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它二十多年前的样子，在县图书馆阅览室的旧木桌上，它敞开如新生的叶片，莹白的光泽在吊扇的鼓吹下呈波状在空气里扩散。那时我还是一个刚开始投稿和发表作品的学生，我接近它时，保持着屏息的审慎和近半米的恭敬距离。
　　我迄今仍记得在杂志补白位置发表小诗的业余作者的姓名，就像我还记得那个时代图书馆里的光影：被袖口磨出包浆的阅览桌边缘的柔光，漆着绿漆的木质边框的玻璃窗在夏日阳光下宁静的反光，甚至，被无数凉鞋和皮鞋底磨得水滑的地面的黑亮拙光。
　　二十多年过去，我们县的旧图书馆早变成了闪亮的超市。许多文学杂志、读者和作者也都逐渐消失了。
　　它依旧活着，大名依旧叫文学，小名依旧叫星火。那个虔敬地翻阅它的少年，从读者变成作者，最后成为它的编者。
　　在我完成这些身份转换的过程，时光里也有许多风尚在流转。曾经有段时间很流行预言纯文学的死亡，最近又热衷讨论纸质报刊的退场。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品读纸质书刊视作教养和高贵，更多的人爱上用文字在微博、微信上表演思想秀和心情秀。
　　这些自相矛盾的世相总是让我微微发笑。
　　我对担心我的劳动过于小众的朋友说：当华丽转身成为时尚，朴实的站立也会成为一种艺术。
　　至于好的文学，我觉得它从来都是哑光的，就像周末午后透过树影晃动的窗玻璃投射到旧木桌上的光斑。哪怕在征友启事上风行“爱好文学”字样的八零年代，它也是清寂而微温的。
　　也如同世间一切美好而长久的情感，它不会亮到刺眼，也不会热到烫人。
　　我即便怀有最好的愿景，也必须保持谦卑的清醒：一本再好的读物，其实顶多也就散发出半米微光，就像这本杂志的刊名——星火。
　　半米，差不多是眼睛和桌面的距离，也是读者与作者的舒适距离，便于星火明灭，便于微光暖心。
　　 2015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