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火箭与一个人的一生多么相似，一次性发射，不可逆，更不可重复。飞行高度与动力成正比，方向感精确与否事关成败。需自带燃料，不靠外部空气支持。唯有高温高压的条件下，才能释放出巨大能量。要想克服地球引力、达到超常的宇宙速度，必须让自己拥有足够级别的接力能力。
　　一
　　1970年，中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那时的王建蒙还是16岁的懵懂少年。他怎么也想不到12年后，西昌发射场第一次迎来火箭进场，他竟然梦幻般地亲身参与火箭、卫星发射，并多年亲历中国航天工程的发展过程。
　　1982年12月的一天，中国西部大凉山深处——西昌卫星发射场，刚毅潇洒，每天奋战在发射场建设工地、写出《发射场电气手册》的王建蒙格外欣喜、激动：“我终于见到了期盼中的火箭！”
　　三级火箭像三兄弟一样将要叠罗汉升空。一级、二级、三级火箭分别从北京和上海两地运抵偏远的山区西昌。
　　一时间，火箭发射场区如临战事，戒备森严，铁路专线的两边站满荷枪实弹的哨兵。
　　王建蒙所在部门负责组织实施火箭进场装卸以及火箭与卫星测试、发射计划安排和技术协调工作，任务紧急而繁重。
　　这是我国当时型号最新、推力最大、使用新技术最多的火箭，全长44.56米，直径3.35米。发射塔高达80米，由1000多吨钢铁构筑而成。塔上有15层固定平台和13层回转平台，每层固定平台上都有两间测试室，还有两部电梯从地面直达塔顶。塔顶端，有一部可做360度旋转的大吊车，是专门用作火箭吊装对接的。
　　当塔吊的机械部分安装好后，在安装电缆时却遇到了麻烦。
　　从发射塔架底部引申到顶部的几十根电缆，无法穿过塔吊机房厚厚的钢板。这座大约长20多米的桁架横躺在80米高的发射塔顶端，站在桁架下端直径20多厘米的圆柱体上往下看，汽车如同火柴盒，地面的人就像小蚂蚁。
　　王建蒙凭借自己的经验想出一个解决办法，在向施工部队人员讲述实施方案时，他们却感到一头雾水，怎么讲解也交代不清。王建蒙一下子热血上涌，顶到脑门，霍地立起身来，三下两下就沿着塔吊下面圆形钢焊接成的倒三角吊车桁架爬了过去。没有想到系安全带，也没有任何其他安全措施，竟然很利索地爬到需要穿过电缆的钢板部位，用粉笔在桁架平台光滑的钢板下画了一个圆圈，要求施工人员用气焊烧个脸盆一样大的洞，好让电缆由这个洞穿过。问题一下变得简单多了，且一目了然。
　　“难为了在下面看着我做高空表演的指挥员和战友们。他们仰天而望，屏住呼吸，不敢喝令我下来，怕我吓着，可心里又实在紧张，为我捏一把汗。”——或许，是初次见到火箭的兴奋、激动，让平时很谨慎、不张扬的技术参谋王建蒙，秀了一把只有蜘蛛人阿兰·罗伯特才会轻松表演的绝活儿。
　　二
　　世间，有许多令人感到刺激、亢奋的行业，一旦从事这样的工作就会活得很过瘾，甚至令旁观者也觉得很过瘾。航天人，就在从事着这种真正需“仰视”才见的事业。
　　王建蒙在火箭发射场上娶的妻子马京生，是同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机关工作的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星空并不遥远》、长篇报告文学《国家功勋——聚焦中国航天英雄》《陈赓传》《天眼》等。目前，马京生笔耕不辍，依然坚守着她的文学创作。在散文《牵手航天》中她这样写丈夫：“干他这一行，一辈子都让人提心吊胆。爱他实在太累，尽管我不后悔……”
　　妻子提心吊胆是有原因的。航天是危险系数很高的事业。散布世界几大洲的火箭发射场，包括世界十大航天发射基地之一、发射世界第一颗卫星的苏联拜科努尔发射场，都曾发生过连同火箭司令一起伤亡的惨痛事故。王建蒙也亲身经历过几次至今难忘的惊魂一刻：
　　“长征三号火箭在西昌发射场做首次加注液氢、液氧试验时，我的岗位就在发射塔架的火箭三级加注排放连接器旁。火箭飞行所依靠的動力是火箭各级发动机的推力作用，而发动机推力则是由推进剂的燃烧产生的。推进剂加注是一件非常危险的工作。
　　液氢是具有沸点低、密度小、表面张力小、导热系数小、黏滞系数小的‘一低四小’特性的燃料。液氢、液氧虽是极好的低温高能推进剂，但其易燃易爆的化学特性，给使用带来了诸多难题。加注前，首先要对火箭贮箱以及地面连接管道进行空气置换，将所有空气置换成纯度极高的氦气。否则空气遇到液氢将会变成固态，那将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发射过程一旦进入加注程序，发射塔架将严格限制人员上下，给人以危险已至的紧张感。当时，整个高耸、雄伟、沉重的发射塔突然寂静下来，我站立在一个狭小的空中平台上。除了两名火箭加排连接器旁的操作手外，只剩下发射站主管火箭发动机系统的动力室主任刘雨均、主管地面设备的研究所主任王瑞铨。
　　液氢开始加注了，不一会儿，我见加注排放器软管连接处‘噼里啪啦’地滴下液体来……我以为发生了泄露，不由自主地往后倒退了一步。只见‘扑哧、扑哧’的水珠在平台铁板上乱蹦，我有点儿不知所措。王瑞铨主任安慰说：‘别紧张，这是管道中超低温的液氢将周围空气冷凝而形成的‘液空’。‘液空’即空气液化现象。
　　当三级火箭的液氢加注完毕时，‘加注连接器脱落’的口令传来。然而，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哗’的一声，管道中没有排尽的残留液氢倾泻出来，喷洒在发射架的工作平台上。这种超低温的高能燃料像针扎一样刺痛了我的手背。很快，发射塔就被雾状气氢所笼罩。液氢泄露了！
　　此时，0.007毫焦耳的能量都会马上引起爆炸！站在我身旁的刘雨均主任的头发梢、眉毛和胡子都披挂一层白霜，想必我自己也一样。发射塔架各个平台上的工作人员慌乱不已，有的喊‘怎么办’，有的冲向步行铁梯……只听我身边的刘雨均主任大喊一声——‘不要动！所有人员原地不动！’平时说话细声细气、一副学者模样的他，此时却异常威严而有震慑力。几分钟的工夫，发射塔架的高空风将极易挥发的氢气吹散一空……” 　　险情突发临危不乱的情景时有发生，王建蒙认定了狭路相逢勇者胜。
　　“一次发射任务中，地面燃料加注系统正在进行火箭加注前的准备工作。燃料加注间里的加注泵轰轰作响，操作手们戴着类似大象鼻子一样的防毒面具。突然，我听到‘啊’的一声高叫，紧接着，加注间的门口向外涌出浓浓的棕红色气体。经过最初的惊恐，我随即意识到：燃料发生泄漏了！
　　即便在正常情况下，没有防毒面具不允许进入加注泵间。来不及多想，仗着自己对这个加注系统的管路熟悉，我抓起旁边一人肩上的白毛巾，朝面部一捂便冲进加注间。我看到加注泵管道上一个接口猛地向外喷出棕红色的化学液体。加注泵地脚螺栓的螺丝帽上已经鼓起一堆泡沫，那是被燃料腐蚀的化学反应。这种燃料在一定温度、压力状态下是液体，但暴露在常温常压的大气中，就成为毒性极大的强腐蚀性气体。我发狠地指着管道上一个阀门，对不知所措的操作手高声喊道：‘关！赶快把这个阀门关上！使劲！快点！’说完，我憋着气不呼吸，跑到室外才大口大口地喘粗气。那个阀门被关闭后，加注泵停止运转，泄漏被降服。按规定，这个口令无论如何也不该我发布，但在这样紧迫的情况下，确实是顾不了那么许多了。”
　　随着发射任务的增多，在王建蒙担任航天发射处长期间，他经历过火箭点火刚离开发射塔架数秒便倒栽地面星箭俱毁的惨烈，经历过火箭点火后如同天女散花般散落在发射场坪上的火海。
　　1993年初秋季节的一天下午，王建蒙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行任务时发生了一场车祸，他和他的同事们遭遇横祸，他的9根肋骨受了伤。第二天一大早，北京专机来到发射场把他们接回去，全部抢救成功。难怪一位书法家为王建蒙题写“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时，王建蒙平静坦然地说，赐予“大难不死”四个字就行了。
　　有了这些历练，王建蒙在心理上淬了火，变得坚定、沉稳了许多。生与死的界限可是一个生命的底线。王建蒙说“什么事情都不会使自己失望”，也许那正是因为他知道底线在哪儿。他知道航天有时是会死人的，但也许天性使然吧，有理想、有志向的人，总会冒着生命危险去航天。
　　三
　　在从事航天事业的40年间，王建蒙最感风光的经历，是被选定担任中国第一颗实用通信卫星发射时下达卫星发射任务的调度指挥员。他说，当他坐在卫星发射中心的指挥调度台上下达“点火”口令时，中国航天人的自豪感真是从内心油然而生。
　　一般人看来，在卫星发射调度指挥台下达“点火”口令的指挥员，就好比是卫星发射的“节目主持人”。他站在前台，站在聚光灯下“表演”，好像仅仅是机械地上传下达一些规定好的口令而已。但事实绝对不是这样。
　　调度指挥可不像有些电视节目主持人那樣，背一背台词就行了。调度指挥的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他首先要对卫星发射的各项任务流程了如指掌，还要对各种事故预案心中有数，很多重要技术数据要印入脑海，更要思维缜密、反应敏捷、从容不迫、表达流畅。
　　“本来我的工作岗位是分管发射场地地面设备的，级别很低，担任喊发射口令的调度指挥员级别不够，于是被连升几级，破格提升为卫星发射科的副科长。”
　　“我身为发射场指挥调度控制室下达号令的调度指挥员，要用我的大脑将发射任务用最简单、准确、清晰、无误的语言下达给各个系统和部门。尤其是遇到紧急情况或不可预见的故障发生时，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准确无误的判断，用程序化的口令进行有效的调度指挥。”
　　“要实现这一要求，我要熟记各个系统的技术原理和相互关系。这些系统包括卫星、火箭、发射场、测量控制、通信、计算机信息交换等等。在几个月艰苦的单项演练、联合演练后，我对自己做好调度指挥员的工作心中有底了。”
　　1986年2月1日，于国家是大喜的日子，是中国航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我国第一颗实用通信卫星发射成功；于王建蒙个人也是难忘的日子，是他，在西昌卫星发射场指挥控制中心下达了发射口令——“点火！”“起飞！”
　　“很多年过去了，1986年2月1日20时36分01秒771毫秒，这个精准时间我总是铭记不忘。”
　　也还是这次中国第一颗实用通信卫星发射前夕，北京总部给发射中心领导各配发了一支提高人体免疫力的高级注射药。当医务人员给领导注射时，领导指示把这支药给王建蒙，要提高王建蒙的免疫力，要保证王建蒙的嗓门能够发出洪亮的“点火”口令。这种待遇又是一次是独特的殊荣和压力！
　　王建蒙笑着回味说：“是我沾了中国第一颗实用通信卫星的光，光荣地出了回风头，在报纸和杂志上露了脸，并被上级机关点名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来到北京总部机关大楼的卫星发射部门上班。”从此，王建蒙在北京总部机关开始了共和国航天发射的组织指挥、计划协调工作，他的足迹行走在中国酒泉、西昌、太原卫星发射场，哪里有发射，他都会努力奔赴前线。
　　当然，还有一件共和国航天里程碑事件，只要提及，王建蒙准保兴奋不已：“1993年3月4日是我又一个难忘的日子。这天，一望无垠的大漠戈壁风和日丽，湛蓝的天空万里无云，太阳暖融融地照在这块将为世界瞩目的空旷大地，工作人员拿来一根一米多长捆绑着红绸子的木桩。时任发射中心主任李凤洲，用喇叭宣布，今天确定的这个点，上级批准后，将是我国载人航天的发射坐标点！我提议，由北京领导机关的王建蒙同志举锤砸桩。他的话音落下，我一时竟手足无措，这么神圣的荣幸突如其来降临我身，这一锤意义重大呀。此时，李凤洲已经握住竖立在地上的木桩看着我，不容置疑，我接过大锤，屏住呼吸，举锤落下了这一具有历史使命的一锤，这便是日后杨利伟开先河的中国航天员飞天离开地球的那一点。
　　随着工作的需要，1996年王建蒙经层层考核，获得了航天系统工程高级工程师的职务资格证书。
　　然而，航天人风光的背后也有难言的痛楚。 　　“航天发射成功的鲜亮与风光背后，总是有数不清的个人难言的痛楚。当年，我和妻子忙碌在深山沟里的发射场，女儿在内蒙古爷爷奶奶家出生满月的第二天就被送到北京的姥姥姥爷家，直到蹒跚学步才回到西昌上幼儿园。为了执行卫星发射任务，女儿4岁时又由爷爷奶奶从大西北来到大西南接到内蒙古抚养，一直到小学二年级才和我们团聚北京。女儿很争气，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22岁在英国完成研究生学业。但还有很多深山沟里的航天人的孩子，他们的养育、教育都是大问题，是航天发射人一心扑在发射场，在卫星发射成功背后鲜为人知的具体问题。西昌第一次执行卫星发射任务时，就有850多人接到亲人病重、病危、病逝消息而不能离岗，还有许多人推迟婚期、把不满周岁的婴儿送到家里的老人身边……”
　　四
　　人称“四十不学艺”，有了作家妻子马京生的信任和鼓励，知天命后的王建蒙大胆操觚，在人生的秋天迎来了文学创作的春天。
　　王建蒙先后到过美国、俄罗斯、日本、瑞典、意大利、法国、巴西等国家的航天制造和卫星发射设施现场考察，国外的先进管理和思路令他眼界大开。回国后，为了让更多的人——航天界同行和广大航天爱好者从中受益，王建蒙就个人在国外的航天见闻和体会给一些科普杂志写稿。
　　《站在空间大国的火箭前》，先在《文汇报》上整版刊登，后由《科技日报》转载。自此，王建蒙的写作灵感迸发出来，并成为爱好，一发而不可收……
　　作为卫星发射与航天国际合作技术专家的王建蒙，已经写作、出版了好几本书，书的内容不离航天科学技术，不离航天人。他通过自己的视角创作的《亲历航天——行走在神秘的卫星发射场》，讲述了从高高的发射塔到指挥控制室；从火箭点火到卫星入轨、载人航天；从发射中国星到进军国际发射外国星……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历程中真实而鲜为人知的故事。他的另一本纪实文学——《奔月——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25万字，其中内容被数十家报刊、网络转载，被改编成配音广播节目在全国70余家广播电台连续播出了一个月。由他主编的80余万字的《世界航天发射系统》一书，则荣获国防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就这样，他笔耕不辍，2012年凭借自己的文学创作成果进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行列。
　　“不多多介紹航天事业、航天科技，特别是不写写航天人，我心不安。”应该说，除了性格鲜明、韧性与血性并存、活力四射闲不住的个性外，对航天的热爱是王建蒙利用业余时间数年坚持不懈创作的主要动力。
　　“就说写孙家栋这位著名科学家吧，他是中国探月工程的总设计师，中国北斗导航工程总设计师，在中国航天史上无疑是一位传奇人物。他的学识、经历、成就和贡献……哪是我的这杆拙笔所能尽述！最开始是妻子从中科院给揽来的活儿，后来我又把短篇写成了长篇。”
　　“我很幸运，从清华大学毕业就投身了航天发射场，祖国的航天事业给了我施展才能的机会。我有幸在多位航天专家的领导下工作，其中的沈荣骏、胡世祥、张建启，都担任过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都参加并指挥过多次航天大型工程的研制与发射，是知识型、专家型的现代化航天指挥家。在航天发射和航天决策重要关头，你能看到他们的坚定与刚毅，但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又是那么平易与随和。他们是我敬重的师长。我也非常幸运在卫星、火箭、导弹发射场结识了许多航天院士，航天专家任新民、孙家栋，航天测量控制专家陈芳允，导弹专家黄纬禄，火箭专家龙乐豪，火箭轨道专家余梦伦等，他们都是我国航天科技的优秀代表，是践行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的典范。有幸与他们的交往，终生难忘，终身受益，是我做人的永远榜样。”
　　由此，王建蒙追念“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任新民的《百岁航天第一人》，在航天的多家报刊上登载，情真意切，颇具影响。王建蒙新近创作完成的《孙家栋院士传》，正在译成英文将在全球发行。
　　“如果埋头苦干的科学家鲜为人知，科技明星星光黯然，那么它的直接和间接后果，将是中国未来的危机。”撰写航天科普，书写鲜为人知的航天故事，已经是王建蒙生活中的常态。
　　近年来，王建蒙花气力积极推进军民融合战略的商业航天和民营火箭创新发展。2019年5月17日16时，由蓝箭航天公司研发的中国首台液氧/甲烷火箭发动机全系统成功喷射出烈焰的那一声巨响，令王建蒙兴奋不已。2019年4月26日，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军民两用技术创新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主任的王建蒙，又在为落实军民融合的事务而忙碌。只要是为了航天的发展，只要能做一些航天应用于社会、服务于百姓的事情，都应当义不容辞地尽义务。不甘赋闲，正是王建蒙目前退休生活的写照。
　　对于王建蒙来说，他的人生正像一枚三级运载火箭。
　　一级火箭——是跨越清华校园和西昌卫星发射场的青年求学和实习阶段；
　　二级火箭——是在西昌卫星发射场发射卫星和在北京总部指挥发射卫星的壮年实干阶段；
　　三级火箭——则是在国际间通信卫星商业领域闯荡并撰写航天著作的收获果实阶段……
　　或许，这第三级火箭还会加注不同介质的推进剂，从而拥有无期限、更加丰富、更加充实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