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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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采用1999—2018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县域动态面板数据,构造包含金融、财政因素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利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方法,实证考察县域金融、财政与农民纯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关系,检验县域金融中介与财政支出协同效应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作用.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县域金融、财政的协同政策效果进行评估.结果显示,我国县域金融中介与财政支出进入非协同区制,其中结构协同失衡最为严重.在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中,县域金融与财政协同效应在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方面差异不太明显,主要归结于我国县域政府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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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北京 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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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采用1999—2018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县域动态面板数据,构造包含金融、财政因素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利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方法,实证考察县域金融、财政与农民纯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关系,检验县域金融中介与财政支出协同效应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作用.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县域金融、财政的协同政策效果进行评估.结果显示,我国县域金融中介与财政支出进入非协同区制,其中结构协同失衡最为严重.在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中,县域金融与财政协同效应在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方面差异不太明显,主要归结于我国县域政府调节金融中介与财政支出的协同程度.现阶段,我国县域金融中介、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还未转入“协同”区制,仍具备较大的县域金融、财政促进农民纯收入增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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