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一个时代的影像
　　大协作
　　1959年末，当生化所的杜雨苍和张友尚这两位年轻人在胰岛素上初获收获的时候，以钮经义为首的合成小组也打开了喜人的局面。
　　令人振奋的是，他们已经把串成B链的30个氨基酸小肽合成了。
　　1959年冬季的某一天，钮经义正在王应睐的办公室里绘声绘色地为他描述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前景，钮经义边说边抽烟，那烟雾在狭小的办公室愈积愈多，愈来愈浓，王应睐吸了一下鼻子，不禁咳嗽了一声，钮经义赶忙掐灭了烟，不好意思地说，看我这大烟鬼，呛着你了。
　　王应睐笑了，要是你在胰岛素上有更大突破，我买烟给你抽，而且还是上好的烟。钮经义也笑了，那好，看来我得倍加努力了！钮经义有些着急地说，我们在这里快马加鞭地干，可北京大学还是风平浪静呀，他们对咱们的初步科研成果还抱着怀疑态度。
　　王应睐听着，思考着，慢悠悠地说，你们两个科研小组都已经找到了突破口，接下来咱们还要加把劲，毕竟人工合成胰岛素的路还很长呀！同时， 北京大学那边我们还要给他们加把火，热度不够可不行。
　　钮经义点点头笑了，接下来他正考虑如何给北京大学加油的时候，北京大学的热情却忽然空前高涨起来。
　　其实，北京大学有机化学教研室在1959年初春，就已经行动起来，带头人是邢其毅和张滂。邢其毅生于1911年，时年48岁，张滂1917年出生，比邢其毅小6岁，两人年龄相差无几，正是人生的盛年。邢其毅于1933年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又赴德国慕尼黑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而张滂则于194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二人后来都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有机化学领域的佼佼者。人工合成胰島素，离不开有机化学方面的专家，故邢、张二人担当了此任。他们的麾下聚集了一批青年才俊，有季爱雪、李崇熙、陆德培等人。
　　邢其毅是中国有机化学教育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的著作《有机化学》，曾被教育部定为全国高等教育的通用教材，几代人受益于此，该书被人们尊称为“邢大本”。之后，他的《有机化学基础》又被称为“邢小本”，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当1957年的某一日，作为教授的邢其毅站在大三学生叶蕴华等同学们面前讲课的时候，有些学生已经做好了打瞌睡的准备，可他风趣的语言和深刻而又通俗的表达，立刻吸引了所有的同学们，在邢其毅的嘴里，枯燥的有机化学成了一个引人入胜又斑斓多彩的世界，那时候，邢其毅身着整齐的中山装，举手投足都神采飞扬。让叶蕴华和同学们不解的是，邢老师口袋里怎么还装了一个瓶子呢？鼓鼓囊囊的。课间休息时，邢其毅摸出瓶子喝着里面的液体，面对同学们不解的目光，邢其毅笑了笑道：“我今年46岁了，可还没有离开奶瓶。”同学们闻之哄堂大笑。后来大家才知道，邢老师患有胃溃疡，每次讲课他都带一小瓶牛奶，以备在课间休息时饮用。
　　邢其毅很幽默，常随口一出就逗得人开怀大笑。有一次祝贺一位博士毕业聚餐，席间邢其毅又是侃侃而谈，邢其毅道：“美国总统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深受国人的尊重和爱戴，可他在世界上只怕一个人，”至此邢其毅不说话了，微笑着看着大家，同学们急了，纷纷问：“怕谁？”邢其毅故作严肃地道：“老婆！”说完，他话锋一转：“这位总统先生可真不容易，白天全力工作，还要应付来自各方的政敌，可回到家里还得受老婆的气，这多憋屈呀！”大家皆笑。在座的一位同学张口就问邢其毅：“老师，您惧内吗？”邢其毅不假思索地道：“因为我不是伟人，所以不惧内。”大家一阵爆笑。
　　邢其毅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伟人，可他是一位有建树的学者。早在50年代初就有预言：在未来，蛋白质和多肽化学必将成为有机化学研究的前沿阵地。当他知晓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的专家们准备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时候，他激动得难以言表。连声道，功莫大焉，功莫大焉！
　　可是，邢、张二人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很快都靠边站了，不得不离开胰岛素合成项目。不久，北京大学化学系迎来了一位“老革命”王孝庭，他走马担任化学系党总支书记，王孝庭1925年出生，说他是“老革命”，一点都不为过，他15岁就入了党，曾经是一位出色的地下工作者。
　　王孝庭迈着军人的步伐走进北京大学化学系那一年，正好34岁，可谓是风华正茂。他精力充沛，富有激情，讲话干脆利落，极具鼓动性。年轻的学子们都非常欢迎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对他的到来报以热烈掌声。从血雨腥风中走来的王孝庭渴望国家强大，他希望干事业应该就像当年勇士们冲锋陷阵一样，王孝庭对人工合成胰岛素的进度不满意，他说，知识分子往往就缺少了那么一股冲劲和蛮劲，对合成胰岛素，我们早就该吹冲锋号了！要冲，冲，冲！否则，我们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合成？到那个时候，帝国主义国家早就赶到我们前头去了！
　　王孝庭的话让年轻的学子们热血沸腾，有人说，孝庭同志，你就是领路人，你一声令下，我们就发起攻击，不相信拿不下胰岛素这个小山头。
　　邢其毅听了就苦笑，他自言自语道，这是科学，不是打仗。胰岛素也不是小山头，而是珠穆朗玛峰！
　　张滂也嘟哝，心急了是喝不得热粥的，那样会把嘴皮子都烫起水泡来的。
　　王孝庭的话音刚落下不久，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就出现了很多口号：坚决打胜人工合成胰岛素这一仗！我们要成为人工合成胰岛素的领跑者！等。
　　王孝庭麾下很快就聚集了几百人的攻关队伍，有老师，有学生，王孝庭挥着手喊道，我们要来一场大兵团作战。要以优势兵力打一场歼灭战！
　　80岁的施溥涛老人，如今对当年北京大学人工合成胰岛素大奋战还历历在目。那是一个不算冷的冬日，在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小会议室里，施老操着一口浓郁的宁波话笑呵呵地说，我是亲历者，点点滴滴几乎都还记在脑子里，一闭上眼睛，眼前都是那一幕幕场景。
　　已经享受天伦之乐的施溥涛曾是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的研究员。1959年，施溥涛刚好24岁，那个时候，学生党员都会挑起一份担子的，正因为此，刚刚毕业不久的施溥涛就成了化学系有机教研室的副主任，王孝庭见他活跃又有朝气，就让他主管胰岛素合成。这个时候，在王孝庭鼓动下，北大的胰岛素合成已经是如火如荼，可王孝庭还不满意，他对师生们说，我们应该像当年百万雄师过大江一样，搞胰岛素也要有这种精神！王孝庭见施溥涛还缺那么一股子精神，还缺那么一股子干劲、冲劲，就决定调兵遣将，他把正读大学四年级的花文廷和五年级的叶蕴华调来参加合成胰岛素，并委以叶蕴华有机教研室党支部书记的重任。这一年，叶蕴华芳龄刚过20，眉宇中还挂着一丝稚气，她比施溥涛低一届，可为了胰岛素合成提前三个月就毕业了，为此叶蕴华还哭了鼻子，王孝庭皱着眉头围着她转了几圈开了腔，蕴华同学，胰岛素合成是为国争光，为人类争光的大事业，要无条件地服从，没学完的课程将来可以补上嘛！叶蕴华拭了一把泪道，可我还没毕业，还没做过科研呢。这么小的年龄实在挑不起这么重的担子。王孝庭又皱起了眉头，啥？你这个年龄要是放在红军长征时，有的都是红军师长、团长了，有的十几岁就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了！你这是小丫扛大旗，要勇敢地挑起来。叶蕴华被王孝庭说得热血沸腾，用力点点头走了。 　　北京大学在胰岛素合成大兵团作战期间，王孝庭是总负责人，也是总指挥，胰岛素A链合成有叶蕴华挂帅，B链合成则是施溥涛，花文廷负责分析和A、B链拆合，陆培德是后勤保障。陆培德不满意自己的岗位，嚷着去一线参加胰岛素的合成，王孝庭就黑着脸对陆培德说，别小看自己就是个粮草官，前方胜负可全靠你呢。
　　随着科研进度，氨基酸的需求也越来越大，陆培德连连告急，王孝庭火了，朝着陆培德开了炮，你是怎么供应的？陆培德道，材料不足，我没米下锅呀！
　　王孝庭亲自出马，带着施溥涛到各家医院收集氨基酸，一家一家地跑，走马灯一样地转，有一天晚上施溥涛正在测熔点，一阵困意袭来，他的脑袋靠在了煤气灯上，头发烧去了一片。这天早上，王孝庭又来喊施溥涛上医院收集氨基酸，施溥涛苦着脸指着自己的头道，我这样子咋出门？王孝庭哈哈一笑，拽着施溥涛就走，走在医院里，一些医生、护士看施溥涛的样子窃笑，有的忍俊不禁，笑得前仰后合。
　　也就是这一天，北大出事了，一个学生被烧伤了。胰岛素合成需要大量的溶剂，一些废弃溶剂都要及时处理，学生们就在北京大学的棉花地里挖坑烧掉，那天有个学生划了几根火柴扔下去废料都没有燃烧起来，旁边的韦全贵刚入学一年，他见状心中便涌起了一股英雄豪气，大大咧咧地说，看我的，言毕就爬到了坑下，他划根火柴伸手刚要去点，只听“扑哧”一声，坑下就腾地起了一个红红的大火球，韦全贵尖叫着往上爬，那火苗就像一条吐着信子的长蛇，先是咬住了韦全贵的褲脚，接着又蹿到了他的后背上，紧接着又烧到了他的头发，一干人慌了，纷纷附身去拉韦全贵，有的也被火烧到了眉毛。
　　施溥涛到医院里去看望韦全贵，韦全贵咧嘴就哭了，施老师，我这破相了，女朋友肯定要和我吹了。施溥涛连声安慰他，不会的，不会的。韦全贵的女朋友没能接受这个现实，不久就与韦全贵分道扬镳了。北京大学出于对韦全贵的关心，特批准他留校在哲学系做行政工作。
　　据说，韦全贵已经过世。几年前卒于一场心脏病。
　　北京大学尽管发动了人海战术，可雷声大雨点小，王孝庭还是不满意进度，他把叶蕴华叫到办公室说，太慢，还是太慢！要大干30天才能初见成效！最后，王孝庭扳着指头一一给叶蕴华定了任务。叶蕴华回来把王孝庭的意见传达给施溥涛，施溥涛一听就急了，操着一口宁波话像连珠炮一样叫了起来，叶蕴华一句也没听懂，眨巴着一双美目看着施溥涛，你别急，慢慢说。说快了我听不懂。施溥涛咽了口唾沫，一字一句地把自己的意见表达了，叶蕴华明白了，你的意思是不可能！施溥涛点点头。叶蕴华深有同感，抬脚又来到了王孝庭的办公室，叶蕴华小心翼翼地道，孝庭同志，这任务恐怕很难完成。叶蕴华话音未落，王孝庭就火了，同志，胰岛素合成，毛主席期待着，周总理期待着，全国人民都期待着，没有条件我们创造条件也要上呀！
　　叶蕴华小声道，科研不是一哄而上，更不能搞人海战术，要遵循科学规律。王孝庭闻听此言，一下子更火了，气得拍了桌子，叶蕴华看老革命这样，吓得不敢再出声，只是抹眼泪，王孝庭见状有些不知所措，又是给叶蕴华端水，又是为她拿毛巾擦眼泪。
　　王孝庭一时没有开口，在房间低头来回走着，良久才抬起头来说，我们这些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真是渴望国家一切都好起来啊，胰岛素如果能合成，那该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既是对人类的一项大贡献，也是为国争光呀！
　　王孝庭说完，用期待的眼光望着叶蕴华。
　　叶蕴华点点头，她心里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可是，科学毕竟不能揠苗助长，也不能仅仅凭着一股热情。叶蕴华看着眼前这位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的老革命，实在不忍心向他泼冷水，她点点头道，我动员大家全力以赴。
　　叶蕴华走出王孝庭的办公室，展目看去，几乎到处都是为胰岛素大干快上的景象，作为党支部书记，她感到肩上的担子重重的。
　　在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资料中心收藏着几份熊卫民关于人工合成胰岛素的访谈录，从中看到了这样一些文字：
　　亲历者汤卡罗教授：有的专门负责发豆芽，用它来提取天门冬氨酸；有的同学则通过大烧瓶用盐酸来煮丝绵被中的丝绵，用这个方法来制备丝氨酸。
　　亲历者叶蕴华教授，有的同学在生产别的相关产品，譬如说剧毒的光气。
　　亲历者陆德培研究员，有的同学提纯极易燃烧的乙醚，石油醚等。
　　据中国科学院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档案《601工作有关协作问题》（601为人工合成胰岛素代号）记载：因陋就简，自力更生。进行试剂制作。
　　亲历者夏其昌研究员：大兵团作战持续了非常长的时间。那时候是整个不上课的。大家停课，用三班倒，两班倒的方式做。
　　……
　　那时候整个是一种大跃进的气象。就算你没事，也不能回去睡觉，那样会被人说成落后的。那时候每到23点钟供应夜宵，我想大家就算早也得吃了夜宵才去睡。
　　……
　　白天班的工作时间，反正不是八小时。十二小时也不止，当时是两班倒还是三班倒，我记不清了，很可能是两班倒。你想想，那时候（晚上）十二点以前睡觉是不大有的，十一点钟吃夜宵嘛。
　　……
　　当时以为工作非常简单，以前之所有搞不上去，是因为保守，只要解放思想，是能搞上去的。所以大家是热火朝天地在搞。
　　回望上世纪（20世纪）一幕幕胰岛素攻关的场景，那种奉献精神无不感染着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尽管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家困难重重，百姓饥肠辘辘，我们还是给了科研人员生活上最大的关照。然而，过度的盲目和一哄而上，也对科研人员的身心造成了一定的损害。
　　据北京大学科技档案载：那时我校就自己生产氨基酸和大量溶剂、试剂，加班加点，不注意劳逸结合，导致不少同学生病，甚至有一个班里许多同学得了肺结核。
　　在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资料中心收藏的熊卫民的采访录中，当年的亲历者汤卡罗也谈到了大学期间在健康上受到了损害的同学有很多。我们那一届同学，在入校时有240人，中间还有插班的，但毕业时只剩下了180人。有60多人患了肺结核。我身体较好，挺过来了。 　　……
　　祝贺大家的成就，但不要满足，不要自满。毛主席说过，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总路线中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只有不自满的人才能做到。
　　郭沫若说到这里，手臂一挥，语速一下子加快了，语气也更有节奏感和鼓动性，我们要鼓足十足、百足、千足、万足的干劲，力争上游的上游，我们要不断地革命，要努力成为不断革命的革命家，为中国的科学做出更多更大的成就！创造出前人没有创造出的事业来！
　　诗人郭沫若的话音还没落下，掌声就已经盖了过来，会场一下子沸腾起来了。
　　大家都站起来彼此握手，彼此拥抱，这上海的四月天好像一下子炽热起来。
　　本是生化所来报喜，可最后火了北大，红了复旦，作为专业科研单位的生化所输了，输得他们颜面全无，主角成了配角，红花成了绿叶，一边是冰，一边是火焰，王应睐、曹天钦、钮经义这些有影响的科学家坐不住了，年轻的科研人员更是如坐针毡，有的人甚至在沸腾的场面中悄悄溜走了。
　　汤佩松握着王应睐的手激动地说道，应睐，你们可被远远抛在身后了，这样可不行！学生超过了老师呀。不要气馁，要抖擞精神，开足马力，尽快赶上去！
　　王应睐笑笑，面露尴尬之色。
　　是啊！复旦大学的生化专业是生化所一手拉扯起来的，是名符其实的小字辈，生化所的王应睐、邹承鲁、曹天钦、钮经义、沈昭文等人皆是特聘教授，常到这里耳提面命，传经送宝，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没想到还没毕业的学生就超越了老师。
　　邹承鲁不甘示弱，他环视四周开了炮，谁是最后的成功者还要看最终的结果。
　　邹承鲁何出此言，原来杜雨苍和张友尚正在实验室里进行人工“A链”和“B链”的合成，一旦如愿，人类首次合成胰岛素就算是成功了。
　　那该是多么大快人心的事。
　　就在杜雨苍和张友尚全力以赴的时候，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单位的代表已经在中苏友好大厦举杯庆祝各自的胜利了。
　　另一边，聂荣臻元帅、诗人郭沫若，还有生化所的王应睐等科学家静静地等候着来自生化所的消息，此时此刻，生化所的所有科研人员都没有回家，他们就立在院子里静静等候着，有的人眼巴巴地盯着楼上实验室那盏明亮的灯。
　　报喜的锣鼓队也已经待命。
　　此时，新华社记者早已拟好了通稿，题目是：解开生命现象的神秘面纱 我国对人工合成蛋白质已建功勋。
　　夜漸深，人们都等急了，可报喜的锣鼓声还没有响起，聂帅抬腕看了眼手表，连说，再等等，郭沫若点点头，随口吟道，锣鼓声起是捷报。
　　可是，众人最终也没有等来捷报。
　　屋顶会议
　　正当生化所的科研人员黯然伤神之时，曹天钦从复旦大学带回了一个更让大家心焦的消息，他们竟然再次重复合成了A链、B链，这个时候，杜雨苍、张友尚等人还在实验室苦苦奋战，听罢此消息，他们面面相觑，一时无语。
　　复旦大学愈战愈勇的消息传到北京，中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坐不住了，大诗人郭沫若也是眉头紧蹙，他对张劲夫说，不能偃旗息鼓，更不能铩羽而归，该给他们加加油了。张劲夫点点头，搞科学就应该有一种不怕输的精神！何况他们只是比兄弟单位差了那么几步，再加把劲赶上去，终点上才能分出胜负来嘛！
　　张劲夫也是一位从烽火硝烟中走出来的猛将，他1935年入党，1940年1月在担任中共皖东津浦路东省委书记的同时，还肩挑新四军第五支队政治部主任的重担。
　　皖南事变后，张劲夫又成为新四军第二师政治部副主任。时隔不到一年，他又擢升为新四军第二师四旅政治委员，在淮南率部进行抗日游击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务委员兼浙江省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地方工业部副部长。张劲夫于2015年去世，享年101岁。
　　1956年，张劲夫出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作为郭沫若院长的助手，主持中科院的日常工作。他上任伊始，恰逢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新官上任三把火，张劲夫上任伊始就把人工合成胰岛素放在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在党组会上说，我们一定要把胰岛素搞出个名堂来，不成功决不收兵！
　　张劲夫与郭沫若简单相商后，决定派中科院党组副书记、秘书长杜润生即刻赴上海力促攻关进度。杜润生1913年生， 1947年曾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参加过多次战斗。改革开放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副主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兼任中国农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国合作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民生研究院高级顾问，是中国农村问题专家。杜老比张劲夫长一岁，卒于2015年，时为102岁。
　　杜润生不敢怠慢，当日就来到了上海，他不顾劳顿，上午就召开了生化所全体科研人员大会，杜润生说，我是带着张劲夫书记、郭院长的话来的，希望大家放下包袱，全力以赴，尽快拿出成果来！
　　……
　　这次会上，杜润生讲了很多，也有批评，生化所上上下下都铆足了劲，决定再次据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档案601工作简报记载：生化所有关同志纷纷议论，认为时机不能再等，一定要分秒必争，后来居上，并已决定全所来搞。午后该所党支部立即进行了全所动员，提出要以20天时间完成人工全合成。会上群众情绪激昂……当时就成立指挥部，组织107人，成立四个大队。东风厂为第五队，负责氨基酸及其他原料的生产供应。晚上生化所就付诸行动，对全体参加工作的人员进行了初步训练。
　　也就是这天下午，杜秘书长和分院党委研究决定，组织有机所、药物所等力量一起来搞这项任务。当晚8：30王仲良同志召开了有杜润生秘书长、有机所边伯明副所长、汪猷副所长、药物所许浪旋副所长、高怡生副所长等人参加的第一次司令部会议，讨论作战方案。王副院长提出，胰岛素人工合成是个好题目，意义重大。生化所在这次学部会议上献了礼，但目前复旦已领先。这不光是生化所的问题，还是整个科学院的问题。因此我们下决心组织大兵团作战，打破各所的圈子框框，一起共同来完成这项任务，要求抢时间，半个月内完成全合成……汪猷所长讲，既然分院党委决定，我们立即上马，半个月的时间有点长，要在一个星期内完成。 　　这次重要会议是在生化所主楼的屋顶上举行的，因为举足轻重，就有了重大事件的意味，后来生化所志上称这次会议为“屋顶会议”。
　　屋顶会议结束后，中科院上海分院很快就成立了601指挥部，上海分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王仲良担任总指挥，有机所党总支书记边伯明为副总指挥，王应睐、汪猷、曹天钦分别担任正副参谋长。
　　部署妥当后，生化所、有机所、药物所很快行动起来，这以后，共有300余人参加了胰岛素攻关。
　　王应睐、曹天钦他们对复旦大学的速度一直半信半疑，但两次报喜又言之凿凿，王应睐决定派人前去探个究竟。王芷涯自告奋勇，说我去吧，王应睐点点头，对，你带上张友尚、陈远聪，你把大局，他们把细节。搞科研可以竞赛，但不能互相拆台，我们都是为了国家，为了科学。临行前王芷涯道，人家虽是咱们的学生，可毕竟走到咱们的前头去了，咱们要放下架子，掩起脸面，千万别高高在上，居高临下，否则咱们两手空空，一事无成。要是他们合成的路子对了，咱们就好好取经学习！
　　张友尚、陈运聪点点头。
　　王芷涯是个急性子，说行动抬脚就走，三人很快就来到了复旦大学，对方开始也很热情，连说几声欢迎欢迎，接着就是以茶相待，双方说了一会话，接待的人就借口走了。
　　王芷涯对进来倒水的学生说，要不我们到你们实验室看看？那学生只是笑笑，也不作答。
　　从中午坐到傍晚，再无一人前来。王芷涯道，咱们就别耗下去了，人家这是对咱们封锁消息呀。
　　张友尚点点头，我看也是，给咱们倒了几次水后，就把咱们晾起来了。
　　陈运聪笑笑道，这闭门羹可够噎人的。
　　王芷涯道，咱们就不坐这冷板凳了。
　　言毕，手一挥，说声撤。
　　1960年6月28日，上海市科委举办了一场“大协作动员会”，参会的有生化所、有机所、复旦大学生物系、北京大学化学系。上海市科委的领导说，这次大会是受国家科委的委托举行的，是一次大协作动员会，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搞山头、搞封锁，胰岛素不管几家搞，什么单位来搞，都是为了一个目标，那就是为国争光，今天大家坐到一起，要把各自的看家本领拿出来，不能藏着掖着，这样才能取长补短，才能加快速度完成这个伟大的目标。
　　这位领导谈吐很幽默，说到这里他話锋一转道，大家都不要潜伏着了，是暴露一下自己目标的时候了。下面的人听了，都发出了会心的笑。
　　有了开头的铺垫，大家就彼此放松了，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率先发言，把拆合过程和盘端出，复旦大学、北京大学见状也不能无动于衷了，他们竹筒倒豆子，各自把合成过程说了一遍，最后又干脆把实验报告发给了大家。
　　这次会上，复旦大学的人底气很足，他用手比划着说，我们的结晶已经让小白鼠惊厥了，小白鼠也跳得很欢，这证明合成是成功的！
　　邹承鲁笑笑，很欢？欢到什么程度？
　　会后，邹承鲁等人马上钻进了实验室，他高兴地说，我们就顺着复旦大学实验路子做，结果肯定是一目了然的。
　　张友尚道，以我的经验来看，他们实验应该是错误的。
　　邹承鲁道，实践出真知！
　　杜雨苍、张友尚点点头，按图索骥，照着复旦大学的实验步骤一一做下去。几个人在实验室里通宵达旦忙碌了一夜，经过几次反复实验，最后发现复旦大学的结果是错误的。
　　当年的中科院生化研究所档案资料中有这样的记载：结果发现复旦大学的两类测试方法都非常不规范，或者说根本就是错误的。
　　在熊卫民的访谈录中，有邹承鲁的一段回忆，大概怎么做他们说了，主要的内容是每一步都不经过分离鉴定，就稀里糊涂一步步往下做，这样能不能拿到东西？再有一点，他们测活的方法可靠不可靠？我记得有一个关键是，他们最后的产物是用冰醋酸溶解直接注射到小白鼠的腹腔里，而胰岛素的要点是用水溶液注射。用冰醋酸溶液代替水溶液会出现什么现象？我们当天晚上连夜赶着做这个实验。发现单纯注射冰醋酸就可以得到一些与注射胰岛素类似的现象，那种现象不是胰岛素引起的，而是冰醋酸引起的。
　　中科院上海分院数百人的大兵团攻关也是浩浩荡荡，就犹如中科院院士戚正武回忆起当年情景时所言，用排山倒海之势毫不为过。大家白天黑夜连轴转，有的都一脸倦意，疲惫不堪了，还在那里硬撑着。有的赶也赶不走，跟领导玩起了“捉迷藏”，最后不得不互相监督，强制休息。可是领导也是如此。
　　讲起那个年代的往事，汪克臻表情丰富起来，他比划着说，那时候上上下下一条心，不攻破难关不算完，王应睐、汪猷这些人，那个时候都是学部委员了，这学部委员就是现在的院士，我记得他们在实验室也经常是通宵的干，别的不说，就看当年人们这种精神吧。
　　在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资料中心收藏的关于胰岛素的访谈录中，有当年亲历者王芷涯的这样一段回忆，大兵团作战，疲劳得要命，紧张啊！紧张！我们有一个工序是摇瓶，把东西加进去，不是用机器摇，而是用手摇。有个见习员，是个女的，性叶，她就在三楼，把手伸出窗户摇。就这么摇呀摇，摇呀摇，实在疲劳了，就打瞌睡了，烧瓶一下子掉了下去，全部摔破了，破了液体就没有了。这个烧瓶里装得是一个八肽，所以大家就传：“不得了了，八肽跳楼自杀了。”大家都惋惜的不得了，就批评这个小姑娘：“你怎么能睡着呢？你怎么好打瞌睡呢？”我把这件事汇报给王仲良，王仲良说：“这个可不能批评厉害了，我看这个小姑娘性格有些急，刺激大了不行。他怕她跳楼自杀。”当初是作为一笑话在传，但这不是笑话，说明大家很疲劳，白天夜里，夜里白天，不断地工作。
　　……
　　不管是白天夜里，反正什么时候需要我就什么时候去。我住得离单位很近，大家每天都是很晚才回去。我记得我的儿子当时大概三岁——他是1956年生的——患了肺炎，就住在小儿二科医院，我晚上九点多钟出来——大概是这个时候——再去看他，看他一个人睡在那里。怕他跌下去，床边的栅栏都要竖起来。我爱人在《解放日报》，是坐夜班的，所以也没有时间去照看。那时候，都没工夫管他。哎，哎…… 　　多少年后，当王芷涯叙述这段往事的时候，我们无从知晓她当时的心情，况且，王芷涯也已经作古，但从她当年的话语和语气上，还是能感觉出作为女性的王芷涯，心底深处的那种愧疚和流露出的浓浓母爱。也许，情到深处时，她的眼圈红了，抑或泪水也流了下来吧。
　　第五章 科学没有回头路
　　进京谏言
　　1960年底，全国陷入了大饥馑，很多地方都食不果腹，正在攻关的科学家一日三餐都得不到保证，半夜加餐几乎断了，王芷涯是负责后勤保障的，见大家碗里的粥越来越稀，一时急得团团转，有一次她对王应睐说，之前，国家为了保障咱们科研攻关，再困难也没让咱们饿肚子，晚上还要加夜餐，现在真供应不上了，听说毛主席都提出不吃肉了，咱们也不能去叫苦吧。现在大家都饿得头晕眼花，有的身体都浮肿了，连走路都一摇三晃的，这关咱们还怎么攻？
　　王应睐点点头，我去化点缘，先一解燃眉之急。
　　中科院上海分院党组书记王仲良发话了，体力脑力都消耗大，先暂时停下来，开一段时间的神仙会，大家可以发发牢骚，出出闷气，安定安定情绪，过过神仙日子，针对咱们的大兵团作战，搞一个大鸣大放，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上紧箍咒，谁都可以说，说什么也都行。
　　神仙会上，有的人果然发开了牢骚，那俏皮话、怪话就像泄洪似的一股脑地都出来了，有人说，啥合成蛋白质呀？我家老母鸡天天都生蛋，现成的蛋白质，还合成干什么？我看这是戴斗笠撑伞——多此一举。还有的人道，为了一个小小的蛋白质，这不是劳民伤财吗？干脆养它几窝鸡就算了！
　　大家闻听此言都笑了。
　　有的说，严肃点，别开这样的玩笑！
　　王仲良也笑了，大家畅所欲言，说得都很好呀，谁家的鸡还下蛋了？
　　大家听了又笑。
　　这时一个人又说，人工合成胰岛素根本就不可能。复旦报喜了，北大报喜了，咱们也到这程度了，到头来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猴子捞月白忙活，到最后要啥也没有。
　　是呀！白白浪费人力物力，我看咱们用掉的试剂都够装几个游泳池了。
　　愚公移山难，这合成一个蛋白质更难！
　　王芷涯也开了腔，咱们现在是一马也没当先，万马也没奔腾起来，我看就不如老老实实下马算了。
　　在开这次神仙会之前，有机所的人早就给汪猷提了意见，说合成蛋白质这事是生化所先挑起来的，让咱们跟着白费力气，应该敲锣打鼓的给他们送回去，让他们自己消化去吧。
　　汪猷不同意，他说，我当初觉得可行性不大，也不是很赞成，可现在我觉得有必要搞下去，遇上困难就鸣金收兵吗？如果当年世界上那些先辈科学家都和咱们一样，科学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现在的电灯、蒸汽机、原子弹什么的，科学精神是靠一代一代传下去的，如果咱们停手了，多少年后，后人会怎么评价我们？他们会说，这是一群意志不坚强的人，到时候你的灵魂能安宁吗？
　　有机所的人都知道汪猷脾气很倔，是牛脾气，不想干的事多少条鞭子抽，他也不会往前挪一步的，想干的事就是八头牛也拉不回来。
　　见王芷涯提出下马，有机所有些人又跟着呼应，汪猷有些恼火，就瞪了一眼自己麾下的一干人马，你们不要跟着瞎起哄！
　　这时一位年轻的科研人员突然说道，科学没有回头路！
　　这句话声音不大，可猶如晴天响雷，会场遽然静了下来。
　　大家顺声望去，见是陈常庆。
　　在胰岛素一路合成中，陈常庆是个响当当的积极分子，出了命的闯将，当时生化所有几个能干的年轻人，号称是四大金刚，有龚岳亭、陈常庆、葛麟俊、黄维德，陈常庆能干又会巧干，那时候，各行各业都是党员挂帅，生化所在攻关前，专门成立了党领导小组，组长为曹天钦，组员为王芷涯、杜雨苍、张友尚、陈常庆，真是老中青三结合。就犹如杨家军出征，前有威武少年杨宗保、穆桂英，后有经验丰富的佘太君。那时陈常庆二十有余，可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斗胆的一句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真是一锤定音，接着引来了一片掌声。
　　王仲良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说，看看这个小年轻人，说得多好！马克思说过，在科学的道路上是没有平坦的道路可行的，只有那些在科学道路上不畏艰险的人，才有希望到达科学的顶点！从攀登科学高峰上退下来，那就是逃兵，就是失败者！
　　王应睐一直没有说话，他听着，一一记在小本上，他一直在思考，搞科研“全民皆科”是不行的，行政代替了科学更不行，没有科研经验甚至连茅庐都还没出的年轻人成了主角，而老科学家老科研人员却成了跟班、打杂，外行指挥内行对科研更是有害无利。
　　王应睐环视了一眼四周，轻声自语道，该改变一下这样的局面了。
　　王应睐想进京谏言，但全国形势就是如此，自己出头会引来什么后果，他有顾虑，可王应睐最后决定还是一试，为了科学，为了有朝一日合成蛋白质，他豁出去了。
　　恰恰1960年是英国皇家学会成立300周年，中国科学院应邀决定派代表团赴英参加，王应睐为成员之一，这年7月的一天，王应睐从上海乘火车到北京与代表团汇合，一路上，王应睐的思绪还是九曲十八弯，思想上一直在做着激烈的斗争，车至北京，他还没有从这种情绪中走出来，但王应睐最终还是去了，就在这个炎热的下午，他走进了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的办公室。
　　张劲夫很看重眼前的这位科学家，他用粗糙的大手握着王应睐的手说，见到你很高兴，对于胰岛素，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
　　王应睐望着张劲夫黝黑的面孔说，张书记，我是向您谏言来了，不知您喜欢不喜欢听？听了高兴不高兴？可无论如何，我觉得都应该说出来，要不我着急，也不安呐。
　　张劲夫表情严肃起来，他点点头，高声道，尽管说，我喜欢！
　　王应睐张张口，欲言又止。
　　张劲夫哈哈一笑，不要有顾虑，放开讲！
　　王应睐扳着指头说，张书记，您是老革命，可搞科研不是打仗，更不适合大兵团作战呀！一哄而上没有什么好处的，再就是很多专业不对口的人也加了进来，可结果于事无补呀！ 　　张劲夫点点头说，是啊，我知道，听说还封了你个参谋长呢，言毕，他又自言自语道，确实不应该把军事这一套放到科学家队伍里，风马牛不相及嘛。
　　王应睐见自己的想法引起了张劲夫的共鸣，就放心了，他接着说，当务之急是精减人员，再就是一切行动都得符合科学规律，更不能凭空指挥，要有的放矢！
　　张劲夫道，是啊，我们是应该调整思路了。
　　……
　　当王应睐出现在英国皇家学会庆祝典礼上的时候，张劲夫已经坐在了聂帅的办公室里了。
　　听了张劲夫的话，聂帅坐不住了，他站起身踱了几步，开口道，王应睐说得很好，很有道理，我赞成他的意见，目前，这种现象在全国也普遍存在，对此，我也要向总理汇报一下。该调整就调整，该降温就降温。
　　张劲夫从聂帅办公室回来后，就立刻召开了中科院党组会，会上，张劲夫不仅把王应睐进京谏言的事讲了，也把聂帅的意见传达了，最后他带头做了自我批评。
　　这以后，北京大学、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在胰岛素科研攻关上做了必要的调整。生化所B链组成员为：钮经义、龚岳亭、黄维德、陈常庆、汪克臻、胡世全、张申碚等人，钮经义还是挂帅为组长，他们继续进行人工B链的合成。
　　拆合组仍然是邹承鲁、杜雨苍，后又有蒋荣庆加入，他们还是马不停蹄地反复做天然胰岛素的重合后的活力，为人工A链和人工B链合成做累积。
　　汪猷则率有机所徐杰诚、张伟君、陈玲玲等一干人马进行人工A链合成，他们各司其职，也都各有进展。可步子都有点缓，效果有点慢。一时间山重水复，大家都期待着柳暗花明。
　　聂帅说，我给你们打气来了
　　尽管这样，可大家还是有点打不起精神，曹天钦说，这是伤了元气呀！钮经义道，元气伤了马上补，但步子不能停下来。
　　刚从英国回来的王应睐找大家谈话，给大家鼓劲。
　　陈常庆后来回忆说，1960年，中央开始对大兵团突击胰岛素合成进行了必要的调整，生化所将胰岛素B链合成的队伍缩减到十多个人。当时大家一时没有看到希望，就慢慢消沉了下去，虽然上级领导一再鼓励大家坚持下去，反复强调这是个重大项目，可一些人反而把重大项目当成了沉重的包袱，有着很大的抵触情绪。觉得生化所把合成胰岛素的事吹到全国去了，甚至传到了国外，如今下不了马，又上不去，怎么办？真是骑虎难下呀，这等于是在全国人民面前丢了脸，在中央领导面前也丢了脸。有的人说这就是一个烂摊子，不愿意再搞下去了，就像把一个包袱硬塞给我们来背一样，这真是把人逼上梁山呀。继续做下去的话，最终没有结果怎么办？那以后的日子就更难过了！有的人给领导提意见，不要把这个任务当成什么重点了，有些来所里时间比较长的同志，怕自己继续卷在这项工作之中，出不了文章，将来一事无成，有了这样的压力，就想着逃之夭夭。还有的同志一开始就参加的，注定是溜不掉的，也愿意继续干下去，但心里却是很悲观很沉重，在这样的情形下，肯定是斗志松懈，劲头也不大了……
　　1960年以后的一段时间，是我们的低潮期，大家甚至都有些一种自卑的思想。有的同志认为多肽合成是有机化学，自己的有机化学基础差，没有搞多肽合成的能力。有的则认为自己根本就不是搞研究工作的料。那年轻的同志呢？认为比自己水平高的同志都觉得不行，那自己的水平就更難以应付了，所以就得过且过，不去好好地钻研了。再就是大家觉得那些外国专家搞胰岛素合成都有着十几年经验，而且人家设备条件又比我们好，所以没法和他们比。这样比来比去，就像泄了气的皮球，更没有士气了。
　　带兵打仗的聂帅知道这时候要鼓舞士气，第一场战斗败了不可怕，关键是打好下一场。他要亲自出面给大家擂鼓打气，以壮声威。
　　1960年10月的一天，聂帅来到了生化所，下车就直奔实验室，他问大家，现在多少人攻关？王应睐道，也就是几十个人，聂帅点点头，这样好，很精干。搞科研不需要大队人马，需要的是精神和一支专业的队伍。
　　聂帅接着问，这些年咱们用掉了多少钱？王芷涯伸了一下指头，也就是一百万吧。聂帅笑笑，我看不多。虽说咱们国家还不富裕，但为了科学还是要大气一些。随后他语气一转，你们不要有思想包袱，尽管做，在科学上，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再大的责任，不打你们的屁股。
　　聂帅看了一眼张劲夫，对不对呀？
　　一边的张劲夫笑道，对，对！出问题打我们的屁股。
　　大家都笑了起来。
　　聂帅收住笑容，脸上严肃起来，他说，胰岛素项目总理很重视，临行前他专门嘱咐我，让我问候大家，他说他等着你们的好消息。总理日理万机呀，可还是牵挂着这个项目，我们应该怎么办？全力以赴！今天搞不出来，还有明天、后天，我们这一代人搞不出来，还有下一代人，总之一句话，人工合成胰岛素我们100年也要搞下去！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志气！就在几个月前，中央批准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虽然还是个草案，但已经动起来了，同时我们还专门写了一个《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这以后，科研环境会越来越好，也越来越稳定，大家放下思想负担，安心研究吧！
　　聂帅生化所之行解开了大家的心结，打消了科学家的顾虑。
　　八肽跳楼
　　生化所的老科研人说起胰岛素的时候，至今还时有人提及“八肽跳楼”的事，且津津乐道。
　　当年“八肽跳楼”后，生化所的人心疼的捶胸顿足。
　　什么是“八肽跳楼？”
　　是谁让八肽跳了楼？
　　一连串的问号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当年的亲历者或老矣，或已经作古，由于时过境迁，那些健在者对“八肽跳楼”事也很少有人能够说出个子丑寅卯来了。
　　我心生惋惜，但也心有不甘。
　　2016年3月的一个春日，一位当年的亲历者如同其他的亲历者一样坐在了我的面前，他叫张魁榜，个子不高，胖胖的，戴着一副眼镜，一说话就给人一股笑意。 　　张魁榜到生化所纯属偶然，生化所成立之初，缺少职工，就从社会上招了一批年轻人，这些人大都是初中生、高中生，他们帮着做实验，干一些实验室的杂务，为了让他们成为有用之才，王应睐着手搞了个培训班，号召专家业余时间为他们补课，后来，这批人有的考进了大学，有的成为生化所的研究员。
　　张魁榜是浙江台州人，出生在上海，少小跟着祖父母在乡下读书，初中毕业后回到了父母身边，那时他在家旁边的派出所临时打杂，有次一个民警对他说，科学院招人，你快去吧，那是个稳定的工作，后来张魁榜就成了生化所一员，当时他跟着邹承鲁。
　　他说，我总是觉得，只有那样的一个年代，那样的一群人们才能搞出胰岛素来，这种精神，不是现在说有就有的。
　　他一边说，一边比划着，左手中指上那个金戒指在我面前晃来晃去。
　　他看了我一眼，接着说，我说这话你可能心下叽咕，可事实就是这样。
　　我急忙道，没有。你知道八肽跳楼这事吗？
　　他一时怔住了，睁大眼睛看着我，脸上好像有些悲戚，他拿起杯喝了口水，很久没有说话，可最后还是开口了。
　　他一字一顿地说，这個让八肽跳楼的人就是我爱人呀。
　　我有些意外，很快又心下一喜，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张魁榜看了我一眼，道，意外吧？说着又喝了一口水，接着就打开了话匣子。
　　1956年7月的一天，一个年轻的女孩提着行李走进了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姑娘芳名叫叶箐，刚从北京十二中学毕业不久，就到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当见习员来了。
　　叶箐是满族人，其外祖父姨妈是叶赫那拉氏，也就是赫赫有名的慈禧太后，有着皇家血统的叶箐身材高挑，皮肤白皙而富有弹性，一头茂密的头发透着微黄，长长的睫毛，眼睛蓝蓝的。她的到来，就犹如生化所飞来了一只金凤凰，一下子就把年轻人目光吸引住了。
　　叶箐也和张魁榜一样住集体宿舍，同很多年轻人一起学习，一起吃饭，一起上课，犹如月亮围着太阳转一样，小伙子们也都围着叶箐转，有人还不时地向叶箐射出丘比特之箭，那时候，张魁榜和叶箐年龄相仿，都是十八九岁的样子，张魁榜具有南方人的那种细心、周到、体贴，常给叶箐以无微不至的照顾，让这位远离家乡的女孩心底里生出不少的温暖，久而久之，二人走近了，心也靠在了一起。有人和张魁榜开玩笑，你的名字可真是名符其实，这下你不仅中了榜，还是头魁！
　　年轻人性情活泼，每日在实验室里对着的都是三角瓶、试管、烧灯，或者是干燥管、灯泡瓶、小毛细管，低头是分液漏斗，抬头是烧杯，难免会有些单调、枯燥，可为了早一天合成蛋白质，他们都很有耐心也很有定力。
　　当年常出现的一个情景是摇反应瓶，肽合成是双分子反应，先把两个反应物溶解在三角瓶或灯泡瓶中，为了使溶解物反应更充分更彻底，需要不停地摇瓶，不停地晃。那个时候，没有机器摇，全都靠人工，每人手持一瓶，老科学家在摇，年轻人在摇，有的站着摇，有的坐着摇，有的蹲着摇，虽是姿势各异，举动不一，可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可为了胰岛素的合成，大家都想争口气，出把力。
　　那几日，叶箐身体有点虚，张魁榜让她请假休息，叶箐不答应，张魁榜三劝两说，叶箐就火了，他白了张魁榜一眼，道，大家都这样拼，我怎么能坐得住？
　　这天上午叶箐摇的是灯泡瓶，里面装的是刚刚合成的八肽，叶箐摇瓶的动作很好看，一摇三晃，婀娜多姿，就像台上舞者，那烧瓶成了她手中的道具，摇得有节奏又韵味十足，随着摇动，烧瓶口冒出了一缕缕气体，这气体有毒，呛得叶箐涕泪横流，于是她就走到窗口把手伸出去摇，她摇得筋疲力尽，胳膊酸疼，一阵困意袭来，最后终于支撑不住，眼皮就地粘在了一起。
　　后来叶箐曾跟张魁榜说，那天我觉得自己软得就像面条一样了，脑子里老是有一张床在转，那床太有诱惑力了，我就爬呀爬呀，终于爬到了床上，最后就一下子什么都不知道了。
　　叶箐是睡过去了，手中的灯泡瓶掉到了楼下，她惊醒了，看看摇瓶的手，空空的，叶箐就哇的一声哭了，边哭边往楼下冲，旁边就有人喊，不得了了，八肽掉楼下了，八肽掉楼下了，一些人也都急急往下跑。
　　大家都一下子围了上去，不知谁在喊，快回收，快回收！
　　葛麟俊跺着脚道，烧瓶都摔得四分五裂了，还回收啥？
　　钮经义带着哭音喊，我的八肽呀，你怎么就跳楼了呢？
　　曹天钦眼巴巴盯着八肽殒命的地方一动也不动，好像那只摔碎的烧瓶在瞬间复原了，八肽还完好无损地装在里面。
　　张魁榜火了，冲着叶箐道，你为啥打瞌睡，看你这瞌睡打的，八肽这一跳楼，多少人的心血都没有了！
　　叶箐眼巴巴地看着脚下破碎的烧瓶，蹲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哭得声嘶力竭，花容失色。
　　这时一个年轻人压不住火了，大声嚷嚷道，你还哭，你怎么不跟着八肽一块跳下去！
　　叶箐哭声遽然停了，随后一下站起来，尖声尖气地喊道，是我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八肽，我跳，我也跳下去！
　　说着扭身就向楼上跑去，大家慌了，几个人上来拉住了她。
　　八肽跳楼从此给叶箐心底留下了很大的阴影，这以后，很多人发现，叶箐灿烂的笑容不见了，那令人陶醉的曼妙舞姿也没有了。很长时间，她常在梦中突然醒来，连声哭喊着，对不起，对不起，这种梦魇，持续了数年，为此，她还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很久以后才得以慢慢好转。
　　张魁榜说，在老伴叶箐面前，他至今都不敢再提胰岛素的事。
　　2015年9月，在生化所庆祝人工合成牛胰岛素50周年活动中，张魁榜瞒着老伴参加了，按说，叶箐也应该来的，但张魁榜担心会勾起老伴心底的伤痛。
　　临分手时，张魁榜反复嘱咐我，如果见了他的老伴，千万别提胰岛素的事。
　　切记！切记！
　　一心一意搞出“中国的胰岛素”
　　1963年，中国国民经济开始复苏，各行各业也有了精气神，中科院决定策马扬鞭，继续未竟的科研事业。这年8月，中科院在青岛举行天然有机化学学术会议，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北京大学、生化所发现双方彼此都没有放弃胰岛素这个项目，只是，北京大学半途转向合成羊胰岛素。 　　那天，北京大学的邢其毅教授和生化所的王应睐不禁会心地相视一笑，邢其毅道，你们也没有停止啊，只是我们转向羊了。
　　王应睐则幽默地说，牛羊都一样，牛羊不分家呀！咱们该再次握手合作了。
　　邢其毅点点头，过去咱们都各自单干，不如联起手来，拧成一股绳呀！今后咱们不搞上海的胰岛素，不搞北京的胰岛素，不搞这个单位的胰岛素，不搞那个单位的胰岛素，不搞你的胰岛素，也不搞我的胰岛素，咱们就要联合起来，一心一意就搞中国的胰岛素。
　　好！好！好！
　　他们彼此握住对方的手，同声说，对！就搞中国的胰岛素！
　　自此以后，生化所和北京大学双方接触了几次，逐步达成了合作意向。在一次科技会议上，聂帅问中科院院长郭沫若，胰岛素的工作，为什么不把几支人马合起来呢？这样拧成一股绳力量更大，也更容易成功。聂荣臻元帅的话让生化所和北京大学的关系更加紧密起来。
　　1963年10月，汪猷赴京参加人大会议，邢其毅闻之特邀请其来北京大学商谈，两位对科学孜孜追求的科学家为了胰岛素又坐到了一起。
　　当年指挥大兵团向胰岛素攻关的王孝庭已经落寞无声，而曾经一度靠边站的邢其毅又从幕后走上了前台。
　　邢其毅对汪猷说，现在已经不是大兵团作战的时候了，咱们目前几方专攻胰岛素的科研人员也已经寥寥无几，能不能集中在一起搞呢？
　　汪猷点点头道，这样当然更好，可集中在什么地方呢？
　　邢其毅笑笑，当然是你们有机所了。
　　汪猷怔了怔道，你们来多少人？
　　邢其毅道，加上我和化学系的文重连同其他老师一共7人。
　　说着他递上了一个名单。
　　汪猷有些为难了，他轻声道，你们过来当然很好，我们也很欢迎，可是，你们没有上海户口，也就没有肉票、粮票、肥皂票之类的东西，到时候生活可很清苦的呀。
　　邢其毅摆摆手，这些困难算不了什么，没有肉票，我们大不了就不吃肉，为了科学，就当一回苦行僧嘛，至于肥皂，我发动大家从北京背过去。比起红军长征，这点苦算什么！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汪猷感动了，他紧紧握着邢其毅的手说，对！为了科学，为了中国的胰岛素！
　　1963年寒冬，北京大学的邢其毅、文重、施溥涛、陆德培、季爱雪、叶蕴华、李崇熙登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一路上，邢其毅等几位男性都聊得很热烈，不时还发出一阵阵欢快的笑声。
　　另一边叶蕴华、季爱雪张口闭口都是各自的孩子，叶蕴华她们都是初为人母，彼此有一个一岁出头的孩子。车厢里的这两个女人，说起自己的孩子，一个喜形于色，一个眉飞色舞，母爱像一朵花一样盛开在了各自的脸上，可是说着说着，泪水就打湿了她们的睫毛。
　　叶蕴华的丈夫在湖北参加“四清”，夫妻天各一方，成了牛郎织女。为了能去上海参加胰岛素合成，她只得向远在南京的家母告急，家母还有工作，无法脱身，打来电话说，我左右也请不下假来，就从邻居家找了个老太太，让她给看着，周末我再接回来。叶蕴华听了有些不放心，可一时又没有良策，只得如此。
　　叶蕴华走的时候，也把孩子抱上了火车，准备途经南京时，就把孩子交给那个老太太，火车一路前行，南京愈来愈近，叶蕴华把怀里的孩子抱得更紧了，她用嘴唇不停地亲着孩子额头，一口一个宝贝地叫着、喊着，泪水一次次盈满了眼眶。
　　孩子被抱走了，叶蕴华的心也留在了南京。
　　中科院上海有机所的汪猷对他们的到来热烈欢迎，在全所大会上，汪猷说，为了胰岛素他们都抛家舍业来到了上海，女同志更不容易，她们为了胰岛素，不得不给幼小孩子断了奶。
　　一句话让叶蕴华、季爱雪红了眼圈。
　　汪猷顿了顿接着说，他们在上海没有肉票怎么办？咱们不能让他们肚子里一点油水也没有呀！大家都要匀出点肉来给他们吃，我先带这个头！
　　有机所的任务是人工A链合成，对当年的情景，叶蕴华至今都记忆犹新，在熊卫民的一份访谈录中，叶蕴华回忆道，那时候我们离开北京也是很困难的，李崇熙、季爱雪老师和我的孩子都只有一岁多点，都难以放下……那时候真是不容易，我家三口人，分别待在三个不同的地方，我在上海，丈夫在湖北，孩子才一岁多，我们没钱，请不起保姆，只好让他去了南京姥姥那儿。姥姥得工作，另外托一个老人给带着。
　　……
　　那时候工作都是非常努力的。季老师她们在上海还有亲戚，所以偶尔会出去一趟，我和李老师在那里举目无亲，都是一天到晚泡在实验室里。大家都相处得也很好，没有人争名逐利，都不争什么主角、配角，都甘愿给人打下手。举个例子，当年季老师负责合成一个四肽，我负责合成一个五肽，我们俩负责合成的中间产物又交给李老师合成九肽，李老师又把他所负责的九肽交给陆老师，供他合成二十一肽，大家常常给别人制备原料，都没想到过什么名利问题。发表文章时作者排名也是领导定的，大家也没争过。
　　北京大学教授汤卡罗说，当时的科研攻关我觉得那真叫带劲儿，现在的人估计有这样感觉的不多了，恐怕也做不到这样了。那时候，我家在上海，可我就住在所里，我妈后来还老说我，在家门口你也不回来一趟，你那工作就比妈重要？我开玩笑说，大禹治水人家还三过家门不入呢。我们那时候几乎就天天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從早上天刚蒙蒙亮一直干到下半夜。季爱雪非常仔细又有耐心，我们有时候多肽做出来是油状体，她就在有机溶液里磨来磨去的，就像磨绣花针一样，最后就把固体磨出来了，我们就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小蘑菇”。
　　多少年后，留在北京大学的李崇熙、季爱雪、叶蕴华、汤卡罗这些当年的青年教师，后来都成为北京大学成绩卓著的名教授。
　　用氨基酸一步步合成，到最后成为晶莹透彻的胰岛素结晶，那真是过五关斩六将，不仅要通过200多步化学反应，每一步都有人严格把关检验，步步都有铁面哨兵，中间产物鉴定合格后，才能进行下一步反应，缺一不可，没有合格证别想蒙混过关，更不能投机取巧，如果放在现今，元素分析，轻而易举，当年分析元素，一半是人工，一半是仪器，要几天才能出来结果，众人等得心急如焚，汪猷常让人带着元素分析单来插队，上面还手书一个大字“急”！汪猷的“急”都不是一般的急，急得冒火，化验员就得马上给他“开后门”。这时就有人说，干脆等多步反应搞完后再进行分析，要不光分析这一关就得费不少时间和精力。 　　汪猷脸一板，结果可能对了，那多步反应的过程错了怎么办？科研过程，宁多一些加法，少一些减法，因为这貌似是浪费时间，实际上缩短了过程。“这怎么办？”是汪猷的口头禅？科研人员每天开始试验前，汪猷都像医生查病房一样到处转，他一是看，二是摸，三是问，那目光像苍鹰的眼睛一样锐利，那手就像感应器一样敏感，那嘴就像连珠炮一样不停。有人笑道，这老头，是追命来了。
　　汪猷又道，急着分析，但不能急功近利！有人说我犟，干事业就得有点犟的精神！
　　当年的亲历者徐杰诚对往事记忆犹新：为了鉴定每步缩合产物的纯度，每一个中间体都要通过分析、层析、电泳、旋光测定酶解及氨基酸组成分析。其中任何一项分析指标达不到，都要进一步提纯后再进行分析，力求全部通过。当时我们戏称“过五关、斩六将”。汪猷是不留情面的，如果不行就推倒重来，就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行，也得从头开始。所以，只能是小心再小心，唯恐哪里出现一丝差错。
　　汪猷在科学上的严谨让年轻的叶蕴华心生敬佩，她离开生化所回北京时，特地带走了一张汪猷写有“急”的元素分析申请单。
　　她一直珍藏至今。
　　生化所这边也是全力以赴。
　　钮经义领导的B链合成组又有了新进展，他们已经合成了八肽和二十二肽，B链由三十个氨基酸组成，如果能把八肽和二十二肽成功链接起来，B链就完成了。
　　龚岳亭这一年36岁，虽是男儿身，可有一双织女一样灵巧的双手，钮经义就把合成B链的任务交给了他。
　　龚岳亭1928年出生于上海，从小学到大学，他都是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念的。圣约翰大学，创办于1789年，也称圣约翰、约大，诞生于1879年，最初为圣约翰书院。是中国第一所现代高等教会学府。从1881年开始完全用英语教学，是中国唯一一所用全英语授课的学校。1892年开始设大学课程，清光绪三十一年，也就是1905年升格为大学， 1913年学校开始招收研究生。到了1949年，学校开设了文、理、医、工、神5个学院和附属中学。学校占地已达数百亩，在校学生千余人。
　　圣约翰大学可谓声名显赫，是那个年代全国最出色的大学之一，不仅如此，它还是在中国开门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教会学校。清光绪十二年，一位叫卜舫济的美国人来到圣约翰大学任职，后又出任该校的校长，卜舫济188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士学位，学识渊博，他在中国主持圣约翰长半个多世纪，达53年之久，为圣约翰大学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圣约翰大学为此也有了“东方哈佛”之美誉、“外交人才的养成所”等盛名，从这里曾经走出了中华民国著名的外交家顾维钧，还有宋子文、颜福庆、严家淦、刘鸿生、林语堂、潘序伦、邹韬奋、荣毅仁、经叔平、贝聿铭、张爱玲、周有光等传奇人物。
　　作为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生物化学家、中科院院士的龚岳亭，自然也为母校增色不少。龚岳亭三岁丧父，是慈母含辛茹苦把他抚养成人。少年就知苦滋味的龚岳亭，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好学生，他的母亲虽不识字，但能识大体明大理，她常对爱子说，你一定要学好学问，有了学问，贼偷不掉，强盗抢不掉，你就可以为国家效劳。母亲的话语影响了龚岳亭的一生。
　　晚年的龚岳亭曾经说，我的母亲是一个伟大的母亲。
　　龚岳亭的母亲身体不是很好，晚年患上了直肠癌，常常疼得大声呻吟，为了胰岛素攻关，龚岳亭很少回家，偶尔回去一次，龚母担心影响儿子科研，就打起十分的精神，连说自己身体好着呢。
　　龚岳亭听后就放心了，给母亲按摩几下双腿，很快就回到了实验室，老人见儿子走了，又躺在床上大声呻吟起来。
　　龚母的去世让龚岳亭猝不及防，他后来对女儿说，我还没有来得及好好孝顺一下你的奶奶她就过世了，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说完，泪流满面。
　　龚岳亭酷爱京剧，一招一式颇见功底，兴趣来时张口就唱；他织得一手好毛衣；在妻女眼中也是一位好厨师。他膝下二女龚维屏、龚维敏每说起父亲来都赞不绝口，龚岳亭做饭也像他搞实验那样精细，他包馄饨，鸡蛋、肉、菜、水都有严格按比例的，烧菜更是讲究色香味俱全。
　　龚岳亭1949年冬季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就分到了刚刚组建不久的生化所，师从著名的生物化学家沈昭文，在后来的科研中很快就表现出了超人的才华，在胰岛素合成B链小组中，被委以重任，担任副组长。
　　钮经义让龚岳亭负责八肽和二十二肽的链接后，龚岳亭、葛麟俊等人连续几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能成功，大家都不知下一步该如何动手。
　　大家都静下心来梳理思路，寻找蛛丝马迹，氨基酸很“娇贵”，是个大家闺秀，在实验前，得先用保护基把氨基酸某一部分保护起来，开始实验之时，再用其他试剂脱掉穿在氨基酸身上的保护衣，接着再把裸体的氨基酸缩合连接起来，前边都能愉快合作，可到了B链末尾氨基酸怎么就闹起情绪来了呢？
　　十年磨一剑，龚岳亭他们和氨基酸毕竟打了6年多交道，这位“大家闺秀”到关键时刻怎么能冷若冰霜，翻脸不认人了呢？
　　在小組会上龚岳亭道，天然B链是没有保护的，人工合成B链是不是也不需要？
　　钮经义一拍脑门，对呀，把最后一个氨基酸的鞋子脱了，让她“赤脚”上阵。
　　葛麟俊连声说对，天然B链本来就是“赤脚”的嘛！
　　科学家钮经义的一声“赤脚”看似简单，可里面蕴含着多少科学元素呀。
　　“大家闺秀”赤了脚，问题果然就迎刃而解了。
　　就这样，B链成功合成了，龚岳亭称了一下，说有六克多一些。
　　这六克粉状，咱们平时用的小勺子就盛了，六年时光仅为此，真是粒粒皆辛苦，颗颗是乾坤。一百一十步化学反应，终于换来了人工合成B链。
　　龚岳亭落泪了。这些年，他唱了多少出关云长败走麦城，激动之下，钮经义、龚岳亭抱在了一起，接着又各自拥抱了汪克臻、陈常庆、张申碚、胡世全，大家都是泪流满面，语不成句！
　　葛麟俊、黄惟德两位年轻的姑娘手拉手跳着、笑着。 　　风景这边独好。
　　有机所这边合成A链却碰了钉子，汪猷道，有了咱们十二肽和北京大学的九肽，再往下走怎么就难住了呢？这A链合成难道比B链难？纯度为什么就这样低？
　　李崇熙道，咱们借鉴一下合成B链的经验，把十二肽推倒重来如何？
　　施溥涛也赞成，我看行！
　　李崇熙点点头，别看合成B链用了110步反应，A链也只是65步，与12肽相关也只是30余步，可要推倒重来不是容易的事，只能从零开始！
　　汪猷头摇得像拨浪鼓，不能从头再来了，下大力气再次提纯，每一步都要仔仔细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大家都知道汪猷的脾气，不撞得头破血流不回头。
　　1964年初，中科院得到消息，美国、德国科学家已经得到了具有胰岛素活力的产物，中科院立刻通报给上海生化所，所有的人员都急了，B链在等着A链相会相连，A链却迟迟不见身影。
　　有人开玩笑说，人家牛郎、织女虽一个天上，一个地上，可都能见上一面，这B链和A链相见咋就那么难呢？人家美国、德国A链、B链都结婚生孩子了，咱们的一条链还打着光棍呢！
　　大家议论纷纷，李崇熙也坐不住了，急得直拍大腿。
　　李崇熙是河北人，方脸，浓眉，说话粗嗓门，性子也急，在大家的吵嚷声中，他一个箭步登上了实验台，大声喊道，我们一定要赶，要是赶不上去，一切就白用功了！
　　汪猷火了，指着李崇熙道，赶什么？你这是赶鸡呀？你也是三十多岁的人了，又是个知识分子，怎么站在台子上嚷嚷开了？成何体统？下来，下来！
　　李崇熙脸红了，摸了一下自己的脑袋，嘿嘿两声嘟哝道，我这一着急没控制住就上了实验台。
　　李崇熙1935年生，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后留校任教。1961年研究生毕业。曾任北京大学分校化学系主任，后成为著名的有机化学家。2010年1月去世。
　　李崇熙急了，施溥涛恼了，汪猷还是无动于衷。这时候李崇熙他们就想到了组织，二人一前一后来找有机所党支部书记丁公量，李崇熙说，不调整合成的路子确实不行了，可汪猷所长坚决不肯，还朝我们吹胡子瞪眼的。丁公良哈哈一笑，道，在科学面前，我是门外汉。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先去听听大伙的意见，这时龚岳亭、葛麟俊来了，犹如天兵天将下凡，丁公量说，你们这可是传经送宝来了。
　　龚岳亭说，丁书记，十二肽合成的路子要改變，我们开始也碰上了这样的钉子。
　　葛麟俊说，走不通了就应该回头，要不转来转去还是不行。
　　丁公量道，咱们不怕打败仗，关键是如何吸取经验教训。
　　丁公量决定召开“神仙会”，听听各路“神仙”怎么说，北京大学邢其毅、文重前几日就赶到了上海为A链“会诊”，“神仙会”上他们坚持从头再来，其他人也都纷纷响应。
　　汪猷沉默了，随后他站起来道，现在来看，是我太独断了，我同意这个方案。
　　丁公量带头鼓起了掌。
　　汪猷与邢其毅耳语几句后，决定让有机所和北京大学各出一人负责，有机所派出了陈玲玲，北大派出李崇熙。
　　陈玲玲二十有余，正是花样年华。
　　汪猷沙场点将后就出国了。
　　陈玲玲、李崇熙等一干人重新扎台唱戏，合成A链要走六十五步的化学反应，这六十五步可不是咱常人走的步子，那可是九曲十八弯，在陈玲玲等人的一路护送下，“大家闺秀”氨基酸闯过了险滩，爬过了高山，足足走了两个月，才修成了正果。
　　等汪猷两个月回国时，新的A链已经告捷，合出粉状100毫克。
　　陈玲玲高兴地说，这A链、B链加起来有一百七十五步的化学反应，真是步步艰难！
　　李崇熙感慨道，那孙猴子护送唐僧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咱们男男女女护送氨基酸走了六年，闯过了一百七十五难！
　　这时有人开玩笑说，氨基酸花开有主了，咱们的陈玲玲可错过了郎君。
　　陈玲玲莞尔一笑说，先把这“大家闺秀”嫁出去再说！
　　第六章 向世界报告
　　科学家的抠门
　　天然胰岛素重合后初见活力，科学家乘胜努力，最后活力提高了百分之五十有余，用人工B链和天然A链相合，结果如此，再用人工A链与天然B链相合，活性相当。如今把人工A链、人工B链相合，能不能得到活性呢？
　　大家皆明白，这才是终极目标，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此，就像唐僧西天取经一样，少了一难，就拿不到天竺的经书。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到了邹承鲁的拆合组。
　　这时，生化所王应睐派出了杜雨苍，有机所汪猷点了女将张伟君，北京大学是施溥涛。
　　三方商定，杜雨苍为升帐大将。
　　数年后，当杜雨苍回忆至此，不禁一笑，什么大将呀？其实就是主要操作人，这压力比泰山还大。在胰岛素全合成冲刺时期，指挥部指定我负责带一个小组攻关，主要是探索将人工A链与B链总装配接合合成产物的反复抽提、微量纯化及毛细管内结晶和鉴定等关键步骤，那时心理压力巨大，就好比登山接力，前面三棒顺利交接，山峰就在我面前，我出现问题，整个过程就失去了意义。
　　实验就定在1965年春日的一天，汪猷几乎是一夜未眠，天刚刚亮，他就赶到了单位，院子里已是春意盎然，一片鸟语花香，汪猷无意于春色，径直进了办公室，在房间里他来回走动着，嘴里不时自语道，先给他们多少毫克呢？合成的人工A链太金贵了，汪猷一时下不了这个决心，那太上老君炼丹也只是用了七七四十九天，这人工A链、B链大家用了6年之久，炼丹炉里的仙丹用的是三昧真火，人工A链、B链用的是我们科学家的心血、汗水和精气神，汪猷目光落到了桌子上那一张申请单上，他终于下了决心，拿起笔在申请单上写下了100毫克。
　　同汪猷一样，王应睐、曹天钦、钮经义、邹承鲁、王德宝也早早赶到了，所有的科研人员都聚集在了实验室门前，大家眼巴巴地盯着实验室的门，期待着那个伟大时刻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