾经“扬一益二”的地位，“天府之国”的美名，没有民间商贸的支撑，没有商贾匠人的付出，便断难成势出彩。西汉武帝的使者张骞出使西域，在“去汉万二千里”的大夏（今阿富汗）看见蜀物——邛竹杖、蜀布，大为惊讶。今人在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发现汉代蜀锦护臂（1995年10月发现，现为国家一级文物。其上织汉隶：“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更令学界倾倒。汉代代表中国走向世界的，不仅仅是产自巴蜀的邛竹杖、蜀布、蜀锦，更重要的是巴蜀普通的商贩工匠，包括巴蜀广大民众具有的勤劳勇敢、乐观开放、坚忍不拔的开拓精神。恩格斯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是在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经济关系“具有决定意义”;“在经济关系中还包括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包括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9页、648页）。数千年来，四川人民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创造和传承着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包括自己的民间文化。《四川民间文化大典》表现的，正是散溢着泥土馥香和传统韵味的四川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包括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内容。它将四川民间文化划分为民间习俗、民间文学、民间演艺、民间美术、民间工艺、民间餐饮、民间建筑、民间科技、民间游艺、民间文化遗存十编予以全面展示，既具经验性、史料性、实用性，又有知识性、学术性、科学性，多元包容，蔚为一体，称做大典，名实相副。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2016年11月30日）上的讲话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习总书记讲的文化，即中国文化或中华民族文化。它包含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两大部分。前者亦可称为精英文化、学术文化、雅文化，后者则属民间文化、通俗文化。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主流文化的主干是儒、释、道;民间文化则很庞杂，大体上讲，可划分为民俗、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三大部分。五四以来直至今天，学术界对文化研究的力量主要投放在主流文化上，而对非主流文化的民间文化，虽有关注，但投放力量却相对较少。在民间文化的整理、研究方面，能够引以自豪、可与《儒藏》《佛藏》《道藏》三大工程相媲美者，大慨只有20世纪80年代全国搜集整理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至于作为非主流文化工具书辞典编纂，迄今尽管有少量分类或分科辞典（如《中国风俗大辞典》《中國民间文学大辞典》《中国神话大辞典》《中国民间艺术大辞典》）先后出版，却没有一部总揽中国民间文化各门类、各子目并给予科学解释的综合性民间文化辞典。这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继而增进全体国民的文化自信，应该是一个缺陷。现在，四川民间文化工作者（包括研究者）在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的关怀下，在四川省文联党组的直接领导下，终于成功编纂出这部具有开拓性的民间文化大典。虽说它还只是区域性的，但仍是一件值得特别庆贺的事情。
《四川民间文化大典》的出版面世，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一段讲话：“实践充分证明，广大文艺工作者心怀祖国人民、响应时代召唤、追求艺术理想，是一支有智慧有才情、敢担当敢创新、可信赖可依靠的队伍。”我们相信，《四川民间文化大典》必将为世所重，能够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作者：中共四川省文联党组书记
四川省文联常务副主席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四川民间文化大典》的编纂出版，彰显了四川民间文化丰厚深沉的底蕴，充分反映了巴蜀人民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里所创造的光彩夺目的物质形态和精神风貌。具体来说，《四川民间文化大典》展示了四川地域内，各个民族的人民的历史渊源、生活习俗、生产方式、心理特点及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群体特征、宗教信仰等以及以上述诸多内容为内核的文化艺术形态。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民间文化的发展有历史的继承性;在阶级社会中，又具有阶级性，同时也具有民族性、地域性。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民间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同时又给予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以巨大的影响。
《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撑。文化的根则深植于民族的生活世界里，和人民的生存实践紧密相连;而四川的民族民间文化更是数千年间生活在广袤的巴蜀大地上的各族民众共同创造的。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需要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需要先进的精神文明。推进这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是我国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由之路;而传承与发展民族民间文化，则无疑将助力于对这条必由之路的拓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精神、情感的重要载体之一，是各民族民俗风情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精神财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保护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独特的个性，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当前相当严肃、现实的一个问题。
自先秦时期蜀国、巴国开创具有独特地域特色的巴蜀文化以来，四川各族人民从最早的文明一点一滴积累、延续和传承下来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遗产。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四川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对全省的民间文化资源中的重点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进行了抢救性的保护，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全省仍有大量的民间文化资源分散于各个地区的乡村野地，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状态。其中，相当一部分民间文化资源已经毁损或正在消失。如何把这部分民间文化资源保护、传承（主要是记录）下来，是四川建设文化强省和全省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四川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文化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四川四面环山，既是独立的地理单元，也是独特的文化单元。清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六中写道：“四川介在西偏，重山叠岭，深溪大川，环织境内，自相藩篱。且渝、夔东出，则据吴楚之上游;利、阆北顾，则连褒斜之要道;威、茂、黎、雅足控西番，马、湖、叙、泸以扼南僰，自昔称险塞焉。秦人并巴蜀，益以富强。汉开西南夷，边壤益斥……盖东南噤领，尝在巴蜀矣。”四川历来是全国统一战争的大后方和出发地。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之所以迁都重庆，就是看中四川这种以山川之险可凭恃而地沃民殷、钟灵毓秀、人文璀璨的优势。
千百年来，四川各族人民创造和传承了五彩缤纷的民族民间文化。它属于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四川民间文化的形成、发展及演变，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四川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考古发掘证明，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呈现出“满天星斗”式的多元化特点。在这“满天星斗”中，巴蜀地区应该属于最大最亮的一批“星斗”之一。四川的史前时代发轫于200万年以前，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和地质学年代上的更新世早期。在四川地域内，以巫山人、资阳人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古人类遗址多达200余处。他们创造的四川地区的原始文明，与黄河、长江及其他地区的原始文明交相辉映，构成中华文明起源的曙光。
第二，四川是巴蜀文化的发祥地和汇聚地。巴蜀文化是我国古代五大地域文化之一，是先秦时期居住或活动于巴蜀地区的人民在该地区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称。巴蜀文化按古代族属和国别，又分为巴文化和蜀文化。我们现在所讲的是广义的巴蜀文化，即从古巴国、蜀国以来巴蜀人民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称，其中民间文化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第三，四川是我国西南地区民族诞生的摇篮。四川是多民族的省份，各民族源远流长，对祖国的缔造均作出了自己卓越的贡献。先秦时期，巴蜀尚未融入华夏，基本上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除巴、蜀之外，尚有近二十个少数民族。秦汉以来，中原人大量进入四川，大的移民活动就有七次之多。他们逐渐与土著居民融合，从而形成四川地区的主体民族——汉族;但是，四川盆地东、西侧，却一直是少数民族的传统聚居区，迄今没有多大改变。现在除汉族外，四川有14个世居少数民族。
第四，四川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之一。在先秦至两汉时期，四川与中原是巫鬼（仙）之风最盛的两个地区，其鬼魂（仙）信仰丰富精彩，诚如李白《登峨眉山》诗所吟：“蜀国多仙山……”东汉末年，张陵、张衡、张鲁祖孙仨，在成都大邑县鹤鸣山以鬼立教，创立和传播五斗米道（亦称天师道，后称正一道）。五斗米道的二十四个传道教区，即“二十四治”，绝大部分分布在今四川境内。魏晋以后，道教逐渐上层化，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但巴蜀民间仍流行“通俗道教”——它后来成为中国民间信仰的主干。
第五，四川自战国以来，以文教昌盛、经济繁荣、科技发达、社会稳定而享誉海内。入汉后，“蜀学比于齐鲁”。汉末，成都平原被视为“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唐代则有“扬一益二”之说。其时，剑南三川成为“宰相回翔之地”。宋代蜀学曾力阻理学，与濂、洛、关学相颉颃，成为反理学的中坚。其时，蜀中史学更引领全国，有“宋一代之史学实在蜀”之谓。自汉至今，两千年间人文科学的不少大师级人物从蜀川走出，汉代有扬雄、司马相如，唐宋有陈子昂、李白、苏轼，明清有杨升庵、张鹏翮、张问陶、李调元;近现代有郭沫若、张大千、巴金。四川在科学技术上，古有太初历、浑天仪、《天文图》《地理图》、大衍求一术的世界性成就;在工程技术上，都江堰和盐井、气井的开发，叠梁拱桥、卓筒井、燊海井皆首创;在商品贸易上，则有邛瓷、楮纸、蜀刻、交子的发明。这些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上的伟绩，都植根于巴蜀历史文化的丰厚沃土，且大多渊源于民间。如临邛火井（天然气井）与井盐的开发，受当地百姓“以竹木投以取火”的启迪;雕版印刷术的起步，当归功于西川刻印历书的民间书坊;交子的推出是源自成都十六家商户的“制楮为券”。西汉太初历和浑天仪的发明者落下闳，则是从阆中走進长安的民间科学家;写《老子指归》、被常璩称为“道书之宗”的严君平，一直在成都卖卜为业;严君平和张霸、杨宣、杨厚、董扶、折像、任安、杜抚等，还开私塾授徒，门下各有徒数百乃至上千人，为当时教化一方的乡贤、民间学者。 第六，四川历史上形成许多文化世家、学术世家、科技精英群落、能工巧匠群落。宋代有眉山“三苏”世家（苏洵、苏轼、苏辙及苏过）、华阳“三范”（范镇、范祖禹、范冲）、阆中“三陈”（陈尧叟、陈尧佐、陈尧咨）、井研“四李”（李舜臣、李心传、李道传、李性传）等。近现代有成都李氏（李璠、李镛、李尧棠即巴金）、成都双流刘氏（刘沅、刘松文、刘梖文、刘桂文、刘咸焌、刘咸荥、刘咸燡、刘咸炘、刘东父、刘伯谷、刘奇晋）、自贡龚（扇）氏（龚爵五、龚玉璋、龚长荣、龚长生、龚道勇、龚菊芬、龚倩、龚瑶妤、龚平）等。他们以博大精深的历史积淀、诗书自华的精神风采、薪接火续的文化传承，在巴蜀大地上鼓动起无数城乡士绅、文人学子、艺人技工和广大民众共同发力，使四川民间文化呈现出花团锦簇而又别具一格的面貌。
第七，四川虽四面环山，自古以来却物流通畅，蜀道四通八达。陆上有北接中原大地的金牛道、阴平道、米仓道、荔枝道，南有西南丝绸之路，包括川藏茶马古道;水上则有以长江为骨干的川江水道等。这些道路的凿通和维护者，则是几千年间风尘仆仆穿行跋涉于群山激流之间的民间商队马帮和架桥修路的工匠及乡民。曾经“扬一益二”的地位，“天府之国”的美名，没有民间商贸的支撑，没有商贾匠人的付出，便断难成势出彩。西汉武帝的使者张骞出使西域，在“去汉万二千里”的大夏（今阿富汗）看见蜀物——邛竹杖、蜀布，大为惊讶。今人在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发现汉代蜀锦护臂（1995年10月发现，现为国家一级文物。其上织汉隶：“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更令学界倾倒。汉代代表中国走向世界的，不仅仅是产自巴蜀的邛竹杖、蜀布、蜀锦，更重要的是巴蜀普通的商贩工匠，包括巴蜀广大民众具有的勤劳勇敢、乐观开放、坚忍不拔的开拓精神。恩格斯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是在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经济关系“具有决定意义”;“在经济关系中还包括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包括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9页、648页）。数千年来，四川人民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创造和传承着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包括自己的民间文化。《四川民间文化大典》表现的，正是散溢着泥土馥香和传统韵味的四川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包括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内容。它将四川民间文化划分为民间习俗、民间文学、民间演艺、民间美术、民间工艺、民间餐饮、民间建筑、民间科技、民间游艺、民间文化遗存十编予以全面展示，既具经验性、史料性、实用性，又有知识性、学术性、科学性，多元包容，蔚为一体，称做大典，名实相副。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2016年11月30日）上的讲话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习总书记讲的文化，即中国文化或中华民族文化。它包含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两大部分。前者亦可称为精英文化、学术文化、雅文化，后者则属民间文化、通俗文化。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主流文化的主干是儒、释、道;民间文化则很庞杂，大体上讲，可划分为民俗、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三大部分。五四以来直至今天，学术界对文化研究的力量主要投放在主流文化上，而对非主流文化的民间文化，虽有关注，但投放力量却相对较少。在民间文化的整理、研究方面，能够引以自豪、可与《儒藏》《佛藏》《道藏》三大工程相媲美者，大慨只有20世纪80年代全国搜集整理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至于作为非主流文化工具书辞典编纂，迄今尽管有少量分类或分科辞典（如《中国风俗大辞典》《中國民间文学大辞典》《中国神话大辞典》《中国民间艺术大辞典》）先后出版，却没有一部总揽中国民间文化各门类、各子目并给予科学解释的综合性民间文化辞典。这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继而增进全体国民的文化自信，应该是一个缺陷。现在，四川民间文化工作者（包括研究者）在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的关怀下，在四川省文联党组的直接领导下，终于成功编纂出这部具有开拓性的民间文化大典。虽说它还只是区域性的，但仍是一件值得特别庆贺的事情。
《四川民间文化大典》的出版面世，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一段讲话：“实践充分证明，广大文艺工作者心怀祖国人民、响应时代召唤、追求艺术理想，是一支有智慧有才情、敢担当敢创新、可信赖可依靠的队伍。”我们相信，《四川民间文化大典》必将为世所重，能够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作者：中共四川省文联党组书记
四川省文联常务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