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方不起眼的金文铜墨盒上，留有“宣圣二四五九年”落款，这引起我极大兴趣。因为这种纪年款在历史遗物上非常罕见。
　　宣圣，指的是孔子。孔圣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死后为中国历代王朝所尊，汉平帝元始元年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西夏仁宗三年（1146）仁宗颁诏令：“尊孔子为文宣帝”，故以后诗文中多尊称孔子为“宣圣”。
　　“宣圣二四五九年”，显然就是一个以伟人孔子为纪年的年款。晚清时曾发生过“纪年”之争的政治文化事件，当年各政治派别知识分子在向清王朝皇帝“正朔”挑战中，先后提出过孔子纪年、黄帝纪年以及帝尧纪年、大禹纪年、秦纪年等各种纪年方式。
　　纪年，顾名思义是纪录历史年代的方法，属于时间范畴。但翻开古今中外史，多数国家的纪年，并非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概念，而兼负着传递政治文化信息的使命。
　　中国是世界各文明古国中唯一的文明传统未曾中断的国家。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上，有确认纪年的历史始于西周共和元年，距今已有2858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开始使用当朝年号纪年，直到清宣统被废，期间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通行使用皇帝年号纪年。中国封建社会改朝换代，无一例外地都要“改正朔，易服色”。启用新年号，是新政权的重要标志。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纪年年号寿终正寝，新生的民国对纪年也十分重视，最早革命党人刘师培、宋教仁等从“排满”立场出发，主张采用中华民族共同推崇的人文初祖黄帝纪年。1911年，在革命运动取得现实的军事成功过程中，新生革命政权也相继在各地发布按照黄帝纪年的布告。但到民国确立，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表述，定1912年为民国元年，与此同时公历亦被采用。直到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才开始以国家法定的形式彻底采用公历。这是新中国融入世界的一个重要标志。有个有趣的插曲，毛泽东进驻北京后，在开国大典前夕，前来拜见的韶山乡亲们仍念念不忘毛主席登基后使用什么年号。可见，年号在中国普通老百姓中有着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意蕴。
　　现在世界上通行的公元纪年，推敲其老底，与西方崇拜原救世主耶稣直接相关，以传说的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一年为纪元的始年，六至十世纪主要在一些基督教国家使用。随着西方经济文化对外扩张，延伸到越来越多的非基督教国家使用，渐渐淡化了宗教与殖民色彩，成为公历。
　　越扯越远了，回到孔子纪年。清末，随着中国社会危机的日益加深和世界潮流的发展，一些知识分子、维新志士提出了新纪年方式的主张，对象征皇权的年号纪年方式发起挑战。康有为最早提出用孔子纪年。他认为，西方强盛在于有基督教为之本源，于是发愤倡“孔教” 之仪，奉孔子为教主，借此重整中国政治、文化秩序。同时受以耶稣纪年之启示，开始倡导孔子纪年。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在其创办的《强学报》创刊号上以孔子卒后三年为孔子纪年的纪元，其后又在其《礼运注·序》中，以孔子降生为纪元。随着“戊戌变法”的逐步展开，康有为遂将《孔子改制考》呈送光绪帝，使“孔子纪年”得以进一步播扬，改立“孔子纪年”也成为康有为变法主张的一项主要内容。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孔子纪年”渐渐式微，后来革命党人提出的“黄帝纪年”渐占了上风。尽管建立民国后，“孔子纪年”与“黄帝纪年”都没有被采用，但这场纪年之争，反映了那个巨变时代在知识分子中弥漫着一场深刻的国家认同危机，也包含着一个极为重要的取向，就是纪年变革要遵从世界发展之“公理”。在民族主义激情渐退之后，古老的中国最终还是被纳入到西方世界的时间格局之中。
　　如果以孔子降生的公元前551年為纪年元年，这方墨盒上的“宣圣二四五九年”即公元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孔子纪年”这样一个早已被人们遗忘的历史表述，在一个小墨盒上留下印记，其传递的历史文化价值已远远超过墨盒本身，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