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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龙”这一在华夏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化词的翻译历来颇有争议，即使是在《红楼梦》全译本这样的典范之作中，“龙”的翻译亦有其不足之处。根据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可将《红楼梦》中的“龙”音译成“loong”。通过这一在英文中具有一定使用基础，而又为汉语所特有，并带有象形文字特点的词的选用，世界人民对“龙”的文化内涵会有一个更加正确的认识，而对《红楼梦》译本的不断完善，也会使其在西方更具影响。
关键词：《红楼梦》 归化 异化 龙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鲁迅说过：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的确，“《红楼梦》对于读者，是唯一一部永远读不完，永远可以读，从哪里翻开书页读都可以的书。同样，当然是一部读后想不完回味不完评不完的书。”对于这样一部中国文学中的无价之宝，我们翻译工作者当然有责任将其内容，特别是其中展现出来的中华文化完整准确地传递给西方读者。
所幸的是，从1830年至1986年近160年间，出现了9种《红楼梦》的英译本，成为中国文学英译史上一道独特而灿烂的风景。在这些译本之中，仅有的两个全译本，分别是DavidHawkes（大卫·霍克斯）、与John Minford（约翰·明福特）合译的A Story of the Stone,以及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译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这两部译本已经成了中文英译的典范与传世之作。
但《红楼梦》毕竟是如此浩瀚的一部文学巨作，其涉及到的文学、宗教、医学、礼仪等范围之广，恐怕是任何一部古典小说都难以企及的，这就给翻译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而且，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断加强，译作中一些文化词的翻译现在看来也不是特别贴切。本文试着从归化、异化理论的角度出发，探讨一下《红楼梦》中“龙”一词的新译。
一 归化异化理论
1995年，美国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积极倡导者韦努蒂在他《译者的隐身》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归化法”和“异化法”：韦努蒂开宗明义地表明翻译作品的“不可见性（invisibility）”就是在译文中看不见译者的痕迹。他指出，这种使译文“透明”的幻想，就是要求译者努力保证译文的通顺易懂。这就是我们常提到的归化理论。但归化翻译存在其固有的弊端，它掩盖了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剥夺了读者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因此韦努蒂提出译者应当采取抵抗的翻译策略，这样既有助于保留源文的异国情调，也挑战了翻译作品在文学作品中的二流地位，并藉此可以改变译者的隐身状态，提高译者的身份，使其最终能与源语作者享有同等的权威。
解构主义的翻译思想，不是要“求同”，而是要“存异”，反对译文掩盖文化差异，提倡异化。事实上，随着人类社会的交流和融合，各国及各民族的文化差异逐渐缩小，并相互接受，很多异化成功的例子已融为各国语言的一部分，几乎看不出移植的痕迹。如：中文里蜜月（honeymoon）、肥皂剧（soap opera）、基因（gene）等带有英语味道的词语在中国已是家喻户晓。而英语中的“tou fu”（豆腐）、“kong fu”（功夫）、“Mah-jongg”（麻将）等带有浓厚中国文化气息的词汇也被母语为英语的人们逐步接受并广泛使用。
而中国龙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在逐步演绎、积淀过程中已经成为了体现民族心理和情感的标志形象。作为“龙的传人”、“龙的子孙”，我们希望西方读者能正确理解和接收这一形象，而不是被翻译中的某些不太准确的表达所误导。因此，这里有必要对翻译作品，特别是像《红楼梦》这样影响较大的文学巨作中“龙”的形象进行正名。
二 两译本对“龙”一词的处理
总体而言，霍克斯版本因考虑可读性与可接受性而倾向于归化，杨氏夫妇译本则重在传达文化特色，倾向于异化。但在对“龙”字的处理中，两个版本却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归化。《红楼梦》里“龙”字一共出现了67次，大多数“龙”字是实指龙，因此两个译本都采用了直译，即用英文中的“dragon”一词来替代“龙”。如：
二龙抢珠金抹额（第三回）
霍译：a golden headband in the form of two dragons playing with a large pearl
杨译：a golden chaplet in the form of two dragons fighting for a pearl
然而，纵观英文各种词典对“dragon”的解释，我们却不难发现，“dragon”指的是一种爬虫类怪物，它体形庞大，有翅膀，靠巨大的肉翅飞翔，口能喷火，无恶不作，常常被用来指“凶恶的力量”和“凶恶可怕的女人”等。而且，二者在各自文化中的地位也不可同日而语，“dragon”在西方文化中地位不高，无足轻重；而中国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符号、文化标志和情感纽带，是吉祥嘉瑞、和谐长久的象征。显然，简单地用译入语中与原语词语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内涵，却带有某些译语文化色彩的语言来代替原语文本中的语言的方法，是行不通的。
在处理那些带比喻色彩的“龙”字的时候，霍译出于译入语文化的考虑，都进行了意译处理，即省略“龙”字，而杨译依然用“dragon”一次进行替代。请看下例：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第四回）
霍译：The King of the Ocean goes along,
When he’s short of gold beds, to the Nanking Wang.
杨译：If the Dragon King wants a white jade bed,
He applies to the Wangs of Jinling, it’s said.
Peter Newmark曾经指出，译者有权省略一个词语的特殊意味，如果它对于读者无足轻重，译出来反而显得语言怪异。但“省略”这种翻译方法的前提，是必须保证源语文本的内涵意义不缺损。而“龙王”在中国文化中已经是一个千古流传下来的经典形象，在中国可以说是妇孺皆知。简单地省去，变成“海王”这个中国文化中没有，甚至西方文化中也没有的词，在传递文化以及准确表达方面都不够完善。
霍译还对有些“龙”字进行了增词，即在直译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注释性的词语，如：薛姨妈道：“你要有这个横劲，那龙也下蛋了。”（第三十五回）霍译：‘And I’d say that the Heavenly Dragon had laid an egg,’said Aunt Xue,if you really had the will-power to do it.’
文字就像图形一样，看见特定的字母组合，就会产生特定的感觉。例如看见“善”字，就会产生愉悦的感觉；而看见“恶”字，就会紧张不安。同样道理，即我们中国人看见“Dragon”想到的是吉祥的龙，但一个对中国文化一无所知的外国人刚看到“Heavenly Dragon”的时候是不会想到与“Dragon”有什么实质区别的，恐怕首先联想到的还是恶魔和悍妇。简单地增加一个词语就想改变一个约定俗成的单词的形象，恐怕颇具难度。
闵福德对“dragon”涵义的理解完全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他不仅很少把原文褒义或中性的“龙”翻译成“dragon”，而且干脆把“dragon”按照译入语文化当作一个含有贬义色彩的词语在译文中大胆地使用。如下例：
土地禀道：“虽说是不小心，到底是庙里的风水不好。”（第一百十七回）
霍译：‘What I meant by careless,’prevaricated the Village God,‘was that your temple must have been badly sited -you know ,the dragon Lines must be at fault…’
这里把“dragon”作为贬义词来使用，相较于前文实义“龙”直译为“dragon”，实际上是强调了“dragon”一词不好的语义色彩，甚至会使读者对于原文中含有褒义色彩的词产生了错误的理解。
如此看来，《红楼梦》的两个全译本对“龙”一词的处理都不尽如人意。那么，目前对“龙”的翻译是不是有所创新和突破呢？
三 中国龙的新译
在中国首届文明论坛上，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关世杰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出发，指出中国“龙”翻译成为“dragon”在语言学上是错误的。在评选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时，之所以没有选择呼声最高的龙，就是因为担心龙的英译“Dragon”会使世界人民误解中国。
既然中国龙在英语中没有完全的对等语，为何不能考虑重新选择一个符号呢？最初英语中也没有“tou fu”、“taiji quan”等词汇，因为在英语中根本找不到与它们完全对等的词汇，采用异化的方式对它们进行处理，英语读者不也一样高兴地接受并收纳到他们的语言中了吗？所以，有些学者建议把“龙”异化音译成“long”。但是“long”的英文发音和“龙”完全两样，相当于中文的“狼”，并非真正的音译。而且“long”在英文中是一个使用非常普遍的常用词，含义本来就很多，如：长、久、期盼、股票或期货的多头等等，把龙翻译成“long”也会造成意义上的混乱。所以不能简单地把龙的拼音字母作为龙的英文音译。
英文中对“龙”字的音译是“loong”，姓氏“龙”和人名中的“龙”字也被翻译成“loong”，例如著名武术家李小龙的英文名字是“Lee Siu Loong”，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名字被翻译成“Lee Hsien Loong”。在一些涉及龙的文字中，“龙”也被称为“loong”，例如，舞龙时所使用的长龙道具，就被翻译为“loong”。因此，把“龙”翻译成“loong”才是真正的音译。曾有研究者指出：英文可能最初也是一种象形文字，例如：eye（眼睛），bed（床），而“loong”的两个“O”字母，就像龙的两只大眼睛。因此它还具有象形文字的特点，和中文汉字有暗合之妙，而“long”则有“独眼龙”之嫌。
而且，英文中本来没有“loong”这个单词，把“龙”异化翻译成“loong”，不会引发歧义。更何况“loong”在英语中早就曾被使用。黄佶的研究表明：早在大约160年前，就有西方人把中国的龙音译为“loong”；20世纪40年代，中国生产的一种“龙凤香烟”的英语名称就是“Loong Voong Cigarettes”。这说明，“loong”作为代表“龙”的符号早就存在了，现在只需要赋予它正式代表龙的地位，并开展必要的传播工作，使西方人在接触中国文化的同时建立起有关“loong”的知识系统就可以了。
事实上，我们现在如果在百科辞典上进行搜索，对“中国龙”一词的翻译就是“loong”。可见，将中国龙异化翻译成“loong”并不是一句空谈。我们目前要做的就是将“loong”一词的使用进行传播和推广。所以，在《红楼梦》这样极富影响的翻译巨作中，我们更需要早日为“龙”字正名。
四 结语
翻译蕴含着浓烈的文化的词应当具有鲜明的文化色彩，能够明确地指向文化的渊源。而《红楼梦》的两个全译本将“龙”译成“dragon”，既无法彰显鲜明的中国文化，更会引起交流上的误解。但完全省略不译又起不到传播中华文化的效果，因为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去掉“龙”的形象，而是及早把“龙”和“dragon”区分开来，不能让我们心目中神圣的“龙”再像遴选2008年奥运会吉祥物那样，仅仅因为自己拥有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英文名而惨遭淘汰。所以，笔者建议可以采用异化翻译的方法，将《红楼梦》中的“龙”音译成“loong”。通过这一在英文中具有一定使用基础，又为汉语所特有，并带有象形文字特点的字的选用，世界人民对“龙”的文化底蕴和引申意义的理解会逐步加深，不会再对“龙的传人”充耳不闻、熟视无睹。而在《红楼梦》越来越为西方读者所了解，中华文化越来越为世界所熟知的今天，在其译本中多一些中华特色，添一些异域风情，是否更有助于华夏文化的传播与中西方文明的交融呢？因此我们应该逐步改进《红楼梦》现有译本的不足之处而存其精华，使国外读者真正体会到中国《红楼梦》的伟大，从而达到“开谈不讲《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境地。
参考文献：
[1] 王蒙：《红楼启示录》，三联书店，1996年版。
[2] VENUTI-L: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3] 庄智象、王文昌、刘勇强：《新牛津英汉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 刘士聪：《〈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 冯庆华：《母语文化下的译者风格》，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6] 黄佶：《龙的重新翻译与跨文化传播研究》，《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作者简介：秦静，女，1978—，江苏镇江人，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2009级在读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翻译、对比文学，工作单位：江苏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红楼梦》 归化 异化 龙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鲁迅说过：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的确，“《红楼梦》对于读者，是唯一一部永远读不完，永远可以读，从哪里翻开书页读都可以的书。同样，当然是一部读后想不完回味不完评不完的书。”对于这样一部中国文学中的无价之宝，我们翻译工作者当然有责任将其内容，特别是其中展现出来的中华文化完整准确地传递给西方读者。
所幸的是，从1830年至1986年近160年间，出现了9种《红楼梦》的英译本，成为中国文学英译史上一道独特而灿烂的风景。在这些译本之中，仅有的两个全译本，分别是DavidHawkes（大卫·霍克斯）、与John Minford（约翰·明福特）合译的A Story of the Stone,以及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译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这两部译本已经成了中文英译的典范与传世之作。
但《红楼梦》毕竟是如此浩瀚的一部文学巨作，其涉及到的文学、宗教、医学、礼仪等范围之广，恐怕是任何一部古典小说都难以企及的，这就给翻译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而且，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断加强，译作中一些文化词的翻译现在看来也不是特别贴切。本文试着从归化、异化理论的角度出发，探讨一下《红楼梦》中“龙”一词的新译。
一 归化异化理论
1995年，美国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积极倡导者韦努蒂在他《译者的隐身》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归化法”和“异化法”：韦努蒂开宗明义地表明翻译作品的“不可见性（invisibility）”就是在译文中看不见译者的痕迹。他指出，这种使译文“透明”的幻想，就是要求译者努力保证译文的通顺易懂。这就是我们常提到的归化理论。但归化翻译存在其固有的弊端，它掩盖了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剥夺了读者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因此韦努蒂提出译者应当采取抵抗的翻译策略，这样既有助于保留源文的异国情调，也挑战了翻译作品在文学作品中的二流地位，并藉此可以改变译者的隐身状态，提高译者的身份，使其最终能与源语作者享有同等的权威。
解构主义的翻译思想，不是要“求同”，而是要“存异”，反对译文掩盖文化差异，提倡异化。事实上，随着人类社会的交流和融合，各国及各民族的文化差异逐渐缩小，并相互接受，很多异化成功的例子已融为各国语言的一部分，几乎看不出移植的痕迹。如：中文里蜜月（honeymoon）、肥皂剧（soap opera）、基因（gene）等带有英语味道的词语在中国已是家喻户晓。而英语中的“tou fu”（豆腐）、“kong fu”（功夫）、“Mah-jongg”（麻将）等带有浓厚中国文化气息的词汇也被母语为英语的人们逐步接受并广泛使用。
而中国龙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在逐步演绎、积淀过程中已经成为了体现民族心理和情感的标志形象。作为“龙的传人”、“龙的子孙”，我们希望西方读者能正确理解和接收这一形象，而不是被翻译中的某些不太准确的表达所误导。因此，这里有必要对翻译作品，特别是像《红楼梦》这样影响较大的文学巨作中“龙”的形象进行正名。
二 两译本对“龙”一词的处理
总体而言，霍克斯版本因考虑可读性与可接受性而倾向于归化，杨氏夫妇译本则重在传达文化特色，倾向于异化。但在对“龙”字的处理中，两个版本却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归化。《红楼梦》里“龙”字一共出现了67次，大多数“龙”字是实指龙，因此两个译本都采用了直译，即用英文中的“dragon”一词来替代“龙”。如：
二龙抢珠金抹额（第三回）
霍译：a golden headband in the form of two dragons playing with a large pearl
杨译：a golden chaplet in the form of two dragons fighting for a pearl
然而，纵观英文各种词典对“dragon”的解释，我们却不难发现，“dragon”指的是一种爬虫类怪物，它体形庞大，有翅膀，靠巨大的肉翅飞翔，口能喷火，无恶不作，常常被用来指“凶恶的力量”和“凶恶可怕的女人”等。而且，二者在各自文化中的地位也不可同日而语，“dragon”在西方文化中地位不高，无足轻重；而中国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符号、文化标志和情感纽带，是吉祥嘉瑞、和谐长久的象征。显然，简单地用译入语中与原语词语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内涵，却带有某些译语文化色彩的语言来代替原语文本中的语言的方法，是行不通的。
在处理那些带比喻色彩的“龙”字的时候，霍译出于译入语文化的考虑，都进行了意译处理，即省略“龙”字，而杨译依然用“dragon”一次进行替代。请看下例：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第四回）
霍译：The King of the Ocean goes along,
When he’s short of gold beds, to the Nanking Wang.
杨译：If the Dragon King wants a white jade bed,
He applies to the Wangs of Jinling, it’s said.
Peter Newmark曾经指出，译者有权省略一个词语的特殊意味，如果它对于读者无足轻重，译出来反而显得语言怪异。但“省略”这种翻译方法的前提，是必须保证源语文本的内涵意义不缺损。而“龙王”在中国文化中已经是一个千古流传下来的经典形象，在中国可以说是妇孺皆知。简单地省去，变成“海王”这个中国文化中没有，甚至西方文化中也没有的词，在传递文化以及准确表达方面都不够完善。
霍译还对有些“龙”字进行了增词，即在直译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注释性的词语，如：薛姨妈道：“你要有这个横劲，那龙也下蛋了。”（第三十五回）霍译：‘And I’d say that the Heavenly Dragon had laid an egg,’said Aunt Xue,if you really had the will-power to do it.’
文字就像图形一样，看见特定的字母组合，就会产生特定的感觉。例如看见“善”字，就会产生愉悦的感觉；而看见“恶”字，就会紧张不安。同样道理，即我们中国人看见“Dragon”想到的是吉祥的龙，但一个对中国文化一无所知的外国人刚看到“Heavenly Dragon”的时候是不会想到与“Dragon”有什么实质区别的，恐怕首先联想到的还是恶魔和悍妇。简单地增加一个词语就想改变一个约定俗成的单词的形象，恐怕颇具难度。
闵福德对“dragon”涵义的理解完全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他不仅很少把原文褒义或中性的“龙”翻译成“dragon”，而且干脆把“dragon”按照译入语文化当作一个含有贬义色彩的词语在译文中大胆地使用。如下例：
土地禀道：“虽说是不小心，到底是庙里的风水不好。”（第一百十七回）
霍译：‘What I meant by careless,’prevaricated the Village God,‘was that your temple must have been badly sited -you know ,the dragon Lines must be at fault…’
这里把“dragon”作为贬义词来使用，相较于前文实义“龙”直译为“dragon”，实际上是强调了“dragon”一词不好的语义色彩，甚至会使读者对于原文中含有褒义色彩的词产生了错误的理解。
如此看来，《红楼梦》的两个全译本对“龙”一词的处理都不尽如人意。那么，目前对“龙”的翻译是不是有所创新和突破呢？
三 中国龙的新译
在中国首届文明论坛上，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关世杰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出发，指出中国“龙”翻译成为“dragon”在语言学上是错误的。在评选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时，之所以没有选择呼声最高的龙，就是因为担心龙的英译“Dragon”会使世界人民误解中国。
既然中国龙在英语中没有完全的对等语，为何不能考虑重新选择一个符号呢？最初英语中也没有“tou fu”、“taiji quan”等词汇，因为在英语中根本找不到与它们完全对等的词汇，采用异化的方式对它们进行处理，英语读者不也一样高兴地接受并收纳到他们的语言中了吗？所以，有些学者建议把“龙”异化音译成“long”。但是“long”的英文发音和“龙”完全两样，相当于中文的“狼”，并非真正的音译。而且“long”在英文中是一个使用非常普遍的常用词，含义本来就很多，如：长、久、期盼、股票或期货的多头等等，把龙翻译成“long”也会造成意义上的混乱。所以不能简单地把龙的拼音字母作为龙的英文音译。
英文中对“龙”字的音译是“loong”，姓氏“龙”和人名中的“龙”字也被翻译成“loong”，例如著名武术家李小龙的英文名字是“Lee Siu Loong”，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名字被翻译成“Lee Hsien Loong”。在一些涉及龙的文字中，“龙”也被称为“loong”，例如，舞龙时所使用的长龙道具，就被翻译为“loong”。因此，把“龙”翻译成“loong”才是真正的音译。曾有研究者指出：英文可能最初也是一种象形文字，例如：eye（眼睛），bed（床），而“loong”的两个“O”字母，就像龙的两只大眼睛。因此它还具有象形文字的特点，和中文汉字有暗合之妙，而“long”则有“独眼龙”之嫌。
而且，英文中本来没有“loong”这个单词，把“龙”异化翻译成“loong”，不会引发歧义。更何况“loong”在英语中早就曾被使用。黄佶的研究表明：早在大约160年前，就有西方人把中国的龙音译为“loong”；20世纪40年代，中国生产的一种“龙凤香烟”的英语名称就是“Loong Voong Cigarettes”。这说明，“loong”作为代表“龙”的符号早就存在了，现在只需要赋予它正式代表龙的地位，并开展必要的传播工作，使西方人在接触中国文化的同时建立起有关“loong”的知识系统就可以了。
事实上，我们现在如果在百科辞典上进行搜索，对“中国龙”一词的翻译就是“loong”。可见，将中国龙异化翻译成“loong”并不是一句空谈。我们目前要做的就是将“loong”一词的使用进行传播和推广。所以，在《红楼梦》这样极富影响的翻译巨作中，我们更需要早日为“龙”字正名。
四 结语
翻译蕴含着浓烈的文化的词应当具有鲜明的文化色彩，能够明确地指向文化的渊源。而《红楼梦》的两个全译本将“龙”译成“dragon”，既无法彰显鲜明的中国文化，更会引起交流上的误解。但完全省略不译又起不到传播中华文化的效果，因为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去掉“龙”的形象，而是及早把“龙”和“dragon”区分开来，不能让我们心目中神圣的“龙”再像遴选2008年奥运会吉祥物那样，仅仅因为自己拥有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英文名而惨遭淘汰。所以，笔者建议可以采用异化翻译的方法，将《红楼梦》中的“龙”音译成“loong”。通过这一在英文中具有一定使用基础，又为汉语所特有，并带有象形文字特点的字的选用，世界人民对“龙”的文化底蕴和引申意义的理解会逐步加深，不会再对“龙的传人”充耳不闻、熟视无睹。而在《红楼梦》越来越为西方读者所了解，中华文化越来越为世界所熟知的今天，在其译本中多一些中华特色，添一些异域风情，是否更有助于华夏文化的传播与中西方文明的交融呢？因此我们应该逐步改进《红楼梦》现有译本的不足之处而存其精华，使国外读者真正体会到中国《红楼梦》的伟大，从而达到“开谈不讲《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境地。
参考文献：
[1] 王蒙：《红楼启示录》，三联书店，1996年版。
[2] VENUTI-L: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3] 庄智象、王文昌、刘勇强：《新牛津英汉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 刘士聪：《〈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 冯庆华：《母语文化下的译者风格》，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6] 黄佶：《龙的重新翻译与跨文化传播研究》，《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作者简介：秦静，女，1978—，江苏镇江人，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2009级在读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翻译、对比文学，工作单位：江苏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