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何种姿态面对当下，用什么方式讲述故事，是一个作家体察生活、认知时代的重要表征。现实社会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但如何创作出紧扣时代脉搏的文学，不仅需要作家有介入现实的锐气，更需要作家有接纳文学传统的大气。当代大凡有影响力的作品，都既能与现实社会形成张力，又能汇入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张慧兰的《二指禅》在乡村城镇化背景下，聚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传统道德坍塌和价值观畸变。可以说，这部作品既体现了作家对当下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关注，也继续思考着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境遇及人性书写等问题。
　　置身于时代变革大潮，作家的使命之一就是，记录并艺术地反映这个时代。作为时代的风向标，由社会变革引发的文化转型期的震荡，以及人们所遭遇的道德尴尬与精神危机，这其中的痛苦和矛盾或许更值得深思。如在中国当代文坛一直热度不减的路遥，其创作之所以能引起读者强烈共鸣，不仅是因为他以立足现实作为创作根本，更重要的是他敏锐地抓住了城乡交叉地带这一具有独特社会意义的区域，体验并书写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精神困境。李慧兰的创作与路遥直面现实的文学品格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也与现代乡土文学有着较为相似的视角和价值取向。其实，不管你欢迎与否，城市化终将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乡村被城市取代，以乡村文明为代表的传统价值观也必然会受到城市文明的冲击。而这正是当下作家们所处的时代，所要直面、体验并深耕的现实。
　　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现代以来作家们惯用的叙事模式，《二指禅》继续书写着现代化进程中，以乡村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所遭遇的前所未有的冲击。而以农耕文明为根基的传统文化，最根本的体现在人与土地的关系上。正如小说中的莲溪社区，由传统的村庄变成了不断向空中延伸的高楼大厦，人们的居住、生活和工作都远离了土地，也改变了积淀数千年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中国是以传统伦理为本位的社会，而重伦理的表现就是对亲情的重视。不仅传统家族与家庭中的血缘亲情关系尤其重要，而且亲朋邻里之间也是温情脉脉。当人们远离土地，与传统生存方式渐行渐远，这种维系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也逐渐被人们淡忘，现代理性冰冻了传统温情，物质利益充斥人们内心，以亲情为重要纽带的旧时人际关系断裂。
　　当代文坛书写人际的物质关系并不鲜见，但《二指禅》的独到之处是对时代新变中人的情感与伦理二者关系的探讨。土地的缺失，让以土地为生存之本的老百姓产生种种困惑、焦虑，年轻人被迫离开家庭外出打工，留守的老弱病残在家无所依傍，临近春节，几百户人家组成的莲溪社区却像一座孤独的城堡。而且旧时邻里的友善和亲切也变得淡薄，淳朴的乡情被物质利益取而代之。变化最大的是刘德树以前的邻居谢绍康，两家前屋挨后屋，来往非常密切，但谢绍康以儿子亮亮要准备二胎为由拒绝参加舞龙。让刘德树更难接受的是，亮亮训练受伤后，谢绍康不仅要求报销医药费，索要误工费，甚至从刘德树手里拿走一年的非遗传承费却还不罢休。
　　不仅邻里关系变质，连师徒关系也变味了。俗话说，师徒如父子。外地人李天福想要拜刘德树为师学莲溪高龙，当然，李天福学舞龙的动机并不纯。刘德树起初并不愿意把舞龙技藝传给外地人，经过李天福一年多的软磨硬泡后，刘德树才断断续续教了李天福几项舞龙技巧，但私下里却保留了一手“二指禅”的绝活。如果说师徒之间没有血缘，其中情谊不足以作过多褒贬，那么家庭内部这种带有血缘关系的亲情应是纯粹的，但在物质社会，父子之情、亲属之间的关系及情感的处理方式也掺杂了诸多杂质。刘德树的儿子兵兵和强强，也是在父母的强迫下不得已回来参加舞龙训练。而兵兵帮父亲动员组织舞龙队伍，是因为自己单位主管的身份，能帮助介绍工作为利益交换。不可否认，城市化正如庞大的机械挤压和碾压着中国农村，而依附于乡村的传统价值观正面临着崩溃，这种现象集中体现在城市的边缘和交叉地带。正因为对传统伦理丧失的焦虑，对道德观念滑坡的忧心，人们才伤感地喟叹民风之不古。
　　当然，《二指禅》的主要价值体现在对作为乡村文化代表的莲溪高龙在现代社会的遭遇及反思。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处境也是近些年来文艺工作者们一直思考并用不同艺术形式表达的话题。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贾平凹《秦腔》和吴天明导演的《百年朝凤》，这类作品无不带着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追忆和遗憾。不可否认，寄寓了人类童年的美好乡村记忆、赋予了道德精神的传统文化正面临着重构，甚至有些极有可能逐渐消亡成为历史。虽然这是社会发展必经阶段，也是人类社会必将面对的一个迷茫与痛苦的过程，但作家所要热切观照和深入反思正是于此。
　　二指禅，本是莲溪高龙中舞龙绝活，与其他武术绝学、医学妙方、奇巧工艺等一样，这些秘而不传的绝技绝学往往由掌门人掌握。出于对师传祖训的尊崇，掌门人对本门绝技的传授显得尤为谨慎。许多充满传统美质的绝技往往因不合时代发展而失传于世，如冯骥才《神鞭》里不可一世的辫子功，以及老舍《断魂枪》里未遇敌手的五虎断魂枪等。《二指禅》与大多数坚持传统拒斥现代的主题看似相似，实则着力点迥异。张慧兰笔下的莲溪社区已不再是诗情画意、安逸闲适的乡村，正月民俗文艺表演也不似沈从文《边城》所描绘的端午节民俗那么富有闲情雅趣，风味卓然。虽然书写在物化语境中传统文化无可奈何地即将消亡的感伤，但更多的是在反思和探寻城市化进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困境。刘德树因年事已高，表演“二指禅”绝技时受伤而不省人事，另一传承人李天福则气急之下斩断中指，发誓不再舞龙，莲溪高龙作为文化遗产面临失传，岌岌可危。平心而论，莲溪高龙的失传危机并非因为不受重视。从小说中可知，莲溪高龙不仅被列为省级非遗保护项目，政府还下拨了保护经费，也提供了展示民俗文艺的比赛和踩街活动，等等。那么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莲溪高龙的舞龙绝技失传？小说在展示文化阵痛中人文传统被漠视，甚至将被遗忘而即将消亡的困境时，也对此进行了探讨与追问。
　　莲溪高龙的困境，无疑给了我们一个警示和反思：如何有效地去传承和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给莲溪高龙立项，确立传承人，下达经费，政策扶持可以说做得非常到位。但也正因为将刘德树确立为莲溪高龙的第一传承人，这个需要众多人合力完成的自发性的风俗活动就成了他一个人的责任;也正因为微不足道的活动经费，传承人与其他舞龙队员之间出现隔阂，师徒二人的矛盾也由此产生。说到底，莲溪高龙的危机并非“非遗”制度导致，而是人事使然，是人们思想观念随着时代发展产生了质变。小说是以莲溪高龙的困境管窥城市化进程中的不足，尤其是现代文明和体制改革给传统文化及从业人员带来的问题，正如张慧兰在另一部作品《戏殇》中，对文化体制改革下楚剧人的迷茫、艰辛、挣扎与奋斗的再现，由此引起人们对城市文化丰富性的多向度反思。或许，《二指禅》还传达了这样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充满传统美质的文化，在现代文明社会的处境的确需要关注和反思，但不能自适于现代社会的传统文化怎样传承？是否有存在的必要？
　　不少作家和评论家在探讨乡村和城市二者关系时往往强调其冲突的一面。那么，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如何，这是现代以来中国作家一直思考的问题。长期生活在乡村的人们在进入城市后，情感和传统就没有了皈依，“找寻家园”似乎是每一个作家创作的母题。然而城市化作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可能诞生更多叙述的可能，或者更有启发式的思考。城市和乡村并非完全对立，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也并非你死我活、非此即彼，作家也应有足够的能力和胸怀包容文明的不同层次。或许有一天，古老的乡村焕发出新的生机，或者有些文化在逐渐消失，我们在惋惜的同时，也许是理解，甚至是释然，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正视社会发展的每一步，并承认其合理性。莲溪高龙，是一个有着象征意味的文化符码，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传统和精神。而刘德树的倒下，有着非常明显的文化传承彻底断裂的预示。当然，在书写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到的危机时，要有足够的包容心，这可能会使作家的思考更加全面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