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年前的穴居生活:耿马石佛洞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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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西南部毗邻中缅边境区域,山高壑深,发源于青藏高原的澜沧江自北而来,奔腾其间,小黑江是澜沧江在该区域內众多支流中的一支,江两岸多天然石灰岩洞穴,其中一处极为巨大的洞穴因洞内钟乳石造型似佛像而被民间称作石佛洞。
  石佛洞隶属临沧市耿马县四排山乡勐省村,地处小黑江左岸的悬崖之上。洞穴的洞口面向东南,其入口处十分开阔且地势平坦,高约20米,宽约50米,足可容纳数千人。生活在附近山区的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等4个民族的村落里,都流传着许多与此洞相关的传说。每到泼水节,周边的傣族群众都要聚集到洞穴内举行祭祀活动。然而长期以来,石佛洞地下所埋藏的真实秘密却一直不为人所知。1982年,云南省在对临沧地区全境进行文物普查时,意外地在洞中发现了早期人类活动的遗物,紧接着于次年4月,在洞内进行了调查性的试掘,尽管涉及面积不足25平方米,但可以确认洞内分布有大规模的史前遗址,且其独具特色的文化面貌已初现端倪。时隔二十年后,2003年6月~8月,遗址迎来了更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750平方米。由此。3000年前石佛洞入神秘的生活画卷终于得以更为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整个遗址集中分布于洞口区域近3000平方米的范围内,海拔968米,距小黑江水面约50米。遗址的文化堆积可分为14层,其中有12层的年代介于云南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间,堆积厚度从1米至3米不等,多数为2米多,这些厚薄不均的文化层浓缩了古老的石佛洞人前后几百年的生活变迁。
  从第3层下开始,有大量的柱洞陆陆续续被发现,依据柱洞所处层位判断,分属于5个不同的时期,其中以第6层及第9层下柱洞数量居多。从柱洞的分布上看,尽管直观感觉相对较为散乱,但通过耐心观察与分析,还是有规律可循。两次发掘,可以确认为房屋的有11座,大多平面呈长方形,个别呈椭圆形,面积介于10平方米~30平方米之间,部分构成房屋的柱洞范围内分布有较为坚硬的踩踏面。个别踩踏面上又清理出不规则形的用火面,有的用火面区域内及周边还散落有支撑陶釜的陶支脚,另外在一些柱洞内残存有竹材或木材,同时在有的柱洞附近还发现木板样板灰的痕迹及横卧的粗壮竹杆的残片。从上述遗迹现象判断,此类房屋都是以竹子或树木为材料,经简单加工后搭建而成的。就其建筑形式而言,有直接利用现成地面为居住面的房屋类型,但也不排除还存在有干栏式建筑的可能性,这种在洞内还搭建房屋居住的情况,在我国乃至世界同时期其他的洞穴遗址中都是极为罕见的,展现了史前时期一种与众不同的聚落形式, 此外,在更早期层位下,还发现墓葬及灰坑各、座,墓葬的墓圹边际不是很明显,仅清理出完整人骨1具,为女性。年龄不超过34岁,呈侧身曲肢状,其究竟属石佛洞人,或是外来人,还有赖于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此外没有发现任何随葬品。灰坑为圆形,直壁,平底,坑壁加工极为规整,坑内出土有5件石器,该坑应该是作为窖穴来使用的。
  石佛洞遗址出土遗物种类繁多,数量丰富,可分为陶器、石器、骨器、铜器、动物骨骼、炭化作物和果核等。
  陶器器类有罐、釜、钵、豆、器盖及支脚等,其中以釜数量居多。各类器物均用本地黏上作材料,大多数为手制,极少数采用了轮制的技术,烧造火候极高,质地坚硬,胎壁较厚。其外观品相极具观赏性,造型别致独特,器表往往经磨光处理,精美的纹饰更是令人惊叹。纹饰就种类而言主要为绳纹、篮纹以及各类点线组合纹,多压印、戳印和刻划而成。其中的点线组合纹以点线为基本元素,构成了各类涡状、云状、花辦状、三角状等连续、对称的几何纹样,其制作工艺和图案结构与黄河流域年代更早的彩陶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运用了衬花等更高超的方式表现出来,把陶器纹样装饰的工艺发展到了极致,代表了当时一个地区的最高水平和最发达文化。石佛洞陶器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特征,和东南亚的老挝、缅甸、泰国出土的同一时期陶器有很多相似性。
  石器种类更为丰富,有斧、锛、凿、镞、环、矛、贝、璧、臼、杵、杖头、网坠、砺石、磨盘、磨棒及穿孔球等。因用途的不同,石器从石质上看,显示出了一定的规律性的差异,如斧、锛等均为玄武岩,凿、璧、镞、杖头等均为硅质岩,臼、杵、磨盘、磨棒、砺石、网坠等为砂岩或砾岩,说明石器制作从最初的选料环节开始便执行了较为严格的标准。选料后的制作、加工环节尤为考究,多数种类的器物均通体磨光,其中以多菱六角星形杖头最具代表性,其具体形态为中部钻出一大圆孔,周缘分三层、各层均六个尖齿,上下交错排列,中层尖齿明显长出,器物整体加工磨制十分精美,对称、规整、光滑、锋利是此类石器的基本特点。类似的石器曾经在内蒙古以及北美的印第安部落出现过,是象征地位的权杖,还是祭祀的法器?或许具备如此锋利的棱角应该为狩猎的工具?尽管诸多的猜测都无法得到直接的印证,但也为我们拓展了无限的想象空间……除多棱六角星形杖头外,六星壁、双翼矛等同样显示出极高的加工水准。可见,当时石佛洞人的石器工艺水平已经很高,不仅选料讲究,而且具备了加工复杂、对称石器的高难度技术。另外,遗址中出上的一枚“海贝”更让发掘者激动,“海贝”用白色大理石精制而成,形态逼真,类似的海贝并不产于本地,而是出自印度洋,当时是作为装饰品来使用或者作为货币来流通的,说明云南与南亚次大陆的文化交流甚至贸易联系在3000年前便已存在了。
  出土的几件骨器精品,如抿、玦、镞、锥、匕、鱼钩等,同样加工细腻准确。其中鱼钩的尺寸大小不一,利用最大的鱼钩甚至可以轻松地从洞穴外的江水中钓起身长一米多的大鱼。
  在遗址的下部地层中,还出土铜器残件1件,锈蚀残损较为严重,当为工具或兵器之类器物的残片。早期地层中出铜器,表明石佛洞遗址已经开始逐步跨入青铜时代的门槛。
  


  动物骨骼可鉴定出的主要有猪、狗、牛、水鹿、小麂、赤麂、斑鹿、竹鼠、鼢鼠、黑熊、灵猫、猕猴、马、蚌类、鱼类和鸟类等,除了猪、狗、水牛是家畜外,其他的都是野生动物,野生动物中以哺乳动物为主。在380件可鉴定标本中,鹿科4种动物共150件,占总可鉴定标本的39.47%,猪的可鉴定标本130件,占可鉴定标本总数的34.21%,二者共同构成了当时石佛洞先民的主要肉食来源。
  发掘过程中还采集到炭化稻、粟、豆类以及谷糠、果核等。经有关专家鉴定,稻、粟均为人工栽培,且稻谷品种系人工驯化程度较高的粳稻,说明当时的石佛洞人已经掌握了熟练的种植技术。并为稻作农业起源的研究以及粟作农业传播南界的确定增添了实证。   另外,赤红色的赤铁矿矿物颜料在整个考古发掘区域中多处出现,同时出土的还有盛装这种红色颜料的钵盘和调制颜料的陶片,在一些出土的石器和陶器上也可以看到同种红色颜料的痕迹。这些东西难道就是早期“绘画艺人”的油彩和调色盘?在距石佛洞不远的沧源、耿马等县小黑江流域的悬崖及洞穴壁面上,人们自1970年代开始陆续发现了十余处用赤铁矿矿物颜料绘制而成的古代崖画,石佛洞遗址中出土的赤铁矿颜料及相关器物或许为我们寻找上述崖画的主人提供了难得的线索。
  


  遗址具体年代经C14测定,为距今3100年左右。石佛洞地处低纬度地区,现代的总体气候特征属于南亚热带低纬山地季风气候,光热资源丰富,四季不明显,干湿季分明,降水充沛,气候垂直差异明显。从遗址所出土动植物多样性的种类、结构分析,古今生态、气候环境差异不大,生存条件同样优越。3000年前,先民们选择具有防御功能、地势险峻并能有效遮风挡雨的天然石灰岩溶洞聚集,于洞内搭盖房屋,在栽培水稻、粟等作物以及饲养家畜、渔捞的同时,又以狩猎作为获取肉食资源的主要手段。遗址周围除有丰富的动物资源外,植被浓郁,采集业也应该是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补充形式。基本生存问题的解决,使当时的人们有闲暇将其思维意识中的灵性与创造力得以更为淋漓尽致地发挥,这在各类器物于几何、对称等成体系的知识概念下,所表现出的极高的审美性和原创性上得到了验证。如果周边区域形象生动的崖画确实与石佛洞先民存在着联系的话,这一验证就更为充分了。
  然而稳定的生活中,突发性的灾难同样难以避免。在第8层下,有一个大范围的石灰岩碎石分布层,并伴有大量黑色灰烬,灰烬在层位的下部分布尤为集中,同时在该层中还发现有崩落的巨石,其中一块巨石正好压在一柱洞之上,柱洞内残留有木桩,木桩上半截为完全烧毁后的灰烬,同时,发掘者还注意到该层是遗址中遗物分布最为集中的层位。从上述现象分析,石佛洞在史前的某一个时间遭受了一次巨大火灾,或许还伴随着地震。灾害是毁灭性的,而且突然降临,以至于人们来不及去抢救一些生活的必需品。但间隔一段时间后,人们又在这里建成了新的聚落,继续繁衍生息……
  3000年前的石佛洞人,尽管只是活跃在云南澜沧江流域的中华民族早期先民中的一支,但其所创造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代表了云南西部乃至相邻东南亚区域史前文化的一个高度发达的时期,不仅相关地区考古学的研究,甚至历史学、民族学的研究均将因之而得到极大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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