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国范围内规模化、公开化的传销活动得到有效遏制，传销多发、频发态势明显扭转。但社交电商类网络传销成为危害社会经济安定稳定的“灰犀牛”。
　　一方面，随着移动互联网、网络购物、跨境电商等网络概念和營销方式蓬勃发展，电商领域的传销模式层出不穷。产品分层代理、基金阶梯分红、商业项目加盟返利的传销形式正形成挟卷数千万人的灰色地带。在流量为王的互联网时代，打着所谓“网络直播投资”“微商”“电商”“多层分销”“拼团砍价”“爱心互助”等名义的社交电商类网络传销更是如鱼得水。
　　另一方面，随着社交软件、社交APP的普及，线下与线上传销活动已经深度融合。以“躺赚”“走赚”“玩赚”等噱头吸引用户下载使用的App广泛存在，此类应用类型包括购物、新闻阅读、影音播放、教育培训、输入法、健康运动等，往往分为几十个任务层级，每层级奖励不同，经常存在拉人头返利的推广模式。
　　全国各地的打击传销工作实践表明，防范和打击并重才能取得治理实效，在新形势下更要完善传销社会治理体系。
　　第一，形成整体治理合力。建立涵盖市场监管、公安、宣传、综治、教育、通信、金融、商务、税务、人社以及社会各方力量在内的，快捷高效、衔接顺畅的行政处罚与刑事追诉一体化监控机制，形成治理合力。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将违法情况纳入企业信用管理范畴，要向公安、通信等部门通报违法信息，实现对非法传销行为的信息联动。健全网络传销行为联合惩戒机制，对涉嫌违法主体及时进行金融信贷、往来款结算、资产转移等方面限制，实现“从快处置，初步认定，多处受限”。
　　第二，完善传销治理体系。巩固提升“无传销城市”创建成果，充分发挥居（村）委会在抵制传销、监控传销、举报传销的“探针”作用，夯实基层防控体系，号召居民积极配合无传销创建工作。落实出租屋主主体责任，推广防控传销承诺书制度，坚决铲除传销滋长的土壤。针对传销跨地区蔓延的特点，应建立逐级报备制度，相关案情应逐级上报，直至市场监管总局。对属于全国范围的重大、疑难传销案件，市场监管总局可直接查处或者指定管辖。
　　第三，加大违法打击力度。及时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传销活动中发展下线但尚不构成刑事犯罪的组织策划者，除由市场监管部门根据《禁止传销条例》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以外，还要根据情节适用行政拘留，形成对组织策划者有效震慑，争取在刑事层面降低立案追诉标准。
　　第四，细化分类处置措施。应将传销人员区分为一般参加者和组织策划者。没有发展下线、仅是参与传销的人员是一般参加者，应以教育、遣散为主。对传销活动中发展下线的组织策划者，应加大刑事行政惩戒力度，全方位打击，建立长期监控“黑名单”制度，预防其利用新项目、新幌子“卷土重来”。还有，大多传销参与人员已经被“洗脑”，社会适应能力较差，打击传销的同时，人社、民政部门可以组织社会公益团体对传销参与者进行心理干预，提供基础性劳动就业技能培训，防止其“遣而不散、重操旧业、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