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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19日至20日，第五届中国乐团艺术管理论坛在杭州举行。中国乐团艺术管理论坛创办于2015年，旨在搭建一个为中国乐团在专业化、职业化、国际化和未来发展等方面进行探索和研讨的交流平台。2019年适逢杭州爱乐乐团成立十周年，第五届论坛便由杭州爱乐乐团主办。与往年有所不同的是，今年论坛在举办的当天，还举行了中国音乐家协会交响乐团联盟成立大会，全国五十八家职业交响乐团前来参加。联盟旨在积极推动中国交响乐团在专业领域的影响力，扩大乐团的信息传播面，更好地实现乐团与乐团之间的合作交流，拓宽乐团的职业化道路。
01《中国音乐家协会交响乐团联盟交响乐团发展白皮书》封面
02“2019中国乐团艺术管理论坛”现场
中国乐团艺术管理论坛始终关注交响乐团发展的内外部因素，共享各团长及负责人管理乐团的优秀经验。今年论坛致力于探讨目前受国内职业乐团高度关注的几大议题，如乐团的委约作品工作和国家艺术基金的政策解读、探讨符合我国乐团的发展标准和管理体系、解读《中国交响乐团联盟乐团发展白皮书》等。论坛期间，中国音乐家协会交响乐团联盟还进行了一次公益活动，组织了联盟内的十一位指挥家：余隆、张国勇、谭利华、李心草、张艺、杨洋、林大叶、夏小汤、黄屹、景焕、张洁敏，赴各地乐团进行义务演出，不收分毫，助力中国交响乐在全国范围内的深入推进。
本届论坛，主办方邀请到了拿索斯音乐集团主席克劳斯·海曼（Klaus Heymann）展开关于“交响乐团的录音制作、发行与分销详解”的讨论。海曼先生首先向大家简单介绍了唱片录制的基本常识和规则。在他看来，我们之所以要录音，是因为录音有着诸多好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录音可以提高乐团的演奏水平。“很多乐团在经过多次为了录音而进行的排练之后，演奏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因为当他们通过麦克风回听演奏时，会对自己的声音有更深入的了解。”有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就是拿索斯与中国香港管弦乐团的合作。“乐团花了四年时间，录制了瓦格纳全套《尼伯龙根的指环》。正是因为这个庞大的录制项目，中国香港管弦乐团被《留声机》杂志称为‘演释瓦格纳音乐最好的乐团之一’。”除此之外，录音在增强乐团国内外的声誉和知名度，以及帮助乐团吸引企业赞助、申请艺术基金等方面都有着非常大的作用。
01北京库克音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余赫
02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总经理任小珑
03拿索斯音乐集团主席克劳斯·海曼
04第五届中国乐团艺术管理论坛现场
那么，我们如何来制作一个录音呢？海曼先生认为一支乐团的录音工作最好是在音乐厅，而不是在录音室内完成，“有条件的话可以在音响效果比较好的音乐厅，这样乐团录制出来的声音会更自然，也更接近于真实的音乐会”。一般来说，如果在音乐厅录音的话，每周会排练四次到八次，录音师会录下每一次的排练。“当然，如果只是在音乐厅内排练、录制唱片的话，成本会非常高，所以很多乐团选择在音乐会的时候录音。录音师会根据乐团每一次排练、走台、现场演出录音，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在音乐会结束后的一天进行补录，替换掉演奏错误的部分以及观众的杂音等等，最终整理出一个最完美的录音版本。”
海曼先生透露道，拿索斯的国际录音项目主要是在西欧完成的。“西欧的大部分国立或市立的广播电台都有自己的专属乐团，他们对录音的需求量非常大。如果唱片公司请这些广播交响乐团来录制唱片的话，成本会相对低一些，因为对于很多西欧乐团的乐手来说，录制唱片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所以拿索斯只需要承担唱片的制作费，而不需要支付音乐家的酬劳。”还有一种情况是乐团自己想录制一些他们认为比较有意义的曲目，这样他们会自己先录制完，把成品以非常合理的价格授权给唱片公司，然后由唱片公司进行制作和发行。
随后，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余隆问道：“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是唱片公司主动去找乐团录制的情况多，还是乐团主动跟唱片公司联系的情况多？”海曼先生坦陈：“大多是乐团主动来找唱片公司的。”余隆继续发问：“如果乐团找上唱片公司，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乐团你们都会考虑？”海曼表示并不是，他们会对乐团及其音乐总监的水准，还有乐团想要录制的曲目进行综合考量后进行筛选。“如果乐团只是想录全套贝多芬交响曲的话，就目前而言，拿索斯不会接这个项目。我们现在的录音通常会考虑到乐团的地域性，支持特定地域录制带有自己国家或民族特色的音乐，比如我们希望北欧的乐团录制北欧作曲家的作品，而对于俄罗斯的乐团，我们更希望它们录制斯拉夫民族的音乐。”除此之外，相对于单部作品，拿索斯更倾向于推出系列唱片，比如当代作曲家系列、中国作曲家系列等。
中国音乐家协会交响乐团联盟成立大会
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总经理任小瓏先生说，尽管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尚未在拿索斯的厂牌下录制发行过唱片，但国家大剧院和拿索斯已在版权业务、唱片销售等领域有合作。他认为拿索斯能给大家带来的不仅是录音和发行方面的服务，还有录音之后的销售支持。“国家大剧院有自己自有的唱片公司，我们会在自己的唱片公司录音，但录制和发行之后，我们的唱片公司仍然会通过与拿索斯的合作，借助其遍布全球的实体和数字销售渠道，把我们的唱片推广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海曼先生也表示，通常一个录音厂牌每年至少要推出五到六张唱片，“如果一年只录一张唱片的话，是没有办法被称为真正的厂牌的”。而对于拿索斯来说，无论是录制唱片，还是代理销售，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在销售渠道这方面，拿索斯能够在国际上铺得很广”。
关于实体唱片会不会消失这个问题，北京库克音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余赫表示，实体唱片肯定会继续存在，就像实体书店不会消失一样，“比如向政府或企业申请资助和赞助时，你必须给他们一张实体的唱片，因为你总不见得给对方一个账号和密码，让对方在线听吧？”不过，这只是一个附加产品，而不是主流产品。“在这个时代，如果你想让更多的人听到某一支交响乐团的音乐，绝对不能只靠实体唱片。”海曼先生也同意余赫的观点：“虽然从整体来看，实体唱片已经慢慢地不再赚钱了，但实体的产品我们总归要有的。现在实体唱片的销量主要来自音乐会之后的签售，而唱片录制大部分的销售额还是来自于线上。”
最后，余隆总结道，录音对于所有的乐团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录音可以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用途，无论是作为乐团的宣传还是记录，最重要的是适合自己。至于唱片是做成实体的形式还是仅仅在网络上进行传播，见仁见智，但网络和新技术是不可否认的新趋势。”
中国乐团艺术管理论坛始终关注交响乐团发展的内外部因素，共享各团长及负责人管理乐团的优秀经验。今年论坛致力于探讨目前受国内职业乐团高度关注的几大议题，如乐团的委约作品工作和国家艺术基金的政策解读、探讨符合我国乐团的发展标准和管理体系、解读《中国交响乐团联盟乐团发展白皮书》等。论坛期间，中国音乐家协会交响乐团联盟还进行了一次公益活动，组织了联盟内的十一位指挥家：余隆、张国勇、谭利华、李心草、张艺、杨洋、林大叶、夏小汤、黄屹、景焕、张洁敏，赴各地乐团进行义务演出，不收分毫，助力中国交响乐在全国范围内的深入推进。
本届论坛，主办方邀请到了拿索斯音乐集团主席克劳斯·海曼（Klaus Heymann）展开关于“交响乐团的录音制作、发行与分销详解”的讨论。海曼先生首先向大家简单介绍了唱片录制的基本常识和规则。在他看来，我们之所以要录音，是因为录音有着诸多好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录音可以提高乐团的演奏水平。“很多乐团在经过多次为了录音而进行的排练之后，演奏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因为当他们通过麦克风回听演奏时，会对自己的声音有更深入的了解。”有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就是拿索斯与中国香港管弦乐团的合作。“乐团花了四年时间，录制了瓦格纳全套《尼伯龙根的指环》。正是因为这个庞大的录制项目，中国香港管弦乐团被《留声机》杂志称为‘演释瓦格纳音乐最好的乐团之一’。”除此之外，录音在增强乐团国内外的声誉和知名度，以及帮助乐团吸引企业赞助、申请艺术基金等方面都有着非常大的作用。
那么，我们如何来制作一个录音呢？海曼先生认为一支乐团的录音工作最好是在音乐厅，而不是在录音室内完成，“有条件的话可以在音响效果比较好的音乐厅，这样乐团录制出来的声音会更自然，也更接近于真实的音乐会”。一般来说，如果在音乐厅录音的话，每周会排练四次到八次，录音师会录下每一次的排练。“当然，如果只是在音乐厅内排练、录制唱片的话，成本会非常高，所以很多乐团选择在音乐会的时候录音。录音师会根据乐团每一次排练、走台、现场演出录音，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在音乐会结束后的一天进行补录，替换掉演奏错误的部分以及观众的杂音等等，最终整理出一个最完美的录音版本。”
海曼先生透露道，拿索斯的国际录音项目主要是在西欧完成的。“西欧的大部分国立或市立的广播电台都有自己的专属乐团，他们对录音的需求量非常大。如果唱片公司请这些广播交响乐团来录制唱片的话，成本会相对低一些，因为对于很多西欧乐团的乐手来说，录制唱片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所以拿索斯只需要承担唱片的制作费，而不需要支付音乐家的酬劳。”还有一种情况是乐团自己想录制一些他们认为比较有意义的曲目，这样他们会自己先录制完，把成品以非常合理的价格授权给唱片公司，然后由唱片公司进行制作和发行。
随后，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余隆问道：“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是唱片公司主动去找乐团录制的情况多，还是乐团主动跟唱片公司联系的情况多？”海曼先生坦陈：“大多是乐团主动来找唱片公司的。”余隆继续发问：“如果乐团找上唱片公司，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乐团你们都会考虑？”海曼表示并不是，他们会对乐团及其音乐总监的水准，还有乐团想要录制的曲目进行综合考量后进行筛选。“如果乐团只是想录全套贝多芬交响曲的话，就目前而言，拿索斯不会接这个项目。我们现在的录音通常会考虑到乐团的地域性，支持特定地域录制带有自己国家或民族特色的音乐，比如我们希望北欧的乐团录制北欧作曲家的作品，而对于俄罗斯的乐团，我们更希望它们录制斯拉夫民族的音乐。”除此之外，相对于单部作品，拿索斯更倾向于推出系列唱片，比如当代作曲家系列、中国作曲家系列等。
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总经理任小瓏先生说，尽管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尚未在拿索斯的厂牌下录制发行过唱片，但国家大剧院和拿索斯已在版权业务、唱片销售等领域有合作。他认为拿索斯能给大家带来的不仅是录音和发行方面的服务，还有录音之后的销售支持。“国家大剧院有自己自有的唱片公司，我们会在自己的唱片公司录音，但录制和发行之后，我们的唱片公司仍然会通过与拿索斯的合作，借助其遍布全球的实体和数字销售渠道，把我们的唱片推广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海曼先生也表示，通常一个录音厂牌每年至少要推出五到六张唱片，“如果一年只录一张唱片的话，是没有办法被称为真正的厂牌的”。而对于拿索斯来说，无论是录制唱片，还是代理销售，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在销售渠道这方面，拿索斯能够在国际上铺得很广”。
关于实体唱片会不会消失这个问题，北京库克音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余赫表示，实体唱片肯定会继续存在，就像实体书店不会消失一样，“比如向政府或企业申请资助和赞助时，你必须给他们一张实体的唱片，因为你总不见得给对方一个账号和密码，让对方在线听吧？”不过，这只是一个附加产品，而不是主流产品。“在这个时代，如果你想让更多的人听到某一支交响乐团的音乐，绝对不能只靠实体唱片。”海曼先生也同意余赫的观点：“虽然从整体来看，实体唱片已经慢慢地不再赚钱了，但实体的产品我们总归要有的。现在实体唱片的销量主要来自音乐会之后的签售，而唱片录制大部分的销售额还是来自于线上。”
最后，余隆总结道，录音对于所有的乐团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录音可以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用途，无论是作为乐团的宣传还是记录，最重要的是适合自己。至于唱片是做成实体的形式还是仅仅在网络上进行传播，见仁见智，但网络和新技术是不可否认的新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