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讲《庄子》，第一句话是：“庄子，我是不懂的。”可能有一点故高其说。若定要完全知道作者的心思，没有一本书是可懂的；若以通常的阅读方式，《庄子》也不格外难懂。
　　庄子，或《庄子·内篇》的作者，一生经历如何，我们知道的很少。后学所作的《外篇》中，有他一些故事，但哪些是真的，哪些是传说，哪些又是寓言，不易分辨。
　　大约这个人是高傲而敏感的。所处的时代，在今天看来，或为中国最有活力的时期，在他看来，无非“心斗”。一个生来恬淡的人，不会有那么多愤激之辞，所以他在早年，多半竟是热心之人。庄周出身不高，家产不丰，穷士人要寻个出路，通常的法子是往依有财势的贵人，国王或贵公子之类，只是以他的性格，上门干谒，太也为难。像他这样的人，自然还有许多，而湮没无闻了；他能留下姓名来，一半是才智出众，一半是运气。
　　传说楚王曾想聘庄子为相，并不可信，处士往往有类似的故事，其中原因，也不必深究。较可信的，是他因了惠施的推荐，去见魏王。此时的庄子，当已下了不仕的决心，所以穿着一身打补丁的布服，到宫廷上发了些高论，便回去了。有官可做而不做，是高人，无官可做而不得不仕，是穷人，这中间的区别，后世隐者最有体会。惠施讽刺不识抬举的庄子为无用之人，像个大葫芦，虽然大，连水都盛不起。向哲学家讨要经世之用，近于升山采珠，不过庄子却用他的保身全生理论来辩护，说无用才好，免得伤身伐性。
　　所谓“逍遥游”，是他的人生梦想。以这种方式，像庖丁的刀，行于万物之间，而不刃不靡，不论和什么都是擦肩而过，所以无碍，所以逍遥。后人或因此说庄子是“滑头主义”。庄子不是滑头，也不主张滑头，而是实有激于人生的苦痛。
　　哈姆雷特那最著名的独白，陈列了“鞭打和嘲弄，侮辱和轻视”等种种痛苦。忍受还是放弃，生还是死，是王子的选择，除此之外，不那么高贵的却非常实际的出路，是力争上游，自己去做执鞭人、压迫者。庄子力主的，是第四种道路，遗世独立，只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如果能做到，那当然好，可惜连庄子也做不到，精神可以借幻想之力而独立，可日常生活与社会的瓜葛，又哪里扯得断?隐居的庄子不能忘情于世道，他对儒墨两家的批判，便是证明之一。庄子许多主张，都是“反调”，推而至极，体现出他智力的优越。但如果真是鲲鹏，怎么会反讥学鸠呢?议而且辩，连圣人的境地都达不到，何况神人、至人?就连收徒和著书，也都是和自己的主张相矛盾的事情。
　　戏剧家尤金·奥尼尔写过一个叫拉里的人物，是哈姆雷特的庸俗版本。拉里说自己总是要从各方面看问题，“结果多处是问题，答案却一个也找不到。历史证明，要想在任何事业上，特别是革命事业上功成名就，你就得像匹戴上眼罩的马，只看到正前方。”当行动没有了高尚的理由时，思想必然妨碍行动。拉里的结尾是不战不和，不降不走，活一天算一天，毫无打算。
　　庄子寓言中的角色，如果只从外表看，也有拉里这样的人，但庄子给他们另一种内心生活，外人是看不见的，既看不见，也无法反证。惠施，庄子唯一的朋友，曾以鱼为喻，问难庄子——这样生活，到底快乐不快乐?我们不知道庄子是否快乐，他也不曾给我们线索。他的文章是跳跃的，不容易看出思维的脉络，何况他认为，达到智慧，并不要通过知识这一过程，有真人而后有真知，那么，我们这些墨子诵孙，竞不该企图从他的著作推论其人了。
　　王夫之曾以庄子为古今大害之一，未免将当代的堕落，诿过于古人。哲学和诗，本身就具有尧桀两忘的气质，何况庄子这样的主张。世人求太平不得，往伐庄子于无何有之乡，徒见其枝穷。庄子从来不曾认真地提出社会理论，同时代人对他已有评价，认为他大而无当，不近人情，但千百年后观之，先秦子书中，厌世的《庄子》，竟是最有人情味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