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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1945年夏，我在北京市立第三中学高中毕业。
这一年是日本鬼子侵占北京的第8个年头。在沦陷区的中国老百姓，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绝大多数穷人，连棒子面儿也吃不上。市面上只供应混合面儿，黑乎乎的，据说是用豆饼、高粱、老玉米碾压在一起做成的。人吃了这东西连大便都很困难。尽管是这么难吃、难咽、难便的混合面儿，老百姓也必须排长队去买。不买这种粮食就得挨饿。当时大米已被列为军用，只许日本鬼子们吃，私运大米就是犯罪。
占领大半个中国的日本鬼子，收买汉奸、伪军、特务统治中国。在我们学校里就派驻了一个日本教官，他名为唐本，40多岁，能讲汉语，是个中国通。他还教我们日语课。我们同学都知道，他绝不是真正的老师或学者。估计他一定是日本浪人或宪兵特务。所以上课时大家都特别小心，尽量不说话、少说话。记得他最后一次给我们上课，在打开课本之前，他给我们讲大东亚战争。他说日本皇军现在组建了一支“神风特别攻击队”，队员都是十几岁的青年，受过日本民族的武士道教育，非常忠于天皇。在南太平洋作战，他们视死如归，敢于驾着飞机、带着炸弹，硬往美军大军舰上撞。他们在临出发前，都要饮一碗壮行酒，飞机上加的油也只够去程的……下课后，同学们私下议论：“这就是困兽犹斗呀！看来鬼子在太平洋上不得烟抽了！”大家暗自高兴！
高三的最后一个学期，正值暮春三月，突然教我们数学的刘老师失踪了。学校领导只说他病重，不能来上课了。害得我们毕业班数学课两周空堂。后来还是从师大女附中请来了两位女老师代课。这也轰动了整个第三中学，因为有史以来，第三中学整个祖家大庙，从没有女性出入过。学校里连个女厕所都没有。这两位老师都是40岁左右，一位姓王，教代数；一位姓张，教解析几何。两位老师讲课都是开快车，尤其是张老师快人快语，打扮入时，走进教室一阵香风。记得有一次，她在黑板上边讲边画边擦，忽然啪的一声把板擦掉到讲台下面去了，正好落在我的同学赵永锡的脚下。永锡同学下位子把板擦拾起来，向前走两步递给了张老师。当他转身返回时，大家看到他的脸像是一块大红布，同学们不由自主地都笑了。下课后，有人便赠予他一个雅号：班粹。
离我们结业还有三周，失踪的刘老师走进了教室。他什么也没说，走上讲台就开始讲课。他脸色又黄又绿，人瘦了一圈，嗓子也沙哑了。他讲课更是开快车，终于在毕业考试前将落下的课全讲完了。后来我们才听说，刘老师是在初春一天深夜被日本宪兵从家里抓走的。他吃了许多苦，差一点儿死在魔窟里。
1945年7月，北京市大学考试，当时公立大学只有北大和师大。这两所大学是同一天考试，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班升学的人都报考了北大。后来听说北大考生人数特别多，师大考生人数很少，这也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因为师大毕业后主要是当老师，而当时老北京流行着一句民谚：“北京四大贱——坐电车、买咸盐、贴邮票、请教员。”在日本统治时期，老师们的待遇确实是太低了。
我因家境不好，没想升学，只想找个工作减轻家里负担。可是彼时百业凋零，工作难找。
我有个亲戚当时在小乘巷一处建筑工地干活并守夜。那是一个三进院子，共18间平房。7月中旬，与他一起干活的工人病了，和泥抹灰少了一个人。他知道我在家里没有事，就把我拽了去。我干了20多天，到8月14日工程完毕，我拿到了将近一个月的工资，心里非常高兴。我母亲说：“你拿这钱明天去西单商场买件衣服吧，省得你连件洗换的衣服也没有！”于是，转天8月15日，我吃完早点便去前车胡同东口，登上一辆叮叮车。电车行到西四北时，我看到马路边上挤满了人，而且人们都仰着脸听电线杆子上的广播里的声音，我也好奇地挤下了车。“哈哈！听清了！日本投降啦！太好啦！”人们听到以后欢声雷动。我立刻决定，西单商场我不去了，赶快回家先把这个大快人心的喜事告诉我的邻居们。
我走到报子胡同口，正遇见我班同学王克勤，他也是刚听了广播，我们俩人特别高兴！他和我商定第二天上午在另一位同学刘宝琦家里聚一聚，好好庆祝一下。
我回到大觉胡同东八个门，立刻便挨着门一个院、一个院通知日本投降的消息。立刻，我们小胡同里就热闹起来了。有人说：“小日本滚蛋了，咱们得吃捞面好好庆祝呀！”有的老爷爷说：“庆祝小日本儿滚蛋我得喝二两！”39号的赵志广是西直门车站的勤杂工。他下了夜班刚要睡觉，一听外边这么热闹，跑出来一听这个大喜事，他立刻蹦起来：“鬼子投降了，我不受他们的气啦！山田这个王八蛋，他常扇我。明天见到他，我先扇他几个嘴巴出出气！”
36号陈奶奶的大儿子国良是通县小学的教师，和另外两个老师住在学校。去年冬天深夜，开来一辆日本警车，三个老师都被日本宪兵抓走了。在魔窟里他们受到了酷刑，关押了半年才被放出来，算是捡了一条命。他对鬼子非常愤恨，他说，宪兵队里是人间地狱，通县农民被他们杀死得太多了。
33号的江大妈听说日本投降格外高兴！她和邻居们念叨：“这回我们家那爷儿俩该回来了！他们被鬼子抓走已经两年多了，一点消息也没有，大柱儿那时才13岁呀！鬼子投降了，抓走的画工也该放回来了吧！”老太太想起丈夫和儿子就掉眼泪。
晚上，白天上班的男人们都回来了，胡同里更热闹了。我父亲说：“西直门城门前没有鬼子站岗了，老百姓出来进去没人检查了。”有人说：“端王府的日本兵营的大门关上了，门顶上的膏药旗也没有了，站岗的鬼子兵也不见了。”还有人说：“大马路上看不见巡逻的鬼子兵了！老北京又是咱们中国人的天下啦！”
不约而同，八个门里家家户户都吃捞面了。胡同口外的油盐店的米粮柜上，竟全天都在卖白面。白面柜子里打开两袋面粉倒进去，很快便卖完了。这一天就卖出十几袋面粉。李记切面铺的掌柜说：“我这一天竟压切面了！压面机一天也没停。日本鬼子滚蛋了，家家户户都庆祝！”
“八·一五”这一天，我们东八个门比过大年还热闹，各个院儿里猜拳行令声、高声说笑声、小孩欢笑声不绝于耳，一直热闹到深夜。
（编辑·宋冰华）
这一年是日本鬼子侵占北京的第8个年头。在沦陷区的中国老百姓，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绝大多数穷人，连棒子面儿也吃不上。市面上只供应混合面儿，黑乎乎的，据说是用豆饼、高粱、老玉米碾压在一起做成的。人吃了这东西连大便都很困难。尽管是这么难吃、难咽、难便的混合面儿，老百姓也必须排长队去买。不买这种粮食就得挨饿。当时大米已被列为军用，只许日本鬼子们吃，私运大米就是犯罪。
占领大半个中国的日本鬼子，收买汉奸、伪军、特务统治中国。在我们学校里就派驻了一个日本教官，他名为唐本，40多岁，能讲汉语，是个中国通。他还教我们日语课。我们同学都知道，他绝不是真正的老师或学者。估计他一定是日本浪人或宪兵特务。所以上课时大家都特别小心，尽量不说话、少说话。记得他最后一次给我们上课，在打开课本之前，他给我们讲大东亚战争。他说日本皇军现在组建了一支“神风特别攻击队”，队员都是十几岁的青年，受过日本民族的武士道教育，非常忠于天皇。在南太平洋作战，他们视死如归，敢于驾着飞机、带着炸弹，硬往美军大军舰上撞。他们在临出发前，都要饮一碗壮行酒，飞机上加的油也只够去程的……下课后，同学们私下议论：“这就是困兽犹斗呀！看来鬼子在太平洋上不得烟抽了！”大家暗自高兴！
高三的最后一个学期，正值暮春三月，突然教我们数学的刘老师失踪了。学校领导只说他病重，不能来上课了。害得我们毕业班数学课两周空堂。后来还是从师大女附中请来了两位女老师代课。这也轰动了整个第三中学，因为有史以来，第三中学整个祖家大庙，从没有女性出入过。学校里连个女厕所都没有。这两位老师都是40岁左右，一位姓王，教代数；一位姓张，教解析几何。两位老师讲课都是开快车，尤其是张老师快人快语，打扮入时，走进教室一阵香风。记得有一次，她在黑板上边讲边画边擦，忽然啪的一声把板擦掉到讲台下面去了，正好落在我的同学赵永锡的脚下。永锡同学下位子把板擦拾起来，向前走两步递给了张老师。当他转身返回时，大家看到他的脸像是一块大红布，同学们不由自主地都笑了。下课后，有人便赠予他一个雅号：班粹。
离我们结业还有三周，失踪的刘老师走进了教室。他什么也没说，走上讲台就开始讲课。他脸色又黄又绿，人瘦了一圈，嗓子也沙哑了。他讲课更是开快车，终于在毕业考试前将落下的课全讲完了。后来我们才听说，刘老师是在初春一天深夜被日本宪兵从家里抓走的。他吃了许多苦，差一点儿死在魔窟里。
1945年7月，北京市大学考试，当时公立大学只有北大和师大。这两所大学是同一天考试，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班升学的人都报考了北大。后来听说北大考生人数特别多，师大考生人数很少，这也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因为师大毕业后主要是当老师，而当时老北京流行着一句民谚：“北京四大贱——坐电车、买咸盐、贴邮票、请教员。”在日本统治时期，老师们的待遇确实是太低了。
我因家境不好，没想升学，只想找个工作减轻家里负担。可是彼时百业凋零，工作难找。
我有个亲戚当时在小乘巷一处建筑工地干活并守夜。那是一个三进院子，共18间平房。7月中旬，与他一起干活的工人病了，和泥抹灰少了一个人。他知道我在家里没有事，就把我拽了去。我干了20多天，到8月14日工程完毕，我拿到了将近一个月的工资，心里非常高兴。我母亲说：“你拿这钱明天去西单商场买件衣服吧，省得你连件洗换的衣服也没有！”于是，转天8月15日，我吃完早点便去前车胡同东口，登上一辆叮叮车。电车行到西四北时，我看到马路边上挤满了人，而且人们都仰着脸听电线杆子上的广播里的声音，我也好奇地挤下了车。“哈哈！听清了！日本投降啦！太好啦！”人们听到以后欢声雷动。我立刻决定，西单商场我不去了，赶快回家先把这个大快人心的喜事告诉我的邻居们。
我走到报子胡同口，正遇见我班同学王克勤，他也是刚听了广播，我们俩人特别高兴！他和我商定第二天上午在另一位同学刘宝琦家里聚一聚，好好庆祝一下。
我回到大觉胡同东八个门，立刻便挨着门一个院、一个院通知日本投降的消息。立刻，我们小胡同里就热闹起来了。有人说：“小日本滚蛋了，咱们得吃捞面好好庆祝呀！”有的老爷爷说：“庆祝小日本儿滚蛋我得喝二两！”39号的赵志广是西直门车站的勤杂工。他下了夜班刚要睡觉，一听外边这么热闹，跑出来一听这个大喜事，他立刻蹦起来：“鬼子投降了，我不受他们的气啦！山田这个王八蛋，他常扇我。明天见到他，我先扇他几个嘴巴出出气！”
36号陈奶奶的大儿子国良是通县小学的教师，和另外两个老师住在学校。去年冬天深夜，开来一辆日本警车，三个老师都被日本宪兵抓走了。在魔窟里他们受到了酷刑，关押了半年才被放出来，算是捡了一条命。他对鬼子非常愤恨，他说，宪兵队里是人间地狱，通县农民被他们杀死得太多了。
33号的江大妈听说日本投降格外高兴！她和邻居们念叨：“这回我们家那爷儿俩该回来了！他们被鬼子抓走已经两年多了，一点消息也没有，大柱儿那时才13岁呀！鬼子投降了，抓走的画工也该放回来了吧！”老太太想起丈夫和儿子就掉眼泪。
晚上，白天上班的男人们都回来了，胡同里更热闹了。我父亲说：“西直门城门前没有鬼子站岗了，老百姓出来进去没人检查了。”有人说：“端王府的日本兵营的大门关上了，门顶上的膏药旗也没有了，站岗的鬼子兵也不见了。”还有人说：“大马路上看不见巡逻的鬼子兵了！老北京又是咱们中国人的天下啦！”
不约而同，八个门里家家户户都吃捞面了。胡同口外的油盐店的米粮柜上，竟全天都在卖白面。白面柜子里打开两袋面粉倒进去，很快便卖完了。这一天就卖出十几袋面粉。李记切面铺的掌柜说：“我这一天竟压切面了！压面机一天也没停。日本鬼子滚蛋了，家家户户都庆祝！”
“八·一五”这一天，我们东八个门比过大年还热闹，各个院儿里猜拳行令声、高声说笑声、小孩欢笑声不绝于耳，一直热闹到深夜。
（编辑·宋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