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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中唐诗人李绅的名作《悯农》，入选小学语文教材和各种唐诗选本，家喻户晓，其主题被视作是提醒人们同情农民、同情农业体力劳动，要人们珍惜粮食。其实，《悯农》是一组两首诗，其主题并非如此浅显。如果我们进一步准确了解该诗产生的具体环境与现实指向，及其与诗史运动的关联，就更能深刻体会这两首诗独特的创意及其难能可贵。
《诗经·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随着私有制和国家的出现，向统治者和管理者上交赋税就成为保证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和制度。但是，统治者的贪婪和过度的剥削、压榨，也会引起百姓的不满甚至反抗，《诗经·魏风·伐檀》就记载了人民的控诉：“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儒家创始人孔子就明确反对横征暴敛，《礼记·檀弓下》就记载：“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问：‘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苛政就是苛刻的政治，其中包括横征暴敛。不过，儒家虽然也认识到农业的重要性，却轻视体力劳动，《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就明确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后来历朝历代的政治家们从稳定统治的立场关注农业和农民，北宋史学家范祖禹《唐鉴》（卷二二）云：“自古盗贼之起，国家之败，未有不由暴赋重敛而民之失职者众也。”然而，中古以来，随着自觉文学活动的展开和文人阶层介入高层政治的困难，从陶渊明开始，农业劳动被作为与尔虞我诈的官场对立的一种自由之境进入诗歌表现领域，农业劳动的艰辛与农民被剥削的不公平却没有被主流的诗人们所关注。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三）云：“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他甚至在《桃
花源诗》里提出了“春蚕收长丝，秋收靡王税”的来自先秦道家“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陶渊明理想化地表现农村生活的诗歌开创了田园诗这一独特的诗歌类型，在初盛唐流行甚广。孟浩然的《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王维的《田园乐》（其二）云：“再见封侯万户，立谈赐璧一双。岂胜耦耕南亩，何如高卧东窗。”“菊花”“高卧东窗”充分显示了与陶渊明的继承关系。从陶渊明到初盛唐，诗人们笔下的田园是那么的自由闲雅，既反映了士大夫们对人格自尊和精神自由的推重，另一方面也或多或少反映出当时农村的生产相对稳定。
南北朝的结束以及隋唐之变，“豪强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和部曲租佃制彻底衰落，一般大地主土地所有和租佃制开始发展”，实行均田制，尤其是大量自耕农的存在保证政府直接控制了农业生产，从而创造丰富的粮食并实施以人头为基础的租庸调制。杜甫《忆昔》“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揭示了大唐王朝建立一百多年以来社会基本安定，农业生产稳定发展的盛况。洛阳含嘉仓储量巨大，考古学家根据160号窖遗址发现所储粮食来自华北、江淮和江南。汪篯《唐代实际耕地面积》推测天宝时约在800万至850万公顷之间，单位面积产量也达到亩产1石。据此推算，盛唐时期全国每年产粮6亿石，合今250亿公斤，平均每人占有粮食约350公斤。粮食生产的稳定与丰富正是大唐盛世出现的基础。
然而，安史之乱爆发，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中原地区变成了战场，下层百姓战死，杜甫《石壕吏》再现了一个家庭三个儿子都上了战场的不幸遭遇，同时，“开元以前，运到洛阳和长安的粮食主要来自北方各地。开元以后，江南粮食才开始成为漕粮的主要来源”，安史之乱后河北地区的割据与战争导致农业生产难以进行，江南吴越之地出产的稻米则是唐王朝中央政府的主要粮食品种。同时，土地兼并，人口流失，传统的租庸调难以实施，唐德宗接受宰相扬炎的建议，废除了唐初以来一直征收的租、佣、调，在原有的地税和户口税的基础上实行两税法，在居住地登记户口，按照实际占有土地数量交纳粮食，按照户等的高低交纳钱币，把土地财产作为赋税征收的主要对象和依据，每年夏、秋两季交纳。社会动乱，农业生产无法进行，可是，政府的赋税还不得不交纳，农民生活之艰难也引起了主要诗人的关注。唐代宗广德元年，时任道州刺史的元结创作了《舂陵行》，道州十分偏僻，征敛如此，可见问题十分严重：“军国多所需，切责在有司。有司临郡县，刑法竞欲施。供给岂不忧，征敛又可悲。州小经乱亡，遗人实困疲。大乡无十家，大族命单羸。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杜甫大历年间流落到夔州，感叹“已诉征求贫到骨。”（《又呈吴郎》）这样苦难的农村现实正是后来张籍、王建等人创作反映、批判统治者横征暴敛的乐府诗的社会基础。张籍《野老歌》：“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寄衣曲》：“织素缝衣独苦辛，远因回使寄征人。官家亦自寄衣去，贵从妾手著君身。高堂姑老无侍子，不得自到边城里。殷勤为看初著时，征夫身上宜不宜。”王建《田家行》：“男声欣欣女颜悦，人家不怨言语别。五月虽热麦风清，檐头索索缲车鸣。野蚕作茧人不取，叶间扑扑秋蛾生。麦收上场绢在轴，的知输得官家足。不望入口复上身，且免向城卖黄犊。回家衣食无厚薄，不见县门身即乐。”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创作思想改变了从陶渊明到盛唐的田园诗传统，由关注个体精神自由与理想实现到关注现实社会问题，由抒写理想转变为反映现实，建立了一种现实主义的新的田园诗形态，影响深远。
上述社会现实和诗歌创作正是李绅诗歌活动的背景，他与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诗正是继承、发扬了杜甫、元结、张籍、王建等人关注、反映农民疾苦的创作传统，而随着晚唐政局与社会的动荡，百姓生活更加艰难，类似创作进一步发展。
关于李绅及《悯农》诗，晚唐范摅《云溪友议》有一条记载值得注意：
初，李公赴荐，常以《古风》求知，吕光化温谓齐员外煦及弟（吕）恭曰：“吾观李二十秀才之文，斯人必为卿相。”果如其言。
南宋人计有功在《唐诗纪事》（卷二十九）记载更详细：
（李）绅初以《古风》求知于吕温。温见其齐煦，诵其《悯农》诗曰：“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又曰：此人必为卿相。果如其言。
吕温（771—811），是中唐重要的政治家，积极用世。字和叔，又字化光，唐河中（今永济市）人。德宗贞元十四年（798）进士，次年又中博学宏词科，授集贤殿校书郎。贞元十九年（803），得王叔文推荐任左拾遗。贞元二十年（804）夏，以侍御史为入蕃副使，在吐蕃滞留经年。顺宗即位，王叔文发动改革，史称“永贞革新”。当时因吕温出使蕃中，未能直接参与。元和三年 （808）秋，因与宰相李吉甫有隙，贬道州刺史，后徙衡州，甚有政声，世称“吕衡州”。
如果此记载属实，李绅来到京城长安参加进士考试，时在贞元的十七年，李绅三十二岁。李绅来长安应试，拜见吕温，并呈上自己的作品，这正是中晚唐士子应试前流行的毛遂自荐的“行卷”活动。作为政治家的吕温，显然与一般的文人不同，他关注的不是诗歌艺术性，而是从诗歌中看作者的为人与思想。吕温从这首诗中看出了李绅关心社会、关怀天下的思想特点和格局气度。吕温慧眼识珠，李绅后来的人生发展证实了其预测。
李绅（772—846），字公垂，中书令李敬玄曾孙。李绅六岁丧父，随母迁无锡，在江南读书成长。唐和元年（806），进士及第，补国子助教，历任江、滁、寿、汴等州刺史及宣武军节度使、宋亳汴颖观察使，入朝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擢尚书右仆射，改门下侍郎，封赵国公，为相四年。后出为淮南节度使。唐会昌六年（846），病逝于扬州，追赠太尉，谥号“文肃”。李绅卷入牛、李党争，为李（德裕）党重要人物，他在淮南节度使任上处理吴湘强娶民女案，对吴湘处以极刑，实际上是为了打击李德裕的政敌吴武陵（吴湘乃吴武陵之侄）。随着李党失势，牛党借此案报复李绅——已经去世的李绅被“诏削三官，子孙不得仕”。纵观李绅一生，他不愧是一个有抱负、有眼光的政治家。他出身寒微，积极入世，希望政治上有所建树。李绅积极进取，棱角自然过于分明，性格急躁，一生谤亦随之。北宋钱易《南部新书》记载：“李绅在维扬日，有举子诉扬子江舟子不渡，恐失试期。（李绅）判云：‘昔在风尘，曾遭此辈;今之多幸，得以相逢，合抛付扬子江。’其苛急也如此。”这种性格容易引发矛盾，一旦遭遇复杂的官场風浪，就难免引火烧身。牛李党争虽然总体上属于意气用事，但史学家们也承认，纵观李德裕一党所为，值得肯定处更多，因此，虽然李绅站队李党，为人褊躁，仍不失为一位富有正义感的政治家。
李绅的诗歌创作，尤其是乐府诗创作，与其政治活动密切相关。他很早就形成比较自觉的新乐府诗创作思想，早在贞元二十（804）年，他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时，李绅结识元稹、白居易，三人切磋诗歌创作经验，对于诗歌创新有了自觉的意识。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丁酉）》中回忆说：
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有赘剩，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曹、刘、沈、鲍之徒，时得如此，亦复稀少。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
元稹说以前的乐府诗就是“沿袭古题”，重复旧题的内容，没有反映创作者的生活经验，没有反映创作者当时写诗的社会现实，而元稹和李绅、白居易等人努力改变这种做法，开始自拟题目，继承乐府诗的精神，反映自己时代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李绅在元和四年（809）首创了《新题乐府二十首》，成为现代学者所称颂的“新乐府运动”的先驱。受到李绅的影响，元稹才写出了《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以及《乐府古题》十九首这两组著名的新乐府诗。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序说：“余友李公垂辈，贶余《乐府新题二十首》，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余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盖十二而已。”序言说得很明确，“乐府新题”的发明人是李绅，但是，很遗憾的是李绅的原作《新题乐府二十首》后来失传，今天根据元稹的和诗可以大致推测李绅诗歌的基本内容。从元稹的评语和他十二首诗歌的小序来看，李绅这组诗针对时弊，进行讽谕，具有很较高的认识价值，是按照“刺美见事”的诗学理论进行创作的。元稹这十二首诗的题目分别是“上阳白发人”“华原磬”“法曲”“五弦弹”“驯犀”“立部伎”“骡国乐”“胡旋女”“蛮子朝”“缚戎人”“西凉伎”“阴山道”，其中“立部伎”“缚戎人”“阴山道”小序都直接提到了李绅的诗歌。李绅的诗歌也直接影响到白居易创作的《新乐府五十首》，以及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系统阐发的新乐府诗创作理论。
从陶渊明到初盛唐，虽然主流诗人创作中并未关注横征暴敛、贫富分化问题，但是，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却始终是朝廷、政府关注的根本问题，关注现实，尤其是政治能力强的诗人通过政务公文的形式对此问题多有表达。陈子昂《上军国机要事》云：“即日江南、淮南诸州租船数千艘，已至巩、洛，计有百馀万斛所司便勒往幽州纳充军粮。其船夫多是客户、游手隳业、无赖杂色人，发家来时，唯作入都资料，今已到京，又勒往幽州，幽州去此二千馀里，还又二千馀里，方寒冰冻，一无资粮，国家更无优恤，但切勒赴限，比闻丁夫，皆甚愁叹。”他关注江南到洛阳、从洛阳到幽州的漕运，见解深刻。贞元十年（794），陆贽上书《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六条，揭露土地兼并、横征暴敛的事实：“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坏，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豪强，以为私属，贷其种粮，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罄输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贫富悬绝，乃至于斯，厚敛促征，皆甚公赋。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 从个人创作经历来看，李绅创作于第一次赴长安应考之前的《悯农》诗显然是他后来开展新乐府诗写作的前奏，他采用诗歌的形态表达的却不是个人的一般情感，而是传统被在职官员采用奏章上奏皇上的严重的现实政治问题——后安史之乱时代出现的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这是一种在职官员才关注的政治问题。此诗富有更鲜明的现实性和深刻的思想性，显示了作者李绅的强烈政治参与意识和民生情怀，正因如此，才获得作为政治改革家吕温的关注、推崇。
《悯农》诗就是《古风二首》，人们历来注意到的是其第二首：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强调粮食来之不易，真实地表现的是粮食生产和农民劳动的艰辛，同情农民，要求人们要珍惜粮食。其实，此诗的主题绝非一般意义上的珍惜粮食。一题一组两诗具有严密的内在结构，其主题显然密切相关，前后呼应。第一首诗写道：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这首诗十分尖锐，揭露了社会不公，是对剥削者进行的直接揭露和批判——劳动者不得食，活活饿死！农夫生产了那么多粮食却仍然饿死，粮食都到哪里去了呢？显然都成了剥削者的“盘中餐”！所以，第二首诗不是一般意义上提醒人们要珍惜粮食、节约粮食，而是提醒剥削者：你们不劳而获，你们应该知道农业劳动、粮食生产多么艰辛！这两首诗前后贯通，表达了对社会不公、横征暴敛、贫富分化的严厉批判。
总体来说，李绅文风朴实，文字通俗，但是，也并非完全不讲技巧，这两首诗艺术上最大的特点是使用了对比：一粒粟种下去秋天能收万颗子，何况是四海无闲田，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产量高，种植面积大，应该是收获粮食很多，可是实际结果竟然是什么？是“农夫犹饿死”，由此可见农民受到的剥削是多么深重，社会对他们是多么的不公！其实，这前后两首诗也构成逻辑上的呼应与对照：第一首说粮食生产很多，而农夫饿死，第二首则回答了糧食的去处——被统治者所享用，农夫的辛劳却不得食与统治者不劳而获构成鲜明对比。
李绅所处的中唐时期，因为战乱不断，社会管理无序，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十分严重，激起当时政治家的广泛关注。张籍、王建以及白居易等人开始借助诗歌的形式，反映、批判横征暴敛的社会现实。从表达效果来说，李绅这两首诗，文字朴实，篇幅短小，但语言精警，现实针对性极强，并采用了对比手法，具有强烈的冲击力和震撼力，具有很突出的思想性，从而在唐诗中脱颖而出，引人注目。从晚唐范摅所记可知，这两首诗又称“古风二首”，提示其文学思想渊源。李白有《古风》组诗五十九首，这是名作，而韩愈《王公神道碑铭》云：“天子曰：王某之文可思，最宜为诰，有古风。”可见“古风”强调思想与文体作风的尚古。李绅的诗题作“古风”，无论是出自后人的代拟还是他的原稿，都表明其创作是刻意与今体保持距离，他要弘扬一种源自《诗经》、汉乐府的关注底层百姓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
李绅自小生活在江南，这是稻米产区。本诗所述“禾”“粟”提示诗所关注的区域乃北方而非江南。禾，从造字法来说属于象形字，象粟之形。粟，商周以来一直就是北方的主要粮食品种。史学家研究发现，“北朝主粮以粟为主，隋唐以后冬麦生产日益发展”。当时北方春、夏所种，主要是粟以及黍、菽等作物。白居易《杜陵叟》云：“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书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敕牒榜乡村。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杜陵是西汉后期宣帝刘询的陵墓，位于长安城南，乃关中京畿之地。白居易的诗反映了当时农民遭受盘剥之惨烈——天子眼皮底下竟然也如此;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关中农作物品种以冬麦夏粟为主的种植情况，白居易之诗这两方面的信息与李绅之诗可以互证。
总之，李绅的《悯农》诗，是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政治家之作，反映了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农业衰败的状况和横征暴敛导致的农民极度贫困的现实，开创了诗歌创作的新范式，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具有重要的诗史意义。《悯农》以及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一再证明：伟大、杰出的文学作品总是与现实、历史保持着深刻的联系——当然不是谄媚与歌颂，而是揭露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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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随着私有制和国家的出现，向统治者和管理者上交赋税就成为保证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和制度。但是，统治者的贪婪和过度的剥削、压榨，也会引起百姓的不满甚至反抗，《诗经·魏风·伐檀》就记载了人民的控诉：“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儒家创始人孔子就明确反对横征暴敛，《礼记·檀弓下》就记载：“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问：‘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苛政就是苛刻的政治，其中包括横征暴敛。不过，儒家虽然也认识到农业的重要性，却轻视体力劳动，《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就明确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后来历朝历代的政治家们从稳定统治的立场关注农业和农民，北宋史学家范祖禹《唐鉴》（卷二二）云：“自古盗贼之起，国家之败，未有不由暴赋重敛而民之失职者众也。”然而，中古以来，随着自觉文学活动的展开和文人阶层介入高层政治的困难，从陶渊明开始，农业劳动被作为与尔虞我诈的官场对立的一种自由之境进入诗歌表现领域，农业劳动的艰辛与农民被剥削的不公平却没有被主流的诗人们所关注。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三）云：“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他甚至在《桃
花源诗》里提出了“春蚕收长丝，秋收靡王税”的来自先秦道家“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陶渊明理想化地表现农村生活的诗歌开创了田园诗这一独特的诗歌类型，在初盛唐流行甚广。孟浩然的《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王维的《田园乐》（其二）云：“再见封侯万户，立谈赐璧一双。岂胜耦耕南亩，何如高卧东窗。”“菊花”“高卧东窗”充分显示了与陶渊明的继承关系。从陶渊明到初盛唐，诗人们笔下的田园是那么的自由闲雅，既反映了士大夫们对人格自尊和精神自由的推重，另一方面也或多或少反映出当时农村的生产相对稳定。
南北朝的结束以及隋唐之变，“豪强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和部曲租佃制彻底衰落，一般大地主土地所有和租佃制开始发展”，实行均田制，尤其是大量自耕农的存在保证政府直接控制了农业生产，从而创造丰富的粮食并实施以人头为基础的租庸调制。杜甫《忆昔》“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揭示了大唐王朝建立一百多年以来社会基本安定，农业生产稳定发展的盛况。洛阳含嘉仓储量巨大，考古学家根据160号窖遗址发现所储粮食来自华北、江淮和江南。汪篯《唐代实际耕地面积》推测天宝时约在800万至850万公顷之间，单位面积产量也达到亩产1石。据此推算，盛唐时期全国每年产粮6亿石，合今250亿公斤，平均每人占有粮食约350公斤。粮食生产的稳定与丰富正是大唐盛世出现的基础。
然而，安史之乱爆发，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中原地区变成了战场，下层百姓战死，杜甫《石壕吏》再现了一个家庭三个儿子都上了战场的不幸遭遇，同时，“开元以前，运到洛阳和长安的粮食主要来自北方各地。开元以后，江南粮食才开始成为漕粮的主要来源”，安史之乱后河北地区的割据与战争导致农业生产难以进行，江南吴越之地出产的稻米则是唐王朝中央政府的主要粮食品种。同时，土地兼并，人口流失，传统的租庸调难以实施，唐德宗接受宰相扬炎的建议，废除了唐初以来一直征收的租、佣、调，在原有的地税和户口税的基础上实行两税法，在居住地登记户口，按照实际占有土地数量交纳粮食，按照户等的高低交纳钱币，把土地财产作为赋税征收的主要对象和依据，每年夏、秋两季交纳。社会动乱，农业生产无法进行，可是，政府的赋税还不得不交纳，农民生活之艰难也引起了主要诗人的关注。唐代宗广德元年，时任道州刺史的元结创作了《舂陵行》，道州十分偏僻，征敛如此，可见问题十分严重：“军国多所需，切责在有司。有司临郡县，刑法竞欲施。供给岂不忧，征敛又可悲。州小经乱亡，遗人实困疲。大乡无十家，大族命单羸。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杜甫大历年间流落到夔州，感叹“已诉征求贫到骨。”（《又呈吴郎》）这样苦难的农村现实正是后来张籍、王建等人创作反映、批判统治者横征暴敛的乐府诗的社会基础。张籍《野老歌》：“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寄衣曲》：“织素缝衣独苦辛，远因回使寄征人。官家亦自寄衣去，贵从妾手著君身。高堂姑老无侍子，不得自到边城里。殷勤为看初著时，征夫身上宜不宜。”王建《田家行》：“男声欣欣女颜悦，人家不怨言语别。五月虽热麦风清，檐头索索缲车鸣。野蚕作茧人不取，叶间扑扑秋蛾生。麦收上场绢在轴，的知输得官家足。不望入口复上身，且免向城卖黄犊。回家衣食无厚薄，不见县门身即乐。”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创作思想改变了从陶渊明到盛唐的田园诗传统，由关注个体精神自由与理想实现到关注现实社会问题，由抒写理想转变为反映现实，建立了一种现实主义的新的田园诗形态，影响深远。
上述社会现实和诗歌创作正是李绅诗歌活动的背景，他与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诗正是继承、发扬了杜甫、元结、张籍、王建等人关注、反映农民疾苦的创作传统，而随着晚唐政局与社会的动荡，百姓生活更加艰难，类似创作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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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绅及《悯农》诗，晚唐范摅《云溪友议》有一条记载值得注意：
初，李公赴荐，常以《古风》求知，吕光化温谓齐员外煦及弟（吕）恭曰：“吾观李二十秀才之文，斯人必为卿相。”果如其言。
南宋人计有功在《唐诗纪事》（卷二十九）记载更详细：
（李）绅初以《古风》求知于吕温。温见其齐煦，诵其《悯农》诗曰：“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又曰：此人必为卿相。果如其言。
吕温（771—811），是中唐重要的政治家，积极用世。字和叔，又字化光，唐河中（今永济市）人。德宗贞元十四年（798）进士，次年又中博学宏词科，授集贤殿校书郎。贞元十九年（803），得王叔文推荐任左拾遗。贞元二十年（804）夏，以侍御史为入蕃副使，在吐蕃滞留经年。顺宗即位，王叔文发动改革，史称“永贞革新”。当时因吕温出使蕃中，未能直接参与。元和三年 （808）秋，因与宰相李吉甫有隙，贬道州刺史，后徙衡州，甚有政声，世称“吕衡州”。
如果此记载属实，李绅来到京城长安参加进士考试，时在贞元的十七年，李绅三十二岁。李绅来长安应试，拜见吕温，并呈上自己的作品，这正是中晚唐士子应试前流行的毛遂自荐的“行卷”活动。作为政治家的吕温，显然与一般的文人不同，他关注的不是诗歌艺术性，而是从诗歌中看作者的为人与思想。吕温从这首诗中看出了李绅关心社会、关怀天下的思想特点和格局气度。吕温慧眼识珠，李绅后来的人生发展证实了其预测。
李绅（772—846），字公垂，中书令李敬玄曾孙。李绅六岁丧父，随母迁无锡，在江南读书成长。唐和元年（806），进士及第，补国子助教，历任江、滁、寿、汴等州刺史及宣武军节度使、宋亳汴颖观察使，入朝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擢尚书右仆射，改门下侍郎，封赵国公，为相四年。后出为淮南节度使。唐会昌六年（846），病逝于扬州，追赠太尉，谥号“文肃”。李绅卷入牛、李党争，为李（德裕）党重要人物，他在淮南节度使任上处理吴湘强娶民女案，对吴湘处以极刑，实际上是为了打击李德裕的政敌吴武陵（吴湘乃吴武陵之侄）。随着李党失势，牛党借此案报复李绅——已经去世的李绅被“诏削三官，子孙不得仕”。纵观李绅一生，他不愧是一个有抱负、有眼光的政治家。他出身寒微，积极入世，希望政治上有所建树。李绅积极进取，棱角自然过于分明，性格急躁，一生谤亦随之。北宋钱易《南部新书》记载：“李绅在维扬日，有举子诉扬子江舟子不渡，恐失试期。（李绅）判云：‘昔在风尘，曾遭此辈;今之多幸，得以相逢，合抛付扬子江。’其苛急也如此。”这种性格容易引发矛盾，一旦遭遇复杂的官场風浪，就难免引火烧身。牛李党争虽然总体上属于意气用事，但史学家们也承认，纵观李德裕一党所为，值得肯定处更多，因此，虽然李绅站队李党，为人褊躁，仍不失为一位富有正义感的政治家。
李绅的诗歌创作，尤其是乐府诗创作，与其政治活动密切相关。他很早就形成比较自觉的新乐府诗创作思想，早在贞元二十（804）年，他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时，李绅结识元稹、白居易，三人切磋诗歌创作经验，对于诗歌创新有了自觉的意识。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丁酉）》中回忆说：
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有赘剩，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曹、刘、沈、鲍之徒，时得如此，亦复稀少。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
元稹说以前的乐府诗就是“沿袭古题”，重复旧题的内容，没有反映创作者的生活经验，没有反映创作者当时写诗的社会现实，而元稹和李绅、白居易等人努力改变这种做法，开始自拟题目，继承乐府诗的精神，反映自己时代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李绅在元和四年（809）首创了《新题乐府二十首》，成为现代学者所称颂的“新乐府运动”的先驱。受到李绅的影响，元稹才写出了《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以及《乐府古题》十九首这两组著名的新乐府诗。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序说：“余友李公垂辈，贶余《乐府新题二十首》，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余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盖十二而已。”序言说得很明确，“乐府新题”的发明人是李绅，但是，很遗憾的是李绅的原作《新题乐府二十首》后来失传，今天根据元稹的和诗可以大致推测李绅诗歌的基本内容。从元稹的评语和他十二首诗歌的小序来看，李绅这组诗针对时弊，进行讽谕，具有很较高的认识价值，是按照“刺美见事”的诗学理论进行创作的。元稹这十二首诗的题目分别是“上阳白发人”“华原磬”“法曲”“五弦弹”“驯犀”“立部伎”“骡国乐”“胡旋女”“蛮子朝”“缚戎人”“西凉伎”“阴山道”，其中“立部伎”“缚戎人”“阴山道”小序都直接提到了李绅的诗歌。李绅的诗歌也直接影响到白居易创作的《新乐府五十首》，以及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系统阐发的新乐府诗创作理论。
从陶渊明到初盛唐，虽然主流诗人创作中并未关注横征暴敛、贫富分化问题，但是，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却始终是朝廷、政府关注的根本问题，关注现实，尤其是政治能力强的诗人通过政务公文的形式对此问题多有表达。陈子昂《上军国机要事》云：“即日江南、淮南诸州租船数千艘，已至巩、洛，计有百馀万斛所司便勒往幽州纳充军粮。其船夫多是客户、游手隳业、无赖杂色人，发家来时，唯作入都资料，今已到京，又勒往幽州，幽州去此二千馀里，还又二千馀里，方寒冰冻，一无资粮，国家更无优恤，但切勒赴限，比闻丁夫，皆甚愁叹。”他关注江南到洛阳、从洛阳到幽州的漕运，见解深刻。贞元十年（794），陆贽上书《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六条，揭露土地兼并、横征暴敛的事实：“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坏，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豪强，以为私属，贷其种粮，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罄输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贫富悬绝，乃至于斯，厚敛促征，皆甚公赋。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 从个人创作经历来看，李绅创作于第一次赴长安应考之前的《悯农》诗显然是他后来开展新乐府诗写作的前奏，他采用诗歌的形态表达的却不是个人的一般情感，而是传统被在职官员采用奏章上奏皇上的严重的现实政治问题——后安史之乱时代出现的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这是一种在职官员才关注的政治问题。此诗富有更鲜明的现实性和深刻的思想性，显示了作者李绅的强烈政治参与意识和民生情怀，正因如此，才获得作为政治改革家吕温的关注、推崇。
三
《悯农》诗就是《古风二首》，人们历来注意到的是其第二首：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强调粮食来之不易，真实地表现的是粮食生产和农民劳动的艰辛，同情农民，要求人们要珍惜粮食。其实，此诗的主题绝非一般意义上的珍惜粮食。一题一组两诗具有严密的内在结构，其主题显然密切相关，前后呼应。第一首诗写道：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这首诗十分尖锐，揭露了社会不公，是对剥削者进行的直接揭露和批判——劳动者不得食，活活饿死！农夫生产了那么多粮食却仍然饿死，粮食都到哪里去了呢？显然都成了剥削者的“盘中餐”！所以，第二首诗不是一般意义上提醒人们要珍惜粮食、节约粮食，而是提醒剥削者：你们不劳而获，你们应该知道农业劳动、粮食生产多么艰辛！这两首诗前后贯通，表达了对社会不公、横征暴敛、贫富分化的严厉批判。
总体来说，李绅文风朴实，文字通俗，但是，也并非完全不讲技巧，这两首诗艺术上最大的特点是使用了对比：一粒粟种下去秋天能收万颗子，何况是四海无闲田，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产量高，种植面积大，应该是收获粮食很多，可是实际结果竟然是什么？是“农夫犹饿死”，由此可见农民受到的剥削是多么深重，社会对他们是多么的不公！其实，这前后两首诗也构成逻辑上的呼应与对照：第一首说粮食生产很多，而农夫饿死，第二首则回答了糧食的去处——被统治者所享用，农夫的辛劳却不得食与统治者不劳而获构成鲜明对比。
李绅所处的中唐时期，因为战乱不断，社会管理无序，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十分严重，激起当时政治家的广泛关注。张籍、王建以及白居易等人开始借助诗歌的形式，反映、批判横征暴敛的社会现实。从表达效果来说，李绅这两首诗，文字朴实，篇幅短小，但语言精警，现实针对性极强，并采用了对比手法，具有强烈的冲击力和震撼力，具有很突出的思想性，从而在唐诗中脱颖而出，引人注目。从晚唐范摅所记可知，这两首诗又称“古风二首”，提示其文学思想渊源。李白有《古风》组诗五十九首，这是名作，而韩愈《王公神道碑铭》云：“天子曰：王某之文可思，最宜为诰，有古风。”可见“古风”强调思想与文体作风的尚古。李绅的诗题作“古风”，无论是出自后人的代拟还是他的原稿，都表明其创作是刻意与今体保持距离，他要弘扬一种源自《诗经》、汉乐府的关注底层百姓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
李绅自小生活在江南，这是稻米产区。本诗所述“禾”“粟”提示诗所关注的区域乃北方而非江南。禾，从造字法来说属于象形字，象粟之形。粟，商周以来一直就是北方的主要粮食品种。史学家研究发现，“北朝主粮以粟为主，隋唐以后冬麦生产日益发展”。当时北方春、夏所种，主要是粟以及黍、菽等作物。白居易《杜陵叟》云：“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书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敕牒榜乡村。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杜陵是西汉后期宣帝刘询的陵墓，位于长安城南，乃关中京畿之地。白居易的诗反映了当时农民遭受盘剥之惨烈——天子眼皮底下竟然也如此;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关中农作物品种以冬麦夏粟为主的种植情况，白居易之诗这两方面的信息与李绅之诗可以互证。
总之，李绅的《悯农》诗，是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政治家之作，反映了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农业衰败的状况和横征暴敛导致的农民极度贫困的现实，开创了诗歌创作的新范式，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具有重要的诗史意义。《悯农》以及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一再证明：伟大、杰出的文学作品总是与现实、历史保持着深刻的联系——当然不是谄媚与歌颂，而是揭露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