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具影响力的风云人物，作为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开创者，他经手筹建官办新式企业无数：在广东，就有枪弹厂、铁厂、枪炮厂、铸钱厂、机器织布局、矿务局等；调任湖广总督后，他以武汉为中心，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等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并开办内河船运和电信事业。别看他承办了这么多实业，可是他生活却过得很清苦。他为官清廉，从不索贿受贿，因家中人口多，日子过得很艰难。有时实在挺不过去，他就派人典当衣服过日子。张之洞在自我评价时说：平生有三不争：一不与俗人争利，二不与文士争名，三不与无谓争闲气。他在临终遗言中告诫家人：“人总有一死，你们无须悲痛，我生平学术治术，所行者，不过十之四五，所幸心术则大中至正。为官四十多年，勤奋做事，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望你们勿忘国恩，勿坠家风，必明君子小人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显然，无论是张之洞的自我评价也好，还是其遗言中对家人的告诫也罢，字里行间所蕴含的不争思想无不体现了其清正廉洁、淡泊名利的精神和操守，值得领导干部品味深思。
　　平心而论，人生在世，竞争常在，压力常存，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利益冲突，少不了必要的“争”，这本无可厚非，因为积极正当地“争”，能给人以朝气、激情和力量，不仅有利于个人进步，而且有利于推动社会发展。但是，我们不能凡事必争，尤其在面对权力、地位和名誉时，不争往往更能体现出一种处世的风度和为人的境界。在这方面，许光达和钱学森就堪称楷模。
　　1955年，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兼装甲兵司令员的许光达，得知中央军委准备授予他大将军衔时，寝食难安，接连三次向军委领导提交“降衔申请报告”，说自己与一些功勋卓著的同志相比自愧不如，要求“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主动请求降低军衔，以求心安。毛泽东赞扬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钱学森对有人写信称他是中国的“导弹之父”和“航天之父”深感不安，他回信说，这么称呼是不对的、不科学的，导弹航天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不是一两个人能搞成功的。晚年，钱老又把两笔科研奖金，约200万港元全部捐给国家，用于西部的沙漠治理事业。钱学森说：“我姓钱，但不爱钱。”老一辈共产党人所表现出的不争名利的高风亮节令人钦佩，值得学习。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所作所为却不那么尽如人意：有的为了获得上级的赏识，不惜搞一些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有的在工作上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满足于做“太平官”，职位上却总在争高低；有的为了争得官位和谋取利益，甚至索贿行贿，贪赃枉法……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究其原因，都在于其扭曲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在作祟。殊不知，这种“争”的结果，不仅不会赢得组织和群众的认可，反而只会失去组织的信任，遭到群众的唾骂。
　　老子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不争，实则体现了一种胸怀、一种智慧，更体现了一种境界。领导干部作为人民公仆，就应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不争官，不争名，不争利，时刻把欲望降低一些，把得失看轻一些，把名利看淡一些，在学习上只争朝夕，在工作上创先争优，在生活上知足常乐。唯其如此，才能涵养淡泊情怀，提升为官境界，最终赢得群众的认可和爱戴。
　　作者单位：湖北省谷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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