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河北衡水，距离北京约270公里。驾车自城区再向东，40多分钟就可以到达景县广川镇广川街村。
作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一点，广川街村也已经没有了土地。经过“空心村”改造后，大部分村民实现了“上楼”。
广川这个华北平原上的小城，颇具江浙工业乡镇的气质：满眼钢构件工厂，由于其中大部分是铁塔企业，它得名“中国铁塔之乡”。
王长春是镇上最大铁塔企业的负责人，以及衡水市铁塔商会会长。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广川街村党支部书记。
在河北省，数百名企业家和“生意人”，如王长春一般成为村党支部书记和村“两委”骨干。
通过这个“企业家村官计划”，河北省冀望改变基层党组织的力量，特别是让村党支部书记成为基层生态中真正具有威望和号召力的领导者。
河北省三年前就启动了这一计划。而根据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部署，整顿软弱涣散的基层党组织，成为2014年的治党关键词。
2014年8月29日，习近平指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制度改革，“着力点是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党的组织、党的工作要做到全覆盖”。
“整顿不彻底、不到位的不能放过。”《关于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通知》中的这个要求，要着力解决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实现真正的群众路线。
由于中国前所未有的城镇化进程，乡村间因利益而起的矛盾正变得复杂和尖锐，并且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城市的生长。
带有中国传统“能人治理”色彩的努力，能否为基层治理开辟一条通畅之路？
村里的斗争很激烈
2008年，王长春被选举为村党支部书记后的第一项重大举措是，修路。
上世纪90年代钢构件产业兴起，小城的道路却一直破败不堪。一个原因是，钢构件厂都是私人企业。
王长春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村集体在改革开放后一直没什么资产，也就没有资金修路。于是，到村里30多家钢构件企业拉货的卡车，经常陷入泥泞之中。
王长春把企业家们找到一起。在这之前，他经常利用商会会长的身份主持这个圈子的聚会。
这一次，支部书记说，大家是不是出钱把路修了？
没人拒绝。王长春自己出了大头。
王长春上任，对于广川街村党支部的直接影响是，有了新办公室：一座二层钢筋混凝土小楼。虽然略显乡土气，但楼前有一个带设施的休闲广场，几位老人正在谈天。
原来是“一间破屋子，房顶都快塌了”，老书记干了几十年，一直无力改变。
说起推荐自己当党支部书记是不是镇领导要“吃大户”，王长春没有回应，不过他说确曾犹豫过。为了做点事，这位资产上亿元的老板还是“出山”了，并且毫无悬念地当选。
改革开放后，“起码有一段时间，村党支部书记无所适从。”衡水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高振杰对本刊记者说。
计划经济时代，村里的资源几乎都被老书记掌握——从推荐当兵、上学到分配农活。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减弱了人们对于村集体的依附。特别是集体经济比较薄弱的情况下，“不知道干部怎么当。”高振杰说。
一个典型的反映是村“两委”——村委会和村党支部之间的关系。
在高振杰的记忆中，80年代初还是“党支部管事，村委会的作用比较有限”，不过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村民自治快速推广，“村委会和支部争权力，拧不到一块”。
村委会主任说，我是村民选出来的，你是党员选出来的，村民的事情我负责。“一部分村干部不接受党的领导，比较明显。”高振杰记得，当时这种情况被称为“‘两委’不协调”。中央很快注意到这个问题，强调村民自治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
此后这一问题被有效解决。虽然矛盾还有，但极少会上升为“两委”对抗。
而这时，在河北的大多数乡村，“能人”已纷纷离开，去闯荡世界。
在离北京更近的霸州开发区宋庄村，同样身家亿万元的老板张全武关闭了在南方的几家盈利稳定的工厂，回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那是2000年，开发区工委副书记和他谈了四个月，而几乎所有亲朋都反对他“弃商从政”。
张全武的爷爷曾是宋庄村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在解放前被打死。“后来，我父亲从水利局回到村里当支部书记，‘文革’被反对派逼得跳井。”张全武对本刊记者回忆说，父亲虽然被救起，但落下一身病。“我妈吓得得了心脏病，36岁就死了；我爸到49岁，也因为心脏病去世了。”
“农村斗争起来，比任何地方都激烈。”张全武说，工委副书记向他承诺，只干一年，不用转组织关系，“他说，干满一年，你就回福建。”
张全武瞒着在福建打理生意的妻子回乡。半年后，妻子才从别人那里听说丈夫已成为“书记”。
企业家的想法和作为
宋庄村是个只有六七百人的小村，距离霸州市区不到一公里，紧邻霸州火车站。在张全武接手时，集体竟然有400多万元欠债。
特别是90年代末开始，随着霸州城区的迅猛扩张以及修建京九铁路等引起的土地问题，干群矛盾十分激烈，是当地有名的“上访村”。
村里人口不多，又分为张、韩、宋、刘、苏、魏等多个家族，派系之间也因以土地为主的各种利益纠葛而争执激烈。
这位前海军团级军官，最初的压力并不是村集体的数百万元欠债。
“我从部队出来，很注意卫生。但到老百姓家，不可能自己带杯子。”张全武说，对方递过来的杯子摸着黏手，他也只能一仰脖子喝完，“还有一个老太太，一辈子没刷过牙，她唆一下筷子，再把菜夹到你碗里。这些都硬着头皮习惯了。”
这一年，宋庄村已没有多余的土地，老人去世也找不到合适的坟地，“埋谁家门口都不愿意，有的人还为这个打架。”张全武决定成立一家礼仪公司，在附近买地开发陵园。 他从朋友那里帮宋庄村借到200万元，“欠条上写着，如果村里还不上，由我个人偿还。”
“也是我运气好。”张全武说，迁坟后的三年里全村竟没有一人去世，打消了村民对于风水的顾虑。
后来，这个项目开始赚钱。现在村民去世，可以免费得到市价几十万元的墓地。
迁坟时，200个老坟头没人认领，张全武和一个副书记，“天天跪在地上捡骨头，在陵园就住了两个多月。”
铁塔厂使广川街村的村民富裕起来——它吸纳了本地和周边上万名劳动力。王长春有另一种压力。
同样由于“集体上没钱”，村里各种公共设施缺乏或滞后。
王长春强调自己对于村小学的影响：上任伊始，他和一干企业家就对教师施以重奖。如今村小学整饬的校舍和院墙，也是他“找大家喝了一顿酒”解决的。
村小学就在据考证是董仲舒家后花园的树林旁。这个叫做董子舍园遗址的小花园，与王长春在任上的最大作为有关。
广川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广川街村就是大儒董仲舒的老家。
虽然山东有“孔子”、河北有“董子”，董仲舒的名头却被与衡水接壤的山东德州抢去——几年前该地就投资上亿元兴建了一系列“董仲舒题材”工程。
“我就是想搞董子文化。”王长春说。他办公室的茶几上摆着一盒董子酒，却产自德州。
他已实施的一系列计划包括：世界最大董子石像、董子舍园遗址、“中国董子网”、董仲舒衣冠冢。
到2009年1月借“空心村”改造腾退土地的契机，21.5万平方米的董子园开工。这个文化园目前仍在建设。汉式大门的背面，写着“中国传统政治总设计师”字样。
王长春希望，它和被修复的董仲舒衣冠冢及董子舍园遗址，成为该地“董子文化”的三大标志。
这个河北省的重点文化产业项目，一期投资600万元，全部计划10亿元。王长春的企业已投入200多万元。
走过几十个国家的王长春说，董子文化可以带动当地经济。当然，他更希望自己的家乡因此而闻名，“董仲舒这么有名，可谁知道他是我们广川街出来的？”
从经济标准到政治标准
无论广川街村还是宋庄村，都曾有个“帽子”——后进村。
“后进的表现，就是软弱涣散。”河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谢振学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类村由省委直接联系、直接掌握。
2014年开始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二阶段，重点提出了“集中治理整顿”基层党组织的要求。这并不是第一次整治此类基层党组织。早在1994年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上，就提出要用三年时间“集中整顿后进基层党组织。”
宋庄村一直是典型的“后进村”，只不过早年间，所谓“后进”主要指经济方面——“有没有‘三产’，村上有多少企业，但标准相对宽泛，现在则越来越具体。”谢振学介绍说。
这一轮整治中，认定“后进村”的五条标准都指向基层治理结构：村“两委”负责人缺失；村“两委”严重不团结，特别是负责人不和睦；群众的合理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黑恶势力干扰村务；村里长期不发展党员。
谢振学解释说，“后进村”需要由县委组织部认定，组织部长、县委书记都要签字。一方面要认定情况，另一方面要负责任，确保不出现“以好充次”。
“以好充次，就是基层不愿意报真正的‘后进’。‘后进村’转变不了、任务完成不好，会有很明确的处理后果。所以不报最好的、也不报最差的，把中间的村子报上去，任务就不会那么艰巨。”他说。
在河北省委组织部基层组织处副处长熊慧彪眼中，村“两委”主要职务的缺失在后进基层党组织中较为突出，并且引发了其他问题。
“并不是没有人想当，实际上想当的人很多，但群众信任的、业务能力强的，或者说干得了的，很难找到。”熊慧彪说，组织考察时，可能发现有些人目的不纯，或者能力素质不能胜任。
五种情况往往互相纠缠。有些地方近20年都不发展新党员，最年轻的党员也有50多岁。而具体原因是，全村1000多人口分属五六个分支，都想借发展党员提高自己这一支在村党支部的话语权，互相掣肘，就没人能入党。
“王老板”来谈拆迁
“如果企业家当村官之后还搞那套家长制，肯定不行。”衡水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陈学民认为，目前基层政治生态变化，机会不均等、利益不公平，就会引发问题。
在位于北京外“一圈层”的廊坊，一个2000多人口的大村子，20多年没有调整过土地，村里40%的新增人口没有土地，怨气越来越大，成为“上访大村”。
身处北京周边，高铁、高速以及城建和改造，都给河北的许多市县带来拆迁问题，利益分配让基层党组织承受极大压力，也使他们的角色凸显。
高振杰说，如今老百姓的法制意识增强，对“两委”干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同时，如果自己村的发展比邻村滞后，就会有意见。
2007年，宋庄村成为霸州第一批“村改居”试点。张全武带领“村两委”与开发商谈判，最后确定改造的房屋面积70%置换住宅，另外30%给门店，“地没了，就算不会经营，也能通过出租获得稳定收益。”
由此，宋庄村与其他村的部分村民、部分机关单位的宿舍小区合并成立居委会。“村改居”后，张全武也由宋庄村党支部书记改任朝阳社区党总支书记。他辖下的人口，从几百人增至三万多人。
在广川街村，道路改造使村“两委”必须解决拆迁问题。
王长春放下每天盈利数万元的工厂，挨家给“钉子户”做工作。见“王老板”亲自前来，对方也大多服气。
“企业家当村官，我们发现这个办法好。”陈学民认为，对企业家而言，“可能是为了这个平台，或者是为了回报社会，他们有能力实现自己的价值。”
衡水是河北省最早实施“企业家村官计划”的地方，其过程中也出现一些新问题。
“比如企业家们给村里投钱，短期可以，长期肯定不行。”陈学民说，企业家回村里之后，当务之急是先将村里稳定下来，然后带动村里的致富产业，才是长久之计。
土地问题愈加尖锐后，“光靠企业家的觉悟，没法解决长期问题，这就面临制度建设了。”
而在霸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王殿龙看来，基层党组织建设一个重要的问题，仍是集体经济量小、国家政策性投入少。
“企业家进入基层党组织队伍、担任支部书记，从小范围或者短时间来看没有问题。但从更大的范围或者更长的时间来看，还需要更好的制度设计和支持。”王殿龙说。
组织系统的干部们也承认，如张全武、王长春这样的成功经验，很难复制。
当然，也有企业家想当村官而不得的。在廊坊，曾有想当支部书记的企业家因为超生而被一票否决。
组织部长们的期望是：“软弱涣散，主要是带头人没有选好。经过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让群众对党的信任、对党的依赖比过去要强烈得多。”
作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一点，广川街村也已经没有了土地。经过“空心村”改造后，大部分村民实现了“上楼”。
广川这个华北平原上的小城，颇具江浙工业乡镇的气质：满眼钢构件工厂，由于其中大部分是铁塔企业，它得名“中国铁塔之乡”。
王长春是镇上最大铁塔企业的负责人，以及衡水市铁塔商会会长。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广川街村党支部书记。
在河北省，数百名企业家和“生意人”，如王长春一般成为村党支部书记和村“两委”骨干。
通过这个“企业家村官计划”，河北省冀望改变基层党组织的力量，特别是让村党支部书记成为基层生态中真正具有威望和号召力的领导者。
河北省三年前就启动了这一计划。而根据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部署，整顿软弱涣散的基层党组织，成为2014年的治党关键词。
2014年8月29日，习近平指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制度改革，“着力点是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党的组织、党的工作要做到全覆盖”。
“整顿不彻底、不到位的不能放过。”《关于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通知》中的这个要求，要着力解决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实现真正的群众路线。
由于中国前所未有的城镇化进程，乡村间因利益而起的矛盾正变得复杂和尖锐，并且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城市的生长。
带有中国传统“能人治理”色彩的努力，能否为基层治理开辟一条通畅之路？
村里的斗争很激烈
2008年，王长春被选举为村党支部书记后的第一项重大举措是，修路。
上世纪90年代钢构件产业兴起，小城的道路却一直破败不堪。一个原因是，钢构件厂都是私人企业。
王长春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村集体在改革开放后一直没什么资产，也就没有资金修路。于是，到村里30多家钢构件企业拉货的卡车，经常陷入泥泞之中。
王长春把企业家们找到一起。在这之前，他经常利用商会会长的身份主持这个圈子的聚会。
这一次，支部书记说，大家是不是出钱把路修了？
没人拒绝。王长春自己出了大头。
王长春上任，对于广川街村党支部的直接影响是，有了新办公室：一座二层钢筋混凝土小楼。虽然略显乡土气，但楼前有一个带设施的休闲广场，几位老人正在谈天。
原来是“一间破屋子，房顶都快塌了”，老书记干了几十年，一直无力改变。
说起推荐自己当党支部书记是不是镇领导要“吃大户”，王长春没有回应，不过他说确曾犹豫过。为了做点事，这位资产上亿元的老板还是“出山”了，并且毫无悬念地当选。
改革开放后，“起码有一段时间，村党支部书记无所适从。”衡水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高振杰对本刊记者说。
计划经济时代，村里的资源几乎都被老书记掌握——从推荐当兵、上学到分配农活。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减弱了人们对于村集体的依附。特别是集体经济比较薄弱的情况下，“不知道干部怎么当。”高振杰说。
一个典型的反映是村“两委”——村委会和村党支部之间的关系。
在高振杰的记忆中，80年代初还是“党支部管事，村委会的作用比较有限”，不过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村民自治快速推广，“村委会和支部争权力，拧不到一块”。
村委会主任说，我是村民选出来的，你是党员选出来的，村民的事情我负责。“一部分村干部不接受党的领导，比较明显。”高振杰记得，当时这种情况被称为“‘两委’不协调”。中央很快注意到这个问题，强调村民自治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
此后这一问题被有效解决。虽然矛盾还有，但极少会上升为“两委”对抗。
而这时，在河北的大多数乡村，“能人”已纷纷离开，去闯荡世界。
在离北京更近的霸州开发区宋庄村，同样身家亿万元的老板张全武关闭了在南方的几家盈利稳定的工厂，回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那是2000年，开发区工委副书记和他谈了四个月，而几乎所有亲朋都反对他“弃商从政”。
张全武的爷爷曾是宋庄村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在解放前被打死。“后来，我父亲从水利局回到村里当支部书记，‘文革’被反对派逼得跳井。”张全武对本刊记者回忆说，父亲虽然被救起，但落下一身病。“我妈吓得得了心脏病，36岁就死了；我爸到49岁，也因为心脏病去世了。”
“农村斗争起来，比任何地方都激烈。”张全武说，工委副书记向他承诺，只干一年，不用转组织关系，“他说，干满一年，你就回福建。”
张全武瞒着在福建打理生意的妻子回乡。半年后，妻子才从别人那里听说丈夫已成为“书记”。
企业家的想法和作为
宋庄村是个只有六七百人的小村，距离霸州市区不到一公里，紧邻霸州火车站。在张全武接手时，集体竟然有400多万元欠债。
特别是90年代末开始，随着霸州城区的迅猛扩张以及修建京九铁路等引起的土地问题，干群矛盾十分激烈，是当地有名的“上访村”。
村里人口不多，又分为张、韩、宋、刘、苏、魏等多个家族，派系之间也因以土地为主的各种利益纠葛而争执激烈。
这位前海军团级军官，最初的压力并不是村集体的数百万元欠债。
“我从部队出来，很注意卫生。但到老百姓家，不可能自己带杯子。”张全武说，对方递过来的杯子摸着黏手，他也只能一仰脖子喝完，“还有一个老太太，一辈子没刷过牙，她唆一下筷子，再把菜夹到你碗里。这些都硬着头皮习惯了。”
这一年，宋庄村已没有多余的土地，老人去世也找不到合适的坟地，“埋谁家门口都不愿意，有的人还为这个打架。”张全武决定成立一家礼仪公司，在附近买地开发陵园。 他从朋友那里帮宋庄村借到200万元，“欠条上写着，如果村里还不上，由我个人偿还。”
“也是我运气好。”张全武说，迁坟后的三年里全村竟没有一人去世，打消了村民对于风水的顾虑。
后来，这个项目开始赚钱。现在村民去世，可以免费得到市价几十万元的墓地。
迁坟时，200个老坟头没人认领，张全武和一个副书记，“天天跪在地上捡骨头，在陵园就住了两个多月。”
铁塔厂使广川街村的村民富裕起来——它吸纳了本地和周边上万名劳动力。王长春有另一种压力。
同样由于“集体上没钱”，村里各种公共设施缺乏或滞后。
王长春强调自己对于村小学的影响：上任伊始，他和一干企业家就对教师施以重奖。如今村小学整饬的校舍和院墙，也是他“找大家喝了一顿酒”解决的。
村小学就在据考证是董仲舒家后花园的树林旁。这个叫做董子舍园遗址的小花园，与王长春在任上的最大作为有关。
广川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广川街村就是大儒董仲舒的老家。
虽然山东有“孔子”、河北有“董子”，董仲舒的名头却被与衡水接壤的山东德州抢去——几年前该地就投资上亿元兴建了一系列“董仲舒题材”工程。
“我就是想搞董子文化。”王长春说。他办公室的茶几上摆着一盒董子酒，却产自德州。
他已实施的一系列计划包括：世界最大董子石像、董子舍园遗址、“中国董子网”、董仲舒衣冠冢。
到2009年1月借“空心村”改造腾退土地的契机，21.5万平方米的董子园开工。这个文化园目前仍在建设。汉式大门的背面，写着“中国传统政治总设计师”字样。
王长春希望，它和被修复的董仲舒衣冠冢及董子舍园遗址，成为该地“董子文化”的三大标志。
这个河北省的重点文化产业项目，一期投资600万元，全部计划10亿元。王长春的企业已投入200多万元。
走过几十个国家的王长春说，董子文化可以带动当地经济。当然，他更希望自己的家乡因此而闻名，“董仲舒这么有名，可谁知道他是我们广川街出来的？”
从经济标准到政治标准
无论广川街村还是宋庄村，都曾有个“帽子”——后进村。
“后进的表现，就是软弱涣散。”河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谢振学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类村由省委直接联系、直接掌握。
2014年开始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二阶段，重点提出了“集中治理整顿”基层党组织的要求。这并不是第一次整治此类基层党组织。早在1994年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上，就提出要用三年时间“集中整顿后进基层党组织。”
宋庄村一直是典型的“后进村”，只不过早年间，所谓“后进”主要指经济方面——“有没有‘三产’，村上有多少企业，但标准相对宽泛，现在则越来越具体。”谢振学介绍说。
这一轮整治中，认定“后进村”的五条标准都指向基层治理结构：村“两委”负责人缺失；村“两委”严重不团结，特别是负责人不和睦；群众的合理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黑恶势力干扰村务；村里长期不发展党员。
谢振学解释说，“后进村”需要由县委组织部认定，组织部长、县委书记都要签字。一方面要认定情况，另一方面要负责任，确保不出现“以好充次”。
“以好充次，就是基层不愿意报真正的‘后进’。‘后进村’转变不了、任务完成不好，会有很明确的处理后果。所以不报最好的、也不报最差的，把中间的村子报上去，任务就不会那么艰巨。”他说。
在河北省委组织部基层组织处副处长熊慧彪眼中，村“两委”主要职务的缺失在后进基层党组织中较为突出，并且引发了其他问题。
“并不是没有人想当，实际上想当的人很多，但群众信任的、业务能力强的，或者说干得了的，很难找到。”熊慧彪说，组织考察时，可能发现有些人目的不纯，或者能力素质不能胜任。
五种情况往往互相纠缠。有些地方近20年都不发展新党员，最年轻的党员也有50多岁。而具体原因是，全村1000多人口分属五六个分支，都想借发展党员提高自己这一支在村党支部的话语权，互相掣肘，就没人能入党。
“王老板”来谈拆迁
“如果企业家当村官之后还搞那套家长制，肯定不行。”衡水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陈学民认为，目前基层政治生态变化，机会不均等、利益不公平，就会引发问题。
在位于北京外“一圈层”的廊坊，一个2000多人口的大村子，20多年没有调整过土地，村里40%的新增人口没有土地，怨气越来越大，成为“上访大村”。
身处北京周边，高铁、高速以及城建和改造，都给河北的许多市县带来拆迁问题，利益分配让基层党组织承受极大压力，也使他们的角色凸显。
高振杰说，如今老百姓的法制意识增强，对“两委”干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同时，如果自己村的发展比邻村滞后，就会有意见。
2007年，宋庄村成为霸州第一批“村改居”试点。张全武带领“村两委”与开发商谈判，最后确定改造的房屋面积70%置换住宅，另外30%给门店，“地没了，就算不会经营，也能通过出租获得稳定收益。”
由此，宋庄村与其他村的部分村民、部分机关单位的宿舍小区合并成立居委会。“村改居”后，张全武也由宋庄村党支部书记改任朝阳社区党总支书记。他辖下的人口，从几百人增至三万多人。
在广川街村，道路改造使村“两委”必须解决拆迁问题。
王长春放下每天盈利数万元的工厂，挨家给“钉子户”做工作。见“王老板”亲自前来，对方也大多服气。
“企业家当村官，我们发现这个办法好。”陈学民认为，对企业家而言，“可能是为了这个平台，或者是为了回报社会，他们有能力实现自己的价值。”
衡水是河北省最早实施“企业家村官计划”的地方，其过程中也出现一些新问题。
“比如企业家们给村里投钱，短期可以，长期肯定不行。”陈学民说，企业家回村里之后，当务之急是先将村里稳定下来，然后带动村里的致富产业，才是长久之计。
土地问题愈加尖锐后，“光靠企业家的觉悟，没法解决长期问题，这就面临制度建设了。”
而在霸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王殿龙看来，基层党组织建设一个重要的问题，仍是集体经济量小、国家政策性投入少。
“企业家进入基层党组织队伍、担任支部书记，从小范围或者短时间来看没有问题。但从更大的范围或者更长的时间来看，还需要更好的制度设计和支持。”王殿龙说。
组织系统的干部们也承认，如张全武、王长春这样的成功经验，很难复制。
当然，也有企业家想当村官而不得的。在廊坊，曾有想当支部书记的企业家因为超生而被一票否决。
组织部长们的期望是：“软弱涣散，主要是带头人没有选好。经过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让群众对党的信任、对党的依赖比过去要强烈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