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个月就辞职，要尽早把时间花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我不再追求名牌了，我想把这些衣服和包都送人，可能的话今后我想从事慈善事业。”
　　“我再也不对亲爱的人乱发脾气，也不对任何一个哪怕是路人冷漠和无视，因为我们此刻共生在一个世界已是件不容易的事。”
　　“这一生经历和目睹这样的大灾难，虽然痛苦，但也有幸运。幸运的是劫后余生后我更懂得生活是什么，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我想我不会再为那些虚假浮华的东西奋斗。”
　　……
　　这是去年512大地震发生后不久，我听到的各种声音，当时不计其数的，虽没有身处灾区却听闻目睹了这场灾难的人们在自己的日记里写到：“我想今年发生的事情会改变我的一生……”一年过去了，我没有去追问当初说这些话的朋友们是否兑现了那些决心和承诺，我只看到大多数人依旧在索然无味的职位上固守，依旧在名牌打折季里勇猛，依旧在拥挤的地铁里一脸匆忙和冷漠……你说，这就是生活，没有错，“生活”是多么强韧的两个字啊，在它面前，梦想、感悟、决心都可以是转瞬即逝的烟雾，它容纳一切，也消磨一切。还记得我们杂志去年地震专题的最后一篇文章的标题叫做“生活在继续……”，生活，它果真没有停下来，.而我们曾经在那次“顿悟”后宣称的放弃或者开始是不是已经弃置在离心最远的地方蒙上了厚厚的灰尘？
　　当年神户大地震后，村上春树用了一本书的篇幅来思考地震给生活带来的影响，他写了数个短篇小说，给这个集子命名为《神的孩子都在跳舞》，希望这些故事能够填补幸存者们（特别是那些虽未受灾难却目睹和听闻了这个悲剧的外围人群）心中的黑洞，帮他们找到新的信仰和价值观。但我恐怕其实对更多的人来说，灾难留下的印记和引起的思考是非常短暂和表浅的，村上是过于敏感和内省了。
　　 如果我们不能够自觉地内省，如果我们只能依赖外界的刺激来改进人生，我想为了我们那点改进，地球都不知道毁了多少遍。对的，生活要继续……要从伤痛中出发，要从荒芜里出发，但，出发不是为了回到原地。在生活继续的同时我们唯一希望的是，这继续着的生活并不是没有改变。
　　
　　【时间是怎样划过我们的皮肤——有多少承诺可以重来】
　　
　　承诺这件事儿，从求婚，到竞选，貌似都很少兑现。还是来看一看，一年前的豪言壮语，实现了几多。
　　
　　1、地震重灾区考生将被优先录取
　　许愿人：四川大学等各大高校。“地震灾区受灾考生关爱计划”，四川大学将破格录取；在抗震救灾中，因抢救和保护国家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而牺牲的英烈子女，为保护学生而光荣献身的学校教职工子女……学校决不让任何一名考入四川大学的灾区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
　　热血感动度：更多的感动，来自灾民，那是他们改变人生的希望。
　　实现的困难指数：难，四川和甘肃部分地震灾区至少有12万名考生。
　　兑现指数：至今无下文。
　　
　　2、我们结婚吧
　　许愿人：郑广明，向在地震中被埋104个小时的女友贺晨曦求婚。
　　热血感动度：多少恨嫁女都哭了……
　　实现的困难指数：也难也容易。
　　兑现指数：2008年10月6日，两人在绵阳领取了结婚证。婚后的生活很简单。郑广明在成都一家公司打工，晨曦在家休养。“家”是租来的一间小屋。
　　
　　3、助养儿童
　　许愿人：许多许多当时流泪的人。
　　热血感动度： 在那个大灾难中，这句话，能赢得敬佩的目光。
　　实现的困难指数：不难，捐助一个灾区儿童一年的学费，还不如一个智能手机贵。
　　兑现指数：一对一助养的办理途径不明晰，很多人有心无力。
　　
　　4、收养地震孤儿
　　许愿人：许多明星，一些夫妻。
　　热血感动度：人们敬佩他们身体力行的帮助。
　　实现的困难指数：重新组成一个家庭，谈何容易，何况是有着严重心理创伤的灾区孤儿。
　　兑现指数：有人有心无力，因为收养要求很严。有人借坡下驴。
　　
　　5、持续捐款
　　许愿人：各个阶层。
　　热血感动度：做了是良心，不做是现实。
　　实现的困难指数：每月少吃两条鱼。
　　兑现指数：问问自己吧。
　　
　　6、定期志愿者
　　许愿人：热血青年。
　　热血感动度：那是用自己的人生去拯救别人的生活。
　　实现的困难指数：难，因为没有那么多宽容的公司。
　　兑现指数：坚持下来的，都是值得敬佩的。
　　
　　7、支教
　　许愿人：青年才俊。
　　热血感动度：意味着放弃远大前程。
　　实现的困难指数：那不是一个人能决定的，还有家人阻力，恋人阻力……
　　兑现指数：冲动容易，兑现得少。
　　
　　8、家没了我们帮你建
　　许愿人：从志愿者到部门机构。
　　热血感动度：让灾民燃起希望，让网友说声，好汉。
　　实现的困难指数：每间房至少十万的资金能力。
　　兑现指数：部门实现的承诺是，灾民自己出4.5万，就可以在原址住上新房。
　　
　　9、有困难CALL我
　　许愿人：到灾区采访的记者、做义工的志愿者，去救灾或者做秀的明星。
　　热血感动度：许多人会因为这句话感动的哭，也幸好有这句话，能让人忽然燃起希望。
　　实现的困难指数：困难是无法衡量的。
　　兑现指数：至少当时很温暖。
　　
　　【灾区驻足----主动的遗忘之下，生活在继续】
　　
　　穿过尘土，穿过废墟，洛水就像一个草率而临时的集市，陡然降临。一些地震棚拥挤在小街两侧，敞开着，摆满了各式小百货。棚子外，人来人往，平静自若，就像他们已经在此情此景中穿梭了若干年，穿梭了一辈子，就像他们生来已然如此。
　　洛水街上，川祖庙的林道士前前后后修了11年的庙子一下就垮了，现在，他要接着修，哪怕再修11年。菩萨们掉了脑袋，没了身体，人照样对着烧香，磕头，那场面想象不出。
　　而红白镇在十多公里外，已经面目全非。老镇政府前，裁缝老婆王芳挺着大肚子，快生了。她原来的孩子死了。她说，那些死了孩子的，都想尽快再生一个。不然，看见人家都牵着孩子，你就会想起那一个。
　　红白镇的板房区，周大爷在地震棚下开了一个理发店。风烛残年的老人，说起他死去的孙儿，波澜不兴，“我们孙儿，周涛嘛，对的，地震的时候打死了。” 就好像说，那儿有条狗，昨天死球了。
　　我是来看朋友陈忠拍纪录片的，上面提到的三个人，是他的拍摄对象。他已经在什邡的红白、洛水、蓥华三个受灾最严重的小镇蹲了几个月。
　　差不多一年了，我没有再来过这些地方。在最初的震惊和阵痛过去后，在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而自己的生活其实同样充满困顿后，我对这场灾难选择了淡化和遗忘。此时，站在这些仍然惊心动魄的废墟前，我发现自己很麻木，就像面对的只是一些道具，而不是真实的生活场景。同行的媒体人阿潘告诉我：“很想在报道里煽一下情，但是我发现自己煽不了，面对此情此景，很麻木。”
　　灾难已然成为常态，而常态是无法让我们动容的，就像那些我在洛水街上看到的人们一样。他们也选择了淡化和遗忘。陈忠告诉我，真正死了人、受灾很严重的人家，都是主动选择去遗忘。遗忘是人的本能。
　　主动的遗忘之下，生活在继续，表面上平静如昔。甚至，新的生命开始诞生。
　　整个红白镇，在一个巨大的山谷里。抬眼看去，山体满是巨大的伤口，地震撕裂了大山，岩石和泥沙俱下，伤口裸露，寸草不生。看见这些山体你就会明白，修复和再生，是要以地质时间来衡量的。那是很长的时间。山和石头一点一点修复自己，裸露的石头风化成土，土再长出苔癣、小草、大一点的植物，植物再开花结果。一切靠时间堆起来。
　　


　　时间之中，平安的生活下，是裂得很开的伤口。
　　
　　【人类的“适应性偏见”——心理学家为我们写下的开脱之辞】
　　
　　我们身为人有很多弱点，善忘，怠惰，说好听点适应力强，说不好听是容易麻木，不过也许正因为这些特点我们才称其为为人，但凡可以和这些天性做斗争的人都成了“圣人”，“超人”，“不是人”。地震，海啸，天灾人祸能够大难不死或者正好经过目睹本来都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不要让这些伤痛和领悟在琐碎的生活中，在漫长的时间中，变得一文不值，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晚上刚把灯关掉的时候，好像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但是过了一会儿，又可以在黑暗中辨认出屋里的家具摆设了。冬天的时候用冷水洗手，刚开始觉得水冰冷刺骨，洗了一会儿以后又好像没有原来那么冷了。这些都是适应性起的作用。适应性是普遍存在的，但有意思的是，人们却经常忘却它的存在，也常常低估了自己的适应能力，从而高估某些事情在一段时间之后对自己的影响，我们把这个现象叫做适应性偏见。
　　我们一生都可能为适应性偏见拖累却每每在下一次抉择的时候再度忽略它。
　　我们先引用一道心理测试常常提到的题目：
　　现在，设想你们一家两口住在一个120平米的房子里，他忙于工作，也受限于经济条件而没有多少机会出国旅游。为了奖励他今年出色的业绩，公司决定对他进行奖励。有两个选择，要么可以把他们现在住的120平米的房子换得更大一些，换成150平米；要么可以让让两夫妻在今后的10年里每年都到国外旅游一次。如果是你面临这样的两个选择，你的答案是什么？
　　测试结果是很多人选择了换房子。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实实在在每天都看得到用得到的。而出国旅游，去过以后就结束了，当然比不上房子实在。可是，大家都忽略了人的适应性。换一个比较大的房子可以带来一时的开心，但这种开心维持不了多久。但是旅游却不同。每年一次出国旅游，他可以选择不一样的地方，体验不一样的异国风情，人们一般不会对不同的旅游地点感到厌倦。说穿了，如果我们把这个现象用“刺激——反应”这个模式来解释，房子的刺激无疑更大，但是是一次性的，而旅行的刺激相对弱一些，却是长期的，多次的。事实上人在长期的刺激状态下比一次性的刺激更容易做出改变，无论那个刺激有多大（前提是不至造成精神创伤），只要是短暂的，一次性的，人的适应性就会很快把它摆平，重新回到自己原有的生活状态和情绪水平上。
　　好，现在如果不是买房子还是旅游这样的事情，一个更大的刺激摆在眼前，比如灾难事件，由于这个刺激本身够大，往往会引起前所未有的反应，一时间人人都觉得可以重写人生或者参透生死，发誓、承诺、但是忘了这个刺激不是持续性的，因此这些反应，不管再强烈很快就会过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灾难和爱情是一样的，它不过是引起激素分泌的一种方式，当这次刺激源不再，情绪又会很快回落到常态，忘记当时的感悟，忘记当时的承诺，失去当时的雄心。
　　认识到人的这样一种生理构造虽然有点令人失望，但这却是千真万确的真相。并且看清了缺陷也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控制自己。既然刺激带来的反应是那么短暂，那么立刻行动多做少说就是应对疲惫麻木的最有效方法。另外，既然一次性的刺激不管多么强烈都会输给时间，那么我们就应该人为地给自己输入刺激或者是复习刺激，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再经历灾难，而是多回忆那个时候自己的心境，或者在感觉强烈的时候做一些记录日后复习，提醒自己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
　　
　　【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学会选择性健忘：让伤疤快点好，但不要忘了疼】
　　
　　一年有多长？再提起汶川地震，多数人的反应是恍惚一下，然后睁大双眼：都一年了啊！
　　感叹之后，接着回到原本的生活轨迹，该种田种田，该打卡打卡，中国人有怀念逝者的礼仪，却没有因为往事而驻足的习惯。
　　好了伤疤忘了疼，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一种不错的品质，这取决于发生在谁身上。灾区人民得到它就是积极乐观，旁观者得到它就成了不厚道的隔岸观火。
　　一年之际，“这里”和“那里”的人，有着不同的表情，是鼓励别人勇敢一点，还是说着“不想就伤伤伤自己”，完全在于那伤口到底在谁的身上。
　　
　　鞭长莫及得不知该用何种表情面对——我们这些子非鱼
　　
　　现实生活和漫长的时间，是洗衣粉一样的东西，在缓慢清洗我们的记忆。和在当年支援唐山地震、大兴安岭火灾、南方水灾等事件一样，这个时候我们会自以为地说一声：他们应该还好吧？
　　毕竟，痛苦是没有止境的，灾民之外还有贫民，贫民之外还有残疾人。公司在裁员考核，媳妇嚷着没房没车就不嫁，甚至每天上下班的疯狂堵车这些挥之不去的烦心事面前，有一些东西确实是会被自然而然过滤掉的……
　　我们的情绪好像变成了微波炉或者电视频道，要按到那个开关，才有那个表情和温度。
　　子非鱼，安知鱼之痛。
　　在一年后的今天，我们这些灾区之外的众生，其实不知该用何种表情去面对。内疚是多余的，至少我认为有很多事情比刻意表现出来的沉重更实际，例如多去川菜馆吃饭，多到四川旅游，多买四川造的商品。
　　
　　眼泪就是责任，记得才是幸福？
　　
　　比起我们“啊？都一年啦！”的感叹，另外一些人忍受着地震在他们身上刻下的残酷记号，度日如年。
　　没有是非对错，残忍的现实而已。
　　那个背亡妻的男人，已经和他的新任妻子，开始着新的生活。
　　不幸截肢的人们，已经和义肢完成了磨合，踏出新生活的第一步。
　　被丧子家庭领养的孤儿们，叫出了第一句爸爸和妈妈，成为新家庭的延续。
　　有一个现在在网上广为流传的问题：给你2000万，洗掉1年记忆，愿意吗？一个可以很简单检测到这一年生活质量的问题，有人斩钉截铁同意，有人斩钉截铁拒绝，有人犹豫不决地在纸上计算着得失。后两者的幸福，不是不差钱，是日子中的美好大于痛苦。这个问题放到灾区去，实在没有太多悬念。
　　去年举国鸣笛的时候，亿万人泪如泉涌，灾区人因为大家庭的重视而倍感温暖。一年之后，相信又是一连串的纪念活动，晚会，报纸，刊物，把回忆重新纠集起来，好像眼泪就是责任，记得才是幸福。
　　拜托，请提前做个征集令，让无法忘记的人来参加来感受温暖，而对那些已经开始习惯新生活的人来说，这样为了显示爱心而做的爱心活动，无异于重新撕开伤口，煽情地撒盐。
　　生活不会等待执迷忧伤的四川人。
　　那里更需要的是麻将的喧闹，和麻辣火锅的热闹，请你带去消费，带去帮助建设的的粉红钞票，而不是红红的眼眶。
　　
　　爱和宽容，从善待民工做起。
　　
　　 有人说过，在我们还苦苦思索人生的意义时，对农民工来讲，一碗实在的盒饭就是世界所有的美好。他们大声说话、不修边幅，他们文化不高、大惊小怪，经常可以看到公交车上他们一入座，旁边的“城里人”便站起来，我很想知道他们简单快乐的内心里会不会因为这些待遇而隐隐有一些伤感，会不会因此而刺激他们的“仇‘城’心理”。因为我永远记得“非典”结束很久之后我参加的一次会议，看见对方代表戴着口罩进入会议室的那一瞬间，那种被羞辱和挑衅的感觉，我当时真的有想过暗地里和他们势不两立。
　　没有必要再列举关于农民工对城市的贡献，以及农民工犯罪率其实极低之类的数据。我想说的是，四川是全国最大的农民工输出省，据我所知，很多灾区农民工这头处理完亲人的丧事，转身就继续外出打工糊口。这样的担当和淳朴，让大多数瞧不起他们的“城里人”羞愧，他们比我们更懂得：哭和悲伤，没有生产力。
　　


　　谁都不想被人当成祥林嫂，媒体也不想。地震和股灾、病痛、贫穷一样，每一个亲历的人都有足够大到让我们无法体会的伤口，旁观者们正常的报以同情，仁慈的予以救助，即使竭尽全力，对于当事人真实的疼痛仍是杯水车薪，谁也无法让时间倒带，谁也当不了救世主。
　　这不是悲观和推卸，这是事实。
　　如果你在为自己的无力而遗憾，为健忘而反省，我想说的是，世界是滚动的画卷，向前看总是比回头看更容易。爱和宽容，从善待民工做起。
　　
　　【周年祭——真正的改变还没有来临】
　　
　　……服丧的五月，菩提如伞
　　我们活在他们死去的地方……
　　
　　服丧的五月，鲜花怒放
　　逝者的脚下有星光
　　星光底下有活着的人们
　　多年之后，我们将与他们相遇
　　为不同的问题
　　寻找相同的答案
　　
　　一年过去了，现在，灾区有死者的安息，有生者的忙碌，还有伤痛者的伤痛，请他们原谅，我的言辞不够晦涩，也不够悲伤，我不能提出问题，也无法给出答案，只有在历史中去寻找事物发生的规律。
　　两百多年前，1755年11月1日，地中海南岸的里斯本同样发生了一次特大地震，这也是人类历破坏最大和死伤人数最多的地震之一，震级9级，死亡人数近10万人，大地震后，随之而来的火灾和海啸几乎将整个里斯本付之一炬，同时，也让葡萄牙的国力严重下降，殖民帝国从此衰落，这个富足的城市，天主教艺术和文明之地的被毁坏，触动了18世纪人们的信念和乐观心态，很多哲学家、诗人、作家分析了这场灾难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位置，伏尔泰写下了感慨的评论：“如果世界上这个最好的城市尚且如此，那么其它城市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卢梭则试图反思城市文明，他设想，如果人们回归自然，生活在空旷的地方，地震就不会伤害他们了。
　　卢梭是浪漫感性的，这让我想起我在一个心理医生那儿听来的故事，一位德阳人在余震频频的那段时间，落下了地震恐惧症，有一天他对治疗他的医生说：“现在，我终于晓得地震来时躲哪儿最安全了，帐蓬和床底下都不安全，最安全的是躲在棺材里面。”
　　心理疾病也许一两年就会痊愈，但灾难不应该白白发生，然后被遗忘，因为，任何悲剧都是有含义的，每一个生命也是有关联的，如约翰·多恩的名诗：“没有人是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如果海流冲走一团泥土，大陆就失去了一块，如同失去一个海岬，如同朋友或自己失去家园：任何人的死都让我受损，因为我与人类息息相关；因此，别去打听钟声为谁而鸣，它为你而鸣。”这也是多恩在伦敦大瘟疫、在灾难中、在病床上呻吟着抒写的。
　　里斯本大地震影响了欧洲几乎半个世纪，从思想启蒙，一直到法国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地震那一年歌德只有六岁，他在后来的自传《诗与真》里，以大量篇幅回忆了童年时代发生的这次灾难对于大人们的影响，“虔诚者不得不深思冥想，哲学家不禁寻求安慰之道……”
　　一位6岁的孩童尚且为灾难感到震惊和反思，并长存在他成年后的记忆中，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中国人在深思冥想，又有多少人会因为地震有所改变。
　　 改变最多的，是近在眼前的金融危机，有人说，大地震对中国的80后一代有所改变，这容易看出来，有人说，大地震对成都会有改变，现在还看不出来，广告语说：成都依然美丽，这当然是真的，但，成都是否可以更美丽呢？或者，很多年之后就不美丽了呢？
　　金融危机之后，成都还算得上繁荣的依旧是夜场和娱乐场所，或许，成都人会有一些改变，但这种改变是看不见的，是深藏在人的内心的。灾难让一些成都人有及时行乐的理由，往好处说，这是随遇而安的乐观主义天性，往坏处说，这是宿命论的老调子。
　　因为多数中国人是健忘的，无论是对曾经的苦难，还是对新生的事物，如鲁迅所言：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事物的发生，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比如灾后重建，电视上看到的大多是物质环境、空间环境的重建，某灾区小朋友在新教室复课了，画面上，照样是学生在苦读，却从来没有人去问一问、去想一想：北川中学在灾难发生那一刻，为什么只有一个班上体育课而幸免于难，那可是下午啊，还有同样的聚源中学呢？！
　　有人去反思如此简单的问题吗？还没有。地震的确会改变人，会改变一个群体，甚至改变一个国家，里斯本毁了，但欧洲大陆迎来了群星闪耀、大师辈出的理性时代，葡萄牙暂时衰落了，但它渐渐从一个宗教国家变成现代化国家，这是好的改变。也有坏的改变，日本关东8.2级大地震，东京85%的房屋被毁，14万人丧生，造物主的警示，反而让日本人更缺乏安全感，军国主义势力抬头，他们借此以日本人口稠密、国土狭小为由，疯狂叫嚣对外扩张，22年后，终于迎来了更大的人为的灾难——原子弹。
　　汶川之难仅仅过去一年，真正的改变还没有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