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于土族源流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30年代，经历了近百年的历史，许多的研究者通过田野调查和史籍论证，得出的结论曾引起了一度的讨论。学术界的结论有几种说法：㈠蒙古人说；㈡吐谷浑说；㈢吐谷浑为主，融合了其他民族而形成的新的族别。笔者通过对民和三川土族的了解发现的新线索，也证明了最后一种说法的合理性。
现在大家公认的土族的概况，土族主要分布于青海互助县、大通县、西宁和民和三川地区及甘肃天祝地区，这与元代弘吉剌部岐王所部分布大体一致。今互助、天祝一带土族自称“蒙古尔”、察汗蒙古尔等。土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其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根据语言学家的研究，土语中大约有50%至60%以上的蒙古语，并且土语中至今保留着13世纪前蒙古词汇。
清代藏文文献《佑宁寺志》中也有明确的记载：“从前，大地梵天江格尔汗的部将格日利特带领部属来到这里，现在的霍尔多为他们的后裔”。蒙古人大规模的迁徙青海，历史上有两次，一次是元代，一次是明代，元代弘吉剌部主要分布在湟水流域，而明代迁入的蒙古部落主要在青海湖一带，与明王朝处于敌对状态，所以土族的形成与元代蒙古族有关系。
上述主要是互助、天祝、大通的主要组成部分，而民和三川地区的土族也流传着外来说，此外来说的主要对象不是蒙古族，而是来自山西的汉族。因为在民和官亭镇河沿村郭家一社世世代代一直沿袭着一种祭祖仪式，通过仪式告诉全体族人不要忘了祖先和根源。得知其根源可能在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每年的正月初一，全体郭氏族人都要聚集在山神庙前，举行他们的祭祖和拜年仪式，大家拿出自家准备的酒、油炸馍馍、猪肉和酥油等祭祀用品，由族人中有威望的长者主持祭祀仪式，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跪向山西所在的方位，主持仪式的长者是用土语说的，大概意思是：“啊，我们郭家160人等，我们的祖先是山西洪洞大槐树人，迁徙到青海民和官亭镇河沿村，今天我们大家都在山神庙前给山西的先人们拜年了。”然后大家开始叩头，燃放鞭炮、烧香、祭酒等一系列活动。
而今甘肃省积石山县大河家镇还有一部分郭家人住在那里，每年春节三川郭家村庄组织社火到大河家表演节目，到那里都会受到热情款待，双方相互拜年，保持联络，时时代代铭记曾经都是一家人。据说两地方的人本来是一家族的人，不知什么原因分开了，一部分留黄河南岸，一部分留黄河北岸。
甘肃省的土族人口很多是从青海迁移过去的，其中天祝藏族自治县的土族大部分是从青海互助、民和、大通等地迁去的。临夏回族自治州的土族也多是如此，以积石山县为例，这里与青海三川地区的官亭隔黄河相望，积石山县石塬乡的三二家村历史上曾是黄河上游的四大渡口之一。官亭鄂家派专人在此黄河上摆渡，摆渡工后来就在三二家村定居下来，这也就是后来三二家村土族居民的来历。这样，我们大体可以认为，土族的先民到了河湟地区后就把当地作为他们新的生存区域，然后一步步地向外扩散，换句话说，土族的分布大体上经历一个由聚到散的过程。这种以河湟地区为中心向外扩散的过程，到今天还在持续当中，但是这种扩散的速度非常的缓慢。
三川土族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民族长期相处，互相交融，这还与三川在历史上所处的重要地理位置有着密切的关系。自汉武帝拓边以来，民和三川成为青海门户，中原政府经营西部青藏地带，必经民和境内两大唐蕃古道，一条是:自东向西，从西安出发，由甘肃永靖县的炳灵寺过黄河“天下第一桥”，入今青海民和县境内，沿南大山北麓向西到西宁。另一条是从临夏大河家渡黄河到民和县三川官亭镇，经古都释向东北出龙支谷(即今隆治沟)、允吾(今下川口)从郑伯津渡河西去通河西走廊。自1099年西夏李乾顺断炳灵寺黄河桥后，大河家至官亭的“临津古渡”成为丝绸之路南道之要津。历史上多有使者、商旅或军队由临津渡渡河进人青海境内，以官亭为首站，官亭成为丝绸南路贸易重镇，明清时期曾出现“朝贡不绝、商旅相继”的极盛场面。东晋高僧法显、北魏时比丘惠生及宗云，隋炀帝、唐高僧道宣等曾先后取道于此。或往西域、或取道西藏往印度。民和境内两条唐蕃古道阅历了两千年的沧桑，汉唐以后的元、明、清三代也一直都以此为经营青藏高原地区的战略干线，在人类文明和祖国统一，以及国内民族交融、民族团结等方面，都曾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三川土族的形成发展有过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军队远征、部众散亡寄生于当地，商贾穷途求存于土著，难民逃荒留足于此，也是三川土族的一个来源。了解当地土族的来源迁徙史，对我们进一步研究三川土族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三国志》卷五《魏书·后妃传》记载：“明元郭皇后，西平人也，世河右大族。黄初中，本郡反叛，遂没入宫。”“明元”是郭皇后封号，其名无考。郭姓先祖开发青海已有２０００多年历史，三国时西平（宁）郭氏为望族，郭满之女为曹魏皇后、皇太后，即曹操孙媳，是皇亲国戚。以后千百年间有更多的中原郭姓陆续来青海开发定居，故形成了青海东部１９个郭姓村庄。
笔者通过史料和特有的节日中保留的文化来证明民和三川的土族部分来自汉族的可行性。民和土族纳顿的三国戏是以三国故事为素材，重点表现刘备、关羽、张飞、曹操、吕布形象的面具舞蹈。《五将》《三将》《关舞》这中间都有一个关键人物关羽，特别是《关舞》中关羽一人着长袍，另有两人执大旗在两侧伴随，动作情节和《三将》类似，只是关羽一人表演前半部分，脱下长袍，吕布上场，两人厮杀，吕布站败。三国戏突出关羽，表现关羽的忠义思想。三国面具舞中首推关羽，这种中原的汉文化为什么会在民和三川地区有着浓墨重彩的表演呢？
由此我们可能会想到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记载，明初从山西洪洞等地迁出移民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北京、江苏、湖北等地，但有少部分迁往陕西、宁夏、甘肃（元代在湟水流域设西宁州，隶属于甘肃行省）；元代迁入甘肃行省的人口中数量最多的是携中原农耕文化的汉人。山西是三国历史的主要发生地，曹操统一北方后，其统治势力主要分布在今山西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山西运城又是关羽的故里，因此浓郁的三国文化和关羽崇拜文化被带到了民和三川地区。文钟祥先生在他的《纳顿面具舞解读》中关于三国戏的描述中也提到了相同的观点——山西来源的说法。据当地的民间传说，三国戏的上演和关帝庙的修建与当时进入三川的山西客商有直接关系。主要的形成还是和人口的迁徙有关。历史上汉族大量迁入三川地区是明清时期，山西、四川、甘肃等地的汉族陆续迁移到民和三川一带，三川土族中部分家族的家谱记载，在明洪武年间，曾有一批汉族人从山西等地迁入三川地区，与当地土族人民长期相处，有些就融合到土族中去了。三川官亭土族张家、贾家的家谱称其祖先是山西平阳府人，秦家家谱称其祖先原籍山西柳树庄人，还有些家族称其祖先来自南京。三川河边马家和大庄的十几户土族，在一百多年前是回族，后逐渐融合于土族之中，官亭喇家、鲍家村的土族，原是黄南同仁迁来的藏族。这些不同民族的家族和人口，为逃避天灾人祸，谋求生活，辗转流徙，互通婚姻，汉族人口大量进入土族地区，以至于被融合进土族社会，是三国戏进入并获得立足、长久发展的基础条件和重要保障。
费孝通和王同惠共同翻译的许让神父《甘肃土人婚姻》，许让神父在二十世纪初来到甘肃土人地区进行深入的研究，后期费孝通也进行了实地的考察。并采集了一些照片，从照片上和他的描述中，他调查的地方其实就是现在的民和三川和互助土族地区。西汉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赵充国深入湟中地区平定西羌，整个河湟地区形势稳定，设立郡县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将金城郡内六个县扩为十三个，新设的七县中，临羌、安夷、破羌、允吾思贤分布在今青海境内的湟水流域。自此，青海东部地区正式纳入了中央王朝的郡县体系。随着西汉统治区域的向西扩张，郡治也从原来的金城迁到允吾（青海民和县下川口），到了建安年间又在金城郡的基础上设立西平郡。从临羌县分置西都县为郡治，辖有西都、临羌、安夷、破羌四县。允吾、白土（今青海民和官亭镇鲍家古城）等县仍属金城郡。直到1928年青海建省，允吾、白土等民和三川地区正式划归到青海省。如果能证明，元、明代迁徙到甘肃的人口中后来留在了划归到青海省民和三川地区的人口，汉族来源的说法就成立。
李克郁先生在其《河湟蒙古尔人》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道教是汉族崇拜的民间信仰，土族崇拜道教也不奇怪，因为历史上土族的先民曾在山西一带活动过一段时期，山西又是主要道教地区之一，土族受汉文化的影响是可能的。”因为李克用与李国昌父子扶持唐朝之后，其主要势力就在山西，而山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是鲜卑人统治地区，而郭家村人又自称来自山西大槐树，通过这几点就可以肯定，山西对土族来源是一个不能不提的地域，它和三国戏和关羽崇拜又存在吻合之处。纵观中国历史，战争是逼迫人迁徙的原因之一，赵木川郭家村的族群内部都会说土语，但在自己的来源上认同说自己是山西大槐树人，所以可以推断郭家村土族是到当地后被土化的汉族。
迁居该地的蒙古军队，经过长期与汉人的错居杂处，在当地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他们的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远离漠北，开始与当地的汉人一样从事农耕，经济生活逐渐和汉人一致。民和土族说：“相传在元代初期成吉思汗率军西征时，把一部分军队留在了三川，他们边守黄河，边开垦种地，在七月庄稼丰收后，他们喜庆丰收后，来当地的土著也参加了进来，就形成了纳顿”。这段口述中存在一个问题，蒙古族是个游牧民族，说到这又不能不提喇家遗址，这是被证明有4000年历史的当地土著居民，出土的最早的面条，说明了当时这里的农业已经很发达了。三川地区在蒙古人迁入和山西汉人迁入时已经有很好的农业发展，在当地土著的影响下三晋大地，自古以来就是华夏族和北方游牧民族混合聚居的地方。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之间有过征战和对抗。更深远的是彼此之间的和睦共处，相互渗透，直至以汉为主，融为一体。三晋有四次大的民族融合，其中第二、第三次是东汉末年至西晋初年有两万余户匈奴人归入三晋。而在北魏拓拔氏统治集团建都平城（今大同）后，共有四十一万鲜卑人和九万高车族人定居在三晋。特别是孝文帝对鲜卑族的生活方式进行了全面的改造，改用汉姓，影响深远。
经过了多少时间，族谱不得其详，但居住在河沿村的郭氏族人称自己来自山西，还是有其根据的。虽然他们口传自己是来自山西大槐树，《环球郭氏宗谱》中《郭氏源流说》一段文字作结论：“经魏晋南北朝崇重门第之后，多以古代黄帝之胄裔相羽饰，历世久远，屡经兴亡，播迁转折，转徙流离，故老不存，谱传失散，而欲更有详以稽考，亦已难矣。要之既占为郭氏，则众流同源，固不碍其有同姓之亲也。”此一论述，早已成为古往今来海内外郭氏之共识。郭氏家族同根共祖，无论史书记载，还是各地郭氏家谱、碑文，或者口头相传，绝大多数郭氏后人都认定来自汾阳，并以汾阳做堂号、刻门额、制香盒，以“汾阳郭氏”自居，称汾阳为郭氏家族根之所在。
因为在土族的族源证明中有蒙古人说、吐谷浑说、李克郁先生在其《河湟蒙古尔人》中也说明了土族可能是蒙古人的后代，这部分土族多半是互助土族族源的说明，而针对民和三川地区的土族族源存在的说法比较多。而我认为这部分土族的源流与突厥和鲜卑都有一定的联系。突厥兴起的过程中，起关键作用是突厥和铁勒的联合，546年，突厥首领阿史那土门兼铁勒五万余部，使人数不多的突厥猛增到20万到30万人，后来，又有许多的铁勒部落陆续来附，从突厥立国时起，主要依靠铁勒人东征西讨，而且，突厥在兴起时曾依靠西魏王朝的支持，551年（西魏大统十七年）西魏王室将长乐公主嫁于阿史那土门，双方关系日益密切。之后伊犁可汗之子木杆可汗是突厥汗国的开拓者，出兵柔然残部，兼并叶尼塞河上游契骨人，东进辽河上游逼走契丹，又和西魏凉州刺史史宁联合攻打吐谷浑。北魏、东魏、西魏是鲜卑人拓拔氏统治的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曹操和鲜卑人在肥水打过一役，因此，我推断，鲜卑人与三国的交流以及后来北魏统一北方的复兴，推行了汉化政策，以及他们统一了山西地区，所以三国历史对其民族是有其影响的，西魏对吐谷浑的攻打，肯定要从当地征兵，因此，民和地区的这部分崇尚三国的汉族，可能是跟随他们而来的。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与汉族的杂居共处和通婚，大多被融合于汉族。在汉化的过程中，其统一的地域属于秦晋之地，是三国历史的发生地，而且发生时期又在三国之后，任何历史的演义和传说都是在其历史发生后才能广泛流传的，鲜卑人必须在汉化的过程中吸收其文化，并对其产生深远的影响。战事的发生和战乱人口的迁徙是文化传播、交流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通过这个例证，三国戏和关羽的崇拜文化可能更早随着战事的传播到了青海民和三川地区，并且在其地域发展壮大。
民族融合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长期复杂曲折。一般而言，民族融合首先表现在民族的迁徙，这种民族迁徙使各民族错居杂处，为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吸引提供了条件。由于经济文化的密切交往，随之出现生产生活方式的趋同、语言的渐变，最后是对意识形态的趋同和对新的民族集团的认同。
参考文献：
[1]崔永红,张得祖.青海通史[M].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9,9.
[2]李克郁.河湟蒙古尔人[M].青海人民出版社,2005.1.
[3]文忠祥.纳顿面具舞解读[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第33卷第3 期 2007年.
[4]三国志卷五.魏书·后妃传[M].168页.中华书局,1959年一版.2006年.
[5]刘纬毅.三晋文化特质[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5卷第一期. 1998年.
[6]汾阳王53世孙郭世科敬撰.转自《汾阳郭氏郭村支谱》
[7]马林诺夫斯基著.费孝通译.文化论[M].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
[8]林惠祥.文化人类学[M].商务印书馆,2002年.
[9]吕建中.民和三川土族邓氏家族族源考[M].邓西银.青海民族研究(季刊) 1998.2.
（作者简介：才让扎西，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在读研究生。郭学忠，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科学学院 地理学在读研究生。）
现在大家公认的土族的概况，土族主要分布于青海互助县、大通县、西宁和民和三川地区及甘肃天祝地区，这与元代弘吉剌部岐王所部分布大体一致。今互助、天祝一带土族自称“蒙古尔”、察汗蒙古尔等。土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其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根据语言学家的研究，土语中大约有50%至60%以上的蒙古语，并且土语中至今保留着13世纪前蒙古词汇。
清代藏文文献《佑宁寺志》中也有明确的记载：“从前，大地梵天江格尔汗的部将格日利特带领部属来到这里，现在的霍尔多为他们的后裔”。蒙古人大规模的迁徙青海，历史上有两次，一次是元代，一次是明代，元代弘吉剌部主要分布在湟水流域，而明代迁入的蒙古部落主要在青海湖一带，与明王朝处于敌对状态，所以土族的形成与元代蒙古族有关系。
上述主要是互助、天祝、大通的主要组成部分，而民和三川地区的土族也流传着外来说，此外来说的主要对象不是蒙古族，而是来自山西的汉族。因为在民和官亭镇河沿村郭家一社世世代代一直沿袭着一种祭祖仪式，通过仪式告诉全体族人不要忘了祖先和根源。得知其根源可能在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每年的正月初一，全体郭氏族人都要聚集在山神庙前，举行他们的祭祖和拜年仪式，大家拿出自家准备的酒、油炸馍馍、猪肉和酥油等祭祀用品，由族人中有威望的长者主持祭祀仪式，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跪向山西所在的方位，主持仪式的长者是用土语说的，大概意思是：“啊，我们郭家160人等，我们的祖先是山西洪洞大槐树人，迁徙到青海民和官亭镇河沿村，今天我们大家都在山神庙前给山西的先人们拜年了。”然后大家开始叩头，燃放鞭炮、烧香、祭酒等一系列活动。
而今甘肃省积石山县大河家镇还有一部分郭家人住在那里，每年春节三川郭家村庄组织社火到大河家表演节目，到那里都会受到热情款待，双方相互拜年，保持联络，时时代代铭记曾经都是一家人。据说两地方的人本来是一家族的人，不知什么原因分开了，一部分留黄河南岸，一部分留黄河北岸。
甘肃省的土族人口很多是从青海迁移过去的，其中天祝藏族自治县的土族大部分是从青海互助、民和、大通等地迁去的。临夏回族自治州的土族也多是如此，以积石山县为例，这里与青海三川地区的官亭隔黄河相望，积石山县石塬乡的三二家村历史上曾是黄河上游的四大渡口之一。官亭鄂家派专人在此黄河上摆渡，摆渡工后来就在三二家村定居下来，这也就是后来三二家村土族居民的来历。这样，我们大体可以认为，土族的先民到了河湟地区后就把当地作为他们新的生存区域，然后一步步地向外扩散，换句话说，土族的分布大体上经历一个由聚到散的过程。这种以河湟地区为中心向外扩散的过程，到今天还在持续当中，但是这种扩散的速度非常的缓慢。
三川土族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民族长期相处，互相交融，这还与三川在历史上所处的重要地理位置有着密切的关系。自汉武帝拓边以来，民和三川成为青海门户，中原政府经营西部青藏地带，必经民和境内两大唐蕃古道，一条是:自东向西，从西安出发，由甘肃永靖县的炳灵寺过黄河“天下第一桥”，入今青海民和县境内，沿南大山北麓向西到西宁。另一条是从临夏大河家渡黄河到民和县三川官亭镇，经古都释向东北出龙支谷(即今隆治沟)、允吾(今下川口)从郑伯津渡河西去通河西走廊。自1099年西夏李乾顺断炳灵寺黄河桥后，大河家至官亭的“临津古渡”成为丝绸之路南道之要津。历史上多有使者、商旅或军队由临津渡渡河进人青海境内，以官亭为首站，官亭成为丝绸南路贸易重镇，明清时期曾出现“朝贡不绝、商旅相继”的极盛场面。东晋高僧法显、北魏时比丘惠生及宗云，隋炀帝、唐高僧道宣等曾先后取道于此。或往西域、或取道西藏往印度。民和境内两条唐蕃古道阅历了两千年的沧桑，汉唐以后的元、明、清三代也一直都以此为经营青藏高原地区的战略干线，在人类文明和祖国统一，以及国内民族交融、民族团结等方面，都曾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三川土族的形成发展有过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军队远征、部众散亡寄生于当地，商贾穷途求存于土著，难民逃荒留足于此，也是三川土族的一个来源。了解当地土族的来源迁徙史，对我们进一步研究三川土族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三国志》卷五《魏书·后妃传》记载：“明元郭皇后，西平人也，世河右大族。黄初中，本郡反叛，遂没入宫。”“明元”是郭皇后封号，其名无考。郭姓先祖开发青海已有２０００多年历史，三国时西平（宁）郭氏为望族，郭满之女为曹魏皇后、皇太后，即曹操孙媳，是皇亲国戚。以后千百年间有更多的中原郭姓陆续来青海开发定居，故形成了青海东部１９个郭姓村庄。
笔者通过史料和特有的节日中保留的文化来证明民和三川的土族部分来自汉族的可行性。民和土族纳顿的三国戏是以三国故事为素材，重点表现刘备、关羽、张飞、曹操、吕布形象的面具舞蹈。《五将》《三将》《关舞》这中间都有一个关键人物关羽，特别是《关舞》中关羽一人着长袍，另有两人执大旗在两侧伴随，动作情节和《三将》类似，只是关羽一人表演前半部分，脱下长袍，吕布上场，两人厮杀，吕布站败。三国戏突出关羽，表现关羽的忠义思想。三国面具舞中首推关羽，这种中原的汉文化为什么会在民和三川地区有着浓墨重彩的表演呢？
由此我们可能会想到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记载，明初从山西洪洞等地迁出移民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北京、江苏、湖北等地，但有少部分迁往陕西、宁夏、甘肃（元代在湟水流域设西宁州，隶属于甘肃行省）；元代迁入甘肃行省的人口中数量最多的是携中原农耕文化的汉人。山西是三国历史的主要发生地，曹操统一北方后，其统治势力主要分布在今山西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山西运城又是关羽的故里，因此浓郁的三国文化和关羽崇拜文化被带到了民和三川地区。文钟祥先生在他的《纳顿面具舞解读》中关于三国戏的描述中也提到了相同的观点——山西来源的说法。据当地的民间传说，三国戏的上演和关帝庙的修建与当时进入三川的山西客商有直接关系。主要的形成还是和人口的迁徙有关。历史上汉族大量迁入三川地区是明清时期，山西、四川、甘肃等地的汉族陆续迁移到民和三川一带，三川土族中部分家族的家谱记载，在明洪武年间，曾有一批汉族人从山西等地迁入三川地区，与当地土族人民长期相处，有些就融合到土族中去了。三川官亭土族张家、贾家的家谱称其祖先是山西平阳府人，秦家家谱称其祖先原籍山西柳树庄人，还有些家族称其祖先来自南京。三川河边马家和大庄的十几户土族，在一百多年前是回族，后逐渐融合于土族之中，官亭喇家、鲍家村的土族，原是黄南同仁迁来的藏族。这些不同民族的家族和人口，为逃避天灾人祸，谋求生活，辗转流徙，互通婚姻，汉族人口大量进入土族地区，以至于被融合进土族社会，是三国戏进入并获得立足、长久发展的基础条件和重要保障。
费孝通和王同惠共同翻译的许让神父《甘肃土人婚姻》，许让神父在二十世纪初来到甘肃土人地区进行深入的研究，后期费孝通也进行了实地的考察。并采集了一些照片，从照片上和他的描述中，他调查的地方其实就是现在的民和三川和互助土族地区。西汉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赵充国深入湟中地区平定西羌，整个河湟地区形势稳定，设立郡县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将金城郡内六个县扩为十三个，新设的七县中，临羌、安夷、破羌、允吾思贤分布在今青海境内的湟水流域。自此，青海东部地区正式纳入了中央王朝的郡县体系。随着西汉统治区域的向西扩张，郡治也从原来的金城迁到允吾（青海民和县下川口），到了建安年间又在金城郡的基础上设立西平郡。从临羌县分置西都县为郡治，辖有西都、临羌、安夷、破羌四县。允吾、白土（今青海民和官亭镇鲍家古城）等县仍属金城郡。直到1928年青海建省，允吾、白土等民和三川地区正式划归到青海省。如果能证明，元、明代迁徙到甘肃的人口中后来留在了划归到青海省民和三川地区的人口，汉族来源的说法就成立。
李克郁先生在其《河湟蒙古尔人》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道教是汉族崇拜的民间信仰，土族崇拜道教也不奇怪，因为历史上土族的先民曾在山西一带活动过一段时期，山西又是主要道教地区之一，土族受汉文化的影响是可能的。”因为李克用与李国昌父子扶持唐朝之后，其主要势力就在山西，而山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是鲜卑人统治地区，而郭家村人又自称来自山西大槐树，通过这几点就可以肯定，山西对土族来源是一个不能不提的地域，它和三国戏和关羽崇拜又存在吻合之处。纵观中国历史，战争是逼迫人迁徙的原因之一，赵木川郭家村的族群内部都会说土语，但在自己的来源上认同说自己是山西大槐树人，所以可以推断郭家村土族是到当地后被土化的汉族。
迁居该地的蒙古军队，经过长期与汉人的错居杂处，在当地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他们的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远离漠北，开始与当地的汉人一样从事农耕，经济生活逐渐和汉人一致。民和土族说：“相传在元代初期成吉思汗率军西征时，把一部分军队留在了三川，他们边守黄河，边开垦种地，在七月庄稼丰收后，他们喜庆丰收后，来当地的土著也参加了进来，就形成了纳顿”。这段口述中存在一个问题，蒙古族是个游牧民族，说到这又不能不提喇家遗址，这是被证明有4000年历史的当地土著居民，出土的最早的面条，说明了当时这里的农业已经很发达了。三川地区在蒙古人迁入和山西汉人迁入时已经有很好的农业发展，在当地土著的影响下三晋大地，自古以来就是华夏族和北方游牧民族混合聚居的地方。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之间有过征战和对抗。更深远的是彼此之间的和睦共处，相互渗透，直至以汉为主，融为一体。三晋有四次大的民族融合，其中第二、第三次是东汉末年至西晋初年有两万余户匈奴人归入三晋。而在北魏拓拔氏统治集团建都平城（今大同）后，共有四十一万鲜卑人和九万高车族人定居在三晋。特别是孝文帝对鲜卑族的生活方式进行了全面的改造，改用汉姓，影响深远。
经过了多少时间，族谱不得其详，但居住在河沿村的郭氏族人称自己来自山西，还是有其根据的。虽然他们口传自己是来自山西大槐树，《环球郭氏宗谱》中《郭氏源流说》一段文字作结论：“经魏晋南北朝崇重门第之后，多以古代黄帝之胄裔相羽饰，历世久远，屡经兴亡，播迁转折，转徙流离，故老不存，谱传失散，而欲更有详以稽考，亦已难矣。要之既占为郭氏，则众流同源，固不碍其有同姓之亲也。”此一论述，早已成为古往今来海内外郭氏之共识。郭氏家族同根共祖，无论史书记载，还是各地郭氏家谱、碑文，或者口头相传，绝大多数郭氏后人都认定来自汾阳，并以汾阳做堂号、刻门额、制香盒，以“汾阳郭氏”自居，称汾阳为郭氏家族根之所在。
因为在土族的族源证明中有蒙古人说、吐谷浑说、李克郁先生在其《河湟蒙古尔人》中也说明了土族可能是蒙古人的后代，这部分土族多半是互助土族族源的说明，而针对民和三川地区的土族族源存在的说法比较多。而我认为这部分土族的源流与突厥和鲜卑都有一定的联系。突厥兴起的过程中，起关键作用是突厥和铁勒的联合，546年，突厥首领阿史那土门兼铁勒五万余部，使人数不多的突厥猛增到20万到30万人，后来，又有许多的铁勒部落陆续来附，从突厥立国时起，主要依靠铁勒人东征西讨，而且，突厥在兴起时曾依靠西魏王朝的支持，551年（西魏大统十七年）西魏王室将长乐公主嫁于阿史那土门，双方关系日益密切。之后伊犁可汗之子木杆可汗是突厥汗国的开拓者，出兵柔然残部，兼并叶尼塞河上游契骨人，东进辽河上游逼走契丹，又和西魏凉州刺史史宁联合攻打吐谷浑。北魏、东魏、西魏是鲜卑人拓拔氏统治的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曹操和鲜卑人在肥水打过一役，因此，我推断，鲜卑人与三国的交流以及后来北魏统一北方的复兴，推行了汉化政策，以及他们统一了山西地区，所以三国历史对其民族是有其影响的，西魏对吐谷浑的攻打，肯定要从当地征兵，因此，民和地区的这部分崇尚三国的汉族，可能是跟随他们而来的。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与汉族的杂居共处和通婚，大多被融合于汉族。在汉化的过程中，其统一的地域属于秦晋之地，是三国历史的发生地，而且发生时期又在三国之后，任何历史的演义和传说都是在其历史发生后才能广泛流传的，鲜卑人必须在汉化的过程中吸收其文化，并对其产生深远的影响。战事的发生和战乱人口的迁徙是文化传播、交流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通过这个例证，三国戏和关羽的崇拜文化可能更早随着战事的传播到了青海民和三川地区，并且在其地域发展壮大。
民族融合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长期复杂曲折。一般而言，民族融合首先表现在民族的迁徙，这种民族迁徙使各民族错居杂处，为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吸引提供了条件。由于经济文化的密切交往，随之出现生产生活方式的趋同、语言的渐变，最后是对意识形态的趋同和对新的民族集团的认同。
参考文献：
[1]崔永红,张得祖.青海通史[M].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9,9.
[2]李克郁.河湟蒙古尔人[M].青海人民出版社,2005.1.
[3]文忠祥.纳顿面具舞解读[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第33卷第3 期 2007年.
[4]三国志卷五.魏书·后妃传[M].168页.中华书局,1959年一版.2006年.
[5]刘纬毅.三晋文化特质[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5卷第一期. 1998年.
[6]汾阳王53世孙郭世科敬撰.转自《汾阳郭氏郭村支谱》
[7]马林诺夫斯基著.费孝通译.文化论[M].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
[8]林惠祥.文化人类学[M].商务印书馆,2002年.
[9]吕建中.民和三川土族邓氏家族族源考[M].邓西银.青海民族研究(季刊) 1998.2.
（作者简介：才让扎西，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在读研究生。郭学忠，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科学学院 地理学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