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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清代首屈一指的考据学家，在中国古代文学治学方面，戴震的作品为后代研究者提供了很多有益借鉴。笔者拟以其《毛郑诗考正》为例，通过戴震的学术研究文本分析其治学方法。在了解戴震这些治诗方法后，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戴震思想的形成。
关键词：戴震；《毛郑诗考正》；治学方法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2-017-02
十八世纪的中国，学术界考证之风盛行，这是继宋明理学的一种学术发展新方向，这种情况与清朝统治者的高压政治是分不开的。那个时代的学者，在对古籍整理、校勘等过程中，大多拘囿于字句解说，沦为琐碎知识的研究者。戴震的出现打破了寂静，他以一种不甘沦为琐碎知识的思想家姿态出现，以孜孜不倦的努力阐明了他的治学思想与方法。
《戴震全书》中有关于戴震考据学研究的具体文章，《毛郑诗考正》只是考据大师治学和思想的一隅。倘若能透过这些文章，来发现戴震的治学方法，也可以为后人治学提供借鉴。本文将通过戴震精湛的小学求证、严谨的互证总结、“文一词一道”三位一体的研究思路以及去蔽求是的思想指导等，结合《毛郑诗考正》例证分析戴震的治诗方法。
一、精湛的小学求证
在戴震之前，中国古代有许多从事小学研究的训诂学家、注解家，如毛亨、孔安国等等。产生了许多具有影响力的作品，诸如《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小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三个方面，在戴震的时代，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投身小学研究，造成了清代考据学的空前兴盛。
戴震本人也是小学研究之集大成者，他是一个天才少年，记诵能力尤佳。黄侃曾评价他道，“戴氏之于小学，可谓能集其成。”褒扬之词中可见戴震小学功底之深厚。
“凡故训之失传者，于此亦可因声而知意矣。”戴震就是通过这个方法，把古代文学中通过文字训诂无法推知其意的，用以声来做推导。
此外，戴震还提倡把本义和假借义分开，如《毛郑诗考正》中《诗经·小雅》“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一句，戴震在这条下注“贤，劳也。”对于“贤”的本义，戴震通过字形这样解释：“多也，从贝，颐声”，他认为“贤”应该解释为“多”。
二、严谨的互证总结
戴震曾说，“每研究一件事物情，务必要正面反面平面侧面都观察到其彻底了解。”这种严谨的治学精神在戴震的时代被提倡，甚至把这种无征不信发展成宁详勿略。乾嘉学派的先驱人物之一阎若璩为证梅颐《古文尚书》之伪，引了一百多条材料，戴震治学思想的特色是在方法的指导下运用分析综合思想，使其材料引证更有条理。
钱大昕曾说戴震治学“每立一义，初若创获，及参互考定，果不可易。”在戴震诗经研究中体现有多处体现。例如关于《尔雅》和六经的文字关系。戴震说：“《尔雅》，六经之通释也，援《尔雅》附经而经明，证《尔雅》以经而尔雅明。”这同《尔雅》与六经所处时代接近有关，这样时代相近，有参考的价值，可以还原作品最原始的意思。
戴震不仅用以经证字的方法求得字义，而且在此过程中运用了分析与综合思想。例如《毛郑诗考正》关于“宁莫我听”意思的考证。戴震说：“宁，乃也，语之转。篇内‘宁丁我躬’、‘胡宁忍予’、‘宁俾我遁’、‘胡宁癫我以旱’，并同。‘傅我遁’，言使我不能安于上位也。”在对“宁”的释义过程中，)戴震以“宁丁我躬”等句对“宁”的解释为参考，把词义的普遍性、共同性抽离出，得出“宁”的具体含义是表转折的“乃”之义。诚如刘师培所言，“戴氏之学，先立科条，以慎思明辨为归。……且辨彰名物，以类相求，则近于归纳。”戴震这种“以类相求”的治学方法近于科学，启迪后代学者向真理无限逼近。
三、“文—词—道”三位一体的研究思路
在治经思路上，顾炎武提倡“考音一考文一读经”，即从文字的训诂考证出发，以文本为基点，达于“闻道”。戴震坚持了这一文学研究思路，他曾在晚年说，“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由此可以看出，这位强调工具的考据大师认为，虽然士志于道是历来儒者的传统，但是实践起来，就必须从典章制度等入手，这样才能做大限度的接近圣人之旨。因此，戴震提出“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圣贤义理”的研究思路。
通过典章制度的考证是戴震互证法的体现，但是戴震的考证以达于闻道为目的，不同于一些学者的学路“凿空”。熟通文字音韵学、测算学、制度名物等，戴震等一批学者没有为学术而学术。另一些学者乃至程子、朱子等，则犯了缘词生训与守讹传谬的错误。像《诗经》中的“惨”字，如“我心惨惨”等，都是“念子懆懆”中懆之讹。古书的传播是靠人之手写传抄，戴震通过文字典制的研究，了解古代圣贤的心志，他的“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圣贤义理”的研究思路，为清代学术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去蔽求是的思想指导
和“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圣贤义理”的研究思路一脉相承，戴震批评学路凿空，提出面对典籍，要做到“去蔽”和“求是”。这种被胡适称为“剥皮主义”的方法论，在戴震研究《诗经》的诗之旨中多有体现。由于少时对古典经注全文的博闻强记，戴震尊经思想尤为强烈。朱熹的《诗集传》中写道：“周衰，大夫犹有能以政刑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戴震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风》虽有贞淫，诗所以美贞而刺淫，则上之教化有时浸微，而作诗者扰欲挽救于万一，故《诗》足贵也，《三百》皆无邪思也。”把“思无邪”作为诗之旨，这是对《诗经》本身旨意的还原。更为可贵的是，戴震根据自己对诗的解读得出相应看法而不受已有观点左右。“思无邪”的主旨贯穿戴震诗经研究，对于“郑声淫”，戴震说：“郑卫之音，非《郑诗》、《卫诗》；桑间濮上之音，非《桑中》一诗，其义甚明。”认为郑声非郑诗，这就从立论上驳斥了郑玄等人。
总之，戴震治学的四个方法在其具体文献分析中相互渗透，互有联系，考据学的方法不局限于古代文学研究，对许多学科都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戴震；《毛郑诗考正》；治学方法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2-017-02
十八世纪的中国，学术界考证之风盛行，这是继宋明理学的一种学术发展新方向，这种情况与清朝统治者的高压政治是分不开的。那个时代的学者，在对古籍整理、校勘等过程中，大多拘囿于字句解说，沦为琐碎知识的研究者。戴震的出现打破了寂静，他以一种不甘沦为琐碎知识的思想家姿态出现，以孜孜不倦的努力阐明了他的治学思想与方法。
《戴震全书》中有关于戴震考据学研究的具体文章，《毛郑诗考正》只是考据大师治学和思想的一隅。倘若能透过这些文章，来发现戴震的治学方法，也可以为后人治学提供借鉴。本文将通过戴震精湛的小学求证、严谨的互证总结、“文一词一道”三位一体的研究思路以及去蔽求是的思想指导等，结合《毛郑诗考正》例证分析戴震的治诗方法。
一、精湛的小学求证
在戴震之前，中国古代有许多从事小学研究的训诂学家、注解家，如毛亨、孔安国等等。产生了许多具有影响力的作品，诸如《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小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三个方面，在戴震的时代，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投身小学研究，造成了清代考据学的空前兴盛。
戴震本人也是小学研究之集大成者，他是一个天才少年，记诵能力尤佳。黄侃曾评价他道，“戴氏之于小学，可谓能集其成。”褒扬之词中可见戴震小学功底之深厚。
“凡故训之失传者，于此亦可因声而知意矣。”戴震就是通过这个方法，把古代文学中通过文字训诂无法推知其意的，用以声来做推导。
此外，戴震还提倡把本义和假借义分开，如《毛郑诗考正》中《诗经·小雅》“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一句，戴震在这条下注“贤，劳也。”对于“贤”的本义，戴震通过字形这样解释：“多也，从贝，颐声”，他认为“贤”应该解释为“多”。
二、严谨的互证总结
戴震曾说，“每研究一件事物情，务必要正面反面平面侧面都观察到其彻底了解。”这种严谨的治学精神在戴震的时代被提倡，甚至把这种无征不信发展成宁详勿略。乾嘉学派的先驱人物之一阎若璩为证梅颐《古文尚书》之伪，引了一百多条材料，戴震治学思想的特色是在方法的指导下运用分析综合思想，使其材料引证更有条理。
钱大昕曾说戴震治学“每立一义，初若创获，及参互考定，果不可易。”在戴震诗经研究中体现有多处体现。例如关于《尔雅》和六经的文字关系。戴震说：“《尔雅》，六经之通释也，援《尔雅》附经而经明，证《尔雅》以经而尔雅明。”这同《尔雅》与六经所处时代接近有关，这样时代相近，有参考的价值，可以还原作品最原始的意思。
戴震不仅用以经证字的方法求得字义，而且在此过程中运用了分析与综合思想。例如《毛郑诗考正》关于“宁莫我听”意思的考证。戴震说：“宁，乃也，语之转。篇内‘宁丁我躬’、‘胡宁忍予’、‘宁俾我遁’、‘胡宁癫我以旱’，并同。‘傅我遁’，言使我不能安于上位也。”在对“宁”的释义过程中，)戴震以“宁丁我躬”等句对“宁”的解释为参考，把词义的普遍性、共同性抽离出，得出“宁”的具体含义是表转折的“乃”之义。诚如刘师培所言，“戴氏之学，先立科条，以慎思明辨为归。……且辨彰名物，以类相求，则近于归纳。”戴震这种“以类相求”的治学方法近于科学，启迪后代学者向真理无限逼近。
三、“文—词—道”三位一体的研究思路
在治经思路上，顾炎武提倡“考音一考文一读经”，即从文字的训诂考证出发，以文本为基点，达于“闻道”。戴震坚持了这一文学研究思路，他曾在晚年说，“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由此可以看出，这位强调工具的考据大师认为，虽然士志于道是历来儒者的传统，但是实践起来，就必须从典章制度等入手，这样才能做大限度的接近圣人之旨。因此，戴震提出“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圣贤义理”的研究思路。
通过典章制度的考证是戴震互证法的体现，但是戴震的考证以达于闻道为目的，不同于一些学者的学路“凿空”。熟通文字音韵学、测算学、制度名物等，戴震等一批学者没有为学术而学术。另一些学者乃至程子、朱子等，则犯了缘词生训与守讹传谬的错误。像《诗经》中的“惨”字，如“我心惨惨”等，都是“念子懆懆”中懆之讹。古书的传播是靠人之手写传抄，戴震通过文字典制的研究，了解古代圣贤的心志，他的“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圣贤义理”的研究思路，为清代学术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去蔽求是的思想指导
和“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圣贤义理”的研究思路一脉相承，戴震批评学路凿空，提出面对典籍，要做到“去蔽”和“求是”。这种被胡适称为“剥皮主义”的方法论，在戴震研究《诗经》的诗之旨中多有体现。由于少时对古典经注全文的博闻强记，戴震尊经思想尤为强烈。朱熹的《诗集传》中写道：“周衰，大夫犹有能以政刑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戴震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风》虽有贞淫，诗所以美贞而刺淫，则上之教化有时浸微，而作诗者扰欲挽救于万一，故《诗》足贵也，《三百》皆无邪思也。”把“思无邪”作为诗之旨，这是对《诗经》本身旨意的还原。更为可贵的是，戴震根据自己对诗的解读得出相应看法而不受已有观点左右。“思无邪”的主旨贯穿戴震诗经研究，对于“郑声淫”，戴震说：“郑卫之音，非《郑诗》、《卫诗》；桑间濮上之音，非《桑中》一诗，其义甚明。”认为郑声非郑诗，这就从立论上驳斥了郑玄等人。
总之，戴震治学的四个方法在其具体文献分析中相互渗透，互有联系，考据学的方法不局限于古代文学研究，对许多学科都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