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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访制度作为我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已经成为人们反映社会矛盾的重要方式。在我国建国后的发展历史中，共出现了三次信访高峰，均体现了人们对权益的诉求，且呼吁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追求信访制度的法治化已经成为重要的发展趋势。希望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为信访制度的法治化改革提供可行性建议，从而全面保障公民的合理权利。
关键词：信访制度；信访高峰；法制化改革
前言：
信访制度是具有特色的制度，我国从建国以来，出现三次信访高峰，显示了我国法治建设的矛盾。并且三次信访高峰存在明显的关联，体现出平衡权力以及权利之间的关系[1]。因此，结合我国三次信访高峰，探究我国信访制度的法治化改革具有重要的价值。
1 三次信访高峰
信访制度属于我国的特色制度，是为了联系群众而建立的制度体系，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民众可以通过信访机构来表达自身的诉求，对于社会而言，其有利于解决社会的矛盾纠纷，在我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共出现三次信访高峰，其为我国的信访制度改革提供了可行性建议。
在我国建国初期，政府将信访工作纳入重要日程，到1954年，政府在直属机构建立了信访机构，并且在地方政府建立了相应的部门，在国家对信访改革制度的积极推进下，我国政府在1957年达到了第一次的信访高峰，人们在该时期对干部存在不满的态度，倾诉在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化方面的问题[2]。在我国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信访工作受到打击而停止，在文革结束后，信访机构逐渐步入正轨，信访工作成为人们工作和信访的中心，经过多年的打压，冤假错案相对较多，因此出现了第二次信访高峰，其主要解决拨乱反正的问题[3]。随着社会主义的持续稳定发展，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2003年，出现了第三次信访高峰，群众数量增加了14%，截止到2004年前半年，信访群众的数量同比增长20%左右。
三次信访高峰出现在不同的阶段，但是其均是由社会矛盾的激化而产生的利益格局划分，第一次信访高峰体现了人们对自身权利的维护；第二次信访高峰体现了人们对权利补偿和救济的互换[4]。第三次信访高峰则体现了人们社会保障以及改革等问题。通过信访高峰，可以体现社会矛盾以及解决方案。从三次信访高峰中，可以看出群众的权利在受到打击后，通常会出现呼吁权利的声音，然而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由于受到信访机构权利不一以及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导致信访制度依然无法有效的解决人们的内部矛盾，失去了建立信访机构的实质意义。而在新社会主义发展情况下，人们对法治化的信访制度存在巨大的需求，渴望通过合理的法律制度来保障利益的分配，因此，结合现代社会主义的发展，探究信访制度的法治化发展进程具有重要的价值。
2 信访制度的法律缺失
信访制度作为我国法治化治理的主要手段，已经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从我国三次信访高峰中可以看出，信访制度依然存在明显的缺失，不仅难以实现法治化的管理，同样造成了较大的社会矛盾[5]。因此，对信访制度的法律缺失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信访机构混乱
我国信访制度存在机构混乱以及矛盾突出等问题，并且问题逐渐向着中央聚集，由于信访机构的体制相对较为混乱，因而无法对信访机构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对于信访案件的处理，通常采用逐层转办的方式，在出现信访案件的过程中，各个部门相互推卸责任，信访人员上访无门，在各个机构之间往返，造成信访数量逐渐增加，严重时甚至出现群体上访以及越级上访等事件，对社会秩序的稳定性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2.2 信访功能出现错位的问题
信访作为重要的制度体系，具有明确的责任，但是其存在功能错位的问题，虽然其具有较大的责任，但是缺乏有效的权利，我国的信访制度涉及范围相对较广，已经违背了联系群众的基础原则，无法反映社会的民意，逐步沦落成为国家的行政手段。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信访制度应该建立在行政诉讼以及司法救济的基础上，然而在实际发展中，民众对信访的信任度较高，甚至超过对司法的信任，其俨然已经呈現出现信访功能错位的问题。
2.3 信访程序的缺失
我国信访程序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存在立案以及终结模式不规范等问题，导致信访事件升级为社会冲突，影响社会的稳定性，其与信访的程序存在明显的相关性。我国在第一次信访工作上，确定了分级管理的制度，但是并未建立严格的管理标准，相关部门出现责任推诿的现象，同时领导者对信访具有直接的处理权利，基层工作人员需要根据管理者的意愿来处理问题，造成问题矛盾的进一步加剧。例如在《信访条例》中，其在第31条中对于复杂的听证缺乏明确的概念和标准，同时政府将其纳入考核体系，部分地方政府为了应对上级的考察，对信访的人员进行打压，造成社会矛盾的进一步加剧。
3 信访制度的法治化改革建议
信访制度作为法治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依然存在明显的缺失，因此，从法治化角度，提出信访制度的改革建议具有重要的价值，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建立纠纷解决机制
我国现阶段法律制度体系中，存在诉讼和非诉讼两种纠纷解决机制，但是机制并不健全，在非诉讼解决方案中，主要采用仲裁以及调解机构来负责处理纠纷，但是该机构发展相对较为缓慢，而行政复议的限制性较高，导致其难以解决社会矛盾纠纷。而在诉讼纠纷解决方案中，法院的受理范围相对较为狭窄，如其对于企业改制纠纷则缺乏有效的处理手段。另外，部分地方政府规定拆迁以及政府招标矛盾出现时，不予受理解决矛盾，其造成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同时诉讼存在成本高以及执行困境等问题。诸多问题造成信访难以有效的实现制度化和法治化。
3.2 完善法律体系建设
信访制度最为法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通过完善法律的方式来保障其稳定的运行。在现阶段的信访制度中，由于层级相对较多，导致信访事件会在上下级之间来回批转，不仅影响信访的效率，同时不利于建立群众基础。针对该为题，我国应该完善法律体系建设，构建权利诉愿法庭，将司法处理转化成为权利救济制度，减少非法律因素对其造成的影响，通过法律制度的构建，可以有效的保障信访制度的顺利实施。
3.3 将信访机构纳入到立法机制
信访制度作为我国的矛盾纠纷处理机构，其法律定位并不明确，因而无法有效的处理社会矛盾纠纷。在此情况下，其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将信访机构纳入到立法体系，使其发挥人权委员会的作用，以此来全面的保证社会矛盾的有效处理。
结语：
信访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任务，其已经成为法治化管理的重要手段。然而由于受到行政以及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该制度难以有效的落实。希望通过本文的分析，我国政府可以在三次信访高峰中，寻求信访制度的改革方案，从立法以及机构建设等方面来完善信访制度，以此保障人们的利益诉求，从而有效的解决社会矛盾纠纷。
参考文献
[1]于建嵘.机会治理：信访制度运行的困境及其根源[J].学术交流，2015，（10）：83-92.
[2]王彦平.回归法治化轨道——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面临困境及化解途径[J].社会主义研究，2015，（01）：31-36.
[3]高旭军.我国信访制度的设计缺陷及其改革建议[J].东方法学，2013，（06）：103-112.
[4]陈朝兵.化解我国信访制度困境的理性路径论析——基于信访制度改革争论的反思[J].云南社会科学，2013，（04）：24-27.
[5]冯仕政.国家政权建设与新中国信访制度的形成及演变[J].社会学研究，2012，27（04）：25-27.
关键词：信访制度；信访高峰；法制化改革
前言：
信访制度是具有特色的制度，我国从建国以来，出现三次信访高峰，显示了我国法治建设的矛盾。并且三次信访高峰存在明显的关联，体现出平衡权力以及权利之间的关系[1]。因此，结合我国三次信访高峰，探究我国信访制度的法治化改革具有重要的价值。
1 三次信访高峰
信访制度属于我国的特色制度，是为了联系群众而建立的制度体系，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民众可以通过信访机构来表达自身的诉求，对于社会而言，其有利于解决社会的矛盾纠纷，在我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共出现三次信访高峰，其为我国的信访制度改革提供了可行性建议。
在我国建国初期，政府将信访工作纳入重要日程，到1954年，政府在直属机构建立了信访机构，并且在地方政府建立了相应的部门，在国家对信访改革制度的积极推进下，我国政府在1957年达到了第一次的信访高峰，人们在该时期对干部存在不满的态度，倾诉在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化方面的问题[2]。在我国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信访工作受到打击而停止，在文革结束后，信访机构逐渐步入正轨，信访工作成为人们工作和信访的中心，经过多年的打压，冤假错案相对较多，因此出现了第二次信访高峰，其主要解决拨乱反正的问题[3]。随着社会主义的持续稳定发展，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2003年，出现了第三次信访高峰，群众数量增加了14%，截止到2004年前半年，信访群众的数量同比增长20%左右。
三次信访高峰出现在不同的阶段，但是其均是由社会矛盾的激化而产生的利益格局划分，第一次信访高峰体现了人们对自身权利的维护；第二次信访高峰体现了人们对权利补偿和救济的互换[4]。第三次信访高峰则体现了人们社会保障以及改革等问题。通过信访高峰，可以体现社会矛盾以及解决方案。从三次信访高峰中，可以看出群众的权利在受到打击后，通常会出现呼吁权利的声音，然而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由于受到信访机构权利不一以及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导致信访制度依然无法有效的解决人们的内部矛盾，失去了建立信访机构的实质意义。而在新社会主义发展情况下，人们对法治化的信访制度存在巨大的需求，渴望通过合理的法律制度来保障利益的分配，因此，结合现代社会主义的发展，探究信访制度的法治化发展进程具有重要的价值。
2 信访制度的法律缺失
信访制度作为我国法治化治理的主要手段，已经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从我国三次信访高峰中可以看出，信访制度依然存在明显的缺失，不仅难以实现法治化的管理，同样造成了较大的社会矛盾[5]。因此，对信访制度的法律缺失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信访机构混乱
我国信访制度存在机构混乱以及矛盾突出等问题，并且问题逐渐向着中央聚集，由于信访机构的体制相对较为混乱，因而无法对信访机构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对于信访案件的处理，通常采用逐层转办的方式，在出现信访案件的过程中，各个部门相互推卸责任，信访人员上访无门，在各个机构之间往返，造成信访数量逐渐增加，严重时甚至出现群体上访以及越级上访等事件，对社会秩序的稳定性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2.2 信访功能出现错位的问题
信访作为重要的制度体系，具有明确的责任，但是其存在功能错位的问题，虽然其具有较大的责任，但是缺乏有效的权利，我国的信访制度涉及范围相对较广，已经违背了联系群众的基础原则，无法反映社会的民意，逐步沦落成为国家的行政手段。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信访制度应该建立在行政诉讼以及司法救济的基础上，然而在实际发展中，民众对信访的信任度较高，甚至超过对司法的信任，其俨然已经呈現出现信访功能错位的问题。
2.3 信访程序的缺失
我国信访程序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存在立案以及终结模式不规范等问题，导致信访事件升级为社会冲突，影响社会的稳定性，其与信访的程序存在明显的相关性。我国在第一次信访工作上，确定了分级管理的制度，但是并未建立严格的管理标准，相关部门出现责任推诿的现象，同时领导者对信访具有直接的处理权利，基层工作人员需要根据管理者的意愿来处理问题，造成问题矛盾的进一步加剧。例如在《信访条例》中，其在第31条中对于复杂的听证缺乏明确的概念和标准，同时政府将其纳入考核体系，部分地方政府为了应对上级的考察，对信访的人员进行打压，造成社会矛盾的进一步加剧。
3 信访制度的法治化改革建议
信访制度作为法治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依然存在明显的缺失，因此，从法治化角度，提出信访制度的改革建议具有重要的价值，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建立纠纷解决机制
我国现阶段法律制度体系中，存在诉讼和非诉讼两种纠纷解决机制，但是机制并不健全，在非诉讼解决方案中，主要采用仲裁以及调解机构来负责处理纠纷，但是该机构发展相对较为缓慢，而行政复议的限制性较高，导致其难以解决社会矛盾纠纷。而在诉讼纠纷解决方案中，法院的受理范围相对较为狭窄，如其对于企业改制纠纷则缺乏有效的处理手段。另外，部分地方政府规定拆迁以及政府招标矛盾出现时，不予受理解决矛盾，其造成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同时诉讼存在成本高以及执行困境等问题。诸多问题造成信访难以有效的实现制度化和法治化。
3.2 完善法律体系建设
信访制度最为法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通过完善法律的方式来保障其稳定的运行。在现阶段的信访制度中，由于层级相对较多，导致信访事件会在上下级之间来回批转，不仅影响信访的效率，同时不利于建立群众基础。针对该为题，我国应该完善法律体系建设，构建权利诉愿法庭，将司法处理转化成为权利救济制度，减少非法律因素对其造成的影响，通过法律制度的构建，可以有效的保障信访制度的顺利实施。
3.3 将信访机构纳入到立法机制
信访制度作为我国的矛盾纠纷处理机构，其法律定位并不明确，因而无法有效的处理社会矛盾纠纷。在此情况下，其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将信访机构纳入到立法体系，使其发挥人权委员会的作用，以此来全面的保证社会矛盾的有效处理。
结语：
信访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任务，其已经成为法治化管理的重要手段。然而由于受到行政以及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该制度难以有效的落实。希望通过本文的分析，我国政府可以在三次信访高峰中，寻求信访制度的改革方案，从立法以及机构建设等方面来完善信访制度，以此保障人们的利益诉求，从而有效的解决社会矛盾纠纷。
参考文献
[1]于建嵘.机会治理：信访制度运行的困境及其根源[J].学术交流，2015，（10）：83-92.
[2]王彦平.回归法治化轨道——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面临困境及化解途径[J].社会主义研究，2015，（01）：31-36.
[3]高旭军.我国信访制度的设计缺陷及其改革建议[J].东方法学，2013，（06）：103-112.
[4]陈朝兵.化解我国信访制度困境的理性路径论析——基于信访制度改革争论的反思[J].云南社会科学，2013，（04）：24-27.
[5]冯仕政.国家政权建设与新中国信访制度的形成及演变[J].社会学研究，2012，27（04）：2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