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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传统史书,既能够通过体例、笔法来传达作者的褒贬、爱憎,而事实上从《史记》开始的纪传体史书,承袭《左传》的“史臣曰”,在各篇纪传的末尾往往也加一段史评,在《史记》中叫“太史公曰”,在《汉书》中叫“赞”,《三国志》叫“评曰”,与纪传本身需要比较严格地遵循史料不同,这些评论表达史家的立场、好恶更加明确。
譬如在《魏志·武帝纪》的“评曰”,陈寿就这样写道:
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标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韩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也。
通篇是对曹操过人才能以及豁达心胸的赞美,没有一个字的贬损。如果与《董二袁刘传》的“评曰”合起来,同时来看陈寿对汉末其他豪杰之士的评价:
董卓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以来,殆未之有也。袁术奢淫放肆,荣不终己,自取之也。袁绍、刘表咸有威荣器观,知名当世。表跨蹈汉南,绍鹰扬河朔,然皆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废嫡立庶,舍礼崇爱,至于后嗣颠蹙,社稷倾覆,非不幸也。昔项羽背范增之谋,以丧其王业,绍之杀田丰,乃甚于羽远矣!
不要说董卓、袁术不堪比较,就是原本基础雄厚的袁绍、刘表,也有致命的缺陷,袁绍名声很大,实际也不如项羽,而这也就是曹操能够在中原之地力克群雄、脱颖而出的原因。
在这个大的局面之下来看刘备。《蜀志·先主传》的“评曰”说:
先主之弘毅,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竞利,且以避害云尔。
对刘备的评价,主要是比照曹操,因为这两人是蜀和魏的实际开创者。陈寿赞扬刘备“知人待士”的热诚堪比汉高祖刘邦,举国托孤给诸葛亮也是前所未有的壮举,他个人又有折而不挠的毅力和不为人下的勇气,但是,他也承认刘备的“机权干略”不及曹操,拥有的地盘更无法相比,并且他以为刘备对此也有自知之明,所以选择避害而不是正面与曹操交锋。
至于孙吴,在《吴志·孙破虏讨逆传》的“评曰”,陈寿说:
孙坚勇挚刚毅,孤微发迹,导温戮卓,山陵杜塞,有中壮之烈。策英气杰济,猛锐冠世,览奇取异,志陵中夏。然皆轻佻果躁,陨身致败。且割据江东,策之基兆也,而权尊崇未至,子止侯爵,于义俭矣。
在《吴主传》的“评曰”,又说:
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岂所谓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哉?其后叶陵迟,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
比起对待曹操和刘备,一个晋之先行魏的奠基人、一个故国先祖,如果说对孙坚,他尚能网开一面,可是对孙策和孙权,他劈头盖脸的批评就要尖锐得多。尤其是对孙权,在两篇传的“评曰”中,接连斥责他心狠手辣又疑心太重,越到晚年越变本加厉,最后废太子、立少子而致吴亡,措辞之激烈,使后来为《三国志》做注的裴松之都看不下去,纠正他说:“孙权横废无罪之子,虽为兆乱,然国之倾覆,自由暴(孙)皓。”
上述关于汉末群雄及三国第一代领袖人物的评价,既包含了陈寿对于三国历史局面之形成的分析,也表达了他的认同,首先就是对吴的绝对否定和排斥,其次是对蜀的既肯定又反省,然后是无条件地服从魏。
这一态度和立场,也表现在他对亡国之主的评价中。如《蜀志·后主传》的“评曰”说:
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礼,国君继体,逾年改元,而章武之三年,则革称建兴,考之古义,体理为违。又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焉,然经载十二而年名不易,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没后,优劣著矣。
《吴志·三嗣主传》的“评曰”也说到孙皓:
皓之淫刑所滥,陨毙流黜者,盖不可胜数。是以群下人人惴恐,皆日日以冀,朝不谋夕。其荧惑、巫祝,交致祥瑞,以为至急。昔舜禹躬稼,至圣之德,犹或矢誓众臣,予为汝弼,或拜昌言,常若不及。况皓凶顽,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用其民,穷淫极侈,宜腰首分离,以谢百姓。
事实上,先是刘禅舆榇自缚降于魏,为安乐公,泰始七年(271)死于洛阳,十五年后,再有孙皓舆榇自缚降于晋,为归命侯,太康五年(285)也死于洛阳,一前一后,都是亡国之主,可是陈寿对于他的故国后主,还是比对孙吴的末代皇帝要客气很多。蜀后主时代,由于前半程是诸葛亮主政,论功过,理应由诸葛亮分担,这不奇怪,然而后三十年,也是陈寿自己所经历,在这里,却仅仅以“自亮没后,优劣著矣”一笔带过,笔法减省,笔触温柔,大有“臣为君讳”的风度。与此成为强烈对照的,是在抨击孙皓对吴施行暴政、使人人自危、罪该“腰首分离”时,陈寿落笔毫无顾忌。令陈寿在评论中态度如此反差,除了作为晋人的他,对于为晋所灭的吴,实在有一种轻蔑和敌视之外,不能不说眷恋故国的情感,也起了很大作用。新朝与故国,当面对吴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又合为一体。
在这里,他是一个蜀人,也是一个晋人。
九
在《魏志·三少帝纪》里,陈寿写了魏的最后三个皇帝曹芳、曹髦、曹奂,用的仍是“纪”体,然而写的却是“齐王”“高贵乡公”“陈留王”,都不称帝。“评曰”中说:
古者以天下为公,唯贤是与。后代世位,立子以适;若适嗣不继,则宜取旁亲明德,若汉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准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系私爱,抚养婴孩,传以大器,托付不专,必参枝族,终于曹爽诛夷,齐王替位。高贵公才慧夙成,好问尚辞,盖亦文帝之风流也;然轻躁忿肆,自蹈大祸。陈留王恭己南面,宰辅统政,仰遵前式,揖让而禅,遂飨封大国,作宾于晋,比之山阳,班宠有加焉。 这一段评论,最重要的是涉及了魏晋禅代,即魏国的结束和西晋的建立。魏的最后一个皇帝曹奂,不是像刘禅、孙皓那样舆梓自缚,或降于魏,或降于晋,他是“揖让而禅”,把皇帝的玺绶册子交到晋王司马炎手里,然后“作宾于晋”,变成陈留王。整个过程,陈寿说“如汉魏故事”。汉魏故事,指的是汉献帝禅位于魏王曹丕,魏王登基而为魏文帝,汉献帝则变成山阳公。陈寿又说,陈留王在晋得到的待遇比山阳公在魏时要好,这是暗示晋更有道德。
从汉魏禅代到魏晋禅代,中间隔了四十五年,后来成为晋武帝的司马炎与后来变成陈留王的曹奂,都没有经历过汉魏禅代,不过由于曹奂的父亲燕王宇是魏文帝的异母弟,也是魏明帝最亲密的伙伴,发生在父亲那一代的“汉魏故事”,曹奂不至于茫然不知,而司马炎的祖父司马懿就参与过此事,司马炎对此也不会感到陌生,因此,由这两人“仰遵前式”演出的“陈留王恭己南面,宰辅统政”一幕,在当时,既不是什么新的创举,自然不会有惊心动魄的场面。就像传说中的尧禅位于舜、舜禅位于禹,以“天下为公,唯贤是与”的名义进行的政权转移、王朝更替,在魏晋时期,已经是一种新的常态。
蜀的亡国,正在魏晋禅代前夕。当时司马炎的父亲司马昭还在,他表彰谯周“有全国之功”,召其到洛阳,而就在前往洛阳途中,谯周预见到司马昭的死亡,他用谶语告诉刚从洛阳回来的文立:“典午忽兮,月酉没兮。”果然,事不出其所料。陈寿在《蜀志·谯周传》里记下了这一细节,表明在魏晋禅代前后,谯周和他的学生们对于洛阳的政情,都极为关心。
在《魏志·文帝纪》里,陈寿写下过汉献帝持节奉玺绶禅位时,对魏王所讲“天命不常,惟归有德”“天之历数在尔躬”“君其祗顺大礼,飨兹万国,以肃承天命”等一席话,意思是上天眷顾有德之人,你我只能顺应天命。这跟谯周说服刘禅投降时讲的“圣人知命而不苟必”,是同一个道理。身为谯周的学生,陈寿也是在这样一个知识和逻辑系统里面,有同样的政治观念和历史观念,因此他不但记录下汉献帝的话,还配合这番说辞,写下“初,熹平五年(176),黄龙见谯”的天象,预示“其国后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亦当复见”,至四十五年,“黄龙见谯”,便是魏文帝登基。再等到下一个四十五年,“襄武县(今甘肃陇西东南)言有大人见,长三丈余,迹长三尺二寸,白发,著黄单衣,黄巾,拄杖,呼民王始语云:‘今当太平。’”这就发生在陈留王禅位前不到半年,诸如此类的很多迹象都表明,“天禄永终,历数在晋”(《魏志·三少帝纪》)。
陈寿是相信从过去到现在,诸如刘备跨有荆益、汉魏禅代、蜀降于魏、魏晋禅代以至“暗劣偷安,未喻天命”的孙皓降晋等等,一系列发生在汉晋之间的历史变化,都是天命所授。尽管讲到孙权,他能骂得咬牙切齿,可是在《吴志·吴主传》里,他也没有忘记随时写下“夏口、武昌并言黄龙、凤凰见”“秋八月朔,大风,江海涌溢,平地深八尺”“神人授书,告以改年、立后”这样的祥瑞或灾异之兆。他把刘焉、刘璋的失败,也归结为“神明不可虚要,天命不可妄冀”,认为刘焉“遽造舆服,图窃神器”、刘璋“据土乱世”,都是欲望过多,超出了天命授予的范围。而他对诸葛亮最不以为然的一点,也是说诸葛亮太不在意保留蜀国这方面的官方纪录。
所谓天命,即由汉家一统到三国分立、由三国分立到西晋统一,由后世小说家来说,便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在陈寿这里,也是不可改变的历史和现实。
十
不可改变的历史和现实便是,如果说魏是从魏武帝开始,就有了君临天下的合法性,那么晋的合法性,在陈寿看来,也是从司马宣王受命辅佐齐王到齐王被司马景王废除的时代,就开始建立。司马宣王即司马懿,在《三国志》里,除了《蜀志·后主传》写到诸葛亮与其在汉中对阵时,提到过“司马懿”这个名字,其他地方都写的是“司马宣王”,他儿子司马师为“司马景王”、司马昭为“司马文王”。这是由于魏陈留王登基不久,就封了司马昭为晋公、晋王,同时追命司马懿为晋宣王、司马师为晋景王,陈寿就是按照这个规矩来称呼的,这也是晋朝初年的规矩。
陈寿写司马宣王、司马景王之死,因此也都称“薨”(《魏志·三少帝纪》),写司马文王之死,则称“崩”(《蜀志·谯周传》)。反过来,高贵乡公之死,却为“卒”,陈留王是“终馆于邺”。这一连串用语,也等于宣布魏的正统,大约在曹芳“归藩于齐”的时刻,就转移到了司马氏手中。
日本的小林春树曾以《汉书》和《三国志》作比较,指出为了维护汉代的正统性,班固的办法,就是拼命强调汉是一个永不衰亡的神圣王朝,可是陈寿不一样,他已经见过汉代的衰落及其禅让的不可避免,深知魏也与汉一样,有兴便有衰,不可能不朽,因此他也就成了一个冷眼旁观的人(《三国志の王朝观—〈汉书〉との比较を中心として》)。这话说得很彻底。就个人经验来看,陈寿经历过的政权转移、朝代更迭不止一次,所谓兴亡继绝,都已看惯,也许确实因此不会再那么执着于王朝永固的观念。但更重要的是,在他于晋武帝太康年间撰写《三国志》时,距离蜀的亡国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在这过去的二十年里,魏也亡,吴也亡,天下一统,他自己早做了晋人,当他在西晋洛阳回顾历史,魏、蜀、吴一样的都成了前尘往事。
更何况以一个晋人的立场,陈寿认为晋的历史从司马懿时代就已经开启,那么魏的亡国,似乎更在蜀以前。在他那个时代,早已没有什么“蜀魏之争”,问题只在于是认同晋还是眷恋蜀。
十一
《三国志》撰成之初,在陈寿生前,就有张华、荀勖、陆机等不少人看到,好评如潮,张华还因此决定把晋朝国史的修纂托付给他:“当以《晋书》相付耳。”但不幸元康七年(297),经过几年仕途上的挫折,还来不及到太子中庶子任上,他就在洛阳病故了,终年六十五岁。
陈寿去世的消息一传出,范頵等人联想到汉武帝曾在司马相如弥留之际,派人去取他的遗书,其中就有关于封禅的极为重要的意见,便立刻上书,称《三国志》很有价值,“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应该赶紧去采录。于是,晋惠帝责令河南尹、洛阳令叫人到陈寿家里去抄写,这样,《三国志》也就成了一部官方认可的史书。 在陈寿以前或者是与他同时,其实还有不少人在写魏、蜀、吴三国历史,现在还能知道的,就有魏国的荀觊、阮籍、傅玄、王沉等写过《魏书》,鱼豢写过《魏略》,还有吴国的韦昭、薛莹、周昭、梁广等写过《吴书》,即便是在陈寿抱怨的“国不置史,注记无官”(《蜀志·后主传》)的蜀国,也有王崇写过《蜀书》。当陈寿编写《三国志》时,上述史书或多或少都成为他的参考。过去内藤湖南曾怀疑《三国志》中凡是写有“今云”处,便是采用鱼豢《魏略》留下的痕迹(《中国史学史》),是不是可靠且不去管它,而他在《蜀志·杨戏传》里是明确说过,李密有同乡杨戏于延熙四年(241)写有一篇《季汉辅臣赞》,这就是他编写《蜀志》很重要的依据。
不过这些官修、私纂的三国史,在陈寿的《三国志》成书、传布以后,都为其光芒所掩,逐渐散佚,如王沈等人编写的《魏书》,就遭到了“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晋书·王沈传》)的批评。还有一些作者,是在看到陈寿的《三国志》后,自愧弗如,放弃了类似的写作计划,如与潘岳有“双璧”之称的夏侯湛,便销毁了他正在撰写的《魏书》,而从吴国来的陆机,本来正在酝酿《吴书》,也被打乱了节奏。还有像东晋时代孙盛所写《魏氏春秋》、习凿齿所写《汉晋春秋》,这一类三国史,据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的统计,大概有十五种,都没有流传下来。到了南朝的刘宋时期,《三国志》被认定为“铨叙可观,事多审正”的“近世之嘉史”,只是它叙事过于简略,官方于是委托裴松之为它作注,宋文帝元嘉六年(429)完成。当时裴松之能看到的汉晋间书籍还很多,所以他注释用的是“绘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上三国志注表》)的方法,在《三国志》原书之上增加了一倍的文字,因而保存了非常多的史料,这也就更加奠定了包括裴注在内的《三国志》的地位。
《三国志》之受好评,首先,是由于陈寿根据魏、蜀、吴的官方档案,并参考它们的官修史书,又以“笃于旧故”的杨戏《季汉辅臣传》等为线索,他的《三国志》,因此原原本本,有来历、讲证据,故得到“质直”“实录”的肯定。其次,他拜谯周为师,“治《尚书》、三《传》,锐精《史》《汉》”,本来就有很好的历史学基础,除了《三国志》,他还写过《古国志》五十篇,同样获得好评。当时流行给地方人物写传,东汉初期以来,蜀郡的郑伯邑、赵彦信以及汉中的陈申伯、祝元灵和广汉的王文表等都写过《巴蜀耆旧传》,在此基础上,陈寿增订完成了《益部耆旧传》十篇,有些篇章,迄今保留在裴松之注里,很可见他的乡土情怀,也可见他写人物传的本领。
后来人比较“前四史”,往往说《三国志》的文字简洁、质朴,不像《史记》《后汉书》那么神采飞扬、激情横溢,然而在当时,也有人认为陈寿的文字只是不如司马相如艳丽,但足够“富艳”,《三国志》和《古国志》都称得上“品藻典雅”,显示作者“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据说张华还有过“以班固、史迁不足方也”的话(《华阳国志本传》)。南朝宋齐时代的王僧虔说:“往年有意于史,取《三国志》聚置床头,百日许,复徙业就玄,自当小差于史,犹未近仿佛。”(《诫子书》)他说自己在接触玄学以前,本来要学历史,那时是把《三国志》当床头书天天来看的,可见《三国志》是很重要的一部史书。齐梁时代的评论家刘勰对陈寿还有一个总结,说他的历史写作有根有据,不是简单抒情,也并不大而化之,叙事都经过剪裁和提炼,融入自己的观点,可以说是文章和史实结合得恰到好处,因此能在众多史书中脱颖而出:“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文心雕龙·史传》)说明叙事得体、文字漂亮,也曾是《三国志》备受赞扬的原因之一。
十二
《三国志》的《魏志》《蜀志》《吴志》原来是各自独立,到北宋时才合刻为一书。完整的《三国志》,过去人比较重视的是一九三○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衲本”,因为它是根据两种现存的南宋本即绍兴(1131-1162)本和绍熙(1190-1194)本配合影印的,版本价值较高。但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出版陈乃乾的校点本之后,一般的阅读和研究者就都用这个本子了,因为它不但采用了百衲本及百衲本之外的几种版本作校勘,还吸收了清代人的一些考订成果,又是以现代标点排印的方式出版,非常方便。
在刻本以前,《三国志》的流传靠的是抄本。裴松之当年为《三国志》作注,就见到过不止一个抄本,他在《吴志·薛综传》“有犬为独,无犬为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这句话的下面注释说:“臣松之见诸书本‘苟身’或作‘句身’,以为既云‘横目’,则宜曰‘句身’。”证明他所见为“诸本”即多种抄本,这些抄本又时有异同。《三国志》的抄本,二十世纪陆续发现,一个是在新疆的《吴志·虞翻传》残卷,一个是在敦煌的《吴志·步陟传》残卷,都是晋人所写,另外,还有在新疆发现的东晋人所写《吴志·吴主传》残卷和隋唐时期人写的《魏志·臧洪传》残卷。这些《三国志》抄本的残卷,既可用作校勘,可以当书法欣赏,还能反映《三国志》传播的情况。
而作为一部相当重要的正史,据说最晚在七世纪,《三国志》就传到了日本(榎一雄《邪马台国》)。日本现在还收藏有一部南宋时代刻的《吴志》,相当珍贵。
现在能够看到元代人刊刻的《全相平话三国志》,已经是说书人对《三国志》的重新改编。大概自宋代起,就有人用通俗的方式讲三国故事,这样到元末明初,便有了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这样一部仅仅是取材于《三国志》及裴注的地地道道的小说。不过小说比史书的影响力更大,很快不胫而走,现在可以看到最早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明代嘉靖(1507-1567)年间所印,可是在朝鲜的文献记载中,他们的宣宗在一五六九年已经看到了这部小说,韩国近年还发现了王朝时代的《三国志通俗演义》铜活字本残卷,据说那些铜活字铸造于朝鲜中宗十一年(1516)(金文京《新发现の朝鲜铜活字〈三国志通俗演义〉ついて》)。清代初年,由于多尔衮的授意,《三国志通俗演义》还被译成满文,这是它在汉语之外的第一个翻译本,其中有顺治七年(1650)的序文。满文译本之后,据说又有蒙文译本。然后是在日本江户时代,出现了第一个和文译本,便是有日本元禄七年(1689)湖南文山序的《通俗三国志》。在说书人、小说家的推动下,三国的历史,跨越语言、民族和国家,就这样成了一个广受欢迎的故事。
传统史书,既能够通过体例、笔法来传达作者的褒贬、爱憎,而事实上从《史记》开始的纪传体史书,承袭《左传》的“史臣曰”,在各篇纪传的末尾往往也加一段史评,在《史记》中叫“太史公曰”,在《汉书》中叫“赞”,《三国志》叫“评曰”,与纪传本身需要比较严格地遵循史料不同,这些评论表达史家的立场、好恶更加明确。
譬如在《魏志·武帝纪》的“评曰”,陈寿就这样写道:
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标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韩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也。
通篇是对曹操过人才能以及豁达心胸的赞美,没有一个字的贬损。如果与《董二袁刘传》的“评曰”合起来,同时来看陈寿对汉末其他豪杰之士的评价:
董卓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以来,殆未之有也。袁术奢淫放肆,荣不终己,自取之也。袁绍、刘表咸有威荣器观,知名当世。表跨蹈汉南,绍鹰扬河朔,然皆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废嫡立庶,舍礼崇爱,至于后嗣颠蹙,社稷倾覆,非不幸也。昔项羽背范增之谋,以丧其王业,绍之杀田丰,乃甚于羽远矣!
不要说董卓、袁术不堪比较,就是原本基础雄厚的袁绍、刘表,也有致命的缺陷,袁绍名声很大,实际也不如项羽,而这也就是曹操能够在中原之地力克群雄、脱颖而出的原因。
在这个大的局面之下来看刘备。《蜀志·先主传》的“评曰”说:
先主之弘毅,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竞利,且以避害云尔。
对刘备的评价,主要是比照曹操,因为这两人是蜀和魏的实际开创者。陈寿赞扬刘备“知人待士”的热诚堪比汉高祖刘邦,举国托孤给诸葛亮也是前所未有的壮举,他个人又有折而不挠的毅力和不为人下的勇气,但是,他也承认刘备的“机权干略”不及曹操,拥有的地盘更无法相比,并且他以为刘备对此也有自知之明,所以选择避害而不是正面与曹操交锋。
至于孙吴,在《吴志·孙破虏讨逆传》的“评曰”,陈寿说:
孙坚勇挚刚毅,孤微发迹,导温戮卓,山陵杜塞,有中壮之烈。策英气杰济,猛锐冠世,览奇取异,志陵中夏。然皆轻佻果躁,陨身致败。且割据江东,策之基兆也,而权尊崇未至,子止侯爵,于义俭矣。
在《吴主传》的“评曰”,又说:
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岂所谓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哉?其后叶陵迟,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
比起对待曹操和刘备,一个晋之先行魏的奠基人、一个故国先祖,如果说对孙坚,他尚能网开一面,可是对孙策和孙权,他劈头盖脸的批评就要尖锐得多。尤其是对孙权,在两篇传的“评曰”中,接连斥责他心狠手辣又疑心太重,越到晚年越变本加厉,最后废太子、立少子而致吴亡,措辞之激烈,使后来为《三国志》做注的裴松之都看不下去,纠正他说:“孙权横废无罪之子,虽为兆乱,然国之倾覆,自由暴(孙)皓。”
上述关于汉末群雄及三国第一代领袖人物的评价,既包含了陈寿对于三国历史局面之形成的分析,也表达了他的认同,首先就是对吴的绝对否定和排斥,其次是对蜀的既肯定又反省,然后是无条件地服从魏。
这一态度和立场,也表现在他对亡国之主的评价中。如《蜀志·后主传》的“评曰”说:
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礼,国君继体,逾年改元,而章武之三年,则革称建兴,考之古义,体理为违。又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焉,然经载十二而年名不易,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没后,优劣著矣。
《吴志·三嗣主传》的“评曰”也说到孙皓:
皓之淫刑所滥,陨毙流黜者,盖不可胜数。是以群下人人惴恐,皆日日以冀,朝不谋夕。其荧惑、巫祝,交致祥瑞,以为至急。昔舜禹躬稼,至圣之德,犹或矢誓众臣,予为汝弼,或拜昌言,常若不及。况皓凶顽,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用其民,穷淫极侈,宜腰首分离,以谢百姓。
事实上,先是刘禅舆榇自缚降于魏,为安乐公,泰始七年(271)死于洛阳,十五年后,再有孙皓舆榇自缚降于晋,为归命侯,太康五年(285)也死于洛阳,一前一后,都是亡国之主,可是陈寿对于他的故国后主,还是比对孙吴的末代皇帝要客气很多。蜀后主时代,由于前半程是诸葛亮主政,论功过,理应由诸葛亮分担,这不奇怪,然而后三十年,也是陈寿自己所经历,在这里,却仅仅以“自亮没后,优劣著矣”一笔带过,笔法减省,笔触温柔,大有“臣为君讳”的风度。与此成为强烈对照的,是在抨击孙皓对吴施行暴政、使人人自危、罪该“腰首分离”时,陈寿落笔毫无顾忌。令陈寿在评论中态度如此反差,除了作为晋人的他,对于为晋所灭的吴,实在有一种轻蔑和敌视之外,不能不说眷恋故国的情感,也起了很大作用。新朝与故国,当面对吴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又合为一体。
在这里,他是一个蜀人,也是一个晋人。
九
在《魏志·三少帝纪》里,陈寿写了魏的最后三个皇帝曹芳、曹髦、曹奂,用的仍是“纪”体,然而写的却是“齐王”“高贵乡公”“陈留王”,都不称帝。“评曰”中说:
古者以天下为公,唯贤是与。后代世位,立子以适;若适嗣不继,则宜取旁亲明德,若汉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准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系私爱,抚养婴孩,传以大器,托付不专,必参枝族,终于曹爽诛夷,齐王替位。高贵公才慧夙成,好问尚辞,盖亦文帝之风流也;然轻躁忿肆,自蹈大祸。陈留王恭己南面,宰辅统政,仰遵前式,揖让而禅,遂飨封大国,作宾于晋,比之山阳,班宠有加焉。 这一段评论,最重要的是涉及了魏晋禅代,即魏国的结束和西晋的建立。魏的最后一个皇帝曹奂,不是像刘禅、孙皓那样舆梓自缚,或降于魏,或降于晋,他是“揖让而禅”,把皇帝的玺绶册子交到晋王司马炎手里,然后“作宾于晋”,变成陈留王。整个过程,陈寿说“如汉魏故事”。汉魏故事,指的是汉献帝禅位于魏王曹丕,魏王登基而为魏文帝,汉献帝则变成山阳公。陈寿又说,陈留王在晋得到的待遇比山阳公在魏时要好,这是暗示晋更有道德。
从汉魏禅代到魏晋禅代,中间隔了四十五年,后来成为晋武帝的司马炎与后来变成陈留王的曹奂,都没有经历过汉魏禅代,不过由于曹奂的父亲燕王宇是魏文帝的异母弟,也是魏明帝最亲密的伙伴,发生在父亲那一代的“汉魏故事”,曹奂不至于茫然不知,而司马炎的祖父司马懿就参与过此事,司马炎对此也不会感到陌生,因此,由这两人“仰遵前式”演出的“陈留王恭己南面,宰辅统政”一幕,在当时,既不是什么新的创举,自然不会有惊心动魄的场面。就像传说中的尧禅位于舜、舜禅位于禹,以“天下为公,唯贤是与”的名义进行的政权转移、王朝更替,在魏晋时期,已经是一种新的常态。
蜀的亡国,正在魏晋禅代前夕。当时司马炎的父亲司马昭还在,他表彰谯周“有全国之功”,召其到洛阳,而就在前往洛阳途中,谯周预见到司马昭的死亡,他用谶语告诉刚从洛阳回来的文立:“典午忽兮,月酉没兮。”果然,事不出其所料。陈寿在《蜀志·谯周传》里记下了这一细节,表明在魏晋禅代前后,谯周和他的学生们对于洛阳的政情,都极为关心。
在《魏志·文帝纪》里,陈寿写下过汉献帝持节奉玺绶禅位时,对魏王所讲“天命不常,惟归有德”“天之历数在尔躬”“君其祗顺大礼,飨兹万国,以肃承天命”等一席话,意思是上天眷顾有德之人,你我只能顺应天命。这跟谯周说服刘禅投降时讲的“圣人知命而不苟必”,是同一个道理。身为谯周的学生,陈寿也是在这样一个知识和逻辑系统里面,有同样的政治观念和历史观念,因此他不但记录下汉献帝的话,还配合这番说辞,写下“初,熹平五年(176),黄龙见谯”的天象,预示“其国后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亦当复见”,至四十五年,“黄龙见谯”,便是魏文帝登基。再等到下一个四十五年,“襄武县(今甘肃陇西东南)言有大人见,长三丈余,迹长三尺二寸,白发,著黄单衣,黄巾,拄杖,呼民王始语云:‘今当太平。’”这就发生在陈留王禅位前不到半年,诸如此类的很多迹象都表明,“天禄永终,历数在晋”(《魏志·三少帝纪》)。
陈寿是相信从过去到现在,诸如刘备跨有荆益、汉魏禅代、蜀降于魏、魏晋禅代以至“暗劣偷安,未喻天命”的孙皓降晋等等,一系列发生在汉晋之间的历史变化,都是天命所授。尽管讲到孙权,他能骂得咬牙切齿,可是在《吴志·吴主传》里,他也没有忘记随时写下“夏口、武昌并言黄龙、凤凰见”“秋八月朔,大风,江海涌溢,平地深八尺”“神人授书,告以改年、立后”这样的祥瑞或灾异之兆。他把刘焉、刘璋的失败,也归结为“神明不可虚要,天命不可妄冀”,认为刘焉“遽造舆服,图窃神器”、刘璋“据土乱世”,都是欲望过多,超出了天命授予的范围。而他对诸葛亮最不以为然的一点,也是说诸葛亮太不在意保留蜀国这方面的官方纪录。
所谓天命,即由汉家一统到三国分立、由三国分立到西晋统一,由后世小说家来说,便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在陈寿这里,也是不可改变的历史和现实。
十
不可改变的历史和现实便是,如果说魏是从魏武帝开始,就有了君临天下的合法性,那么晋的合法性,在陈寿看来,也是从司马宣王受命辅佐齐王到齐王被司马景王废除的时代,就开始建立。司马宣王即司马懿,在《三国志》里,除了《蜀志·后主传》写到诸葛亮与其在汉中对阵时,提到过“司马懿”这个名字,其他地方都写的是“司马宣王”,他儿子司马师为“司马景王”、司马昭为“司马文王”。这是由于魏陈留王登基不久,就封了司马昭为晋公、晋王,同时追命司马懿为晋宣王、司马师为晋景王,陈寿就是按照这个规矩来称呼的,这也是晋朝初年的规矩。
陈寿写司马宣王、司马景王之死,因此也都称“薨”(《魏志·三少帝纪》),写司马文王之死,则称“崩”(《蜀志·谯周传》)。反过来,高贵乡公之死,却为“卒”,陈留王是“终馆于邺”。这一连串用语,也等于宣布魏的正统,大约在曹芳“归藩于齐”的时刻,就转移到了司马氏手中。
日本的小林春树曾以《汉书》和《三国志》作比较,指出为了维护汉代的正统性,班固的办法,就是拼命强调汉是一个永不衰亡的神圣王朝,可是陈寿不一样,他已经见过汉代的衰落及其禅让的不可避免,深知魏也与汉一样,有兴便有衰,不可能不朽,因此他也就成了一个冷眼旁观的人(《三国志の王朝观—〈汉书〉との比较を中心として》)。这话说得很彻底。就个人经验来看,陈寿经历过的政权转移、朝代更迭不止一次,所谓兴亡继绝,都已看惯,也许确实因此不会再那么执着于王朝永固的观念。但更重要的是,在他于晋武帝太康年间撰写《三国志》时,距离蜀的亡国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在这过去的二十年里,魏也亡,吴也亡,天下一统,他自己早做了晋人,当他在西晋洛阳回顾历史,魏、蜀、吴一样的都成了前尘往事。
更何况以一个晋人的立场,陈寿认为晋的历史从司马懿时代就已经开启,那么魏的亡国,似乎更在蜀以前。在他那个时代,早已没有什么“蜀魏之争”,问题只在于是认同晋还是眷恋蜀。
十一
《三国志》撰成之初,在陈寿生前,就有张华、荀勖、陆机等不少人看到,好评如潮,张华还因此决定把晋朝国史的修纂托付给他:“当以《晋书》相付耳。”但不幸元康七年(297),经过几年仕途上的挫折,还来不及到太子中庶子任上,他就在洛阳病故了,终年六十五岁。
陈寿去世的消息一传出,范頵等人联想到汉武帝曾在司马相如弥留之际,派人去取他的遗书,其中就有关于封禅的极为重要的意见,便立刻上书,称《三国志》很有价值,“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应该赶紧去采录。于是,晋惠帝责令河南尹、洛阳令叫人到陈寿家里去抄写,这样,《三国志》也就成了一部官方认可的史书。 在陈寿以前或者是与他同时,其实还有不少人在写魏、蜀、吴三国历史,现在还能知道的,就有魏国的荀觊、阮籍、傅玄、王沉等写过《魏书》,鱼豢写过《魏略》,还有吴国的韦昭、薛莹、周昭、梁广等写过《吴书》,即便是在陈寿抱怨的“国不置史,注记无官”(《蜀志·后主传》)的蜀国,也有王崇写过《蜀书》。当陈寿编写《三国志》时,上述史书或多或少都成为他的参考。过去内藤湖南曾怀疑《三国志》中凡是写有“今云”处,便是采用鱼豢《魏略》留下的痕迹(《中国史学史》),是不是可靠且不去管它,而他在《蜀志·杨戏传》里是明确说过,李密有同乡杨戏于延熙四年(241)写有一篇《季汉辅臣赞》,这就是他编写《蜀志》很重要的依据。
不过这些官修、私纂的三国史,在陈寿的《三国志》成书、传布以后,都为其光芒所掩,逐渐散佚,如王沈等人编写的《魏书》,就遭到了“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晋书·王沈传》)的批评。还有一些作者,是在看到陈寿的《三国志》后,自愧弗如,放弃了类似的写作计划,如与潘岳有“双璧”之称的夏侯湛,便销毁了他正在撰写的《魏书》,而从吴国来的陆机,本来正在酝酿《吴书》,也被打乱了节奏。还有像东晋时代孙盛所写《魏氏春秋》、习凿齿所写《汉晋春秋》,这一类三国史,据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的统计,大概有十五种,都没有流传下来。到了南朝的刘宋时期,《三国志》被认定为“铨叙可观,事多审正”的“近世之嘉史”,只是它叙事过于简略,官方于是委托裴松之为它作注,宋文帝元嘉六年(429)完成。当时裴松之能看到的汉晋间书籍还很多,所以他注释用的是“绘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上三国志注表》)的方法,在《三国志》原书之上增加了一倍的文字,因而保存了非常多的史料,这也就更加奠定了包括裴注在内的《三国志》的地位。
《三国志》之受好评,首先,是由于陈寿根据魏、蜀、吴的官方档案,并参考它们的官修史书,又以“笃于旧故”的杨戏《季汉辅臣传》等为线索,他的《三国志》,因此原原本本,有来历、讲证据,故得到“质直”“实录”的肯定。其次,他拜谯周为师,“治《尚书》、三《传》,锐精《史》《汉》”,本来就有很好的历史学基础,除了《三国志》,他还写过《古国志》五十篇,同样获得好评。当时流行给地方人物写传,东汉初期以来,蜀郡的郑伯邑、赵彦信以及汉中的陈申伯、祝元灵和广汉的王文表等都写过《巴蜀耆旧传》,在此基础上,陈寿增订完成了《益部耆旧传》十篇,有些篇章,迄今保留在裴松之注里,很可见他的乡土情怀,也可见他写人物传的本领。
后来人比较“前四史”,往往说《三国志》的文字简洁、质朴,不像《史记》《后汉书》那么神采飞扬、激情横溢,然而在当时,也有人认为陈寿的文字只是不如司马相如艳丽,但足够“富艳”,《三国志》和《古国志》都称得上“品藻典雅”,显示作者“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据说张华还有过“以班固、史迁不足方也”的话(《华阳国志本传》)。南朝宋齐时代的王僧虔说:“往年有意于史,取《三国志》聚置床头,百日许,复徙业就玄,自当小差于史,犹未近仿佛。”(《诫子书》)他说自己在接触玄学以前,本来要学历史,那时是把《三国志》当床头书天天来看的,可见《三国志》是很重要的一部史书。齐梁时代的评论家刘勰对陈寿还有一个总结,说他的历史写作有根有据,不是简单抒情,也并不大而化之,叙事都经过剪裁和提炼,融入自己的观点,可以说是文章和史实结合得恰到好处,因此能在众多史书中脱颖而出:“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文心雕龙·史传》)说明叙事得体、文字漂亮,也曾是《三国志》备受赞扬的原因之一。
十二
《三国志》的《魏志》《蜀志》《吴志》原来是各自独立,到北宋时才合刻为一书。完整的《三国志》,过去人比较重视的是一九三○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衲本”,因为它是根据两种现存的南宋本即绍兴(1131-1162)本和绍熙(1190-1194)本配合影印的,版本价值较高。但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出版陈乃乾的校点本之后,一般的阅读和研究者就都用这个本子了,因为它不但采用了百衲本及百衲本之外的几种版本作校勘,还吸收了清代人的一些考订成果,又是以现代标点排印的方式出版,非常方便。
在刻本以前,《三国志》的流传靠的是抄本。裴松之当年为《三国志》作注,就见到过不止一个抄本,他在《吴志·薛综传》“有犬为独,无犬为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这句话的下面注释说:“臣松之见诸书本‘苟身’或作‘句身’,以为既云‘横目’,则宜曰‘句身’。”证明他所见为“诸本”即多种抄本,这些抄本又时有异同。《三国志》的抄本,二十世纪陆续发现,一个是在新疆的《吴志·虞翻传》残卷,一个是在敦煌的《吴志·步陟传》残卷,都是晋人所写,另外,还有在新疆发现的东晋人所写《吴志·吴主传》残卷和隋唐时期人写的《魏志·臧洪传》残卷。这些《三国志》抄本的残卷,既可用作校勘,可以当书法欣赏,还能反映《三国志》传播的情况。
而作为一部相当重要的正史,据说最晚在七世纪,《三国志》就传到了日本(榎一雄《邪马台国》)。日本现在还收藏有一部南宋时代刻的《吴志》,相当珍贵。
现在能够看到元代人刊刻的《全相平话三国志》,已经是说书人对《三国志》的重新改编。大概自宋代起,就有人用通俗的方式讲三国故事,这样到元末明初,便有了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这样一部仅仅是取材于《三国志》及裴注的地地道道的小说。不过小说比史书的影响力更大,很快不胫而走,现在可以看到最早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明代嘉靖(1507-1567)年间所印,可是在朝鲜的文献记载中,他们的宣宗在一五六九年已经看到了这部小说,韩国近年还发现了王朝时代的《三国志通俗演义》铜活字本残卷,据说那些铜活字铸造于朝鲜中宗十一年(1516)(金文京《新发现の朝鲜铜活字〈三国志通俗演义〉ついて》)。清代初年,由于多尔衮的授意,《三国志通俗演义》还被译成满文,这是它在汉语之外的第一个翻译本,其中有顺治七年(1650)的序文。满文译本之后,据说又有蒙文译本。然后是在日本江户时代,出现了第一个和文译本,便是有日本元禄七年(1689)湖南文山序的《通俗三国志》。在说书人、小说家的推动下,三国的历史,跨越语言、民族和国家,就这样成了一个广受欢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