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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凌晨。
1942年9月25日的凌晨。黄家祥烈士战死。
黄家祥烈士的死难情节，我不敢轻易叙述，这里借助2000年出版的《宁德地区志·人物传》的记载：
……家祥在五台山县红表乡榆林村组织有关人员开会时，被日军包围，情况危急。为了不连累全村群众，他临危不惧，安排在场人员撤退，自己留在最后阻击。在横越深沟时，不幸摔坏一条腿，跑在前面的人反身要扶他后撤，他见敌人已经追上来，急忙说：“你快跑，不要管我！”说着奋不顾身站起来，朝战友们撤退的相反方向走去，并故意发出声响将敌人引向自己。果然，一日军小队长率队包围了他，妄图活捉。为了让战友们安全撤离，他等敌人张牙舞爪地靠近时，出其不意地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这是一个人和一群野兽的战争。战场，很小。
此后，手榴弹巨大的轰响陷于无声，低垂的天空下是大地和血肉之躯。此后，一个又一个的凌晨来临，一切悄然远去。
史志的记载总是有限，细节永嫌不足。而细节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追述的。据有关知情人回忆，烈士当时炸死的日本鬼子有一个小队长、两个士兵。
黄家祥烈士牺牲的事迹在当时当地流传甚广。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罗秋月等（当年均为代县工作人员）在1983年就此事分别致函中共代县县委和烈士亲属，他们说，黄家祥在榆林被日寇包围，在难以突围的情况下，拉响了手榴弹炸死了自己。群众说他是代县司政科黄科长，是上海的大学生。
代县党史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经过多方面调查认为，黄家祥同志牺牲在代县南山榆林村，不但代县的人知道，应县、山阴县的人也都知道。
黄家祥烈士牺牲后，代县人民将他的遗骸安放于烈士陵园，并将他的英名铭刻于碑亭上。
二
于是，我想起那纪念碑，想起那矗立于大地之上的镌刻着黄家祥烈士姓名的纪念碑。
这样的纪念碑事实上是孤独的。山西代县烈士陵园埋过黄家祥烈士的忠骨，为什么那园中纪念碑上黃家祥烈士的英名渐渐地沉寂无闻，而英雄的出处长久地不为人知？
黄家祥是谁？
我还是援引《宁德地区志·人物传》的一段记载——
黄家祥（1909-1942），清宣统元年（1909年）生于宁德县蕉城镇富商家庭。
民国12年（1923年），往上海求学，在上海政法大学（作者按：应为上海法政学院）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20年，毅然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将其父开办的“黄砚记”商行中价值200两黄金的日货全部收缴充公。
民国26年6月，由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派往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翌年，分配到晋察冀边区人民政府工作，任山西省代县司政科科长。此时日本侵略军对解放区实行“铁壁包围”大扫荡，解放区人民生活极其艰苦。家祥与群众同甘共苦，布衣蔬食，半茹糠秕，毫无怨言。
烈士的生平我们已可以看个大概。
人间的喧闹翻腾着泡沫，流行色刺激眼球，谁会轻易惦记一个牺牲已久的烈士？何况，黄家祥生前死后都曾与自己的故土长久暌违，命献出了，姓隐了，名埋了，音信也全没了。战争的炮火、漫漫的年岁本来就足以彻底淹没一个人应有的存在。
终于，曲折与艰辛历尽了，黄家祥烈士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这一别，从1937年到1984年，除了四十七年可计量的时间距离，就是不可度测的两相茫茫的生死距离：出门的是青春一人，归来的是遗骸一抔。
三
听说，黄家祥烈士的故居在蕉城区八一五中路旧百货商店的后面，那一带如今大多是老旧的民房。我一度想前往拜谒凭吊，心思有了，行动却迟缓着，不久就听说它遭了火灾，化为灰烬。我想哪怕是面对劫余的废墟，也总该可以感应到烈士的一点点声息，但终于我还是没有成行，只是不时心里悬念着。
1999年我到过武汉，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那儿是文化的现场，也是历史的现场，临时动念，想去八路军办事处一探消息。因为1937年黄家祥从上海法政学院回家小聚，很快接到上级通知，就此辞别妻儿老小，重拾征程，其线路图正是：宁德——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延安。我买了武汉市区地图，一时却找不到八路军办事处，请教一些当地人也得不到有效的指点，日程甚紧，也就作罢了。不知道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是否保存黄家祥当时的报到档案？
黄家祥怎样由武汉到的延安，到了延安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如何学习、生活？这一切情形没有任何可资一观的材料流传。据烈士的后人回忆，在延安期间，黄家祥曾有家书数封相报。家书一封抵万金，可惜它们都没能够穿越恐怖的、苦难的年代而得以保存下来。甚至，烈士生前用过的在家中的一些物品，包括很多的书籍，渐渐地都没了，彻底消失了。那些年，烈士独自长眠异乡，阴阳两隔，音信难问，在妻子、儿女对他一天又一天的渴盼中，家道也正衰落着。家里一度靠变卖首饰维持生计。今天，黄家祥烈士的儿女也都年老了，与他们的交往交谈，使我间接地获得了对于烈士的一点点淡淡的印象。
2002年蕉城的培英居委会、红旗老年协会举行纪念黄家祥烈士牺牲六十周年座谈会，印发、朗诵了红旗诗社会员创作的纪念诗歌。这是难得的一次对于黄家祥烈士的集体追忆。
一切都愈去愈远。
黄家祥烈士的声尘踪迹真的微茫难寻了。
四
但黄家祥烈士的遗物总算还有，不过少而又少，只有一帧照片、一行文字而已。
照片是一寸半身标准照，具体拍摄的年月已不可确定，据烈士后人的讲述，大略可以猜测在1937年前后。时间早已使它泛黄，但其人风采难掩。烈士英俊帅气，戴着眼镜，浓眉如剑，目光淡定，神情坚毅，气质儒雅。以瞻仰的心情细细看着烈士的遗像，我只能这样说个大概，而语言本身就不像照相机那样容易呈现形象。
黄家祥佩戴眼镜。是的，佩戴眼镜，这是个细节，值得一说。山西省民政厅原厅长孟维璧在写给黄家祥烈士亲属的信件中称，“黄家祥同志是我的一位坚强可敬的战友”，面对这一张照片，他有一段回忆：“我看了当年英俊的面貌，如立眼前，他是五百度的近视眼，常戴近视眼镜。我是戴一千多度的近视眼镜。爬山时，我俩手牵手。”
凌晨。
1942年9月25日的凌晨。黄家祥烈士战死。
黄家祥烈士的死难情节，我不敢轻易叙述，这里借助2000年出版的《宁德地区志·人物传》的记载：
……家祥在五台山县红表乡榆林村组织有关人员开会时，被日军包围，情况危急。为了不连累全村群众，他临危不惧，安排在场人员撤退，自己留在最后阻击。在横越深沟时，不幸摔坏一条腿，跑在前面的人反身要扶他后撤，他见敌人已经追上来，急忙说：“你快跑，不要管我！”说着奋不顾身站起来，朝战友们撤退的相反方向走去，并故意发出声响将敌人引向自己。果然，一日军小队长率队包围了他，妄图活捉。为了让战友们安全撤离，他等敌人张牙舞爪地靠近时，出其不意地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这是一个人和一群野兽的战争。战场，很小。
此后，手榴弹巨大的轰响陷于无声，低垂的天空下是大地和血肉之躯。此后，一个又一个的凌晨来临，一切悄然远去。
史志的记载总是有限，细节永嫌不足。而细节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追述的。据有关知情人回忆，烈士当时炸死的日本鬼子有一个小队长、两个士兵。
黄家祥烈士牺牲的事迹在当时当地流传甚广。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罗秋月等（当年均为代县工作人员）在1983年就此事分别致函中共代县县委和烈士亲属，他们说，黄家祥在榆林被日寇包围，在难以突围的情况下，拉响了手榴弹炸死了自己。群众说他是代县司政科黄科长，是上海的大学生。
代县党史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经过多方面调查认为，黄家祥同志牺牲在代县南山榆林村，不但代县的人知道，应县、山阴县的人也都知道。
黄家祥烈士牺牲后，代县人民将他的遗骸安放于烈士陵园，并将他的英名铭刻于碑亭上。
二
于是，我想起那纪念碑，想起那矗立于大地之上的镌刻着黄家祥烈士姓名的纪念碑。
这样的纪念碑事实上是孤独的。山西代县烈士陵园埋过黄家祥烈士的忠骨，为什么那园中纪念碑上黃家祥烈士的英名渐渐地沉寂无闻，而英雄的出处长久地不为人知？
黄家祥是谁？
我还是援引《宁德地区志·人物传》的一段记载——
黄家祥（1909-1942），清宣统元年（1909年）生于宁德县蕉城镇富商家庭。
民国12年（1923年），往上海求学，在上海政法大学（作者按：应为上海法政学院）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20年，毅然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将其父开办的“黄砚记”商行中价值200两黄金的日货全部收缴充公。
民国26年6月，由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派往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翌年，分配到晋察冀边区人民政府工作，任山西省代县司政科科长。此时日本侵略军对解放区实行“铁壁包围”大扫荡，解放区人民生活极其艰苦。家祥与群众同甘共苦，布衣蔬食，半茹糠秕，毫无怨言。
烈士的生平我们已可以看个大概。
人间的喧闹翻腾着泡沫，流行色刺激眼球，谁会轻易惦记一个牺牲已久的烈士？何况，黄家祥生前死后都曾与自己的故土长久暌违，命献出了，姓隐了，名埋了，音信也全没了。战争的炮火、漫漫的年岁本来就足以彻底淹没一个人应有的存在。
终于，曲折与艰辛历尽了，黄家祥烈士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这一别，从1937年到1984年，除了四十七年可计量的时间距离，就是不可度测的两相茫茫的生死距离：出门的是青春一人，归来的是遗骸一抔。
三
听说，黄家祥烈士的故居在蕉城区八一五中路旧百货商店的后面，那一带如今大多是老旧的民房。我一度想前往拜谒凭吊，心思有了，行动却迟缓着，不久就听说它遭了火灾，化为灰烬。我想哪怕是面对劫余的废墟，也总该可以感应到烈士的一点点声息，但终于我还是没有成行，只是不时心里悬念着。
1999年我到过武汉，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那儿是文化的现场，也是历史的现场，临时动念，想去八路军办事处一探消息。因为1937年黄家祥从上海法政学院回家小聚，很快接到上级通知，就此辞别妻儿老小，重拾征程，其线路图正是：宁德——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延安。我买了武汉市区地图，一时却找不到八路军办事处，请教一些当地人也得不到有效的指点，日程甚紧，也就作罢了。不知道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是否保存黄家祥当时的报到档案？
黄家祥怎样由武汉到的延安，到了延安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如何学习、生活？这一切情形没有任何可资一观的材料流传。据烈士的后人回忆，在延安期间，黄家祥曾有家书数封相报。家书一封抵万金，可惜它们都没能够穿越恐怖的、苦难的年代而得以保存下来。甚至，烈士生前用过的在家中的一些物品，包括很多的书籍，渐渐地都没了，彻底消失了。那些年，烈士独自长眠异乡，阴阳两隔，音信难问，在妻子、儿女对他一天又一天的渴盼中，家道也正衰落着。家里一度靠变卖首饰维持生计。今天，黄家祥烈士的儿女也都年老了，与他们的交往交谈，使我间接地获得了对于烈士的一点点淡淡的印象。
2002年蕉城的培英居委会、红旗老年协会举行纪念黄家祥烈士牺牲六十周年座谈会，印发、朗诵了红旗诗社会员创作的纪念诗歌。这是难得的一次对于黄家祥烈士的集体追忆。
一切都愈去愈远。
黄家祥烈士的声尘踪迹真的微茫难寻了。
四
但黄家祥烈士的遗物总算还有，不过少而又少，只有一帧照片、一行文字而已。
照片是一寸半身标准照，具体拍摄的年月已不可确定，据烈士后人的讲述，大略可以猜测在1937年前后。时间早已使它泛黄，但其人风采难掩。烈士英俊帅气，戴着眼镜，浓眉如剑，目光淡定，神情坚毅，气质儒雅。以瞻仰的心情细细看着烈士的遗像，我只能这样说个大概，而语言本身就不像照相机那样容易呈现形象。
黄家祥佩戴眼镜。是的，佩戴眼镜，这是个细节，值得一说。山西省民政厅原厅长孟维璧在写给黄家祥烈士亲属的信件中称，“黄家祥同志是我的一位坚强可敬的战友”，面对这一张照片，他有一段回忆：“我看了当年英俊的面貌，如立眼前，他是五百度的近视眼，常戴近视眼镜。我是戴一千多度的近视眼镜。爬山时，我俩手牵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