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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中国教科书对于新闻的定义依然是“新近发生的有意义的人和事”，这致使成长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都市生活类报纸，在近20多年的新闻实践和探索中，仍然经意不经意把历史类新闻题材忽略，或者根本提不起兴趣。综观近年国内都市报纸对于历史题材的新闻挖掘和运作，鲜有突破，偶有策划虽涉及历史题材，也往往沦为意识形态较强的“样板戏”，实与新闻本身无关。
放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参加过《华商报》“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系列报道”的执行记者，在一年之后回顾并总结这一报道策划时，希望用到以下一段表述：
从2006年的深秋开始，《华商报》临时抽调组成的一个新闻小组，开始了一次对历史类新闻题材的大胆探索。报道盯准“‘西安事变’70周年”这一契机，杨虎城这一敏感的历史人物被大胆选为报道的核心。往后的整个冬季，策划案一再被细化，记者案头关于杨虎城历史的书籍开始日渐垒高。采访当中，三路记者来回奔波在北京、山东、河南、渭南、延安，而这期间，无论领导还是记者有过多少争吵、忧虑、焦心，已不必重忆。最后，它们都在这年年底汇成了报道成功的推力。
“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系列报道”策划，或许具有2006年中国历史人物报道创新典型的意义，但对于报社和新闻研究来说，更重要的是，它可能唤起新闻同仁对于历史题材的热情。
策划缘起:一位中国革命者引起的现实思考
70年后的今天，“西安事变”这一波诡云谲的历史大事件必然能引起国人甚至更广范围内人的关注和追忆。作为立足史实发生地西安的报纸，似乎责无旁贷响应民众情绪去追抚这段历史。另一方面，作为区域性较强的都市生活类报纸，在遇到这样一个世界性的历史题材时，在新闻运作上，也理当有所作为。
这样，2006年，原本平静的现实生活被一场曾经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所打破，在“西安事变”的研究经历了漫长的70年之后，今天，我们应该以怎样一种态度回顾那场改变了中国革命前程的事件，如何看待其中的重要人物？在面对事变中两个主角的时候，作为陕西报纸，如何侧重对陕西人杨虎城将军的报道，而同时又保持对全部历史事件及所有历史人物的尊重？这无疑成了当时新闻操作层面上的一个问题。
2006年10月初，在华商报社一次编前会上，报社执行社长孙晓冰先生首度提议报道该历史事件，并初步确定了该报道的总体方向和报道思路。即以“西安事变”重要参与者杨虎城将军的一生为切入点和主线，在回顾这一事件的同时，追忆杨虎城将军的革命精神，呼吁国民党中央对杨虎城将军的悲惨遭遇给予一个最终答案。
当时，由于社会新闻部曾对杨虎城之孙杨瀚有过部分报道，具有该方面报道较好的人脉，此次报道任务即被安排由社会新闻部完成。随后，按照孙总总体思路，社会新闻部于10月中旬左右，制定出了首份《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系列报道策划书》。
之后，该策划案在总体思路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经采访中心等部门多番修改细化。
策划定位:全面展示历史人物的命运，提出一个大胆的历史命题
关于历史题材的报道，新闻界的普遍做法是，回顾过去，追忆逝者，体现个人品质和魅力，而其现实意义鲜有突破和涉及。回顾历史是必要的，但仅是回顾往往割裂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缺乏时代特色。这类历史题材的定位要抛弃传统观念，要在时代大背景、大环境中，挖掘历史事件的现实意义，关注逝者的现实命运和地位。
“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系列报道的定位主要从三方面展开：
一是事件的定位：突出其革命性和纪念意义。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为了扭转中国抗战的整体不利形势，张、杨二人不顾个人安危，以民族利益为重，深谋远虑，对前来西安视察“剿共”战事的蒋介石实施兵谏，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中国革命进程发生逆转，“西安事变”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对于“西安事变”回顾的定位，我们确定报道应突出其革命性和纪念意义。
二是人物定位：革命功臣杨虎城将军。在前期的准备学习阶段，我们深入了解了杨虎城将军的革命生涯和对陕西建设的历史功绩。于是，杨虎城将军的形象定位主要是：为革命不怕牺牲的爱国者，代表老百姓的施政家。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利益和整体局势的稳定，在混乱局势当中，杨虎城将军抛开个人利益发动兵谏，拯救了中国革命。同时出于对大局的考虑，杨虎城将军又坚决反对杀蒋；在陕期间，出于解决民众生活困难、增强国力的考虑，杨虎城将军主持兴修水利、发展教育。至今，一些水利设施仍在使用，恩泽当地百姓。
三是现实定位：对杨虎城将军的悲惨遭遇应有一个正确认识。在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追忆的基础上，报道如何具有现实意义成为报道的关键和落脚点。杨虎城将军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与其惨遭杀害的悲惨结局让世人扼腕。于是，这位历史人物的现实定位逐渐明晰：国民党中央应该对这位高级将领的人生结局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和回应。
策划过程：召开专家专题会议、拜访杨虎城将军后人、推出连续报道、致电国民党中央，全面行动起来
根据报道的前期定位，我们将整个报道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抛出一个大胆的历史命题，第二阶段全面回顾历史，第三阶段给出历史命题的答案，一步步将报道推向高潮。彼此逻辑清晰，首尾呼应。整个策划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召开专题会议：2006年策划初稿完成后，报道组邀请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馆、陕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西安事变暨杨虎城研究会、西安事变纪念馆等单位的多位从事“西安事变”研究的专家、学者，召开专题会议，全面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丰富报道内容，调整报道结构。同时，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出现在读者眼前，使报道更具可读性。
拜访杨虎城将军后人：在报道初始阶段，杨虎城将军的后人受到了特别关注和重视，他们的意见将对整个报道产生重要影响。与其接触中，杨虎城将军的形象更加鲜明丰满，有力地推动了报道进程，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
推出连续报道：策划方案的完成意味着报道进入了具体实施阶段。经过与报社采访中心领导的多次交流和沟通，报道组决定不间断地推出连续报道。全面回顾“西安事变”的历史经过、社会背景。同时，多路记者奔赴北京、河南、延安、山东蒲城等地，探访杨虎城将军故居和历史遗迹。
致电国民党中央：这是整个报道的结尾，也是高潮。其实，从报道刚开始，报道组与台湾国民党方面的联系就一直未曾中断。与国民党党史馆馆长邵铭煌取得联系后，对国民党方面的采访更进一步。2006年12月初，与国民党中央主席马英九先生的联系稍见眉目，中国国民党主席办公室主任张王浩表示，马英九先生责成党史馆对史料的查询工作正在进行中。与此同时，与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先生的联系工作也已展开，但由于种种原因，连战未就此事发表看法。12月11日，国民党党史馆馆长邵铭煌受马英九主席委托，接受了本报独家采访。国民党对该党高级将领、陆军二级上将杨虎城将军的悲惨遭遇表示歉意。
策划效果：推动历史迈进一步
2006年在华商报业总体新闻质量较好的情况下，“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系列报道异军突起，推动了历史向前迈进一步。
策划效果之一：推动历史迈进一步。2007年1月16日，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出版物审读中心的《审读工作通讯》中评价道，“《华商报》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的宣传报道，特别值得称道。……这些文章和报道，思想性、可读性、文献性兼备。”2006年12月12日，《华商报》在“重要新闻”版头条位置发表独家新闻——国民党对杨虎城遭遇表歉意。“作为内地一家都市生活类报纸，以一系列报道引起海峡两岸共同关注，推动一个历史问题的解决，可以说是‘系列报道近一月，两岸激起千层浪’。这一结果在中国现代史上写下了独特的一笔。”
策划效果之二：提升了《华商报》的社会影响力，体现了一份报纸的风范和历史责任。随着竞争日趋激烈，新闻工作的创新性被越来越多地提及。《华商报》对此做出了大胆尝试。对大型历史题材的新闻报道，我们认为，首先，要从思想上明确自己所肩负的历史责任和社会义务；其次，坚持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充分挖掘、利用身边资源；第三，重视历史与现实的紧密联系，突出报道题材的现实意义，避免其流于形式。通过这些具体操作，我们既体现了一份报纸的风范，又提升了报纸的品牌形象，实现了报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策划心得：报道要精心，策划要有勇有谋
心得之一：历史题材不应成为新闻题材的冷门
正如前文所说，一直以来，历史题材成了新闻题材的一个冷门。但事实上，这一冷门的形成，并非由于历史题材本身所限，这从近年历史题材成为传媒热点的种种现象即可得到证明。所以，并不是受众不喜欢不接受历史题材，根本原因是报纸没能制作出惹人喜欢的历史题材类新闻。
而此次“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系列报道”的成功，证明历史题材仍有巨大开掘空间，经过精心操作的历史题材类新闻，不但能够快速抓住读者，而且能够在读者心目中留下久远的印象，尤其对提升报纸文化品位，也有重要作用。
心得之二：策划定位是否精准直接决定历史题材类新闻成败
以前，我们提及历史新闻题材时，无论领导还是记者往往表现得毫无兴趣，甚至认为历史与新闻无关，这导致以往策划历史新闻时，流于两种定位：一种把历史做成纯粹的历史，做到副刊上去，另一种就是做成纪念类的“党报式”报道，形成报社应付管理部门，编辑记者应付版面需要的局面。
此次策划区别于以往一些历史类新闻报道之处在于，从一开始，就排除了应付政府需要和经营增收两种非新闻思路，而是直接把这一事件按照新闻的操作思路来翻新重做，后来围绕这一历史事件做出的所有工作，都只盯准一个人——读者。
正是因为这样的定位，使得报道无论在事件进展上，还是在历史内容的采写上，都紧紧围绕着读者喜好进行。尤其是十篇揭秘杨虎城将军传奇一生的稿件，篇篇值得品读咀嚼。
心得之三：用现实事件激活历史题材
换一个角度可以看出，如果此次报道从头到尾没有国民党为杨虎城平反这一条线，那么，剩下的“西安事变”历史事件及杨虎城本人历史即使再精彩，报道必将毫无活力，犹如看一幅纯文本的静态网页那样，充满呆板和沉闷。
相反，正是因为有了国民党为杨虎城平反这一现实事件的贯穿，使得这一历史题材中有了动态鲜活的内容，报道有了节奏和步步推进的紧迫感，这无疑于在静态网页中加入了动画和滚动文字一样，从而使整个页面都跳跃起来了。
心得之四：做历史题材，执行者自己首先要对历史感兴趣
历史题材要做好，除了选题、定位等等宏观方面的因素之外，微观方面，具体到记者采写环节，执行记者对于历史本身是否具有浓厚兴趣亦至关重要。值得一提的是，在长达数月的对杨虎城的资料阅读和历史事迹采写当中，几乎所有的记者都没有表现出倦态和疲劳，相反，许多时候被杨虎城及其他所在的那个时段的传奇历史深深吸引。
正是这样的写作状态，使得记者在采写杨虎城历史事迹时，始终带着饱满的情感，即使在推动国民党给杨虎城平反方面，也采取了主动出击和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态度。试想，如果执行层面本身对“西安事变”及杨虎城均不感兴趣，那么，无论前期占有资料时的史料阅读还是后期的采写，都将变得味同嚼蜡，而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必然难以制作出让读者产生兴趣和阅读热情的稿件。
心得之五：策划历史题材，应先知史
在日常新闻采写中，记者总是先接触到事实，然后在采访中，逐步弄清原因、真相。对于历史题材新闻的操作，这一过程正好相反。如果不熟知历史，根本无从策划起。无论是策划的由头，还是布局报道环节，都只有在熟知史实的基础上进行。
此次策划之前，所有参与记者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熟读《杨虎城将军传》，正是在大量占有杨虎城将军历史资料的情况下，此后的策划案才有了总体框架和结构。事后来看，如果根本不知杨虎城历史，这些框架和结构是无从建立的。
放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参加过《华商报》“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系列报道”的执行记者，在一年之后回顾并总结这一报道策划时，希望用到以下一段表述：
从2006年的深秋开始，《华商报》临时抽调组成的一个新闻小组，开始了一次对历史类新闻题材的大胆探索。报道盯准“‘西安事变’70周年”这一契机，杨虎城这一敏感的历史人物被大胆选为报道的核心。往后的整个冬季，策划案一再被细化，记者案头关于杨虎城历史的书籍开始日渐垒高。采访当中，三路记者来回奔波在北京、山东、河南、渭南、延安，而这期间，无论领导还是记者有过多少争吵、忧虑、焦心，已不必重忆。最后，它们都在这年年底汇成了报道成功的推力。
“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系列报道”策划，或许具有2006年中国历史人物报道创新典型的意义，但对于报社和新闻研究来说，更重要的是，它可能唤起新闻同仁对于历史题材的热情。
策划缘起:一位中国革命者引起的现实思考
70年后的今天，“西安事变”这一波诡云谲的历史大事件必然能引起国人甚至更广范围内人的关注和追忆。作为立足史实发生地西安的报纸，似乎责无旁贷响应民众情绪去追抚这段历史。另一方面，作为区域性较强的都市生活类报纸，在遇到这样一个世界性的历史题材时，在新闻运作上，也理当有所作为。
这样，2006年，原本平静的现实生活被一场曾经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所打破，在“西安事变”的研究经历了漫长的70年之后，今天，我们应该以怎样一种态度回顾那场改变了中国革命前程的事件，如何看待其中的重要人物？在面对事变中两个主角的时候，作为陕西报纸，如何侧重对陕西人杨虎城将军的报道，而同时又保持对全部历史事件及所有历史人物的尊重？这无疑成了当时新闻操作层面上的一个问题。
2006年10月初，在华商报社一次编前会上，报社执行社长孙晓冰先生首度提议报道该历史事件，并初步确定了该报道的总体方向和报道思路。即以“西安事变”重要参与者杨虎城将军的一生为切入点和主线，在回顾这一事件的同时，追忆杨虎城将军的革命精神，呼吁国民党中央对杨虎城将军的悲惨遭遇给予一个最终答案。
当时，由于社会新闻部曾对杨虎城之孙杨瀚有过部分报道，具有该方面报道较好的人脉，此次报道任务即被安排由社会新闻部完成。随后，按照孙总总体思路，社会新闻部于10月中旬左右，制定出了首份《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系列报道策划书》。
之后，该策划案在总体思路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经采访中心等部门多番修改细化。
策划定位:全面展示历史人物的命运，提出一个大胆的历史命题
关于历史题材的报道，新闻界的普遍做法是，回顾过去，追忆逝者，体现个人品质和魅力，而其现实意义鲜有突破和涉及。回顾历史是必要的，但仅是回顾往往割裂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缺乏时代特色。这类历史题材的定位要抛弃传统观念，要在时代大背景、大环境中，挖掘历史事件的现实意义，关注逝者的现实命运和地位。
“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系列报道的定位主要从三方面展开：
一是事件的定位：突出其革命性和纪念意义。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为了扭转中国抗战的整体不利形势，张、杨二人不顾个人安危，以民族利益为重，深谋远虑，对前来西安视察“剿共”战事的蒋介石实施兵谏，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中国革命进程发生逆转，“西安事变”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对于“西安事变”回顾的定位，我们确定报道应突出其革命性和纪念意义。
二是人物定位：革命功臣杨虎城将军。在前期的准备学习阶段，我们深入了解了杨虎城将军的革命生涯和对陕西建设的历史功绩。于是，杨虎城将军的形象定位主要是：为革命不怕牺牲的爱国者，代表老百姓的施政家。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利益和整体局势的稳定，在混乱局势当中，杨虎城将军抛开个人利益发动兵谏，拯救了中国革命。同时出于对大局的考虑，杨虎城将军又坚决反对杀蒋；在陕期间，出于解决民众生活困难、增强国力的考虑，杨虎城将军主持兴修水利、发展教育。至今，一些水利设施仍在使用，恩泽当地百姓。
三是现实定位：对杨虎城将军的悲惨遭遇应有一个正确认识。在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追忆的基础上，报道如何具有现实意义成为报道的关键和落脚点。杨虎城将军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与其惨遭杀害的悲惨结局让世人扼腕。于是，这位历史人物的现实定位逐渐明晰：国民党中央应该对这位高级将领的人生结局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和回应。
策划过程：召开专家专题会议、拜访杨虎城将军后人、推出连续报道、致电国民党中央，全面行动起来
根据报道的前期定位，我们将整个报道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抛出一个大胆的历史命题，第二阶段全面回顾历史，第三阶段给出历史命题的答案，一步步将报道推向高潮。彼此逻辑清晰，首尾呼应。整个策划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召开专题会议：2006年策划初稿完成后，报道组邀请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馆、陕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西安事变暨杨虎城研究会、西安事变纪念馆等单位的多位从事“西安事变”研究的专家、学者，召开专题会议，全面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丰富报道内容，调整报道结构。同时，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出现在读者眼前，使报道更具可读性。
拜访杨虎城将军后人：在报道初始阶段，杨虎城将军的后人受到了特别关注和重视，他们的意见将对整个报道产生重要影响。与其接触中，杨虎城将军的形象更加鲜明丰满，有力地推动了报道进程，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
推出连续报道：策划方案的完成意味着报道进入了具体实施阶段。经过与报社采访中心领导的多次交流和沟通，报道组决定不间断地推出连续报道。全面回顾“西安事变”的历史经过、社会背景。同时，多路记者奔赴北京、河南、延安、山东蒲城等地，探访杨虎城将军故居和历史遗迹。
致电国民党中央：这是整个报道的结尾，也是高潮。其实，从报道刚开始，报道组与台湾国民党方面的联系就一直未曾中断。与国民党党史馆馆长邵铭煌取得联系后，对国民党方面的采访更进一步。2006年12月初，与国民党中央主席马英九先生的联系稍见眉目，中国国民党主席办公室主任张王浩表示，马英九先生责成党史馆对史料的查询工作正在进行中。与此同时，与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先生的联系工作也已展开，但由于种种原因，连战未就此事发表看法。12月11日，国民党党史馆馆长邵铭煌受马英九主席委托，接受了本报独家采访。国民党对该党高级将领、陆军二级上将杨虎城将军的悲惨遭遇表示歉意。
策划效果：推动历史迈进一步
2006年在华商报业总体新闻质量较好的情况下，“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系列报道异军突起，推动了历史向前迈进一步。
策划效果之一：推动历史迈进一步。2007年1月16日，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出版物审读中心的《审读工作通讯》中评价道，“《华商报》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的宣传报道，特别值得称道。……这些文章和报道，思想性、可读性、文献性兼备。”2006年12月12日，《华商报》在“重要新闻”版头条位置发表独家新闻——国民党对杨虎城遭遇表歉意。“作为内地一家都市生活类报纸，以一系列报道引起海峡两岸共同关注，推动一个历史问题的解决，可以说是‘系列报道近一月，两岸激起千层浪’。这一结果在中国现代史上写下了独特的一笔。”
策划效果之二：提升了《华商报》的社会影响力，体现了一份报纸的风范和历史责任。随着竞争日趋激烈，新闻工作的创新性被越来越多地提及。《华商报》对此做出了大胆尝试。对大型历史题材的新闻报道，我们认为，首先，要从思想上明确自己所肩负的历史责任和社会义务；其次，坚持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充分挖掘、利用身边资源；第三，重视历史与现实的紧密联系，突出报道题材的现实意义，避免其流于形式。通过这些具体操作，我们既体现了一份报纸的风范，又提升了报纸的品牌形象，实现了报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策划心得：报道要精心，策划要有勇有谋
心得之一：历史题材不应成为新闻题材的冷门
正如前文所说，一直以来，历史题材成了新闻题材的一个冷门。但事实上，这一冷门的形成，并非由于历史题材本身所限，这从近年历史题材成为传媒热点的种种现象即可得到证明。所以，并不是受众不喜欢不接受历史题材，根本原因是报纸没能制作出惹人喜欢的历史题材类新闻。
而此次“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系列报道”的成功，证明历史题材仍有巨大开掘空间，经过精心操作的历史题材类新闻，不但能够快速抓住读者，而且能够在读者心目中留下久远的印象，尤其对提升报纸文化品位，也有重要作用。
心得之二：策划定位是否精准直接决定历史题材类新闻成败
以前，我们提及历史新闻题材时，无论领导还是记者往往表现得毫无兴趣，甚至认为历史与新闻无关，这导致以往策划历史新闻时，流于两种定位：一种把历史做成纯粹的历史，做到副刊上去，另一种就是做成纪念类的“党报式”报道，形成报社应付管理部门，编辑记者应付版面需要的局面。
此次策划区别于以往一些历史类新闻报道之处在于，从一开始，就排除了应付政府需要和经营增收两种非新闻思路，而是直接把这一事件按照新闻的操作思路来翻新重做，后来围绕这一历史事件做出的所有工作，都只盯准一个人——读者。
正是因为这样的定位，使得报道无论在事件进展上，还是在历史内容的采写上，都紧紧围绕着读者喜好进行。尤其是十篇揭秘杨虎城将军传奇一生的稿件，篇篇值得品读咀嚼。
心得之三：用现实事件激活历史题材
换一个角度可以看出，如果此次报道从头到尾没有国民党为杨虎城平反这一条线，那么，剩下的“西安事变”历史事件及杨虎城本人历史即使再精彩，报道必将毫无活力，犹如看一幅纯文本的静态网页那样，充满呆板和沉闷。
相反，正是因为有了国民党为杨虎城平反这一现实事件的贯穿，使得这一历史题材中有了动态鲜活的内容，报道有了节奏和步步推进的紧迫感，这无疑于在静态网页中加入了动画和滚动文字一样，从而使整个页面都跳跃起来了。
心得之四：做历史题材，执行者自己首先要对历史感兴趣
历史题材要做好，除了选题、定位等等宏观方面的因素之外，微观方面，具体到记者采写环节，执行记者对于历史本身是否具有浓厚兴趣亦至关重要。值得一提的是，在长达数月的对杨虎城的资料阅读和历史事迹采写当中，几乎所有的记者都没有表现出倦态和疲劳，相反，许多时候被杨虎城及其他所在的那个时段的传奇历史深深吸引。
正是这样的写作状态，使得记者在采写杨虎城历史事迹时，始终带着饱满的情感，即使在推动国民党给杨虎城平反方面，也采取了主动出击和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态度。试想，如果执行层面本身对“西安事变”及杨虎城均不感兴趣，那么，无论前期占有资料时的史料阅读还是后期的采写，都将变得味同嚼蜡，而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必然难以制作出让读者产生兴趣和阅读热情的稿件。
心得之五：策划历史题材，应先知史
在日常新闻采写中，记者总是先接触到事实，然后在采访中，逐步弄清原因、真相。对于历史题材新闻的操作，这一过程正好相反。如果不熟知历史，根本无从策划起。无论是策划的由头，还是布局报道环节，都只有在熟知史实的基础上进行。
此次策划之前，所有参与记者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熟读《杨虎城将军传》，正是在大量占有杨虎城将军历史资料的情况下，此后的策划案才有了总体框架和结构。事后来看，如果根本不知杨虎城历史，这些框架和结构是无从建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