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时间在流逝，就贸易谈判达成一致意见仍遥不可及；因缺乏外部的推动与支持，谈判热情受到抑制……2005年7月18日，英国《金融时报》艾伦·比雅图撰文——
世贸组织原本希望谈判者们在7月底之前达成一个框架协议，如今看来已成泡影。人们不由得对今年底香港举行的WTO部长级会议能否成功产生了萦绕心头的忧虑。
素帕差在人们的心目中决不是一个煽风点火者。这位温文尔雅，有儒者之风的泰国人作为世贸组织总干事即将离任，却很少会有人赞誉他是一位充满激情的公众发言人。但不久前他在苏格兰举行的八国峰会上作演讲时却激动地提出，谈判必须加大马力，全速前进。素帕差称，各国的踌躇和争吵使得目前多哈回合全球贸易谈判几乎陷入停滞。情况紧急而大限将至。八个顶级工业大国的领导人承诺将重点关注谈判。然而，正如素帕差回到世贸组织总部日内瓦后所指出的，八国集团的良好愿望与贸易谈判室里正在上演的各方之间互不妥协、互不退让的僵持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
就在世贸组织总干事在八国峰会上发表演讲的同一天，主持多哈回合农业谈判的主席新西兰大使蒂姆·格鲁塞尔称，谈判受到阻碍。贸易部长们在暑假之前达成一个广泛框架协议的愿望已不可能实现；参加12月份香港部长级会议的部长们又将面临困境，而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各方在最后一刻讨价还价，最终达成一个并不充分的协议。
八国集团对谈判的推动效果并不显著。不久前在中国大连举行的世贸组织小型部长级会议上，谈判的进展也很有限。“我们不得不降低原来对7月份报有的期望”，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会后表示。
随着世贸组织规模的日渐扩大（现已有148名成员），各方达成一致意见变得愈加困难。贸易部长们决心要吸取2003年坎昆部长级会议失败的教训（坎昆会议上许多问题悬而未决），并相互许诺要让香港会议变得不同。
贸易部长们至今仍未摆脱掉传统的谈判手法：把危急局势推到极限。几乎所有议题，包括农业、工业产品、服务贸易等议题的谈判都已大大超出了约定的最后期限。有些议题的谈判甚至陷入了僵局。只有贸易便利化议题（通过简化海关和边境程序放宽贸易限制；援助发展中成员加强贸易基础设施建设），这个相对较小的领域，谈判似乎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事实上，有的官员或许正在渲染一种危机感以鼓动那些犹豫不决的国家前行，做出让步。例如，其他国家的大使称，格鲁塞尔先生是位经验丰富、受人尊敬的官员。他擅长巧妙地运用戏剧情节。早年曾和他的新西兰同乡、电影明星萨姆·尼尔一起登台表演过。与素帕差先生一样，他也将于今年夏天离任，随后成为新西兰议会中的一员。二人离任时都将因未能作最后努力推动谈判进展而感到沮丧。
以往的几轮贸易回合谈判似乎也遇到了同样的甚至更为棘手的麻烦，但最终还是取得了成功。之前的乌拉圭回合谈判花了7年的时间；而多哈回合才谈了4年。
但这次因为有最后期限的限制，事情变得紧迫起来。乔治·布什总统所谓的“快轨”贸易促进管理局（有权力将贸易协议作为一揽子整体而不是将协议分解成逐条逐项递交到国会审议）的权限将于2007年年中到期。政治分析家认为，考虑到美国国会山正在兴起的保护主义浪潮，该局的权限不可能延期。这就为多哈回合设定了一个严格的期限：香港会议将是本轮最后一次部长级全体会议。
因此，即使从战略角度考虑，在警报频响的背后还隐藏着大量本质性的东西。
多哈回合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放弃一些经济利益以换取对方的让步，最终达到一个基本的平衡，这一点已十分清楚。欧盟、美国、日本和加拿大这些富国降低对农业的保护以换取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如巴西、印度和中国在货物和服务方面更多的市场准入。但真到了该让步的时候，各成员方又都在玩传统谈判者常用的游戏手法，“你先请，克劳德先生”，邀请对方先采取让步行动。
在谈判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农业谈判是最为重要的领域。相当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对于如今已占据世贸组织3/4席位的发展中成员而言有着重要的利益关切。其重要性在20国集团（专门就农业谈判而结成的联盟，由巴西领导，其成员包括市场经济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如印度、南非和中国）的领导下得到了维护。
围绕贸易的公众争论，尤其在八国峰会上更多地集中在富国对其农民的出口补贴问题上。它压低了全球食品价格，造成穷国的农民在竞争中失去了市场。欧盟虽尚未制定出最后期限，但已再三承诺取消此种补贴；同时就农业谈判的“第二支柱”国内农业补贴进行改革。欧盟呼吁，美国也要采取同样的行动。（美国最近的农业预算增加了补贴数额。）
但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凯姆·安德森 和威尔·马丁在其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富国享受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利益的绝大部分（据他们估计达93%）来自农业谈判的“第三支柱”：降低农产品关税使得外国出口商获得对国内市场更广泛的市场准入。这才是问题最为关键的症结所在。
英国食品和饮料联盟（希望欧盟进口廉价食品以降低投资成本的一个组织）国际贸易部经理莎拉·萨尔蒙德女士说：“欧盟认为自己在农业谈判的二大支柱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而美国正在倒退；欧盟称，我们已就两个箱子作了标识，在没有获得对方相应的让步之前不可能走得更远。”
但几乎欧洲之外的所有人都在指责欧洲最为顽固。欧盟目前仍保留了较高的农业关税：平均为美国关税水平的2倍。直到最近欧盟仍坚持参照乌拉圭回合模式，用同样的数学公式来消减关税，即所有关税按同一数量消减。尽管欧盟在世贸组织大连小型部长级会议上做出了让步，同意20国集团提出的达成一个广泛的框架协议的设想，对高额补贴实行更大幅度的消减；但即便如此，据详情报告，欧盟在奶制品、牛肉等敏感领域仍保留了相当的保护空间。
许多参与谈判的官员抱怨，曼德尔森的自由化天性并没有在欧盟贸易委员会中得到释放。该会既不受他本人的直接领导，也不受欧盟成员国的控制，而他却需要得到成员国的赞同意见。都柏林、巴黎和罗马关于欧盟贸易委员会冒险放弃农业的抱怨甚嚣尘上。萨尔蒙德说：“一些欧盟成员国似乎对贸易委员会并不满意，认为他们正在进行没有授权的谈判。”
一名欧盟贸易委员会的官员认为，欧盟在大连会议上的让步是实质性的，农业谈判要取得进一步进展，目标应当转向美国国内农业补贴。20国集团确实提出了改革国内农业支持的建议，这对美国将产生重大影响。但毫无疑问，农业关税这场“哑剧”还将继续上演很长一段时间，而欧盟则在其中扮演“恶棍”这样的反面角色。
发展中成员之间也在努力达成一个统一的意见，这也是农业谈判未能取得重大进展的又一原因。20国集团提出的建议需要通过接下来几个月的集中磋商来协调农业生产率较高的出口国，如巴西（农民需要很少的农业保护或补贴）与中国和印度（如果实质性取消关税，二国大批的贫困农民家庭赖于谋生的出路将立遭剥夺）之间的利益关系。
正如巴西农业部长罗伯图·罗得里格斯所说的，20国集团就像是一群结伴去看电影的朋友，谁都想看第一部电影：“出口补贴”；然后大约20%的人在第二部电影“国内补贴”上演之前就回家了；到了最后一部电影“市场准入”上映的时候，也仅有40%的人还留在那里。
同样的利益集团划分也在使谈判的另外两大组成部分：工业产品和服务贸易遇到了麻烦。欧盟和美国坚持要求，作为它们在农业问题上做出让步的一种平衡，发展中成员应削减货物和服务的进口关税。
但工业产品的谈判目前也在痛苦中缓慢地进行。主持工业产品关税谈判的主席，冰岛驻世贸组织大使史蒂芬·约翰尼森最近就谈判进展发表了与格鲁塞尔先生同样悲观的看法，“在我看来已很清楚，我们在最关键的公式问题上陷入了僵局。”
不同的成员方、不同的利益集团就关税的削减提出了六种不同的公式，但几乎没有共同点。与农业谈判相比，其中20国集团起到了召集发展中成员的作用，工业产品的谈判却很难根据利益的不同划分阵营以减少分歧。例如，中国有着竞争力较强的厂商，与产业结构不完善和工业基础脆弱的拉美国家相比更加渴望自由化。
工业产品谈判框架协议中有一条专门针对发展中成员的特殊条款，即要求它们做出较少的减让。但发展中成员内部在谁和哪些具体产品应被允许保护问题上尚未达成一致意见。
欧盟和美国坚持认为，发展中成员不能仅仅减让允许它们征收的最高关税额度：约束税率；还要减让它们实际征收的税率:实施税率。曼德尔森称，如果贸易者在边境实际支付的关税没有什么变化，减让关税就没有意义。
但许多发展中成员在推行发展运动者（他们发出警告：薄弱的工业经受全球范围内的激烈竞争将十分危险）的鼓动下，希望保留保护自己厂商的灵活性。它们甚至不愿意降低目前的约束税率水平，更不用说削减实质性税率。与农业谈判不同，工业产品关税的谈判在大连会议上甚至没有取得哪怕像农业谈判那样表面上的进展。
同样，发展中成员在开放它们服务市场方面动作也很迟缓，尤其是在欧洲和北美有着明显的比较优势的金融服务领域。
服务贸易谈判错综复杂和分散的特点——双边之间的“要价和出价”，即成员之间要求对方开放市场以其作为开放自己市场的交换条件——使得谈判很难通过集中磋商的方式取得进展。
欧盟建议，应仿效农业和货物谈判，就各成员方服务市场的开放程度做出量化评估。在这种量化评估下，欧盟、美国有可能开放它们市场的2/3，而多数新兴国家的市场开放25%-30%。此建议一出，立即遭到了巴西和其他成员方的反对。目前看来仍将继续采用比较全面、细致的按国别和部门的分析方法。
一轮贸易回合要克服重重困难，取得最后的胜利，必须要摆脱保护主义的沉重束缚。但在政府层面之外支持和推动多哈回合的人寥寥无几，对此有参与者表示担忧。
在前几轮贸易回合的谈判中，商界要求打开国外的市场，此种压力是推动工业大国的政府达成协议的关键因素。但富国的大多数出口商在许多领域的大部分贸易往来是在与其他富国的出口商之间进行的，而发达国家的关税已降低到了最低水平。而且，目前世贸组织谈判的焦点在农业问题而非货物贸易，这使得参与并起到推动谈判进展作用的公司的数量减少。一位欧洲工业协会的说客说：“在坎昆世贸部长级会议上，我环顾四周竟找不到其他同伴的身影。”
有观察者抱怨，过多的贸易精力被投放在一些迅速发展的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上。因为通过这些协定，出口商有时能够迅速获得在重要市场上对方的让步；而全球贸易回合的谈判则需要在艰难中缓慢地进行达数年之久。国际商会的政策指导者斯戴凡诺·伯塔塞说：“我们的确担忧正在谈判中的优惠贸易协定会分散政府和国家贸易协会在多边谈判中的精力。”
但美国服务工业联盟的鲍勃·凡斯汀称，发展中成员怀疑发达成员将涉入其敏感领域，尤其是金融服务业，这限制了服务贸易谈判的进展。
参与推行发展运动的顽固的说客或许使多哈回合谈判的热情受到抑制，至少在朝着既定谈判目标发展方面。
观点温和、资财充足的非政府组织，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am）希望谈判加速。“照目前的速度，成员们在香港部长级会议上甚至无法达成一个基本的框架协议，更不用说就有助于减少贫困、富有意义的农业改革达成一致意见，” Oxfam贸易运动的领导人席琳·切维瑞厄特说。Oxfam呼吁，富国的谈判立场要做大的改动，尤其在国内农业补贴方面，美国、欧盟要做大幅度削减，同时不得要求穷国做出互惠性的农业自由化安排。
其他非政府组织不像Oxfam那样焦虑不安。它们倡议，与其接受一个它们认为不好的协议，不如停止谈判。行动援助组织（Action Aid），其观点在国际大型非政府组织中属于中间派的一个组织，近日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文章，主张目前工业产品关税的谈判应立即停止，谈判基础应被废除。
自由市场贸易的首席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珈底什·巴格瓦蒂或许认为，在贸易政策领域非政府组织是被误导的勒德分子（英国1811-1816年以捣毁纺织机械为手段抗议资本家降低工资和解雇工人的团体的成员）。但毫无疑问，它们将影响公众和一些国家政府的观点，在欧洲尤其如此。英国国际发展司由于对非政府组织对贸易的攻击感到担忧，最近公开招标收集对工业产品自由化持积极观点的一系列短文。
此种努力在香港会议召开之前能否对公众和非政府组织产生重大影响尚是个疑问。但目前多哈回合谈判举步维艰，的确需要尽可能地争取所有外部的支持。
世贸组织原本希望谈判者们在7月底之前达成一个框架协议，如今看来已成泡影。人们不由得对今年底香港举行的WTO部长级会议能否成功产生了萦绕心头的忧虑。
素帕差在人们的心目中决不是一个煽风点火者。这位温文尔雅，有儒者之风的泰国人作为世贸组织总干事即将离任，却很少会有人赞誉他是一位充满激情的公众发言人。但不久前他在苏格兰举行的八国峰会上作演讲时却激动地提出，谈判必须加大马力，全速前进。素帕差称，各国的踌躇和争吵使得目前多哈回合全球贸易谈判几乎陷入停滞。情况紧急而大限将至。八个顶级工业大国的领导人承诺将重点关注谈判。然而，正如素帕差回到世贸组织总部日内瓦后所指出的，八国集团的良好愿望与贸易谈判室里正在上演的各方之间互不妥协、互不退让的僵持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
就在世贸组织总干事在八国峰会上发表演讲的同一天，主持多哈回合农业谈判的主席新西兰大使蒂姆·格鲁塞尔称，谈判受到阻碍。贸易部长们在暑假之前达成一个广泛框架协议的愿望已不可能实现；参加12月份香港部长级会议的部长们又将面临困境，而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各方在最后一刻讨价还价，最终达成一个并不充分的协议。
八国集团对谈判的推动效果并不显著。不久前在中国大连举行的世贸组织小型部长级会议上，谈判的进展也很有限。“我们不得不降低原来对7月份报有的期望”，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会后表示。
随着世贸组织规模的日渐扩大（现已有148名成员），各方达成一致意见变得愈加困难。贸易部长们决心要吸取2003年坎昆部长级会议失败的教训（坎昆会议上许多问题悬而未决），并相互许诺要让香港会议变得不同。
贸易部长们至今仍未摆脱掉传统的谈判手法：把危急局势推到极限。几乎所有议题，包括农业、工业产品、服务贸易等议题的谈判都已大大超出了约定的最后期限。有些议题的谈判甚至陷入了僵局。只有贸易便利化议题（通过简化海关和边境程序放宽贸易限制；援助发展中成员加强贸易基础设施建设），这个相对较小的领域，谈判似乎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事实上，有的官员或许正在渲染一种危机感以鼓动那些犹豫不决的国家前行，做出让步。例如，其他国家的大使称，格鲁塞尔先生是位经验丰富、受人尊敬的官员。他擅长巧妙地运用戏剧情节。早年曾和他的新西兰同乡、电影明星萨姆·尼尔一起登台表演过。与素帕差先生一样，他也将于今年夏天离任，随后成为新西兰议会中的一员。二人离任时都将因未能作最后努力推动谈判进展而感到沮丧。
以往的几轮贸易回合谈判似乎也遇到了同样的甚至更为棘手的麻烦，但最终还是取得了成功。之前的乌拉圭回合谈判花了7年的时间；而多哈回合才谈了4年。
但这次因为有最后期限的限制，事情变得紧迫起来。乔治·布什总统所谓的“快轨”贸易促进管理局（有权力将贸易协议作为一揽子整体而不是将协议分解成逐条逐项递交到国会审议）的权限将于2007年年中到期。政治分析家认为，考虑到美国国会山正在兴起的保护主义浪潮，该局的权限不可能延期。这就为多哈回合设定了一个严格的期限：香港会议将是本轮最后一次部长级全体会议。
因此，即使从战略角度考虑，在警报频响的背后还隐藏着大量本质性的东西。
多哈回合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放弃一些经济利益以换取对方的让步，最终达到一个基本的平衡，这一点已十分清楚。欧盟、美国、日本和加拿大这些富国降低对农业的保护以换取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如巴西、印度和中国在货物和服务方面更多的市场准入。但真到了该让步的时候，各成员方又都在玩传统谈判者常用的游戏手法，“你先请，克劳德先生”，邀请对方先采取让步行动。
在谈判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农业谈判是最为重要的领域。相当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对于如今已占据世贸组织3/4席位的发展中成员而言有着重要的利益关切。其重要性在20国集团（专门就农业谈判而结成的联盟，由巴西领导，其成员包括市场经济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如印度、南非和中国）的领导下得到了维护。
围绕贸易的公众争论，尤其在八国峰会上更多地集中在富国对其农民的出口补贴问题上。它压低了全球食品价格，造成穷国的农民在竞争中失去了市场。欧盟虽尚未制定出最后期限，但已再三承诺取消此种补贴；同时就农业谈判的“第二支柱”国内农业补贴进行改革。欧盟呼吁，美国也要采取同样的行动。（美国最近的农业预算增加了补贴数额。）
但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凯姆·安德森 和威尔·马丁在其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富国享受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利益的绝大部分（据他们估计达93%）来自农业谈判的“第三支柱”：降低农产品关税使得外国出口商获得对国内市场更广泛的市场准入。这才是问题最为关键的症结所在。
英国食品和饮料联盟（希望欧盟进口廉价食品以降低投资成本的一个组织）国际贸易部经理莎拉·萨尔蒙德女士说：“欧盟认为自己在农业谈判的二大支柱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而美国正在倒退；欧盟称，我们已就两个箱子作了标识，在没有获得对方相应的让步之前不可能走得更远。”
但几乎欧洲之外的所有人都在指责欧洲最为顽固。欧盟目前仍保留了较高的农业关税：平均为美国关税水平的2倍。直到最近欧盟仍坚持参照乌拉圭回合模式，用同样的数学公式来消减关税，即所有关税按同一数量消减。尽管欧盟在世贸组织大连小型部长级会议上做出了让步，同意20国集团提出的达成一个广泛的框架协议的设想，对高额补贴实行更大幅度的消减；但即便如此，据详情报告，欧盟在奶制品、牛肉等敏感领域仍保留了相当的保护空间。
许多参与谈判的官员抱怨，曼德尔森的自由化天性并没有在欧盟贸易委员会中得到释放。该会既不受他本人的直接领导，也不受欧盟成员国的控制，而他却需要得到成员国的赞同意见。都柏林、巴黎和罗马关于欧盟贸易委员会冒险放弃农业的抱怨甚嚣尘上。萨尔蒙德说：“一些欧盟成员国似乎对贸易委员会并不满意，认为他们正在进行没有授权的谈判。”
一名欧盟贸易委员会的官员认为，欧盟在大连会议上的让步是实质性的，农业谈判要取得进一步进展，目标应当转向美国国内农业补贴。20国集团确实提出了改革国内农业支持的建议，这对美国将产生重大影响。但毫无疑问，农业关税这场“哑剧”还将继续上演很长一段时间，而欧盟则在其中扮演“恶棍”这样的反面角色。
发展中成员之间也在努力达成一个统一的意见，这也是农业谈判未能取得重大进展的又一原因。20国集团提出的建议需要通过接下来几个月的集中磋商来协调农业生产率较高的出口国，如巴西（农民需要很少的农业保护或补贴）与中国和印度（如果实质性取消关税，二国大批的贫困农民家庭赖于谋生的出路将立遭剥夺）之间的利益关系。
正如巴西农业部长罗伯图·罗得里格斯所说的，20国集团就像是一群结伴去看电影的朋友，谁都想看第一部电影：“出口补贴”；然后大约20%的人在第二部电影“国内补贴”上演之前就回家了；到了最后一部电影“市场准入”上映的时候，也仅有40%的人还留在那里。
同样的利益集团划分也在使谈判的另外两大组成部分：工业产品和服务贸易遇到了麻烦。欧盟和美国坚持要求，作为它们在农业问题上做出让步的一种平衡，发展中成员应削减货物和服务的进口关税。
但工业产品的谈判目前也在痛苦中缓慢地进行。主持工业产品关税谈判的主席，冰岛驻世贸组织大使史蒂芬·约翰尼森最近就谈判进展发表了与格鲁塞尔先生同样悲观的看法，“在我看来已很清楚，我们在最关键的公式问题上陷入了僵局。”
不同的成员方、不同的利益集团就关税的削减提出了六种不同的公式，但几乎没有共同点。与农业谈判相比，其中20国集团起到了召集发展中成员的作用，工业产品的谈判却很难根据利益的不同划分阵营以减少分歧。例如，中国有着竞争力较强的厂商，与产业结构不完善和工业基础脆弱的拉美国家相比更加渴望自由化。
工业产品谈判框架协议中有一条专门针对发展中成员的特殊条款，即要求它们做出较少的减让。但发展中成员内部在谁和哪些具体产品应被允许保护问题上尚未达成一致意见。
欧盟和美国坚持认为，发展中成员不能仅仅减让允许它们征收的最高关税额度：约束税率；还要减让它们实际征收的税率:实施税率。曼德尔森称，如果贸易者在边境实际支付的关税没有什么变化，减让关税就没有意义。
但许多发展中成员在推行发展运动者（他们发出警告：薄弱的工业经受全球范围内的激烈竞争将十分危险）的鼓动下，希望保留保护自己厂商的灵活性。它们甚至不愿意降低目前的约束税率水平，更不用说削减实质性税率。与农业谈判不同，工业产品关税的谈判在大连会议上甚至没有取得哪怕像农业谈判那样表面上的进展。
同样，发展中成员在开放它们服务市场方面动作也很迟缓，尤其是在欧洲和北美有着明显的比较优势的金融服务领域。
服务贸易谈判错综复杂和分散的特点——双边之间的“要价和出价”，即成员之间要求对方开放市场以其作为开放自己市场的交换条件——使得谈判很难通过集中磋商的方式取得进展。
欧盟建议，应仿效农业和货物谈判，就各成员方服务市场的开放程度做出量化评估。在这种量化评估下，欧盟、美国有可能开放它们市场的2/3，而多数新兴国家的市场开放25%-30%。此建议一出，立即遭到了巴西和其他成员方的反对。目前看来仍将继续采用比较全面、细致的按国别和部门的分析方法。
一轮贸易回合要克服重重困难，取得最后的胜利，必须要摆脱保护主义的沉重束缚。但在政府层面之外支持和推动多哈回合的人寥寥无几，对此有参与者表示担忧。
在前几轮贸易回合的谈判中，商界要求打开国外的市场，此种压力是推动工业大国的政府达成协议的关键因素。但富国的大多数出口商在许多领域的大部分贸易往来是在与其他富国的出口商之间进行的，而发达国家的关税已降低到了最低水平。而且，目前世贸组织谈判的焦点在农业问题而非货物贸易，这使得参与并起到推动谈判进展作用的公司的数量减少。一位欧洲工业协会的说客说：“在坎昆世贸部长级会议上，我环顾四周竟找不到其他同伴的身影。”
有观察者抱怨，过多的贸易精力被投放在一些迅速发展的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上。因为通过这些协定，出口商有时能够迅速获得在重要市场上对方的让步；而全球贸易回合的谈判则需要在艰难中缓慢地进行达数年之久。国际商会的政策指导者斯戴凡诺·伯塔塞说：“我们的确担忧正在谈判中的优惠贸易协定会分散政府和国家贸易协会在多边谈判中的精力。”
但美国服务工业联盟的鲍勃·凡斯汀称，发展中成员怀疑发达成员将涉入其敏感领域，尤其是金融服务业，这限制了服务贸易谈判的进展。
参与推行发展运动的顽固的说客或许使多哈回合谈判的热情受到抑制，至少在朝着既定谈判目标发展方面。
观点温和、资财充足的非政府组织，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am）希望谈判加速。“照目前的速度，成员们在香港部长级会议上甚至无法达成一个基本的框架协议，更不用说就有助于减少贫困、富有意义的农业改革达成一致意见，” Oxfam贸易运动的领导人席琳·切维瑞厄特说。Oxfam呼吁，富国的谈判立场要做大的改动，尤其在国内农业补贴方面，美国、欧盟要做大幅度削减，同时不得要求穷国做出互惠性的农业自由化安排。
其他非政府组织不像Oxfam那样焦虑不安。它们倡议，与其接受一个它们认为不好的协议，不如停止谈判。行动援助组织（Action Aid），其观点在国际大型非政府组织中属于中间派的一个组织，近日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文章，主张目前工业产品关税的谈判应立即停止，谈判基础应被废除。
自由市场贸易的首席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珈底什·巴格瓦蒂或许认为，在贸易政策领域非政府组织是被误导的勒德分子（英国1811-1816年以捣毁纺织机械为手段抗议资本家降低工资和解雇工人的团体的成员）。但毫无疑问，它们将影响公众和一些国家政府的观点，在欧洲尤其如此。英国国际发展司由于对非政府组织对贸易的攻击感到担忧，最近公开招标收集对工业产品自由化持积极观点的一系列短文。
此种努力在香港会议召开之前能否对公众和非政府组织产生重大影响尚是个疑问。但目前多哈回合谈判举步维艰，的确需要尽可能地争取所有外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