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沂水县用“红头文件”要求学校“凡是能够提高成绩的措施就要使,凡是能够提高升学率的方法就要用”,并下达了具体的升学指标和工作任务。此举一经媒体曝光,立刻引起广泛质疑和批判。“山东沂水用‘红头文件’推进应试教育”的标题,基本上给事件本身作了定性的表述。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这一事件呢?
　　沂水用“红头文件”的形式要求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升学率,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尤其在素质教育难以推进的大背景下,用政府主导的方式来强化应试教育,在导向上的负面作用就更加突出。但如果认为只有沂水在不断加强应试教育,在片面追求升学率,那就未免太无知,对中国教育的现状也太缺乏了解了。
　　在今日之中国,升学率仍然是衡量一个地区、一所学校、一个教师教育教学质量高低的主要标准,也是当地人民群众对教育满意与否的一个主要指标。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高考指挥棒下,没有一个地方不重视升学率,没有一个地方敢不追求升学率。以往的事实证明,不管你是搞应试教育,还是搞素质教育,如果影响了升学率,让学生和家长通过上大学改变命运的希望落了空,那就是失败的教育,老百姓就不会答应。在现行体制下,只有能考高分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在这样一种状况下推行素质教育,显然宣传倡导的意义大于实际的功用,其结果是各地各学校披着素质教育的外衣,下着应试教育的功夫;对内讲应试教育,对外讲素质教育,形成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相互依存、互为表里的局面,上下都能接受,大家心知肚明。沂水的问题就在于打破了这样一种“平衡”,把“红头文件“与应试教育联系在了一起,才掀起了轩然大波,成了举国瞩目的新闻。现实是,到处都在搞应试教育,但没有谁发“红头文件”;如果要发“红头文件”,就一定会强调努力实施素质教育。言行分明,内外有别。否则,必然成为“全面推进应试教育”的反面教材。
　　媒体称沂水用“红头文件”推进应试教育,意在表明用政府行为强化应试教育是错误的,但如果换一个角度进行解读的话,就会发现它在无意之中提示了我们上面所讲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搞应试教育可以,但不能用“红头文件”;用“红头文件”推进应试教育,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如果在素质教育已经深入人心、举国上下都在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培养人才的大环境下,沂水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那么它的所作所为无疑是令人惊讶的,它既严重背离了教育方针,又违背了教育规律,加重了学生负担,影响了学生的健康全面发展,受到严厉的批判和严肃的处理也是理所应当的。但问题是,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有一个事实是必须承认的,那就是我们现在的教育,基本上还是应试教育的一统天下,学校、教师、学生、家长都在为升学而做着不懈的努力,就连过去被视之为“素质教育”的音乐、体育、美术等也已经沦落为考试的工具,迅猛增长的艺术体育类考生和名目繁多的加分项目,都在素质教育的标签之下增加着升学的砝码,体现着应试的功能。所以,尽管发“红头文件”是欠妥的,但并不是“红头文件”导致了应试教育,而是应试教育导致了“红头文件”,因为沂水这几年的升学率下降了,学生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机会减少了,群众有意见了,才在急切之下做出了这样的举动。如果没有应试的强大压力,这样的“红头文件”大概是不会产生的。如果单纯为了搞“政绩工程”,可供选择的“立竿见影”的项目有很多,不一定非在提高升学率上做文章。
　　所以,研究“红头文件”产生的现实的体制性、制度性原因,远比文件本身说了些什么、起了什么样的作用重要得多,也迫切得多。因为目前教育面临的真正危机,不是因为某个地方用“红头文件”大张旗鼓地推行了应试教育,也不是个别地方的领导有“畸形的政绩冲动”,而是举国上下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应试体制,而这种体制与无数学子的前途命運和每个家庭的切身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所以,禁止宣传高考状元、不搞学生成绩排名、打倒“万恶的奥数”、把升学率不作为“惟一”的考核指标等等措施,都只是“扬汤”之举,“治末”之术,丝毫不会改变当下应试教育的现状。所以,对“红头文件”事件批评归批评,处理归处理,但却不要以为它就是应试教育的“罪魁祸首”,不要希望由此来遏制应试教育日益增长的势头,动摇应试教育早已牢固的根基。
　　值得欣慰的是,不少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不再把“红头文件”的出现简单归结为某些人的自利行为和不健康的政绩观在作怪,而是把它与当今社会的现实联系起来,与教育面临的困境联系起来,因而能够做出比较符合实际的分析和判断。也许只有到了上上下下都能够坦诚地面对现实,能够事实求是、不加掩饰地揭示真相,有的放矢、卓有成效地加大体制改革的力度时,此类问题才有可能得到彻彻底底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