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人口增长问题而设计的传统人口控制战略是一个非均衡的发展战略，已经带来了比我们当初预想更为严重的人口安全和社会安全问题，突出表现在出生婴儿性别比持续的和普遍的失调以及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计划生育风险家庭和问题家庭的增多上，独生子女家庭和双女家庭养老功能的缺损只是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表现而已。根据对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我国农村独生子女夭折率大概为０．８％，规模已达数十万。城镇地区也有一定的比例和规模。不少家庭在遭遇大龄独生子女意外伤亡的毁灭性打击时丧失了再次生育的可能性，陷入了老无所养、老无所亲的困境。伴随人口生育率大幅度快速下降而来的新人口问题不能不让我们对传统的人口战略有所反思。
　　人口安全是指人口系统拥有健全的结构和功能，具有良性的运行机制，人口的发展能最大限度地促进人类发展、家庭发展和社会发展，而对人类安全、家庭安全和社会安全的威胁性则能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没有人口安全，谈不上人口发展。持续的人口发展必须确保人口安全。一个过快增长的人口是不安全性放大的人口，一个生育率过快下降的人口同样是一个不安全性放大的人口。人口安全要求坚守计划生育的“底线伦理”，降低计划生育风险家庭和困难家庭的比例和规模。“底线伦理”是指计划生育有必要的人文关怀，以人为本的实质是以家庭、夫妇和个人为本位，赋予普通的家庭以二胎生育的权限，使计划生育家庭摆脱“风险家庭”的性质，使每一个家庭对人力的需求有起码的回旋余地。毫无疑问，在人口过剩的大背景下，使生育水平维持在更替水平，这是维系家庭健康的需要，也是人口良性运行的需要。不故意扩大甚至缩小独生子女家庭的规模和比例就成了一个极其严肃的战略抉择。
　　新的世纪是人口问题泛化的世纪，单一的人口增长问题开始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而向人口增长问题、人口结构问题和人口质量问题并存的世纪演变，我们需要有新的人口安全发展的战略性框架来回应更为严峻的挑战。人口发展不同于人口增长。人口增长是指人口数量的变化，而人口发展则除了人口数量变化外，还包括了更为重要的人口性别、年龄结构和人口社会经济构成的变化。结构决定功能，人口的运行是否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的结构是否健全，其中家庭人口的结构能否规避生存和发展的风险，这是一个社会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
　　人口控制关心的是每年出生人口的规模，即人口增量的大小。单极、非均衡的人口战略在取得人口控制巨大成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损害了人口健康发展的结构条件。生育率快速下降的巨大代价如果还不能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中国会在不远的将来进入意料外的“人口控制陷阱”，就是按下了葫芦起了瓢，在解决人口增量问题的同时不期然地带来了人口结构问题。
　　少生不是一切。从人口发展而不是人口增长出发来设计和构造人口战略，对中国的未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未来的人口安全发展战略必须考虑确立的两个基本点是，“优先健全人口结构、兼顾控制人口增量”，人口健康、均衡、安全发展的战略必须从“数量中心主义”的泥潭里走出来。如果说人口增长控制战略是单极战略，那么人口安全发展战略就是多极战略，期待着多赢的格局，走的是渐进式人口控制道路。毫无疑问，只有人口安全发展而非人口增长控制的视野，才可能让我们注意到具有战略意义的“人口安全”及其相关的“社会安全”问题。
　　新人口战略的基本框架可概括如下：以“人口安全发展”而非“人口增长控制”来规划人口战略，坚守计划生育的底线伦理——就是只有家庭的健康才能换来社会的健康，只有家庭的发展才能保障社会的发展，以实施“健康家庭计划”为核心目标。新人口战略坚定不移地建立在家庭发展和人类发展的基础之上，充分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的原则。在生育政策上则实现“城乡通开二胎生育”，既不鼓励一胎化，同时也对多胎生育实施人道的社会控制。具体来看：（１）城乡拥有平等的生育权限。对生育权利的尊重也是对人口规律的尊重。这么做既能保证人口安全和家庭健康，人口增殖也相对缓慢。（２）废止有些农村实质上的“生男即止”做法，不鼓励农村独女户放弃二胎生育。无论男女（指新生儿），只限二胎（个别例外）。新的政策不仅倡导城乡平等，而且用政策来支持“生男生女一个样”。（３）做法上淡化行政强制色彩，强化利益诱导和文化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