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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迄今己经被翻译成23种语言，其中最著名的英文全译本就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译的 《红楼梦》 (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以下简称杨译本)和大卫·霍克斯的《石头记》 （The Story of the Stone） (以下简称霍译本)。“杨译本”忠实原著，对原文理解深刻，采用直译来处理语言中的文化因素，尽可能地保留源语文化，而“霍译本”遵循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翻译以意译为主，英文流畅自然。两种译本呈现各自的特点和魅力。在目的论的框架下，本文试图证明翻译目的的不同是造成两译本差别的主要原因，直译意译作为翻译手段并无好坏优劣之分，评价译作的标准应是译作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其所要达到的翻译目的。
目的论的产生与发展
传统翻译理论强调以原作为中心的等值，而翻译实践中却常出现不能对等的情况，甚至对等也不是目标读者的要求。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突破对等的翻译传统，其中汉斯·弗米尔的目的论是最重要的理论。目的论把翻译看做一种有目的的跨文化行为，翻译的目的是要改变现存的事物所处的状态。目的论下翻译的基本原则是: 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的策略。由这一界定可知，任何翻译都不是无目的的，它是面对特定的目标读者，满足其社会政治、文化的需求，这些具体的要求汇成翻译纲要，译者以此为翻译的准绳，选取合适的原文内容，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最后给出符合要求的译作。为了达到既定目的，译者可以选择他所需要的任何有利的翻译策略。总之，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目的论的思路，翻译任务决定翻译目的，进而决定翻译策略，目的论的其他两个原则是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但是这个两个原则都受到目的原则的制约。在目的论框架下，评价译作的标准也变成译作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其所要达到的翻译目的，而不是传统唯一的等值标准。
目的论与传统对等理论的区别是，源语文本在对等论框架里处于非权威地位，它只是译者所使用的多种信息源中的一个，译者为了实现译文的预期功能，会选择其中的某些信息进行翻译。翻译的目的论摆脱了等值翻译的这一单一的要求，对于解决翻译策略优劣的问题也有启发意义。
杨宪益和大卫·霍克斯《红楼梦》译本的翻译背景和目的
杨宪益夫妇受到政府和中国外文出版社委托，着手将《红楼梦》译成英文，这样的翻译发起者就意味着作者要以非常严肃庄重的态度对待《红楼梦》的英译任务。同时中国外文出版社致力于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文学作品和文化，需要译作忠实反映原文。这些因素确定了翻译的目的就是要弘扬中国丰富的文化传统和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多元系统中的地位。为了达到此目的，杨译本恪守原文，主要采用直译的翻译策略，对于中国文化的积淀和精华采用直译加注，直译加释义等多种办法，在最大程度上确保了中国文化不遗失。戴乃迭曾经说:“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受过去工作环境的限制，以致现在我们的翻译家比较拘泥于原文。”
于此相对，霍克斯是牛津大学教授，在阅读《红楼梦》时被中国的这部巨著深深地吸引。于是辞去职位，专心于《红楼梦》的翻译。霍克斯说：“我如能把这部中国小说给我的愉快传达一点点给读者，我就可以算是没有虚度此生了”。从这段话可以清楚看出其翻译的目的是为了向读者传达他在阅读《红楼梦》时所获得的愉悦感。同时与霍克斯签订出版合同的是英国企鹅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对这次《红楼梦》英译的目标读者定位是普通的英语读者，而非学院里的专业人士。由于霍克斯的教授身份和热情，以及已定的译本目标受众，霍克斯流畅又不失专业的译本便不难得到解释。
不同翻译目的在译本中的体现
杨宪益受翻译目的和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采用直译的方式，忠实原文，语言严肃，对小说作品中的文化尽力保留。而霍克斯的目标读者为普通英语读者，译本定位为普通读物，因此要强调阅读的乐趣，为此他多采用意译方式，意义先于形式，译作读来有英语小说的风格，语言流畅自然，地道活泼，大大提高了可读性。
（1）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第二十八回）
杨译：
Jiang Yuhan Gives a New Friend a Scarlet Perfumed Sash
Baochai Bashfully Shows Her Red Bracelet Scented with Musk
霍译：
A Crimson cummerbund becomes a pledge of friendship;
And a chaplet of medicine-beads becomes a source of embarrassment
这是第二十八章的目录，从对章回目录的翻译里我们就可以对两译作的差别窥见一二，杨译可以说是典型的直译，连原文的次序和主谓宾结构顺序都保留了，而霍译完全使用了英文的句序。另外对比两个译作的语言，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杨译的用词非常正式，而霍克斯所用之词就平实很多，更加的平易近人，让人明显的有通俗小说的感觉，如果翻译成相应的汉语，就是“一条深红色的腰带成了友谊的保证，一串带有药效的念珠成了困窘的起因”，非常的平实。这些特点都可以用目的论得到很好的解释，因为目的的不同，杨译在其翻译目的的指导下，更强调忠实庄重的原则，而霍译由于目的的制约，更强调意义及流畅生动的表现。
（2）士隐命家人霍启抱了英莲去看社火花灯（第一回）
杨译：
…Shiyin told his servant Huo Qi to take Yinglian to see the fireworks and ornamental lanterns.
霍译：
... and Shi-yin sent little Ying-lian out, in the charge of one of the servants called Calamity, to see the mummers and the colored lanterns.
元宵节赏灯，放烟火，吃元宵的风俗中国人尽人皆知，但是社火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还是陌生，杨宪益译为“fireworks”还是有失准确的。南宋范成大《上元记无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诗自注： “民间鼓乐谓之社火，不可悉记，大抵以滑稽取笑。”可见社火指街头杂戏，歌舞，鼓乐，杂耍等民间娱乐活动。这一概念对中国人都很陌生，对于霍克斯及译本读者就更难想象出该有的景象了，霍克斯在这里采用了归化的办法，译为英国等地圣诞节的滑稽木偶表演，这样一来，社火基本是什么样，英国读者便不难想象了，这也是霍克斯为了达到翻译的目的做的一个巧妙的变通。
结语
功能派翻译理论的出现打破了两千多年来围绕直译意译的理论争论。到底直译好还是意译好，选择直译的译者坚持翻译就是文化交流，不要试图剥夺读者了解异国文化的机会，而持意译观点的译者认为翻译是交际，文化冲突会导致理解的困难，影响交际结果。但是功能主义目的论的观点是，在开始翻译之前必须弄清为何而译，为谁而译的问题，明确了这两个问题，译者便可以有目的的选择翻译内容和翻译策略。对于想了解异国文化的目标读者，直译是可取的，而对于普通的读者，即以交流或娱乐为主的读者，意译可能更为适合。也就是说直译意译各有存在的价值，同时全译，改译，删译，增译，文献式翻译，工具试翻译，显性隐形翻译等方法，在实现翻译目的的过程中，也具有各自的价值。正如弗米尔所说，翻译一篇文章是采用哪一种方法比较好，向来难有定论，可是知道了翻译目的，就有了定论（Vermeer，1989:185；Venuti，2000: 231）。由此翻译目的论较好地解决了直译意译之争，为翻译策略的选择与使用提供合理的解释，引导评论者客观看待翻译结果，增加了翻译的多样性，使我们的翻译观更加的开放和宽容，也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领域。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外语学院）
目的论的产生与发展
传统翻译理论强调以原作为中心的等值，而翻译实践中却常出现不能对等的情况，甚至对等也不是目标读者的要求。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突破对等的翻译传统，其中汉斯·弗米尔的目的论是最重要的理论。目的论把翻译看做一种有目的的跨文化行为，翻译的目的是要改变现存的事物所处的状态。目的论下翻译的基本原则是: 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的策略。由这一界定可知，任何翻译都不是无目的的，它是面对特定的目标读者，满足其社会政治、文化的需求，这些具体的要求汇成翻译纲要，译者以此为翻译的准绳，选取合适的原文内容，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最后给出符合要求的译作。为了达到既定目的，译者可以选择他所需要的任何有利的翻译策略。总之，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目的论的思路，翻译任务决定翻译目的，进而决定翻译策略，目的论的其他两个原则是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但是这个两个原则都受到目的原则的制约。在目的论框架下，评价译作的标准也变成译作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其所要达到的翻译目的，而不是传统唯一的等值标准。
目的论与传统对等理论的区别是，源语文本在对等论框架里处于非权威地位，它只是译者所使用的多种信息源中的一个，译者为了实现译文的预期功能，会选择其中的某些信息进行翻译。翻译的目的论摆脱了等值翻译的这一单一的要求，对于解决翻译策略优劣的问题也有启发意义。
杨宪益和大卫·霍克斯《红楼梦》译本的翻译背景和目的
杨宪益夫妇受到政府和中国外文出版社委托，着手将《红楼梦》译成英文，这样的翻译发起者就意味着作者要以非常严肃庄重的态度对待《红楼梦》的英译任务。同时中国外文出版社致力于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文学作品和文化，需要译作忠实反映原文。这些因素确定了翻译的目的就是要弘扬中国丰富的文化传统和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多元系统中的地位。为了达到此目的，杨译本恪守原文，主要采用直译的翻译策略，对于中国文化的积淀和精华采用直译加注，直译加释义等多种办法，在最大程度上确保了中国文化不遗失。戴乃迭曾经说:“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受过去工作环境的限制，以致现在我们的翻译家比较拘泥于原文。”
于此相对，霍克斯是牛津大学教授，在阅读《红楼梦》时被中国的这部巨著深深地吸引。于是辞去职位，专心于《红楼梦》的翻译。霍克斯说：“我如能把这部中国小说给我的愉快传达一点点给读者，我就可以算是没有虚度此生了”。从这段话可以清楚看出其翻译的目的是为了向读者传达他在阅读《红楼梦》时所获得的愉悦感。同时与霍克斯签订出版合同的是英国企鹅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对这次《红楼梦》英译的目标读者定位是普通的英语读者，而非学院里的专业人士。由于霍克斯的教授身份和热情，以及已定的译本目标受众，霍克斯流畅又不失专业的译本便不难得到解释。
不同翻译目的在译本中的体现
杨宪益受翻译目的和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采用直译的方式，忠实原文，语言严肃，对小说作品中的文化尽力保留。而霍克斯的目标读者为普通英语读者，译本定位为普通读物，因此要强调阅读的乐趣，为此他多采用意译方式，意义先于形式，译作读来有英语小说的风格，语言流畅自然，地道活泼，大大提高了可读性。
（1）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第二十八回）
杨译：
Jiang Yuhan Gives a New Friend a Scarlet Perfumed Sash
Baochai Bashfully Shows Her Red Bracelet Scented with Musk
霍译：
A Crimson cummerbund becomes a pledge of friendship;
And a chaplet of medicine-beads becomes a source of embarrassment
这是第二十八章的目录，从对章回目录的翻译里我们就可以对两译作的差别窥见一二，杨译可以说是典型的直译，连原文的次序和主谓宾结构顺序都保留了，而霍译完全使用了英文的句序。另外对比两个译作的语言，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杨译的用词非常正式，而霍克斯所用之词就平实很多，更加的平易近人，让人明显的有通俗小说的感觉，如果翻译成相应的汉语，就是“一条深红色的腰带成了友谊的保证，一串带有药效的念珠成了困窘的起因”，非常的平实。这些特点都可以用目的论得到很好的解释，因为目的的不同，杨译在其翻译目的的指导下，更强调忠实庄重的原则，而霍译由于目的的制约，更强调意义及流畅生动的表现。
（2）士隐命家人霍启抱了英莲去看社火花灯（第一回）
杨译：
…Shiyin told his servant Huo Qi to take Yinglian to see the fireworks and ornamental lanterns.
霍译：
... and Shi-yin sent little Ying-lian out, in the charge of one of the servants called Calamity, to see the mummers and the colored lanterns.
元宵节赏灯，放烟火，吃元宵的风俗中国人尽人皆知，但是社火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还是陌生，杨宪益译为“fireworks”还是有失准确的。南宋范成大《上元记无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诗自注： “民间鼓乐谓之社火，不可悉记，大抵以滑稽取笑。”可见社火指街头杂戏，歌舞，鼓乐，杂耍等民间娱乐活动。这一概念对中国人都很陌生，对于霍克斯及译本读者就更难想象出该有的景象了，霍克斯在这里采用了归化的办法，译为英国等地圣诞节的滑稽木偶表演，这样一来，社火基本是什么样，英国读者便不难想象了，这也是霍克斯为了达到翻译的目的做的一个巧妙的变通。
结语
功能派翻译理论的出现打破了两千多年来围绕直译意译的理论争论。到底直译好还是意译好，选择直译的译者坚持翻译就是文化交流，不要试图剥夺读者了解异国文化的机会，而持意译观点的译者认为翻译是交际，文化冲突会导致理解的困难，影响交际结果。但是功能主义目的论的观点是，在开始翻译之前必须弄清为何而译，为谁而译的问题，明确了这两个问题，译者便可以有目的的选择翻译内容和翻译策略。对于想了解异国文化的目标读者，直译是可取的，而对于普通的读者，即以交流或娱乐为主的读者，意译可能更为适合。也就是说直译意译各有存在的价值，同时全译，改译，删译，增译，文献式翻译，工具试翻译，显性隐形翻译等方法，在实现翻译目的的过程中，也具有各自的价值。正如弗米尔所说，翻译一篇文章是采用哪一种方法比较好，向来难有定论，可是知道了翻译目的，就有了定论（Vermeer，1989:185；Venuti，2000: 231）。由此翻译目的论较好地解决了直译意译之争，为翻译策略的选择与使用提供合理的解释，引导评论者客观看待翻译结果，增加了翻译的多样性，使我们的翻译观更加的开放和宽容，也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领域。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