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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人对《史通》的肯定评价只零星可见，而批评的声音则响亮地多。到宋代，《史通》受到的评价更多的是褒贬兼有，其史料和史学思想价值也得到了重视和运用。可见，唐宋时期对《史通》的认识与运用，呈现出不断全面、深化的趋势。
关键词：宋人；史通；评价；运用
作者简介：颜黎丹（1991-），女，汉族，籍贯：福建仙游，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宋史）。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4--01
一、宋人对《史通》的评价
在唐代，《史通》一书受到的肯定几乎被猛烈的批判所淹没。情况到了宋代则有所不同。宋人对《史通》只限于贬斥的代表人物为赞宁和王禹偁。赞宁为北宋僧人，推崇儒术。其作《非史通》六篇得到了同时代诗人王禹偁的大为赞赏，认为有“折子玄之邪说”之用。王禹偁又从“名教”的角度出发，指出赞宁《驳董仲舒繁露》和《非史通》等作品，“使圣人之道无伤于明夷，儒家者流不至于迷复”。王禹偁直斥《史通》为“邪说”，认为刘知幾既伤圣人之道，又有迷惑儒家学者的嫌疑。赞宁与王二人皆为“卫教”，对《史通》进行了抨击。
黄庭坚是宋代为数不多的赞美《史通》的人之一，其曾对友人王立之直言道：“若读经史贯穿，使词气益遒，便为不愧古人矣。刘勰《文心雕龙》、刘子元《史通》此两书曾读否？所论虽未极髙，然讥弹古人，大中文病，不可不知也。”黄庭坚认为关于文学创作应读《史通》，但并没有准确认识到《史通》的内容和思想。
宋代对于《史通》的评价主流是褒贬兼有，既肯定刘知幾对前代史书的把握，但又对其“疑古惑经”及“工诃古人”进行了批判。北宋官员张唐英，张曰：“因求书（《史通》）而观之，则知刘子之用心亦勤矣。驰骋古今，发摘历代史之失，虽班、马、寿、晔，皆为其轻重，兹可尚矣。……则刘子乃好辨，而不知《春秋》之旨，不识圣人之心也。”接着就针对《史通》中《疑古》和《惑经》两篇的内容进行驳斥，并再次强调“圣人之志皆显然明白，故不复辩，学者当自求之，无惑于刘子之异说可也。”张唐英一方面对刘知幾通贯古今，把握历代史书的能力进行了肯定。另一方面出于对“圣人”崇敬之情，对《疑古》和《惑经》篇的内容进行辩驳，非常具有代表性。宋人对《史通》的批判大部分都是针对这两篇而发，希望达到“羽翼名教”的目的。
二、宋代《史通》史料价值的凸显
宋代文人士大夫已注意到了《史通》的史料价值，主要表现在引用其中材料进行考证或表达自身观点，代表人物为南宋学者王应麟。其在《困学纪闻》中评论班固时谈到：“《史通》述傅玄之言曰：‘孟坚《汉书》实命世奇作。及与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中兴纪传》其文曾不足观。岂拘于时乎？不然，何不类之甚矣？”借《史通·训故》中傅玄之语评价班固。王应麟在《汉艺文志考证》、《困学纪闻》、《玉海》 等著作中频繁引用《史通》中的材料进行考证，已然成为了其一大学术特色。此外，南宋官员章如愚在《山堂考索》中也曾多次引用《史通》中材料或观点进行论证。宋代学者引用《史通》中的关于历代文献和史实的记载，进行论证或直接表达自身观点。充分说明了当时人们已认识到了《史通》的史料价值，并加以利用，这也是宋代学者对《史通》认识的一大进步。
三、宋人对《史通》史学思想价值的运用
在史学思想的运用上，较为突出的是宋人将“史才三长”作为衡量史官的重要标准。北宋官员刘安世于元祐三年上奏弹劾著作郎欧阳棐不堪史才就谈到：“昔刘知几之论，以才学识为史官之三长。今棐谄佞浅薄，背公成朋。虽有口耳之学，亦何足取？”。刘安世向宋哲宗请求罢免欧阳棐著作郎职位的一大依据就是“三长”标准。南宋官员章如愚曾以此为标准评判刘知幾，认为“其长于才、学而短于识也。不然，柳璨何以有《析微》之作？唐史何有工拙之辨？”章如愚认为“识”是刘知幾最大的缺陷，也是后世对其进行批判的重要原因。南宋文学家周必大“史官宜用才、学、识三长，又需专任，乃无抵牾。”更是直接将“三长”作为史官的衡量标准。
宋人对《史通》史学思想的运用还体现在史书修撰上，清代著名史学家钱大昕曾指出：“欧、宋《新唐》往往采其绪论，如受禅之诏策不书，代言之制诰不录，五行灾变不言占验，诸臣籍贯不取旧望；有韵之赞全删、俪语之论都改；宰相表世系，与志氏族何殊；地理述土贡，与志土物不异；丛亭之说，一时虽未施行。后代奉爲科律，谁谓著书无益哉？”从亭为刘知幾籍贯，在此处代指刘知幾。钱大昕一一罗列出《史通》的主张与《新唐书》内容相呼应之处，认为《新唐书》的修撰受到了《史通》中具体史学主张影响。现代史学家傅振伦先生也认为：“唐后诸史，采《史通》之说者，以欧阳《唐书》为最多”。宋人已在实践中运用《史通》的史学思想价值。
四、结语
唐人对《史通》批判的声音占据了绝对地位。到了宋代，宋人并没有流于对《史通》进行表面评判，认识到了其中的史料和史学思想价值。可见，宋代是人们对《史通》的认识逐步全面和客观的时期。
关键词：宋人；史通；评价；运用
作者简介：颜黎丹（1991-），女，汉族，籍贯：福建仙游，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宋史）。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4--01
一、宋人对《史通》的评价
在唐代，《史通》一书受到的肯定几乎被猛烈的批判所淹没。情况到了宋代则有所不同。宋人对《史通》只限于贬斥的代表人物为赞宁和王禹偁。赞宁为北宋僧人，推崇儒术。其作《非史通》六篇得到了同时代诗人王禹偁的大为赞赏，认为有“折子玄之邪说”之用。王禹偁又从“名教”的角度出发，指出赞宁《驳董仲舒繁露》和《非史通》等作品，“使圣人之道无伤于明夷，儒家者流不至于迷复”。王禹偁直斥《史通》为“邪说”，认为刘知幾既伤圣人之道，又有迷惑儒家学者的嫌疑。赞宁与王二人皆为“卫教”，对《史通》进行了抨击。
黄庭坚是宋代为数不多的赞美《史通》的人之一，其曾对友人王立之直言道：“若读经史贯穿，使词气益遒，便为不愧古人矣。刘勰《文心雕龙》、刘子元《史通》此两书曾读否？所论虽未极髙，然讥弹古人，大中文病，不可不知也。”黄庭坚认为关于文学创作应读《史通》，但并没有准确认识到《史通》的内容和思想。
宋代对于《史通》的评价主流是褒贬兼有，既肯定刘知幾对前代史书的把握，但又对其“疑古惑经”及“工诃古人”进行了批判。北宋官员张唐英，张曰：“因求书（《史通》）而观之，则知刘子之用心亦勤矣。驰骋古今，发摘历代史之失，虽班、马、寿、晔，皆为其轻重，兹可尚矣。……则刘子乃好辨，而不知《春秋》之旨，不识圣人之心也。”接着就针对《史通》中《疑古》和《惑经》两篇的内容进行驳斥，并再次强调“圣人之志皆显然明白，故不复辩，学者当自求之，无惑于刘子之异说可也。”张唐英一方面对刘知幾通贯古今，把握历代史书的能力进行了肯定。另一方面出于对“圣人”崇敬之情，对《疑古》和《惑经》篇的内容进行辩驳，非常具有代表性。宋人对《史通》的批判大部分都是针对这两篇而发，希望达到“羽翼名教”的目的。
二、宋代《史通》史料价值的凸显
宋代文人士大夫已注意到了《史通》的史料价值，主要表现在引用其中材料进行考证或表达自身观点，代表人物为南宋学者王应麟。其在《困学纪闻》中评论班固时谈到：“《史通》述傅玄之言曰：‘孟坚《汉书》实命世奇作。及与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中兴纪传》其文曾不足观。岂拘于时乎？不然，何不类之甚矣？”借《史通·训故》中傅玄之语评价班固。王应麟在《汉艺文志考证》、《困学纪闻》、《玉海》 等著作中频繁引用《史通》中的材料进行考证，已然成为了其一大学术特色。此外，南宋官员章如愚在《山堂考索》中也曾多次引用《史通》中材料或观点进行论证。宋代学者引用《史通》中的关于历代文献和史实的记载，进行论证或直接表达自身观点。充分说明了当时人们已认识到了《史通》的史料价值，并加以利用，这也是宋代学者对《史通》认识的一大进步。
三、宋人对《史通》史学思想价值的运用
在史学思想的运用上，较为突出的是宋人将“史才三长”作为衡量史官的重要标准。北宋官员刘安世于元祐三年上奏弹劾著作郎欧阳棐不堪史才就谈到：“昔刘知几之论，以才学识为史官之三长。今棐谄佞浅薄，背公成朋。虽有口耳之学，亦何足取？”。刘安世向宋哲宗请求罢免欧阳棐著作郎职位的一大依据就是“三长”标准。南宋官员章如愚曾以此为标准评判刘知幾，认为“其长于才、学而短于识也。不然，柳璨何以有《析微》之作？唐史何有工拙之辨？”章如愚认为“识”是刘知幾最大的缺陷，也是后世对其进行批判的重要原因。南宋文学家周必大“史官宜用才、学、识三长，又需专任，乃无抵牾。”更是直接将“三长”作为史官的衡量标准。
宋人对《史通》史学思想的运用还体现在史书修撰上，清代著名史学家钱大昕曾指出：“欧、宋《新唐》往往采其绪论，如受禅之诏策不书，代言之制诰不录，五行灾变不言占验，诸臣籍贯不取旧望；有韵之赞全删、俪语之论都改；宰相表世系，与志氏族何殊；地理述土贡，与志土物不异；丛亭之说，一时虽未施行。后代奉爲科律，谁谓著书无益哉？”从亭为刘知幾籍贯，在此处代指刘知幾。钱大昕一一罗列出《史通》的主张与《新唐书》内容相呼应之处，认为《新唐书》的修撰受到了《史通》中具体史学主张影响。现代史学家傅振伦先生也认为：“唐后诸史，采《史通》之说者，以欧阳《唐书》为最多”。宋人已在实践中运用《史通》的史学思想价值。
四、结语
唐人对《史通》批判的声音占据了绝对地位。到了宋代，宋人并没有流于对《史通》进行表面评判，认识到了其中的史料和史学思想价值。可见，宋代是人们对《史通》的认识逐步全面和客观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