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28年生人，父亲叫蓝公武，抗战时期是北平中国大学的教授。因为他在课堂上宣传抗日爱国主张，咒骂汉奸和日本人，很受学生的拥护和欢迎，也因此被抓坐牢。父亲当时跟张苏、齐燕铭、申伯纯、张致祥等相熟，他们都是在北平任教的老师，也都是中共党员。我哥哥蓝铁年对他们都很熟悉，跟陆平关系很好。当时父亲组织了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读书会，有不少进步的学生都到我们家里来，哥哥经常把陆平拉去听课，所以我们家跟地下党很早就有渊源。而我在这种环境熏陶下，对共产党和他们所从事的事业自然亲近和向往，并由此走上革命道路。
　　到解放区去
　　从1939年开始，在北平地下党的动员下，我的两个姐姐先后到了解放区。1945年7月初，我上高三的时候，崔月犁这一条的同志又找到了我，劝说我到解放区去。组织上给我买了车票，把我送上火车，交给了定县一个农村的老太太。这个老太太是交通员，她告诉我到了检查站什么也别说，就说去定县探亲。后来到了解放区附近，他们发给我一套手工机器织的蓝布衣，但由于我年纪小，没有适合的衣服，套在身上显得特别肥大。我记得当天吃的是大麦米做的面条，第二天早晨就出发了。临走时，还给了我20块解放区的边币做盘缠。
　　到了晋察冀解放区后，组织建议我改个名字，有利于保密，我就改名叫徐夫了。因为我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她们的母亲姓徐，她们到解放区后都改姓徐了，我为了和她们保持一致也改姓徐。其实，当时去解放区的同志名字都很奇怪，因为都是为掩护身份临时乱取的，还有叫“七四九”的、“二一”的呢。
　　在解放区，我学习了《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等著作。那时听课的情况，在现在看来也很有意思。听课时，每个人的周围都有个布帘把自己遮住，彼此间谁也看不到谁，上完课大家就各自走各自的，互相之间也不交流，是为了防止彼此身份的暴露。因为学习结束后，大家还是要回到城里的，如果有人暴露了，又不想回去也是不行的。因为你的家人还在北平，这样做会连累家人。
　　我在解放区大概住了有十天，解放区的人曾提出让我留下来，别回城了。之后，我被分配到华北联合大学政治学院二班。1945年底，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缺人，到联大招人。因为我是高中生，普通话又比较标准，被选去当播音员了。
　　结缘新华广播电台
　　到新华广播电台后，丁一岚（曾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是我们播音科的科长，她是我的第一个领导，我跟她关系一直很好，从她的身上学到了不少知识。
　　1946年10月，傅作义的军队进攻张家口，电台准备撤离。10月10日双十节，傅作义部对张家口进行轰炸，电台留下少数人值班，其余同志都出去防空了。因为我们的同志对这些事情比较有经验，大家躲到了屋檐下，所以所有同志没有一个伤亡的，而且此间播音一直未停。老百姓因为没有经验，听到炮声吓得到处跑，所以很多人被炸死。从防空地点回到电台后，已经接到上级命令，就准备撤离了。宁远放送所所长赵洪政同志亲自开一辆大卡车接我们。我们那一拨一共走了十几个人。卡车行出十多里，我们回头还能够看到“十三里营房”陆军医院燃烧的火光。
　　转出十八盘的时候，天刚蒙蒙亮，这时国民党的飞机临空而来，向我们扫射。大家暂时下车躲避，飞机很快飞走了。我们的车没有遭到破坏，大家上车继续前进。天亮后到了蔚县西河营，先撤出的同志在那里等我们。在那住了一个月左右，我们又转移到阜平。因为那时我年纪小，一点也没觉得打仗很可怕，反而觉得很好玩。
　　到阜平后，我们住在栗园庄，广播台设在山上。由于电源工作情况不太好，组织上交办我出去联系姚依林，为电台找动力。我先到岳飞牌烟厂借了一匹马，骑马到边区政府所在地广安，找姚依林同志求援。姚依林说他们那儿有一个日本的技术师，可以帮助我们，但要过几天才到，我就回去了，到阜平时天刚黑。过了几天，技术师来了，在胭脂河边设计了一个水电站，把一个汽车发动机安放在河边上，就可以发电了。但这个电台没有维持多久，因为设备不够完善，所以质量也不太好。
　　进城当“干部”
　　进城前，我在华北电专（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1948年成立）学习，晋察冀通信联络处处长钟归祥兼任电专校长。我所在的班，全是高中以上学历，还有一个是东北流亡来的大学生。这个班叫电信工程班，学制相当于大专。后来西军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的简称）给我们颁发了文凭，把我们算到它的历史上去了，这个学校一直可以追溯到开国中将王诤，1931年在江西瑞金创立的“中央军委无线电通信学校”。当时班里共有14个学生，除两个留校外，其余12个全部调出。这一批又分了两拨，每拨6个人。一拨是准备去天津的，在天津周围等待解放。我们这一拨是等着进北平的，当时就在石家庄附近的仓库里头，住了大概有一个月，中央军委三局的队伍才开过来。我们就合并到军委三局，跟着队伍一直走到良乡，等着北平解放后进城。
　　举行北平入城式的第二天，我们进城了，负责接管国民党第七区电信管理局。我那时很年轻，进北平时才20岁。因为干部数量少，我也变成了“干部”，去接收一些单位。七区电信管理局下设七个电话局，七分局最小，由我来接管。七分局在鲜鱼口对面那条街上，是一个人工局，有很多接线生。我进城后一直在那儿工作，当时局里还有一个老罗，负责总的事务，但他主管工会，我是管业务的。虽然在工程班学了有线电、无线电，技术理论都懂，但说到管理，尤其是管理一个电话局，我就摸不着门了。可那时候胆子大，懂不懂也得管，每天看看报表什么的。虽然一知半解，也学了不少专业的东西。
　　我在七分局呆到1949年3月中央进城，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中央进城后，确定香山为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的驻地，为了保密，对外称“劳动大学”。为保证中央通信的需要，时任北平军管会物资接管委员会电信接管部部长的王诤指示，务必在3月23日前建立通信专用局。于是，北平电信局职工和军委三局电话队的同志，加紧筹建香山电话专用局，地址选在香山慈幼院理化馆。此时，我调到香山。3月10日装机工程正式开工。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大家全力以赴，夜以继日。3月23日，“香山电话专用局”建成。
　　那时有个同志叫彭润田（后来曾任北京电信局副局长），当时是三局的一个老同志，起初是他在那管着。后来，组织调他到八大处三局总部，就让我接手。一开始还没正式交接，我到那里后先协助他做一点工作，有时当当接线生，有时还装装电话。因为是学机务出身，装个电话机我还是挺灵的，就主动争取这样的机会。后来彭润田说：“小蓝，你愿意去就去吧。”
　　借装电话的机会，我见到了几位首长。首先装电话的是朱德总司令家。朱总司令和我握握手，问我：“你这装的电话是什么电话呀？”我说是半自动电话。他说：“半自动电话怎么使用呀？”我说：“要是内部电话，有个号码，您就可以直接拨了。您要往外打呀，还是要转人工的。”“哦，是这样呀，这比原来好了。”朱总司令旁边住的就是任弼时。在他家装电话时，他没问我怎么弄的，就看着我装，装完之后对我说：“啊，你走啦？谢谢呀！”后来，我还去过刘少奇那里，他住在半山亭。那天，刘少奇正好不在家，我没见到他。我很荣幸见到了任弼时，因为他去世早，以后再没机会见他了。
　　后来，我调到东北军区司令部通讯处电讯修配厂。早期在北京参加革命的这段经历就此结束。
　　（口述者：蓝文长系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蓝公武的女儿、段苏权将军的夫人。1928年10月生于北京，1945年7月参加革命，194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曾参加北平市和平接管工作，后调东北军区司令部通信处电讯修配厂。1952年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雷达专业进修五年，先后在军委通讯部南京电讯修配厂、军委通讯部雷达局、福州军区国防工办工作。1975年10月调入海军，历任海司雷达声纳部部部长、海军装备技术部电子部部长，1985年起任海军装备技术部调研员、海军科技委常委、海军装备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离休。）
　　整理者：陈丽红系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