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诚心诚意向在地下的故人道歉忏悔，是昂首正视那段扭曲的历史最好的方法。
　　
　　先是《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揪出”了文化老人黄苗子的“历史问题”，继而又是一篇《卧底》让与章家有着深厚渊源的冯亦代暴露在阳光底下。所有人都禁不住发出惊叹，章诒和女士笔下的往事竟然如此“丑陋”不堪！然后，又都忍不住要去揣度，下一个会是谁？
　　其实，下一个是谁真的那么重要吗？如今，太多人戴着“看西洋镜”的有色眼镜来对待这件原本应该沉重不堪的事件了。只是把那些沉甸甸的文字看作对文人“丑陋”往事的人肉搜索，实在令人痛心疾首！如此这般，真不知道章诒和女士的一番良苦用心还残留下什么价值可言？
　　回头想来，类似“反右”和“文革”这样的词汇，如今早已沦为空泛的历史名词，往事已渐成烟，而“聂绀弩”这个响当当的名字也越来越随着当事人的逝去或衰老，不为青年人所知。“告密门”留下的也许更多的是光怪陆离的娱乐效应。都为章诒和如刀子般犀利的笔触咋舌。其实，章诒和不是第一个写“文革”或“反右”的文人，季羡林早就写过《牛棚杂记》，大师在写作之初就曾给自己下了一条守则:写的时候不带刺儿，也不要带气儿，只是实事求是地完全客观地加以叙述。只是说来容易，谁不是一个有感情的活人？即使是季大师，写着写着，也不免怒从心上起，泪自眼中流，刺儿也来了，气儿也来了。
　　仔细想来，章诒和女士所展现给读者的黄苗子、馮亦代两位老人曾经的那另一面不过只是简单的“真实”，而并非“丑陋”的揭露。在那个时代，咬人有时只是生存之需，而咬人者内心深处那情非得已、无可奈何的矛盾心绪又有谁能知晓？“密告，自古有之，也算个职业了，是由国家机器派生出来的。国家越是专制，密告的数量就越多，质量也越高。人们通常只是去谴责犹大，而放过了残暴的总督。其实，不管犹大是否告密，总督迟早也会对耶稣下手。”正如聂绀弩所言。
　　
　　正视历史
　　
　　2009年3月20日，一篇名为《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的大字文章赫然入目，悲恸、愤慨、失落、绝望，各种令人抑郁的情感元素洋溢在字里行间，那些几近消逝的历史真相与细节被残酷地从包裹了多年的“创可贴”下揭开，显得如此满目疮痍:
　　1962年9月12日递交的第一份密告材料开头是这样的:“我昨天去找了聂，与他‘畅谈’了一阵……一个晚上我得到了一点东西，破去不少钞，总算起来在20元以上了。兹将他的谈话，尽最大真实地记录下来。”这第一段话里，单是“畅谈”、“破钞”以及“尽最大真实地记录”几个词组，其主动性就不言而喻了……
　　掩卷思之心惘然，只剩下一个念头不停徘徊:人心，究竟是怎样的构造？试想，告密本就是人类史上最让人厌恶的勾当，何况告密的对象还是自己的好友，更何况“告密门”的主角竟是文化老人黄苗子。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有愤怒者要卧病医院的96岁高龄的黄苗子“爬起来认罪”，也有质疑者质询黄苗子的告密者的身份是否属实，更有批判者认定章诒和的做法无疑是赤裸裸的对人心的一次“鞭尸”……纷纷扰扰，莫衷一是。
　　章诒和“揭短”背后究竟用意何在？解铃还需系铃人，时隔一周之后，章诒和仿佛很有准备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卧底》，从表面上看来，她似乎有意再揭一次别人的伤疤，但有心人不难从中察觉，她的身份却发生了转变:从《聂绀弩》时的旁观者，摇身一变成了《卧底》中的局内人。
　　《卧底》的主角变成了翻译家、出版家，有“好人冯二哥”之称的冯亦代，自从章伯钧戴上右派帽子以后，他就一直潜伏在章家卧底，对于章诒和而言，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事实！因为内心实在受伤太深，所以她选择字字含泪、句句刀割着把《卧底》写就出来。要知道冯可是她一生中第一个如父如兄、又相处融洽亲密的人啊！难怪章诒和读完冯的《悔余日录》会发出“全身瘫软，一张报纸都举它不起”的感叹……然而，文章的结尾，章诒和却写下:“一个人不论你做过什么，能够反躬自问，就好。”
　　《卧底》仿佛是章诒和对先前写下《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用意的详细注解，也是对那个恐怖的历史时期所引发的人性反思的注解，更是章诒和自己对往事的独家注解——在《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章诒和有这样一段记叙:她有天去看望聂绀弩，谈及自己的监狱生活。聂绀弩笑问:“你告过密吗？”这一下子勾起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回忆，她叙说了自己如何受命记录一个叫张家凤的“被一个首长搞了以后，甩了，从此对共产党怀恨在心”的女犯人恶毒攻击的言语，从而导致她被枪毙的过程。此时，章诒和的眼眶早已噙满了泪，满是痛心疾首地反省道:“聂伯伯，你知道吗？从抓我的那一刻起，我一直认为自己无罪。但从枪毙张家凤的那一天开始，我便觉得自己真的有罪了……”
　　在现实面前，谁又不是渺小且又软弱无力的？历史不可磨灭，洪荒猛兽过后，冤魂遍野、落英凋谢满是恐怖，“过来人”何苦选择默默忍受，何苦再让往事成为背负在身上的荆条？“成功的光环无法销蚀有耻有痛的记忆”，冯亦代如是，黄苗子如是，章诒和何尝不如是呢？或许，诚心诚意向在地下的故人道歉忏悔，是昂首正视那段扭曲的历史最好的方法。
　　
　　黄苗子并非“坏苗子”
　　
　　
　　1957年7月30日，聂绀弩被文化部打成“右派”揪出来，带着两大箱子书，坐火车从北京到达黑龙江省的虎林后，分配到八五零农场四分场二队……正是在北大荒的那些“劳改”日子里，聂绀弩结识了黄苗子，两人精神上相互支持，同甘共苦。之后，两人又一起编《北大荒文艺》，交情之深，向来是众人口中的佳话。
　　可是，透过章的文字，我们不难体会出黄苗子监视、揭发聂绀弩的情节，颇为主动，而且告密材料写得栩栩如生，从患难与共的莫逆之交到落井下石的“反派人物”，两厢正反对比下来，使得如今在很多人看来，黄苗子以他的身份做出这等事情，实在“不堪”，于是，一大片赎罪的声音不绝于耳。更有甚者用了如此刻薄的比喻:“如果‘文怀沙事件’是早春飞过的一只麻雀，那‘黄苗子事件’给人的感觉是飞出来一个经过冬眠的苍蝇，让人很是反胃。”
　　难道黄苗子骨子里就是那个良心败坏的“坏苗子”吗？其实，“文怀沙事件”与“黄苗子事件”的性质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谁把文怀沙送进了监狱？是文怀沙自己。很早就因流氓罪坐监的文，却也有过揭发的表现，在批判“右派分子”时文所表现出的积极性和激烈性更是令人叹为观止，他曾指着吴祖光的鼻子说:“你就是现代的西门庆，专门玩戏子。”更可悲可恨的是，为了让自己站在历史的受害者和现世的受益者的地位，文大师还处心积虑地捏造出“诗咒江青而入狱”的谎言。
　　反观章诒和提出的质问，“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我们不难发现，尽管是由黄苗子等人告密而捏造了聂“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致使聂绀弩含冤在班房蹲了十载春秋，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即使没有告密、没有注诗，聂绀弩就能逃避牢狱之灾了吗？更何况，黄苗子、郁风这对老夫妻入狱相较聂还早数月，他们也并不像文怀沙那样用欺骗的方式企图成为“文革”的“弄潮儿”。对于历史，他们始终有着清醒的认识与明智的抉择。
　　事实上，反思当年的那段特殊岁月，所谓的“二流堂”事件，根本是一场时代的闹剧。原本唐瑜、夏衍、吴祖光、黄苗子、丁聪、张光宇等人自抗战时代的重庆起就经常举行的聚会，在“文革”期间由于揭发者带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将矛头直指与他们颇为友好的周恩来)，竟然将一次次普普通通的聚会定性为“社会主义的裴多菲俱乐部”。翻开当年的“二流堂黑材料汇编”，处处可见惊心动魄的揭发材料，其言辞之激烈，辱骂之恶劣，实在令人发指。但若以此作为准则，恐怕就没有了今后的“二流堂”再度聚会。阴霾过后，这群当年相濡以沫过，却也互相“批评”过的老朋友，最终还是聚在了一起，持续着他们得来不易的晚晴岁月与珍贵友情。以他们每个人的智慧、阅历，岂不知当年那段辛酸往事个中玄机？只是他们不愿去回忆，更不愿意揭穿，一切就都让时代随风而去吧。
　　学者雨父对黄苗子的“告密门”所持的观点，或许是最中肯地指出了“文革”这个特殊时期所引发的人性堕落，“苗子先生身處那个时代，世道如斯，人心不古，进退宁不失据？世道败人心，人心坏世道。世道和人心的关系，正是这样相辅相依，没有好的制度作为保障，人心堕落，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我们现在觉得黄苗子先生‘不堪’，正表明现在的人心似乎在慢慢变好。”
　　
　　“告密”之外的情谊
　　
　　所有的罪恶和过错都可以得到宽恕，相信章诒和之所以写下《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的根本用意，也绝非是让九泉之下的聂绀弩与病榻上的黄苗子“割袍断义、划席绝交”。更何况，聂黄本是同甘共苦的好朋友、好兄弟，这让人情不自禁地追忆起那个永远天真、开朗的郁风老太太，对于自己曾经的苦难与不幸，她几乎不曾伤感过。老太太因为江青一句“郁风是间谍，坏透了”而含冤入狱多年，可是，从出狱到去世，老太太从没对那段岁月有过怨言，哪怕是一两句“狠话”都不曾有过。甚至还撰文肯定江青在上世纪30年代所作的成绩，并坚持认为江青“50年代初还是好的。之所以成了后来这样，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的”。这又是何等超凡脱俗的品质？老太太一生信奉“美比历史更真实”，因而能拥有这份洒脱。
　　超脱历史遥想往事，聂绀弩与黄苗子之间所结下了的美丽难道不及“告密”来得多吗？
　　“文革”前夕，聂绀弩回北京后，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当时黄苗子在研究中国古代画家，常去聂家借书，黄苗子见聂绀弩整日研读《红楼梦》、《金瓶梅》等古典小说，便以斋中有《三国》、《红楼》、《水浒》、《金瓶梅》等小说为他的书房题一斋额:“三红金水之斋”。
　　不料“文革”风生水起，红卫兵便找上了“聂右”的家的茬，见了这个不知所云的斋额，便要他解释含义。聂绀弩生拉乱扯:“三是三面红旗，红是又红又专，金是红宝书上面的烫金字，水是敬爱旗手江青大名的头三笔，因为讳，不敢直接写出。”愚蠢的红卫兵听完他的解释，一面骂:“你也配！”，一面还是将横幅撕得粉碎。后来，聂绀弩到黄苗子那里诉苦，黄一口答应:“我给你裱好再挂上。”十年之后，大家再聚，黄苗子果然又用草书给聂写一张“三红金水斋”，以践陈诺。同时，聂绀弩身上所展示出的文化人的豁达也让《聂绀弩刑事档案》的作者寓真唏嘘不已，“他的10年牢狱之苦，祸根首先发自他的朋友，然而，他竟然没有怀疑过任何一个朋友，没有埋怨和责备过任何一个朋友。当他出狱之后，原来的朋友都若无其事，和洽如初。”
　　1985年3月，黄苗子郁风夫妇、剧作家吴祖光，一同去看望正在病中的老友聂绀弩。此时的聂绀弩久卧病床，躺得身体都有些弯曲。然而，令黄苗子这干好友惊诧的是，他却在这样的状态下，连续不断地创作散文、古典文学论文，还有被胡乔木称为“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旧体诗歌……
　　聂绀弩的精神让郁风感彻心肺，咬着牙，忍住就要在眼角滚落的泪珠，拉开一席纸，开始为老友画像:画中的聂绀弩，依靠着床沿半坐着，面容虽有些消瘦，却神采奕奕，聚精会神地读着报，左手上还夹着一支烟卷，极为传神，惟妙惟肖。
　　当时，聂绀弩的寓所建在高楼之上，因其身体不能下地，平日里只能临窗望望，郁风便笑称他是“冷眼对窗看世界”。一旁的黄苗子立即对上一句:“热肠欹枕写文章。”听得老人眉开眼笑、啧啧称道，郁风赶紧将这两个对句，题在了画像旁……
　　而这“冷眼对窗看世界，热肠欹枕写文章”，说的不正是美丽的情愫，而非惨淡的历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