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成为轨道上的国家的同时，中国高铁的重要操盘者之一刘志军走上被告席。围绕刘志军案，有3个问题值得关注，如果反省得宜，并且进行严格的制度堵漏，可以成为所有威权政府规范运作的范本。
　　第一个问题，不能解决贪腐问题的政府运作成本有多高？
　　针对刘志军案，检方掌握了充足的证据，涉嫌犯罪的案卷材料共477卷，收受邵力平、丁羽心等11人财物合计6460.54万元。案发后，刘志军受贿的赃款及其滥用职权造成的损失被司法机关全部追缴，其中仅房产就有374套，人民币超过8亿元。由于原铁道部查处的是一连串的窝案，可以肯定的是，贪腐所造成的损失绝不止于此。

　　由铁道部资产改制而来的中国铁路总公司负债2.6万亿，今年以来频频传出“铁总”要求豁免原铁道部债务的消息，不要说偿还本金，连债务利息都还不起。纳税人的钱一定会填入无底洞。可怕的是，没有人能够清算这笔细账，一家承诺中国最重大工程——轨道上的中国的承建者与主管者，居然没有基本的成本收益意识，让人惊出一头冷汗。笔者曾经询问一位铁路配套商，他的回答是层层转包后，一半以上成为说不清道不明的沉没成本，仅备为一说。
　　不仅如此，贪腐盛行的结果是质量、管理瘟疫的蔓延，由于金字塔底层的公司必须像周扒皮一样克扣才能略有盈余，未来的质量风险可想而知。我们处于大建设时期，留给后人的却是车一重桥就塌、风一大屋就垮的有毒资产。再过10年、20年，中国会不会进入质量事故高发期？
　　第二个问题，通过刘志军案，能否堵住未来的制度性高风险？
　　即使刘志军下台，我们得承认，相关部门的权力依然极大，无论是货运的审批、客运的调度、高铁车站的设立，虽然现在称为铁路总公司，公司的权力从铁道部让渡而来。货运引入民资的市场化改革只初见端倪，客运改革更是八字没一撇，如何保证不产生第二个刘志军，堵住中国公共建设高得令人发指的运营成本？
　　要堵住制度性的贪腐漏洞，只有两个办法。或者像新加坡一样法治至上，对作奸犯科者鞭刑伺侯，绝不含糊。新加坡政府强势，淡马锡等国企强大，但在实践中坚决执行法治至上、法律公平的原则。另一个办法是如上世纪60年代的韩国朴正熙政府一样，政府主导经济规划，同时厉行反腐，谁要是腐败一旦查知，大刑奉上。
　　第三个问题，中国新型的公平的市场体制能否建立？
　　这决定了中国经济、中华民族的未来。法治政府不建立，我们目前累积的财富，不过是为未来移民出去的第三国积累而已。刘志军的贪腐目录中，有人民币、美元、欧元等中外纸币，也有房产、股票、理财产品、书画等多种投资工具。不出意外，刘氏家族早就在境外进行了大笔投资，高等贪官在国际化时代的全球视野跃然纸上。对于政府和这位极有能力的官员自身，均属大悲剧。
　　训政阶段，如英国在香港、朴正熙在韩国，严厉反贪是必须的。反贪之后是法治与法条执行的公平。没有立法、执法、法律公平，就没有公平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