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五年夏天，热恋中的陆小曼在日记中写道：
　　“因为没有气力，耽在床上看完一本《The Painted Veil》（《面纱》），看得我心酸万分，虽然我知道我也许不会像书里的女人那样惨。书中的主角为了爱，从千辛万苦中奋斗，才达到目的;可是欢聚了没有多少日子，男的就死了，留下她孤零零地跟着老父苦度残年。摩！你想人间真有那么残忍的事吗？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为故人担忧，平白哭了半天，哭得我至今心里还是一阵阵地隐隐作痛呢！想起你更叫我发抖，但愿不幸的事不要寻到我们头上来。”
　　两个月后，陆小曼和徐志摩订婚，再两个月，二人结婚。五年后，徐志摩乘坐的飞机失事。陆小曼当时的痛和发抖，被解读成预感，不过恋爱中的人，都很容易隐隐作痛到发抖吧。其实从日记中看得出来，陆小曼实在是个天真的人。毛姆的这本《面纱》，林徽因若看了，肯定不会哭，更别提张爱玲了。张爱玲是毛姆的头号知己，关于爱、死亡和真相，几乎是毛姆握着她的手在写作。
　　陆小曼概括的《面纱》情节，似是而非，说明她没认真看，当然，日记也是一种很主观的文体。毛姆的故事是这样的：距今一百多年前，美丽虚荣的凯蒂眼看自己快成为婚姻市场的二等品，便匆匆嫁给了迷恋她的细菌学家瓦尔特。婚后，她随瓦尔特远赴香港，但很快出轨风流倜傥的香港助理辅政司查理。事情暴露后，瓦尔特给她两条路，一是让查理离婚后和她结婚，二是跟他前往霍乱肆虐的湄潭府行医。花花公子查理自然不会离婚，心灰意冷的凯蒂随丈夫来到疫区。瓦尔特夜以继日地工作，凯蒂倒慢慢在瘟疫中的修道院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也慢慢忘记了“渣男”查理，但是，对于被疫区所有人敬爱并膜拜的瓦尔特，她始终没有办法真正爱上他。虽然她经历了霍乱，也脱胎换骨，但是就像普鲁斯特说的，爱没法说服。
　　最后，瓦尔特染上霍乱，停止呼吸，他临终的话是：“最后死掉的却是狗。”这句话是哥尔斯密《挽歌》中的最后一行，意思是，好心人收留了一只狗，后来狗却发疯，将人咬伤。不过最后人活了过来，狗死了。瓦尔特之前承认，最初带凯蒂来疫区，是想让瘟疫要了她的命。后来，瓦尔特的朋友分析，他染上瘟疫，多少是一种自我选择，因为他是在实验室里染病的。
　　小说前半段，凯蒂和查理的事情暴露后，凯蒂和瓦尔特有过一次短兵相接。凯蒂说：“我嫁给你，本来就是个天大的错误，我感到后悔莫及。我就是个大傻瓜，我对你毫无感情，我们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然后，瓦尔特微微一笑，说道：“我对你没有任何幻想。我知道你愚蠢轻佻、没有头脑，然而我爱你。我知道你胸无大志、粗俗不堪，然而我爱你。我知道你平庸浅薄、势利虚荣，然而我还是爱你。”这段对话发生在他们去疫区前。爱情，或者更准确地说，“不爱”的发现，用不着瘟疫帮忙。《霍乱时期的爱情》是最典型的文本，霍乱不会改变爱情，霍乱只是爱情的明喻。《面纱》中的瘟疫，到底有什么作用，或者说，瘟疫是什么？
　　瘟疫是一种裸露机制。《面纱》中的瘟疫，承担了“揭开”的功能。因为瘟疫，因为每天看到“成千上万的人被瘟疫夺走生命”，凯蒂觉得爱和偷情这些事在生活的大江大河中已经变得非常渺小，她对瓦尔特说：“疫情当前，你真的没必要为我这样的傻女人劳心费神。”经历过疫情的凯蒂，甚至理解了老子的“道”。“道即是路，即是走路的人。”瘟疫揭开凯蒂的面纱，把这个虚荣的半空女郎变成了一个地面上的人。瘟疫也揭开了瓦尔特的面纱，这个受到所有人敬重但死于心碎的细菌学家，同时被爱情和疫情“降维打击”，狗一样地凄凉死去。
　　因此，毛姆的结论是：爱比死更冷，但瘟疫才是大敌。听到这句话，莎士比亚点了点头。
　　《罗密欧与朱丽叶》写于1595年，正是伦敦第一次大疫情暴发之后。罗密欧一开始就感到害怕，漆黑的厄运不只在今天下毒手，灾祸开了端，还有未来的在后头。而在罗密欧前往曼多亚时，朱丽叶的哭泣也多少缘于瘟疫的阴影，“天道，你反复无常”。瘟疫插手，直接改变了罗密欧和朱丽叶的命运。因为送信人约翰神父想找个伴儿，便约了同门师弟，但恰逢这个师弟在慰问疫病人家，又恰逢巡逻人经过，信使就被一起封闭在疫区，去曼多亚给罗密欧送信的事情就此耽搁，搞得罗密欧不知道朱丽叶是假死，最终导致英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对儿恋人先后殉情。
　　整部戏在第五幕急转直下，瘟疫最初在生理上放过了两大家族，却最终在精神上清剿了他们，而我们也能在亲王最后的陈述中看到，罗密欧和朱丽叶替他们的家族赎了罪。之前，结仇的两大家族瘟疫般地把整个城市搞得一团糟，现在，“该恕的，该罚的”都在瘟疫中清了各自的账单。
　　瘟疫是一种清剿重启。凯普莱特家族和蒙太古家族重新回到他们可以携手同行的起点，爱也好，死亡也好，都是瘟疫终极按钮中的一个小程序。
　　作为世界史的黑客，瘟疫是入侵者，也是革命者。薄伽丘和喬叟一起点头了。
　　《十日谈》和《坎特伯雷故事集》，都是在大瘟疫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新兴的资产阶级用讲故事的方式发动了文化进攻战。教会的威权，在《十日谈》和《坎特伯雷故事集》中，轰然倒下，瘟疫揭开文艺复兴的序幕，旧世界站在瘟疫的右边、新世界在左，新文学描绘出的新世界，可以一直等到莎士比亚接手，欧洲短篇小说也自此起步。
　　再没有比《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天气更加明亮的，“青春的太阳已转过半边白羊宫座，小鸟唱起曲调，通宵睁开睡眼，是自然拨弄着它们的心弦”，大言不惭的巴斯妇不知道她的三言两语将永垂文学史，“我感谢永生的上帝，在教堂门口我已接待过五个丈夫”，所以，尽管别人告诉她“基督只参加一次婚礼”，但巴斯妇的理由却来自新生阶级的愿望：“我只知道上帝曾命我们滋长生育。请看所罗门先生，他有那么多的妻妾，愿上帝准我有他半数的滋润！”
　　还有什么比勃勃的生机和大地的欢愉更能打败瘟疫？瘟疫虽然带来文学史上的至暗时刻，但也一次又一次带来巨大的革命。《瘟疫年纪事》开启了文体革命;《鼠疫》开启了诚实革命，“和鼠疫斗争的唯一方法是诚实”“只能生活在那令人眩晕的顶峰，即诚实”;莎士比亚开启青春革命;马尔克斯开启老年革命。笛福说，瘟疫让死亡公开嵌入我们的生活，比我们通常允许的多得多。2020年，新冠病毒已经掠夺了众多生命，这一次，它带来了什么？
　　加缪的教导是，最简单的途径是看看生活在其中的人如何工作，如何相爱，又如何死亡。这个，是我们在疫情结束后可以回答的。
　　（片帆微摘自《红豆》2020年第9期，本刊节选，李晓林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