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期，随着《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公布，中共党内一批新的机构陆续亮相。其中，最受瞩目的当数两大委员会的重磅开局。
3月2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简称中央深改委）第一次会议召开，通过了20份重要文件。4月2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简称中财委）第一次会议研究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
舆论认为，这两个由领导小组升格的委员会首次亮相，表面上是名称之变，本质是加强党对改革工作的领导、强化重大工作领导体制机制，确保中央的改革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小组”升级
中财委首次会议可谓是重磅开局，直面当前经济的热点难点——三大攻坚战。会议分别听取了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扶贫办、生态环境部就相关问题的汇报。
中共高层认为，三大攻坚战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今后3年要重点打好三大攻坚战。今年两会，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将三大攻坚战的“作战图”和盘托出。
此次，中财委第一次会议再次聚焦三大攻坚战，既延续了政策的稳定性，也体现出中共高层对此的新思路。
比如，这次会议首次在顶层设计层面提出了“结构性去杠杆”，要求以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分部门、分债务类型提出不同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尽快把杠杆降下来，努力实现宏观杠杆率稳定和逐步下降。
在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看来，一些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杠杆率过高，必须尽快降低。
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主要是因为一些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改头换面成了投资公司，进行商业化运作，债务不断累积；部分国有企业拿到银行的信用额度，但钱却被拿去做了别的，如高息转给其他个人或企业、做更高风险的投资等，而没有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有分析指出，结构性去杠杆可以做到精准去杠杆，避免在总量的货币政策上过紧，影响到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与经营环境，还能缓解市场对“紧缩”的预期以及相应的压力。
此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财经委员会工作规则》，强调要加强中共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做好经济领域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同时，会议还透露了中财委领导层的信息。习近平亲自担任主任，出任副主任的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两位政治局常委王沪宁、韩正则担任委员。4位政治局常委同时出现在一个机构的领导层中，实属罕见。
这次会议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升级为中财委后的首次会议。此前，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经济工作的议事协调机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之后，该机构从幕后走向前台，成为中共中央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决策平台。
今年3月，新华社发表了一篇题为《领航新时代中国经济航船——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驾驭中国经济》的文章称：“五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16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全方位谋篇布局中国经济发展”，该机构已“从议事机构转变为决策机构”。
文章透露，2013年4月17日，十八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就研究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工作规则》，明确了新一届财经领导小组的定位——受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委托进行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政策决策的机构。
“从议事机构到决策机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定位之变，凸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加强经济工作领导的高度重视。”文章说。
此次，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升级为中财委，使这种转变进一步明确下来，同时也使得这一决策机构的重要性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更趋实体化
在这次机构改革中，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一起改为委员会的，还有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和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
在中财委正式亮相前，3月28日中央深改委已经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的重头戏是金融“三把火”，即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方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加强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三份文件，释放了从严监管的强烈信号。
比如，《关于加强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将加强实业与金融业的风险隔离，防范风险跨机构跨业态传递。其监管重点将指向民营金控，特别是一度“兴风作浪”的“大鳄”。
新任央行行长易纲日前痛批，“少数野蛮生长的金融控股集团存在着较大风险，抽逃资本、循环注资、虚假注资，以及通过不正当的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等问题比较突出，带来跨机构、跨市场、跨业态的传染风险。”
从职能上说，中财委负责宏观经济决策，中央深改委统筹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这是影响中国经济走向最为重要的两个关键问题。此次，两大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不约而同将金融列为了重点，可见这一问题在当前的重要性。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和中央外事委员会，目前还没有会议消息的公开报道。不过，外交部3月28日发布的消息称，应韩国政府邀请，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于3月29日至30日访问韩国。在与韩国总统文在寅的会见中，杨洁篪向文在寅通报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访华的情况。
这表明，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改为中央外事委员会后已经开始运行，而出任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一职的，正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原国务委员杨洁篪。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明确，这4个委员会都是中央的高层决策议事协调机构，任务是加强对全局重大工作的集中統一领导，负责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其中就包括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优化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
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上述提及的深化改革、网络安全、财经、外事等均为重大工作，需要通过优化以加强党的领导，这些领导小组上升到委员会体现了长期性、稳定性。相比较而言，委员会比领导小组更趋近实体化和机制化，设立委员会有利于整合资源，避免工作碎片化；同时可以实现全覆盖，避免出现盲区和空白。
据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敏介绍，从建制上说，领导小组一般是议事协调机构，属于一种“阶段性工作机制”，非严格意义上的实体性组织；委员会则一般是成建制的固定机构，是为完成一定的任务而设立的专门组织，职能更加全面、机构更加规范，运行更加稳定，组织更加健全。
人民网日前的一篇评论文章说，领导小组变委员会，看起来是改头换面，实际上是脱胎换骨，让涉及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重大工作，在“统”上更有层次和力度，在“行”上更加有序和有效。
文章说，全面深化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改革将进一步触及深层次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制度体系的变革，改革的复杂性、敏感性、艰巨性也更加突出。只有加强和改善党对各项工作的统筹领导，才能在改革不止步中不断取得新胜利，“委员会”也才真正体现出名副其实。
除了上述4个由领导小组转变而来的委员会之外，这次机构改革还新设了两个委员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和中央审计委员会。再加上十九大之前设立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如今近10个委员会已成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里最受瞩目的一类。
这10个委员会之间又略有区别——新设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和中央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均设在国务院部门里，前者设在司法部，后者设在审计署；而其他委员会的办公室，则作为中央直属机构存在。
3月2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简称中央深改委）第一次会议召开，通过了20份重要文件。4月2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简称中财委）第一次会议研究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
舆论认为，这两个由领导小组升格的委员会首次亮相，表面上是名称之变，本质是加强党对改革工作的领导、强化重大工作领导体制机制，确保中央的改革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小组”升级
中财委首次会议可谓是重磅开局，直面当前经济的热点难点——三大攻坚战。会议分别听取了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扶贫办、生态环境部就相关问题的汇报。
中共高层认为，三大攻坚战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今后3年要重点打好三大攻坚战。今年两会，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将三大攻坚战的“作战图”和盘托出。
此次，中财委第一次会议再次聚焦三大攻坚战，既延续了政策的稳定性，也体现出中共高层对此的新思路。
比如，这次会议首次在顶层设计层面提出了“结构性去杠杆”，要求以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分部门、分债务类型提出不同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尽快把杠杆降下来，努力实现宏观杠杆率稳定和逐步下降。
在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看来，一些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杠杆率过高，必须尽快降低。
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主要是因为一些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改头换面成了投资公司，进行商业化运作，债务不断累积；部分国有企业拿到银行的信用额度，但钱却被拿去做了别的，如高息转给其他个人或企业、做更高风险的投资等，而没有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有分析指出，结构性去杠杆可以做到精准去杠杆，避免在总量的货币政策上过紧，影响到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与经营环境，还能缓解市场对“紧缩”的预期以及相应的压力。
此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财经委员会工作规则》，强调要加强中共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做好经济领域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同时，会议还透露了中财委领导层的信息。习近平亲自担任主任，出任副主任的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两位政治局常委王沪宁、韩正则担任委员。4位政治局常委同时出现在一个机构的领导层中，实属罕见。
这次会议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升级为中财委后的首次会议。此前，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经济工作的议事协调机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之后，该机构从幕后走向前台，成为中共中央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决策平台。
今年3月，新华社发表了一篇题为《领航新时代中国经济航船——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驾驭中国经济》的文章称：“五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16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全方位谋篇布局中国经济发展”，该机构已“从议事机构转变为决策机构”。
文章透露，2013年4月17日，十八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就研究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工作规则》，明确了新一届财经领导小组的定位——受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委托进行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政策决策的机构。
“从议事机构到决策机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定位之变，凸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加强经济工作领导的高度重视。”文章说。
此次，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升级为中财委，使这种转变进一步明确下来，同时也使得这一决策机构的重要性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更趋实体化
在这次机构改革中，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一起改为委员会的，还有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和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
在中财委正式亮相前，3月28日中央深改委已经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的重头戏是金融“三把火”，即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方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加强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三份文件，释放了从严监管的强烈信号。
比如，《关于加强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将加强实业与金融业的风险隔离，防范风险跨机构跨业态传递。其监管重点将指向民营金控，特别是一度“兴风作浪”的“大鳄”。
新任央行行长易纲日前痛批，“少数野蛮生长的金融控股集团存在着较大风险，抽逃资本、循环注资、虚假注资，以及通过不正当的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等问题比较突出，带来跨机构、跨市场、跨业态的传染风险。”
从职能上说，中财委负责宏观经济决策，中央深改委统筹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这是影响中国经济走向最为重要的两个关键问题。此次，两大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不约而同将金融列为了重点，可见这一问题在当前的重要性。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和中央外事委员会，目前还没有会议消息的公开报道。不过，外交部3月28日发布的消息称，应韩国政府邀请，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于3月29日至30日访问韩国。在与韩国总统文在寅的会见中，杨洁篪向文在寅通报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访华的情况。
这表明，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改为中央外事委员会后已经开始运行，而出任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一职的，正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原国务委员杨洁篪。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明确，这4个委员会都是中央的高层决策议事协调机构，任务是加强对全局重大工作的集中統一领导，负责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其中就包括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优化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
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上述提及的深化改革、网络安全、财经、外事等均为重大工作，需要通过优化以加强党的领导，这些领导小组上升到委员会体现了长期性、稳定性。相比较而言，委员会比领导小组更趋近实体化和机制化，设立委员会有利于整合资源，避免工作碎片化；同时可以实现全覆盖，避免出现盲区和空白。
据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敏介绍，从建制上说，领导小组一般是议事协调机构，属于一种“阶段性工作机制”，非严格意义上的实体性组织；委员会则一般是成建制的固定机构，是为完成一定的任务而设立的专门组织，职能更加全面、机构更加规范，运行更加稳定，组织更加健全。
人民网日前的一篇评论文章说，领导小组变委员会，看起来是改头换面，实际上是脱胎换骨，让涉及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重大工作，在“统”上更有层次和力度，在“行”上更加有序和有效。
文章说，全面深化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改革将进一步触及深层次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制度体系的变革，改革的复杂性、敏感性、艰巨性也更加突出。只有加强和改善党对各项工作的统筹领导，才能在改革不止步中不断取得新胜利，“委员会”也才真正体现出名副其实。
除了上述4个由领导小组转变而来的委员会之外，这次机构改革还新设了两个委员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和中央审计委员会。再加上十九大之前设立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如今近10个委员会已成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里最受瞩目的一类。
这10个委员会之间又略有区别——新设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和中央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均设在国务院部门里，前者设在司法部，后者设在审计署；而其他委员会的办公室，则作为中央直属机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