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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在座的作家中，我是年龄最大的，我今年77岁，老人讲话嘛，有时候有老人的一套固执：人生啊、文学啊、创作啊，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我就说改不掉了，也不想改，就不应该改，所以文学强调一些东西，已经是固化了，但中心意思我还是强调一点———生活对散文作家的重要性。
我先讲一件事，上个礼拜，我到了湖北随州的桐柏山，我都不知道那叫桐柏山，突然空中放了一首歌，叫《妹妹找哥泪花流》，因为这首歌我会唱，我喜欢的，是我的一个战友写的。
记得去年，我们去了一个山谷，叫包谷朴，这山经营得非常好，有个人投资了好多，现在等于在山里修行吧。我就有意引着这个话题，让他给我讲了桐柏山解放战争时期的事，因为我有了这样的感想了嘛，马上想写个东西，但这个东西还写不出来，他就给我讲包谷朴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解放军伤员的故事。聊的过程中，有一个炎黄研究会的会长说，下面那个山叫龙凤冲，为什么叫龙凤冲呢？它是中国南北分界线一个很天然的村庄，北方是龙图腾，南方是凤图腾，它这个就叫龙凤冲，是大禹治水时的故乡，他就给我讲了禹离开故乡十二年以后，他的妻子在这里盼望他回来，丈夫三过家门而不入，我一下子觉得这个地方很丰富，但是脑子里还很乱，真应该写这块地方，但不知怎么写，我回来以后一直在考虑，我当时就说了，我说我要写个散文，说不定这个散文还能起到广告作用！虽然这些人到过这里，但不知道桐柏山这个地方曾经拍摄过《小花》这么一部电影，还有李谷一唱的《妹妹找哥泪花流》这么一首歌。
桐柏山是一个给人温暖，给人力量的山，包括大禹的故事，包括《小花》给我们讲述的那个故事，我当然是用《妹妹找哥泪花流》去串它的，我就告诉人们，我们在这样一个地方，有好多事情都已经成为过去，很遥远了，我们把曾经热爱过的事物、热爱过的人，重新再爱一次，这样的话，你对生活，对现实生活就有新意，就感觉很幸福。
我想，我们作家对生活的积累太重要。有些时候积累的，当时不一定能用得上，说不定某个时候撞了你一下那个灵感，它就有用了。我这几年特别有这种体会，我写的青藏高原的题材，就是把过去的东西翻腾出来，它说不定在某个时期把你触动了之后，它变活了，它发酵了，过去可能觉得很平平常常的一件事，但今年你重写，你站的高度、你站的角度不一样的话，你看过去的事就会不一样。
接着，我给大家谈谈自己创作的散文《背心》。那是我五六年前写的，我觉得今天重新写它，感觉就非常非常不一样。一个是我对它的认识深刻了，再一个通过它，我可以看到好多围绕背心的一些事，过去呢，我是做不到这样的，因为我的认识有限，我的生活经历有限，我站的角度、认识生活的角度有限，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因为我搞创作起码有五六十年了，对人生的积累、文学的积累、思想认识的积累、写作技巧的积累，它都不一样了。
我有意识地积累生活大概开始于1960年。当时，我在团里是个汽车驾驶员，就是在西藏开车的嘛，后来就当文员、干事，在五六年后，就提干了嘛，提干后七几年就调到北京来了。大概是60年代初有一天，我就看到我们汽车团里有一个干事，他当时有一个笔记本，很小的笔记本，他在上面写了三句话，叫：“看到了，想一想，记下来。”这三句话在今天看来就是小儿科，但那时候我看到这三句话后，内心就特别地钦羡，特别地对我有启发。这个人也是搞文学的，后来也没有写出很厉害的东西，因为他是文学青年，比我要大五六岁，我那时候还没有提干，是一个见习助理员。看到以后我就想，他怎么能想出这么三句话！
对这三句话各个时期有不同的理解，一直到现在，或者前五六年、七八年，我有一个更新的理解，那时候的理解，要看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见到什么都往你怀里搂吧，围着窗户坐吧，不想别的，那时候毛主席就提倡多思嘛，毛主席给哪个大学的题词就是多思，想了不行还要把它记下来，我就开始记日记，我的日记当时记得非常多，现在也特别珍惜。我就想，等百年以后我的日记怎么办呢？看了以后真的是这么想，我在青岛的时候，我都发愁啊，那日记怎么办呢？那时候就是拼命地写日记，每天都在写，我现在不坚持了，自己也懒了，觉得写日记没用，但现在回过头来有用啊。
“看见了，想一想，记下来。”我从60年代初知道这三句话后，就一直生活在这三句话当中。关于怎么看，我也有不同的看法和思路，关于怎么想，我也有我的想法，也有我不同的理解，接下来就是创作了，把生活变成文学。看也好，想也好，写也好，积累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我拿了一个小册子，就想让你们看一看，我积累的烟盒，没有一千种也有几百种，我是从1992年开始集烟盒，那时在敦煌鸣沙山上，我捡到一个“飞天”烟盒。从那以后，开始积攒烟盒，有意识无意识地积攒烟盒，后来慢慢地烟盒积攒多了以后，到了一定的数量以后，装在一起，我现在有十几本，我给你们念一下，“天女”“散花”，你看这俩碰在一起了，好吧？这两个都是相差一二十年啊，你没有这个长期积累不会有这个。第二个是“嫦娥”“奔月”，这也是两个时期，相隔十多年二十年。再一个“良辰”“美景”，“花好”“月圆”，“丹凤”“朝阳”，“金鸡”“报晓”，“孔雀”“开屏”，“吉祥”“如意”，等等，什么“飞雪”“迎春”，“龙飞”“凤舞”，“万紫千红”“满园春”。
2001年我回了一趟老家，我有几十年没在家里住了，那一年，我非常想睡一下老家的土炕。早晨四五点的时候，村里的鸡叫啦，第一只鸡叫了以后，接着没有几分钟村里的鸡都叫了，一下子我觉得那种感觉特别好。这个“金鸡”烟呢，现在还有，“报晓”烟早就没了，我马上就想到了“金鸡报晓”这个词了，我回来以后就找那个“报晓”，“报晓”不容易找啊，“报晓”这个烟早就没了。我翻啊翻，找出两个版本的“报晓”，然后我从这里开始对它延伸扩大，搞成了什么“丹凤”“朝阳”啊，“天女”“散花”啊，“嫦娥”“奔月”啊，光这些组成一个词的，我有五六本。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生活的积累到了一定的时候，一撞的话，火花就出来了。 生活积累，是文学素材的源泉，或者是积累文学创作的资料，但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人生的积累，财富的积累，更多地经历一些事情，凡是有条件的地方、有条件的时候，尽量地自己去经历一下。没有反复的生活积累，你对生活的认识就很肤浅。你只有不断地去丰富自己，去开拓自己的生活的面，生活的领域，到了一定时候它就爆发了。长期积累，偶然得之，就是这个道理。
积累资料，现学现卖不行，说不定过了十年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些死的资料就变成活的了。前几年《新民晚报》的编辑给我打电话，说王老师你写西藏有完没完，我说，没完啊。现在回头看我发表的150多篇散文，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写西藏的，为什么呢？看见一个东西，就会勾起我一个想象，勾起一个联想，这个联想把这一块那一块串在一起，那就是一篇文章。
在积累资料时，不要有那种短期行为、短见，你要放开眼光，什么时间用你不要管，因为你献身文学的话，你总要有这种长期打算。我现在看到我的资料，我觉得人要是重新活一次多好啊，那些资料都可以用，都可以写出来。我要看一看我积累的那些资料，青海湖我积累了一本，那青海湖我能写好几千篇散文，而且写得还很棒，因为青海湖咱不知去过多少次，也住过很久。90年代在上海一个叫什么东方的出版社，专门出大散文，我就写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什么无人区、红柳滩、藏羚羊、可可西里、拉萨火锅、青海湖，它对这些感兴趣死啦，他让我快点写，我最后终于没写完。无人区写了，红柳滩写了，可可西里写了，后来关于可可西里我专门写了一本书。青藏线上的生态环境，包括青海湖，我一直没有写散文。我有一个很好的文友，他现在就在青海湖自然人文办，那么个刊物，要我采访，但这个计划我也放弃了，没有这个精力了。
每个人有个生活根据地，但是要加深对这个生活根据地的认识，你还要走出这根据地，站在另外一个领域，看你这块文学根据地。这样才能看得更清楚一些，看得更深刻一些，看得更多一些。
譬如八十年代末，我到首钢去了几次，都是逢礼拜去的，有两天在部队上班，干我本职工作，有三到四次到首钢去住。因为当时首钢的改革，是全国第一家，试点单位，全员承包。当时首钢承包的时候，首钢已经很衰败了，衰败到没有办法给国家交税了。周冠五讲全员承包，不要个人承包，我们首钢人把首钢承包了。当时呢，给国家每年交税是3.7亿，周冠五的承诺是：“我要赔了我也交3.7亿，我要赚了以后我也交3.7亿。赔了以后我砸锅卖铁给你交3.7亿，赚了以后你不要眼红，只能给你交3.7亿。”经过十年，首钢成了中国最富的一家企业，首钢搞得非常好，把世界上好多的钢铁企业都兼并了，包括美国的一家钢铁修理公司，首钢干得非常好，首钢的工人很富啊！
我业余时间去了三年，就写首钢。我那时候血气方刚嘛，开始的时候，周冠五不理我啊，不见面，但我就是不放弃，找他们的办事员。他们问我有什么条件，我说没什么条件啊，让我去了解你们首钢改革就行了。他说你还有什么条件，又有个女同志跟我个别谈，说老王啊，你到首钢来还有什么条件？我说没什么条件啊，你让我去采访，我要了解你们改革啊，你必须让我了解你们改革啊！当时，他们是24个企业，全国各地兼并了好多，包括洛阳垃圾场啊，这个那个都兼并了，包括北京的好多都兼并了。他们就说那你来吧。当然，我来采访以后，他们对我还是比较客气的，他们的党委会我可以去听，但周冠五单独跟我不谈。
周冠五这个人很牛啊，他是冶金部部长，兼首钢党委书记、董事长。他能把首钢承包了，得有多大的气魄啊！他的口号就是：“我不信社会主义干不过资本主义。”十年的时间，他把首钢搞得那样好，了不得啊。当时，虽然北京市委反对得最厉害，但是邓小平支持，走不动了，邓小平就批示一下。为什么走不动了？国家不给他政策啊，当时国家拿大头，企业拿小头。但1989年以后，这种局面打破了，把大头留在了首钢，这原来有协议啊，你有意见也不行。他们就给你找茬，找首钢谈话……我都写了这个过程，我故意这样写，写了让他们看。
我写完以后，周冠五也退休了。朱镕基上台后对国营企业一刀切，收回了首钢的各种批文。首钢原来有外贸自主权，也有银行，华夏银行原来是首钢的，很快国家控股51%，现在的华夏银行还在，对外贸易自主权也收回了。我那本书出来叫《首钢十年改革之路》，周冠五改成《周冠五与首钢》。当然首钢审核通过了，到北京出版是很难的。天津文艺出版社有个郑老板，因为他对首钢了解，他敢出。北方文艺出版社给我出了。书出版了以后，我的一个朋友说，老王啊，你真傻，我们再三问你当时有什么条件，就问你要多少钱啊。我这本书出来以后，《北京晚报》有位记者写了一本书，专门给我写了一篇文章，写我到首钢去什么条件都不要，当时企业的口号是“防火防盗防作家”，作家到企业里面去要钱啊。他说，王宗仁到首钢的时候没有提出这方面的条件。这本书，后来还开了一个很大的研讨会，不是文学界开的，而是对首钢的改革有了解的专家，包括文学里的一些评论家也去了，通过这个会宣传了首钢。
曾经一个很有名的记者，他写首钢写到一半时，被周冠五赶出去了，不让他写了，还有一些作者想写，觉得没法写，研讨会那天，这些人都来了。还有一些企业家来到了说，我想看看这个王宗仁长什么样，他竟敢写首钢。因为首钢当时旧的体制和新的体制，每一步都在撞车，走一步撞一次，给你个政策往前走一步。我去的时候，首钢的利润大概是不到十亿吧，我走的时候，他留在首钢的大概是一百多亿了。利润已经是这个水平了。我在报告文学后面专门有个表，哪一年的利润是多少，在后面附着。
从周冠五的身上，我看到了另一个人必须写：慕生忠。
1954年，国家还没有修青藏公路，这是多大的一个事啊。慕生忠，自己要求修了这条路，用了74天时间。当时，彭德怀给他的任务就是说，你给我把路修到拉萨就行啦，不要把汽车抬到拉萨，就是路上遇到河你要架桥，遇到山你要开洞。这是一条便道，一条简易路，我写了一本散文集，反映青藏公路通过四次大修，越来越好。《青藏线》这本书反响平平，我也是没写好，但是在他们慕生忠的家族里面，引起了强烈的反响。2013年，突然有一天，一个女同志给我打来电话，说你是王宗仁老师吗？我说是啊，她说我是慕生忠的女儿，但是我找了你好长时间，好不容易找到了。她说我们全家人感谢你，你写了我爸，我们全家人要见见你。他有七个儿女，她的亲戚买了七本书，一人一本，约个时间让我签名。我当时也很高兴，说刚好下个礼拜中央电视要播这本书，从西藏找了一个人，从部队找了一个人，来谈这本书。那天她家人都集合起来了，看电视，谈这本书，然后，我当场给他们一人写一句话。我那时候也是诗兴大发啊，现场给每个人一句话签名，和她们全家合了影。他的女儿叫慕启静，她们全家一直想把慕生忠修青藏公路的事，包括慕生忠收养两个孩子，直到后来遇难……讲了好多好多，我说当时我没采访你们，这真是遗憾。这个书印了一次后，再也没印。我给很多人说，慕生忠为什么不能拍成一部电视剧啊？修那么一条公路，困难多大啊。我举一个例子，过昆仑山的时候，过不去，慕生忠背着东西到山顶上走，“咵咵咵”，你看，七步就过了昆仑山了，他是差不多从山顶过去，我们不叫它昆仑山，叫它七步山。他是这么一种人，就是这个英雄气派，这种度量，多牛！这些，我都写了《昆仑山应该叫七步山》。实际上，现在过昆仑山需要一两个小时。
你只有走出去你这个圈子，你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圈子，看你这个创作根据地，你对它的认识就会不一样，你会产生一种新的力量，文学的力量，人生的力量。
我们积累生活，靠的眼力看，靠的脑力想，靠的脚力走，靠的手力写，还有一件事，靠的嗅觉闻。我写过一篇散文，叫《雪的味道》。我现在闭上眼睛从甘肃的柳园峡谷，一直到拉萨大站，二十三个兵站，我一个个都非常熟悉，现在只剩下七个了，消失了的兵站我都知道，消失了的兵站的故事我都知道，闭上眼睛我都知道，而且我能闻到这几座大山上的气味，完全是一种心理作用，或者说长期积累以后，你就发生了。我每次到格尔木后，感觉就不一样，闻到的气息就不一样，格尔木现在是个大草原，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是个很荒凉的地方，现在闻到了柳树的味道，杨树的味道。靠这种感觉闻到以后，那也是很亲切。譬如到了昆仑山后，我闻到了水的味道，那与瑶池、昆仑河有很大的联系，听到水哗哗地流，它没有响，你也觉得它在响，它传递给你的水的那种味道，你就知道了。到了拉萨，阳光的味道，拉萨是日光城啊，我写了好几首诗，拉萨的日照时间长，一年四季不缺太阳，但到了那个地方觉得能闻见太阳的味道。
我今天给大家讲的意思呢，我没有文学理论，我只是有创作的阅历和机会，大家从我这里可以看出，我们要积累生活，积累的多一点，再多一点，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它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样你写出来的东西，你编出来的东西，才是你自己的。你不可能去抄别人的，它是文艺的，它是独一无二的。
我先讲一件事，上个礼拜，我到了湖北随州的桐柏山，我都不知道那叫桐柏山，突然空中放了一首歌，叫《妹妹找哥泪花流》，因为这首歌我会唱，我喜欢的，是我的一个战友写的。
记得去年，我们去了一个山谷，叫包谷朴，这山经营得非常好，有个人投资了好多，现在等于在山里修行吧。我就有意引着这个话题，让他给我讲了桐柏山解放战争时期的事，因为我有了这样的感想了嘛，马上想写个东西，但这个东西还写不出来，他就给我讲包谷朴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解放军伤员的故事。聊的过程中，有一个炎黄研究会的会长说，下面那个山叫龙凤冲，为什么叫龙凤冲呢？它是中国南北分界线一个很天然的村庄，北方是龙图腾，南方是凤图腾，它这个就叫龙凤冲，是大禹治水时的故乡，他就给我讲了禹离开故乡十二年以后，他的妻子在这里盼望他回来，丈夫三过家门而不入，我一下子觉得这个地方很丰富，但是脑子里还很乱，真应该写这块地方，但不知怎么写，我回来以后一直在考虑，我当时就说了，我说我要写个散文，说不定这个散文还能起到广告作用！虽然这些人到过这里，但不知道桐柏山这个地方曾经拍摄过《小花》这么一部电影，还有李谷一唱的《妹妹找哥泪花流》这么一首歌。
桐柏山是一个给人温暖，给人力量的山，包括大禹的故事，包括《小花》给我们讲述的那个故事，我当然是用《妹妹找哥泪花流》去串它的，我就告诉人们，我们在这样一个地方，有好多事情都已经成为过去，很遥远了，我们把曾经热爱过的事物、热爱过的人，重新再爱一次，这样的话，你对生活，对现实生活就有新意，就感觉很幸福。
我想，我们作家对生活的积累太重要。有些时候积累的，当时不一定能用得上，说不定某个时候撞了你一下那个灵感，它就有用了。我这几年特别有这种体会，我写的青藏高原的题材，就是把过去的东西翻腾出来，它说不定在某个时期把你触动了之后，它变活了，它发酵了，过去可能觉得很平平常常的一件事，但今年你重写，你站的高度、你站的角度不一样的话，你看过去的事就会不一样。
接着，我给大家谈谈自己创作的散文《背心》。那是我五六年前写的，我觉得今天重新写它，感觉就非常非常不一样。一个是我对它的认识深刻了，再一个通过它，我可以看到好多围绕背心的一些事，过去呢，我是做不到这样的，因为我的认识有限，我的生活经历有限，我站的角度、认识生活的角度有限，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因为我搞创作起码有五六十年了，对人生的积累、文学的积累、思想认识的积累、写作技巧的积累，它都不一样了。
我有意识地积累生活大概开始于1960年。当时，我在团里是个汽车驾驶员，就是在西藏开车的嘛，后来就当文员、干事，在五六年后，就提干了嘛，提干后七几年就调到北京来了。大概是60年代初有一天，我就看到我们汽车团里有一个干事，他当时有一个笔记本，很小的笔记本，他在上面写了三句话，叫：“看到了，想一想，记下来。”这三句话在今天看来就是小儿科，但那时候我看到这三句话后，内心就特别地钦羡，特别地对我有启发。这个人也是搞文学的，后来也没有写出很厉害的东西，因为他是文学青年，比我要大五六岁，我那时候还没有提干，是一个见习助理员。看到以后我就想，他怎么能想出这么三句话！
对这三句话各个时期有不同的理解，一直到现在，或者前五六年、七八年，我有一个更新的理解，那时候的理解，要看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见到什么都往你怀里搂吧，围着窗户坐吧，不想别的，那时候毛主席就提倡多思嘛，毛主席给哪个大学的题词就是多思，想了不行还要把它记下来，我就开始记日记，我的日记当时记得非常多，现在也特别珍惜。我就想，等百年以后我的日记怎么办呢？看了以后真的是这么想，我在青岛的时候，我都发愁啊，那日记怎么办呢？那时候就是拼命地写日记，每天都在写，我现在不坚持了，自己也懒了，觉得写日记没用，但现在回过头来有用啊。
“看见了，想一想，记下来。”我从60年代初知道这三句话后，就一直生活在这三句话当中。关于怎么看，我也有不同的看法和思路，关于怎么想，我也有我的想法，也有我不同的理解，接下来就是创作了，把生活变成文学。看也好，想也好，写也好，积累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我拿了一个小册子，就想让你们看一看，我积累的烟盒，没有一千种也有几百种，我是从1992年开始集烟盒，那时在敦煌鸣沙山上，我捡到一个“飞天”烟盒。从那以后，开始积攒烟盒，有意识无意识地积攒烟盒，后来慢慢地烟盒积攒多了以后，到了一定的数量以后，装在一起，我现在有十几本，我给你们念一下，“天女”“散花”，你看这俩碰在一起了，好吧？这两个都是相差一二十年啊，你没有这个长期积累不会有这个。第二个是“嫦娥”“奔月”，这也是两个时期，相隔十多年二十年。再一个“良辰”“美景”，“花好”“月圆”，“丹凤”“朝阳”，“金鸡”“报晓”，“孔雀”“开屏”，“吉祥”“如意”，等等，什么“飞雪”“迎春”，“龙飞”“凤舞”，“万紫千红”“满园春”。
2001年我回了一趟老家，我有几十年没在家里住了，那一年，我非常想睡一下老家的土炕。早晨四五点的时候，村里的鸡叫啦，第一只鸡叫了以后，接着没有几分钟村里的鸡都叫了，一下子我觉得那种感觉特别好。这个“金鸡”烟呢，现在还有，“报晓”烟早就没了，我马上就想到了“金鸡报晓”这个词了，我回来以后就找那个“报晓”，“报晓”不容易找啊，“报晓”这个烟早就没了。我翻啊翻，找出两个版本的“报晓”，然后我从这里开始对它延伸扩大，搞成了什么“丹凤”“朝阳”啊，“天女”“散花”啊，“嫦娥”“奔月”啊，光这些组成一个词的，我有五六本。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生活的积累到了一定的时候，一撞的话，火花就出来了。 生活积累，是文学素材的源泉，或者是积累文学创作的资料，但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人生的积累，财富的积累，更多地经历一些事情，凡是有条件的地方、有条件的时候，尽量地自己去经历一下。没有反复的生活积累，你对生活的认识就很肤浅。你只有不断地去丰富自己，去开拓自己的生活的面，生活的领域，到了一定时候它就爆发了。长期积累，偶然得之，就是这个道理。
积累资料，现学现卖不行，说不定过了十年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些死的资料就变成活的了。前几年《新民晚报》的编辑给我打电话，说王老师你写西藏有完没完，我说，没完啊。现在回头看我发表的150多篇散文，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写西藏的，为什么呢？看见一个东西，就会勾起我一个想象，勾起一个联想，这个联想把这一块那一块串在一起，那就是一篇文章。
在积累资料时，不要有那种短期行为、短见，你要放开眼光，什么时间用你不要管，因为你献身文学的话，你总要有这种长期打算。我现在看到我的资料，我觉得人要是重新活一次多好啊，那些资料都可以用，都可以写出来。我要看一看我积累的那些资料，青海湖我积累了一本，那青海湖我能写好几千篇散文，而且写得还很棒，因为青海湖咱不知去过多少次，也住过很久。90年代在上海一个叫什么东方的出版社，专门出大散文，我就写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什么无人区、红柳滩、藏羚羊、可可西里、拉萨火锅、青海湖，它对这些感兴趣死啦，他让我快点写，我最后终于没写完。无人区写了，红柳滩写了，可可西里写了，后来关于可可西里我专门写了一本书。青藏线上的生态环境，包括青海湖，我一直没有写散文。我有一个很好的文友，他现在就在青海湖自然人文办，那么个刊物，要我采访，但这个计划我也放弃了，没有这个精力了。
每个人有个生活根据地，但是要加深对这个生活根据地的认识，你还要走出这根据地，站在另外一个领域，看你这块文学根据地。这样才能看得更清楚一些，看得更深刻一些，看得更多一些。
譬如八十年代末，我到首钢去了几次，都是逢礼拜去的，有两天在部队上班，干我本职工作，有三到四次到首钢去住。因为当时首钢的改革，是全国第一家，试点单位，全员承包。当时首钢承包的时候，首钢已经很衰败了，衰败到没有办法给国家交税了。周冠五讲全员承包，不要个人承包，我们首钢人把首钢承包了。当时呢，给国家每年交税是3.7亿，周冠五的承诺是：“我要赔了我也交3.7亿，我要赚了以后我也交3.7亿。赔了以后我砸锅卖铁给你交3.7亿，赚了以后你不要眼红，只能给你交3.7亿。”经过十年，首钢成了中国最富的一家企业，首钢搞得非常好，把世界上好多的钢铁企业都兼并了，包括美国的一家钢铁修理公司，首钢干得非常好，首钢的工人很富啊！
我业余时间去了三年，就写首钢。我那时候血气方刚嘛，开始的时候，周冠五不理我啊，不见面，但我就是不放弃，找他们的办事员。他们问我有什么条件，我说没什么条件啊，让我去了解你们首钢改革就行了。他说你还有什么条件，又有个女同志跟我个别谈，说老王啊，你到首钢来还有什么条件？我说没什么条件啊，你让我去采访，我要了解你们改革啊，你必须让我了解你们改革啊！当时，他们是24个企业，全国各地兼并了好多，包括洛阳垃圾场啊，这个那个都兼并了，包括北京的好多都兼并了。他们就说那你来吧。当然，我来采访以后，他们对我还是比较客气的，他们的党委会我可以去听，但周冠五单独跟我不谈。
周冠五这个人很牛啊，他是冶金部部长，兼首钢党委书记、董事长。他能把首钢承包了，得有多大的气魄啊！他的口号就是：“我不信社会主义干不过资本主义。”十年的时间，他把首钢搞得那样好，了不得啊。当时，虽然北京市委反对得最厉害，但是邓小平支持，走不动了，邓小平就批示一下。为什么走不动了？国家不给他政策啊，当时国家拿大头，企业拿小头。但1989年以后，这种局面打破了，把大头留在了首钢，这原来有协议啊，你有意见也不行。他们就给你找茬，找首钢谈话……我都写了这个过程，我故意这样写，写了让他们看。
我写完以后，周冠五也退休了。朱镕基上台后对国营企业一刀切，收回了首钢的各种批文。首钢原来有外贸自主权，也有银行，华夏银行原来是首钢的，很快国家控股51%，现在的华夏银行还在，对外贸易自主权也收回了。我那本书出来叫《首钢十年改革之路》，周冠五改成《周冠五与首钢》。当然首钢审核通过了，到北京出版是很难的。天津文艺出版社有个郑老板，因为他对首钢了解，他敢出。北方文艺出版社给我出了。书出版了以后，我的一个朋友说，老王啊，你真傻，我们再三问你当时有什么条件，就问你要多少钱啊。我这本书出来以后，《北京晚报》有位记者写了一本书，专门给我写了一篇文章，写我到首钢去什么条件都不要，当时企业的口号是“防火防盗防作家”，作家到企业里面去要钱啊。他说，王宗仁到首钢的时候没有提出这方面的条件。这本书，后来还开了一个很大的研讨会，不是文学界开的，而是对首钢的改革有了解的专家，包括文学里的一些评论家也去了，通过这个会宣传了首钢。
曾经一个很有名的记者，他写首钢写到一半时，被周冠五赶出去了，不让他写了，还有一些作者想写，觉得没法写，研讨会那天，这些人都来了。还有一些企业家来到了说，我想看看这个王宗仁长什么样，他竟敢写首钢。因为首钢当时旧的体制和新的体制，每一步都在撞车，走一步撞一次，给你个政策往前走一步。我去的时候，首钢的利润大概是不到十亿吧，我走的时候，他留在首钢的大概是一百多亿了。利润已经是这个水平了。我在报告文学后面专门有个表，哪一年的利润是多少，在后面附着。
从周冠五的身上，我看到了另一个人必须写：慕生忠。
1954年，国家还没有修青藏公路，这是多大的一个事啊。慕生忠，自己要求修了这条路，用了74天时间。当时，彭德怀给他的任务就是说，你给我把路修到拉萨就行啦，不要把汽车抬到拉萨，就是路上遇到河你要架桥，遇到山你要开洞。这是一条便道，一条简易路，我写了一本散文集，反映青藏公路通过四次大修，越来越好。《青藏线》这本书反响平平，我也是没写好，但是在他们慕生忠的家族里面，引起了强烈的反响。2013年，突然有一天，一个女同志给我打来电话，说你是王宗仁老师吗？我说是啊，她说我是慕生忠的女儿，但是我找了你好长时间，好不容易找到了。她说我们全家人感谢你，你写了我爸，我们全家人要见见你。他有七个儿女，她的亲戚买了七本书，一人一本，约个时间让我签名。我当时也很高兴，说刚好下个礼拜中央电视要播这本书，从西藏找了一个人，从部队找了一个人，来谈这本书。那天她家人都集合起来了，看电视，谈这本书，然后，我当场给他们一人写一句话。我那时候也是诗兴大发啊，现场给每个人一句话签名，和她们全家合了影。他的女儿叫慕启静，她们全家一直想把慕生忠修青藏公路的事，包括慕生忠收养两个孩子，直到后来遇难……讲了好多好多，我说当时我没采访你们，这真是遗憾。这个书印了一次后，再也没印。我给很多人说，慕生忠为什么不能拍成一部电视剧啊？修那么一条公路，困难多大啊。我举一个例子，过昆仑山的时候，过不去，慕生忠背着东西到山顶上走，“咵咵咵”，你看，七步就过了昆仑山了，他是差不多从山顶过去，我们不叫它昆仑山，叫它七步山。他是这么一种人，就是这个英雄气派，这种度量，多牛！这些，我都写了《昆仑山应该叫七步山》。实际上，现在过昆仑山需要一两个小时。
你只有走出去你这个圈子，你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圈子，看你这个创作根据地，你对它的认识就会不一样，你会产生一种新的力量，文学的力量，人生的力量。
我们积累生活，靠的眼力看，靠的脑力想，靠的脚力走，靠的手力写，还有一件事，靠的嗅觉闻。我写过一篇散文，叫《雪的味道》。我现在闭上眼睛从甘肃的柳园峡谷，一直到拉萨大站，二十三个兵站，我一个个都非常熟悉，现在只剩下七个了，消失了的兵站我都知道，消失了的兵站的故事我都知道，闭上眼睛我都知道，而且我能闻到这几座大山上的气味，完全是一种心理作用，或者说长期积累以后，你就发生了。我每次到格尔木后，感觉就不一样，闻到的气息就不一样，格尔木现在是个大草原，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是个很荒凉的地方，现在闻到了柳树的味道，杨树的味道。靠这种感觉闻到以后，那也是很亲切。譬如到了昆仑山后，我闻到了水的味道，那与瑶池、昆仑河有很大的联系，听到水哗哗地流，它没有响，你也觉得它在响，它传递给你的水的那种味道，你就知道了。到了拉萨，阳光的味道，拉萨是日光城啊，我写了好几首诗，拉萨的日照时间长，一年四季不缺太阳，但到了那个地方觉得能闻见太阳的味道。
我今天给大家讲的意思呢，我没有文学理论，我只是有创作的阅历和机会，大家从我这里可以看出，我们要积累生活，积累的多一点，再多一点，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它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样你写出来的东西，你编出来的东西，才是你自己的。你不可能去抄别人的，它是文艺的，它是独一无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