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初，中纪委发布“苟晶高考被冒名事件”调查结果，此事似已尘埃落定。我却不觉得有丝毫快意。我同情苟晶，对邱印林父女则是憎恶与同情交织，但我深知，他们如今的命运，仅有个案意义，没有更多价值。坐拥地域优势和关系资源的考生，以更低的分数夺得一份高考录取通知书，这种对弱势考生的“合法顶替”，仍是今日常态。而且，高考对许多底层孩子来说，或已不再那么重要。
　　四十多年前不是这样。
　　我的一个兄长在四十多年前参加高考，提前一天师生结队赶往十余里远的县城师范学校，考完后独自在家做了一个月瓦坯。他说：“瓦坯卖了多少钱不记得了，只记得一边做瓦坯，一边等录取通知书。8月24日收到。自此离土离乡，得见比县城更远的世界。”一项高校调查显示，从高职高专到普通本科、“211”、“985”，随着层次梯级上升，农村子弟的比例越来越小，城市学生比例却日趋增加。
　　二十五年前我参加高考的时候，高考还不是鸡肋，而是一把砍刀，将青春拦腰砍成两段。太多人的青春被高考谋杀了，运气好的话，能得到一纸录取通知书作为部分赔付;运气不好的话，则带着“高考失败”的烙印走向社会，像火灾后的房子一样被拆掉或重建。
　　我抵抗高考这把砍刀的法子，是将它降低为一场普通的考试。高考前一晚，我和朋友毛毛虫去王子影吧看录像，周润发主演的《和平饭店》。那个时候，我们以不用功而成绩优秀自豪，或者以不用功而成绩劣等骄傲，对努力学习获得优秀成绩的学生报以广泛的舆论监督与批评。
　　语文、英语、数学、化学都考得不错，在最后一门物理开考之前，我跟老爸老妈说，第一志愿肯定上了！考不上600分，我就自杀以谢天下。
　　物理我提前半小时交卷，因为迫不及待要赶赴人生中第一个大酒局。我约了少年时代最要好的八个男友两个女友，在高考结束的中午，在学校对门的小馆子，一直喝到下午5点。
　　这天我们喝了七瓶52度的文君酒，以及可以装满一个游泳池的啤酒，总共花了三百多元。为了这顿酒我攒了一年的钱。
　　高考成绩出来，我没上600分。物理考栽了，只得了九十多分。我没有自杀以谢天下，关屋里不吃不喝了一天，就跟命运重新交上朋友。后来我拿到第二志愿的通知书，当晚一伙人又喝了顿大酒。
　　那些朋友大多数现在还是挚友。奶娃如今在一家顶级建筑事务所做高管，疫情期间没裁一个人;仲仲考了公务员，女儿名字是我起的，叫史可闻，上小学前改了，太难听;刘军在镇上当英语老师，生了个女儿漂亮得让他不好意思;李强在电力公司，每年要喝几十瓶茅台;苏二先是做五通桥赌圣，后来跑路到重庆卖春药，再后返乡;毛毛虫给土老肥三哥當司机，前几年结婚，是第二次;向天倒插门到双流，在配气站做站长，儿子已读大学了;刘远东高考失败，入伍参军，现在是校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