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马里兰州有一处占地486.5公顷的神秘基地，出入人员大多穿戴正压全身防护装。这里距离美国权力中心华盛顿仅需1小时车程，但又地处郊区，隐蔽性得天独厚。这就是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所在地德特里克堡（下文称德堡）。
　　该所作为美军唯一一个拥有生物安全最高防护等级实验室的研究所，是美军最重要的生物防御技术研究机构，储存有埃博拉病毒、炭疽杆菌等数十种致命“毒素”，曾因致命病原体样本丢失、实验致癌等丑闻引发外界关注。就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几个月，德堡还因安全隐患而被美国疾控中心勒令暂停运营。2020年4月，德堡实验室全面恢复运营，但外界对其安全隐患的担忧始终存在。
　　不久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要求美方本着开放、透明的态度，向国际社会澄清德堡以及美方设在全球的200多个生物实验室的真实情况。他还特别提到了一个案件：2001年，一名德堡工作人员利用该实验室的安全漏洞，盗取了那里存放的炭疽杆菌并发动生化袭击，共造成5人死亡、17人染病。
　　这起炭疽杆菌邮件袭击案，是美国本土发生的罕见生化袭击事件，至今外界对案情还存有种种质疑。

毒邮件调查指向德堡

　　2001年9月11日，纽约遭遇“基地”组织策划的恐怖袭击，世贸中心双子大厦遭到被劫持的民航客机撞击，轰然倒塌。
　　曼哈顿岛上空的浓烟还未彻底散去，生化袭击的毒雾又在华盛顿国会山飘起。“9·11”事件发生仅仅一星期后，两批带有剧毒的炭疽孢子的匿名信被陆续寄往美国各大媒体及多位国会议员的办公室。毒信导致5人死亡，17人感染炭疽热。一时间，全美风声鹤唳。
　　当务之急自然是对“凶器”炭疽孢子展开检测。为了解其特性和来源，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找到了距华盛顿最近的也是最专业的外援：位于德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
　　这是恐怖大亨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发动了第二波攻击，还是伊拉克的军事强人萨达姆·侯赛因动手了？对这起发生在“9·11”事件后的生化袭击，美国民众首先想到的是中东的恐怖分子和美国的对手们。这些猜测并非毫无理由，因为这些抬头为“09-11-01”的炭疽信中，无一例外都写着“美国去死！”“以色列去死！”之类的话。
　　但随着调查的深入，FBI给出了令人意外的答案。2001年11月，FBI发布公告称，寄出炭疽邮件的很可能是一名成年男子，可能供职于实验室，习惯与高度危险的物质打交道，且有一定的科学背景，或对科学有强烈的兴趣。“他会采取恰当的防护措施来确保自身安全，如接种炭疽疫苗”。换言之，凶手可能是心怀不满的科学家。
　　FBI特工将怀疑的目标对准了德堡实验室，并让那里的研究人员揭发有嫌疑的同事。特工们找到德堡的每一位工作人员，向他们抛出一连串问题：“是你干的吗？你觉得会是谁干的？”时任德堡细菌学部副主任杰弗里·阿达莫维奇回忆：“我们早上是英雄，下午就是嫌疑人。”

从“热心人”到“真凶”

　　在阿达莫维奇的同事中，有位名叫布鲁斯·艾文斯的炭疽孢子专家。他似乎很乐意向调查人员提供信息，不仅悉数列出可能实施病毒袭击的人员名单，还对含有炭疽孢子的粉末进行了研究分析。他告诉FBI特工，邮件中的炭疽孢子粉末用到了专业的制备技术，应该是出自专业人士之手。或许正因态度积极，艾文斯一开始并未引起FBI怀疑。
　　当时，FBI认为嫌疑最大的是史蒂文·哈特菲尔。他曾经在德堡实验室工作，1999年跳槽到科学应用国际公司从事生物战防御领域的咨询工作，其间曾撰写过一份关于恐怖分子发动炭疽杆菌邮件袭击可能性的报告。

　　有人发现，哈特菲尔写过一本没有出版的小说，其中虚构了一场生物恐怖袭击。上世纪70年代末津巴布韦暴发炭疽热疫情期间，哈特菲尔正在当地一个名为格林戴尔的地区读医学院，而炭疽杆菌邮件中有两封的回邮地址写的是名为格林戴尔的学校。种种“线索”，让哈特菲尔在FBI特工眼里越看越像嫌犯。次年6月，FBI特工突击搜查了哈特菲尔的住所，虽然没找到什么证据，他们还是宣布将哈特菲尔列为该案的“利害关系人”，将持续调查。
　　尽管在法律上还是清白的，但哈特菲尔在现实中却走投无路。他被公司辞退，好不容易在高校找到工作，却又在入职第一天就被解雇——美国司法部通知学校“暂停并终止”在任何联邦政府资助项目中聘用哈特菲尔。此外，他还面临FBI特工和媒体的跟踪监视，连门都不敢出。
　　然而，对哈特菲尔的调查迟迟没有进展。FBI不得不调整调查思路——他们用一种微生物学上的法医鉴识标记方法，通过比较基因组分析和微生物阵列，发现案件中使用的炭疽杆菌孢子具有4种独特的遗传标记，而由艾文斯负责看管使用、编号为RMR—1029烧瓶中的炭疽杆菌样本和袭击信件样本的遗传标记完全一致。

　　看起来，艾文斯的嫌疑更大。进一步调查发现，艾文斯在很长时间内受到心理问题困扰，他的精神科医师甚至称他“具有明显的反社会倾向”。在邮件袭击案发生前几个晚上，艾文斯在实验室单独待了很长时间。他还一度精神崩溃，说计划用枪“杀死敌人”。FBI据此认定，艾文斯才是他们要指控的“疑凶”，而他积极协助破案的行为被解释为有意误导调查方向。
　　FBI没能在艾文斯及其亲属家中找到炭疽孢子，只是缴获了几支枪、防弹背心和250发子弹。但这并不妨碍FBI宣布结案。2008年8月6日，FBI宣布炭疽杆菌邮件袭击案是艾文斯单独所为，历时7年的调查似乎告一段落。但这位“疑凶”从未被带上法庭。就在FBI宣布“大功告成”前10天，一辆救护车将因服药过量而昏迷的艾文斯送往医院。在短暂的清醒时刻，他承认自己有意自杀。入院两天后，62岁的他去世了。案子也就这么结了。
　　艾文斯被定成真凶，受益最大的倒是哈特菲尔。就在2008年，因为“被冤枉”而忍无可忍的他，起诉了美司法部。最终，他收到了 582万美元（1美元约合6.3元人民币）的和解金。

“查不清”的事太多了

　　艾文斯曾在德堡工作30余年，本打算在2008年8月退休，却提前背着罪名去世。对他被指控发动袭击，他的前同事表示不可思议。他们记忆中的艾文斯热情、乐于助人，热衷于慈善事业，不像干这种事的人。
　　面对公众质疑，FBI决定将该案证据交给美国国家科学院进行审查。2011年2月，专家小组给出了结论：仅凭现有证据，不能对邮件中炭疽孢子的来源得出明确结论。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 FBI需要更好的科学与评估方法。”参与调查的遗传学家利格特说，自己不能确认艾文斯就是真凶，“这不是一个严密的案例”。在她看来，FBI之所以急于盖棺定论，很可能是不愿面对“肇事者仍逍遥法外”的可能性。
　　事实上，这家最高安全级别实验室出过的安全事故远不止一例。过去数十年间，这里多次发生致命病原体样本丢失、泄漏等严重事故。2009年，美军发现德堡生物实验室内储存的一些病原体没有录入数据库，一名要求匿名的科研人员对媒体坦言，研究所的库存管理和安保工作并不完善，已经完成的实验项目的样本有时并没有被及时销毁。此外，根据当地媒体统计，1992年至2011年，该地区共有2247例癌症病例。当地居民不断起诉、索赔，2016年更有5600名居民集体请愿，要求启动癌症与实验室是否存有关联的调查。
　　德堡的暗黑历史，也让针对它的调查很难进行下去。这里原是紧急机场，后来曾用作國民警卫队基地和飞行员培训中心，被称为德特里克营地。1943年，美国政府将其指定为陆军生物战争实验室总部，并耗资125万美元进行翻新。为了增强隐蔽性，当局还同时购买了附近几处农场，扩大了营地范围。此后20多年，这里成为美国生物武器研究中心。而研究水平的飞速提高，还“得益”于臭名昭著的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据美国国家档案馆文献记载，当年德堡的科学家希尔曾与731部队主要成员面谈76次，并以豁免战犯战争责任为条件，获取731部队在细菌战、毒气实验等方面的数据，用以进行生物武器研究。
　　据《纽约时报》等美媒披露，美国当局为日本战犯提供保护伞，还直接雇佣他们担任生物武器顾问。数十年间，德堡开展过各种致命病毒的实验和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研究如何摧毁人的意识时，“小白鼠”就包括美国监狱内的犯人和医院内的病人，以及中央情报局在欧洲和东亚秘密监狱中的囚犯。1954年， 7名黑人囚犯连续77天被喂食大量致幻药，最终生死不明。曾在德堡工作的中情局官员奥尔森试图退出这些实验，结果也被强迫服用致幻药，并在一周后坠楼身亡。外界普遍猜测他遭到灭口。
　　20世纪70年代，外有生物军备竞赛，内有反越战浪潮，尼克松政府经过研判，宣布放弃“进攻性生物武器”项目，转为防御导向。此时，营地已经改名德堡。尼克松于1971年前往德堡，宣布将基地转为癌症研究中心。此后，德堡逐渐吸纳了美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美国家癌症研究所等机构，并成为美军最重要的生物防御技术研究机构。它储存有埃博拉病毒、炭疽杆菌、布鲁氏菌等数十种致命的“生物制剂与毒素”，以开展相关实验。
　　时至今日，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炭疽杆菌邮件杀手仍不得而知。但不可否认，对德堡中的研究机构而言，任何人为疏忽或蓄意破坏都可能引发“切尔诺贝利”式的灾难。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