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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四川康、安多及嘉戎方言区的藏族民歌中，“鲁、勒、纳勒”在数量上占据了三分之一，由于各藏区居住的地域不同、所操方言的差异，以及各地自然条件所造就的生活方式差异，都使其在相互混合交融的同时，具有了不同的音乐风格和地域性色彩差异。本文以该地区这种体裁的原生态民歌为研究对象，从旋律的形态、旋律的调式与音阶及旋律的特色化润饰三个方面，通过旋律学分析与比较研究的方法来阐述其在不同方言区域间的差异化特征。
[关键词]藏族；民歌；旋法；差异化
中图分类号：J60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2233（2015）05-0046-04
作为占据四川省少数民族人口第二位的藏族，在四川省境内有着极为广泛的分布，包括四川省西部和西北部与青海省、甘肃省及西藏昌都地区接壤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南临凉山彝族自治州和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这些地区多山势高峻、峰峦重叠，不仅有广袤无垠的草原牧场，还有适于耕种的河谷地带。居住在这些区域的藏族人民，其所操的藏族方言也各有差异，其中四川省内的康方言区域主要包括甘孜州的大部分农区和凉山木里藏族自治县，而安多方言区域则主要包括阿坝州的阿坝、红原、若尔盖等县及甘孜州的石渠、色达、炉霍等广大牧区；以阿坝州的马尔康、金川、小金等县和甘孜州的丹巴、道孚县以及雅安地区的宝兴县等地区则主要为嘉戎方言区域。
四川省境内“鲁、勒、纳勒”是其藏区各地中普遍流传的音乐体裁，由于各个藏区所操方言的不同，其在康、安多及嘉戎方言区中则分别被称作“鲁”、“勒”和“纳勒”。按照民歌不同的体裁与题材的分类来看，此类民歌属民歌体裁分类中的山歌类型。它主要是在山野田间自由演唱的歌曲，歌曲多即兴或借景抒情，歌词的内容既有对爱情、家乡、大自然的赞美，也有涉及民俗和宗教生活的内容。由于各藏区居住的地域不同、所操方言的差异，以及各地自然条件所造就的以牧业为主，或以农业为主，或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差异，都使其民间音乐在相互混合交融的同时，具有了不同的音乐风格差异和地域性色彩差异，而这些差异也较为明显的体现在了流传在此地区的这种体裁的原生态藏族民歌当中。本文以地处四川省康巴、安多及嘉戎地区的“鲁、勒、纳勒”的音乐形态特征为研究对象，通过旋律学分析与比较研究的方法，从旋律的形态、旋律的调式与音阶及旋律的特色化润饰三个方面，来阐述这些地区在此原生态民歌体裁中的差异化特征。
一、旋律的形态
整体而言，存在于四川省康、安多和嘉戎方言区域内的“鲁、勒、纳勒”，一般都带有藏族山歌旋律的高亢嘹亮、婉转悠扬、跌宕起伏的风格特色。但是，由于居住的地域、方言及生活生产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其旋律形态还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差异。从民歌旋律的起句来看，安多方言区域的“勒”多以低音区或中音区开始，在由低向高地序进式发展中，短短数拍便使旋律音域跨度迅速级进式达到五度至八度及以上，并在到达旋律高点时往往会有其时值的再延长或自由延长。这种起句特点在安多方言区域的“勒”民歌中相当普遍，不仅使民歌的首句带有全曲引子性质，而且也在增加曲风高亢嘹亮的同时，为之后旋律的进一步发展做好了铺垫。
类似这种旋律首句的起句特点，虽在康方言区的“鲁”民歌中也有存在，但数量较安多方言区域则有所减少，而在嘉戎方言区域的“纳勒”民歌中则更为少见。从旋律运动的形态来看，安多方言区域“勒”的旋律音列多由自然次序逐级运动，其中间或四度、五度的跳进来增加旋律的活跃度，但跳进数量有限，尤其以纯四度的下行跳进更为多见。旋律的律动多前紧后松，即最初时旋律音运动的速度相对较快，在到达旋律高潮点或次高潮点后，旋律音运动速度开始放缓并逐渐环绕下行以形成乐句为单位的大弧线，之后便在更低的音高位置继续旋律的进一步展开，整体形成一种“先扬后抑”的旋律形态格局，如阿坝县民歌《如意》、红原县民歌《美好的祝愿》、若尔盖县民歌《实现理想》、壤塘县民歌《蓝天》等等。康方言区域“鲁”的旋律也有类似于安多方言区域的情况，但在音域上更加宽广，有时旋律的起伏的跨度甚至接近两个八度。此外，在以甘孜州为中心的康方言区的部分“鲁”的旋律中，旋律的运动形态反之较为平缓均匀，旋律线条亦较为平直且旋律形态也更为多样。此外，较前两个方言区而言，嘉戎地区的“纳勒”在旋律形态上则显得更加婉转流畅，旋律音列不完全拘泥于自然序列的逐级运动，而是以某一音级为支点，大量采用三度或四度跳进与级进相结合的相邻音上下环绕的方式进行，如道孚县民歌《珍贵的骏马》、《高山一重又一重》、稻城县民歌《在东方银色的大渡河边上》及民歌金川县民歌《某个喇嘛》等等。这种进行特点使旋律进行婉转活跃灵活流利，也使旋律的曲风较其他地区更加轻盈和爽朗活波。
二、旋律的调式与音阶
音阶与调式的使用特点都会对某地区或某民族的民歌音乐风格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所涉地区的此类原生态藏族民歌当中，五声调式音阶的使用数量最多、运用最为广泛，其次是在五声音阶的基础上还使用一定数量的六声音阶和少量的七声音阶。如从各方言区内民歌的具体使用差异来看，安多方言区的“勒”中运用六声音阶的数量就不及嘉戎方言区的“纳勒”中多，而康方言区的“鲁”则介于二者之间，而各种形式的七声音阶则更多出现在嘉戎地区的此类民歌当中。从调式类别来看，除了羽调式都是这三个方言区民歌中运用最多的调式之外，在安多和康方言区中商调式的运用都多于徵调式，而在嘉戎和康方言区对宫调式的运用则多于安多地区，角调式在康方言区的运用则多于其他两个方言区。
“主、属、下属音都有功能作用，所以都是‘功能音’。功能音以外的其他音，没有直接的功能作用，它们的作用，可以称为‘色彩作用’。这些音，都可以叫色彩音。”[1]不同的调式具有不同的调式色彩，即便为同一种调式，也会由于其对调式内对功能音与色彩音使用的差异而产生同调式色彩间的差异，由此也带来了旋律音调在表情和地方风韵上的多姿多彩。以本文所涉的三个方言区中的羽调式民歌为例，以属音角、下属音商共同支撑主音羽的情况有限，而更多的是以二者其一对主音进行支撑，如阿坝县民歌《家乡美景》（角-羽）、红原县民歌《在吉祥的山顶》（商-羽）、木里藏族自治县民歌《若是无意怎相聚》（角-羽）等，这种特点尤以在安多方言区中的民歌中更突出，而且还有在此次基础上通过不同色彩音作韵所产生的各种变体情况。以属音羽、下属音徵共同支撑主音商的情况在安多和嘉戎方言区的民歌中较为多见，其中不乏在功能音骨架基础上的各种六声或七声音阶形式。如阿坝县民歌《我不愿再交别的朋友》、红原县民歌《草原上的牧人》及道孚县民歌《珍贵的骏马》等等。宫调式的此类民歌在安多和康巴方言区内较为鲜见，更多的则出现在嘉戎方言内，而且主要以七声燕乐音阶的情况为主，如小金县民歌《斯蹦堂涅来吔却》、《沙勒吉扎碰》等。 从音阶结构来看，对七声音阶的运用，安多方言区多为清乐音阶，而嘉戎方言区则以燕乐音阶为主。嘉戎方言区所使用的音阶结构种类，较其他两区更加多样且运用数量较多，而且还有一定数量的将两种或两种以上调式在旋律中进行调式综合的情况，如小金县民歌《成双的大海螺》、《康贴容容》等
这种类型的调式综合以同主音七声调式的综合多见，并多由相邻的燕乐音阶与清乐音阶综合产生八声音阶。更多调式综合的情况可见理县民歌《一对情人》，在这首民歌中旋律在bB宫七声清乐音阶的基础上，以同主音方式同时综合了bA和bE宫七声清乐音阶，从而形成一个含有清角、降半音的角、闰及变宫音的九声音阶（见谱例3）。整体而言，嘉戎方言区的民歌中调式综合以向下属方向的调式综合多见，向属方向调式的综合情况仅在康方言区的少两“鲁”中出现，如得荣县民歌《最美的地方是我的家乡》等。除了以上这种调式综合为旋律带来半音化色彩的情况之外，在这三个方言区中还有一定数量的纯色彩性的调式变音，这些变音多为bmi音、#sol音或#re音形式，且常在旋律中以经过音、助音等形式与调式音级自由交替的使用为曲风带来更多的色彩变化，如阿坝县民歌《不见父母心悲伤》、色达县民歌《唱歌要从头唱起》及理塘县民歌《在房后的柳树上》等等。
三、旋律的特色化润饰
由于地域跨度的辽阔，本文所涉三个方言区在语音、声调和用语的习惯、语气等方面都有许多不同。这些不同的差异性为旋律带来了起伏变化，也在更微观的层面对不同方言区域内的民歌旋律，产生了相对应的地方性的装饰习惯以及细节化的差别处理。而这些细节化的处理不仅使各方言区域的民歌更具情趣和地方风韵，而且也成为体现该体裁民歌旋律风格化差异的重要方面。
安多方言区“勒”与康巴方言区的“鲁”旋律中，常有一些由若干短小时值的乐音所构成的密集组织，通过华彩性的运动对旋律骨干音形成装饰。这种处理增加了旋律的流动感，使字少腔长的旋律在更加自然流畅的同时，还与延长音一起构成了旋律整体灵活多变、伸缩自如的风格特点。从这些华彩性密集组织所处的位置来看，运用数量最多的是其出现在旋律长音之前和之间的两种情况（见谱例4），其中尤以后者在这两方言区的此类体裁民歌中最为多见。如红原县民歌《最美的是赤金花》、若尔盖县民歌《一路平安》，及得荣县民歌《父母的嘱咐》和雅江县民歌《阿重拉》等等。这些华彩性密集组织主要由旋律的级进与小跳构成演唱时带有花腔性质。相对而言，康方言区的这种华彩性密集组织的长度片段较安多方言区更加短小多为非等分的连音形式，且连缀使用的数量也不及安多方言区多。
通过润腔的方式使民歌更加生动、优美是本文所涉三个方言区民歌中较为普遍存在的特点，但在使用的数量和种类上来看，嘉戎方言区的民歌最多，安多方言区次之康方言区较少。大量倚音、下滑音、波音等装饰音的使用都使民歌带有了强烈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点。如嘉戎方言区道孚县一带的“勒”中，就以小三度下行进入羽音的单倚音和双倚音常见，而康巴方言区得荣县或石渠县一带的“鲁”中，倚音的使用较为自由，常不拘泥于某一调式音级且五声性级进的双倚音和多音倚音的数量较多。波音是在安多方言区“勒”中使用数量较多的润腔方式之一，它多由本音和上邻音构成摇声形态，其形成多与安多方言区演唱民歌时喜用喉部快速颤动相关。在此三个方言区域一定数量的民歌中，还有乐句尾部出现垫音的情况，如阿坝县民歌《缘故》、《送给心上人》、丹巴县民歌《我离乡并非心甘愿》、稻城县民歌《在苦难的旧社会》等等，甚至有时垫音虽未在谱面中被记录下来，但在实际演唱效果中多有相关处理。在民歌结束音处使用滑音来润腔，是嘉戎方言区金川县和小金县一带“纳勒”的特色之一，这种处理多出现在民歌的半终止和终止之处，多为同音重复后的下行滑动，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除了以上的润腔方式之外，还有将以上多种处理方式综合在一起的润腔方式，当然这种处理也为民歌带来了异常的华丽优美的地方风韵。
四、结语
尽管流传于四川康、安多和嘉戎方言区的藏族民歌，在体裁种类上非常丰富且曲目繁多，但笔者根据现有的原生态民歌文献统计来看，“鲁、勒、纳勒”几乎在数量上占据该地区民歌总量的三分之一，因此对其进行的针对性研究，一定是系统研究该三个方言区域内藏族民歌特色与差异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类体裁的民歌在历史的长河中积淀下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内涵，不仅旋法流涟、色彩多样而且有着浓郁的地域性特色，虽近些年来，音乐理论研究界有少量文献对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但大多数限于体裁方面的研究或原始资料的收集整理，鉴于以上原因，笔者通过旋律学分析与比较研究的相结合的方法，着重从旋律的形态、旋律的调式与音阶及旋律的特色化润饰三个方面，来阐述这些地区在此原生态民歌间的差异化特征，以期拓展对此地区民歌研究的不同层面，并通过对此类体裁民歌的梳理与理性分析，提炼出能够反映其地域特色和民族特点的差异化特征，从而对民族化音乐创作实践提供创作的理论依据。
[参 考 文 献]
[1]赵宋光论五度相生调式体系[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1964：23-24
[2] 嘉雍群培康巴藏族山歌的韵味[J]中国西藏，2004（04）
[3] 冯伯阳 藏族音乐文化发展初探[J]吉林艺术学院学报，1985（02）
[4] 田联韬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5]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四川卷 [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2
[6] 四川省藏族民间音乐全集[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崔晓光）
[关键词]藏族；民歌；旋法；差异化
中图分类号：J60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2233（2015）05-0046-04
作为占据四川省少数民族人口第二位的藏族，在四川省境内有着极为广泛的分布，包括四川省西部和西北部与青海省、甘肃省及西藏昌都地区接壤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南临凉山彝族自治州和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这些地区多山势高峻、峰峦重叠，不仅有广袤无垠的草原牧场，还有适于耕种的河谷地带。居住在这些区域的藏族人民，其所操的藏族方言也各有差异，其中四川省内的康方言区域主要包括甘孜州的大部分农区和凉山木里藏族自治县，而安多方言区域则主要包括阿坝州的阿坝、红原、若尔盖等县及甘孜州的石渠、色达、炉霍等广大牧区；以阿坝州的马尔康、金川、小金等县和甘孜州的丹巴、道孚县以及雅安地区的宝兴县等地区则主要为嘉戎方言区域。
四川省境内“鲁、勒、纳勒”是其藏区各地中普遍流传的音乐体裁，由于各个藏区所操方言的不同，其在康、安多及嘉戎方言区中则分别被称作“鲁”、“勒”和“纳勒”。按照民歌不同的体裁与题材的分类来看，此类民歌属民歌体裁分类中的山歌类型。它主要是在山野田间自由演唱的歌曲，歌曲多即兴或借景抒情，歌词的内容既有对爱情、家乡、大自然的赞美，也有涉及民俗和宗教生活的内容。由于各藏区居住的地域不同、所操方言的差异，以及各地自然条件所造就的以牧业为主，或以农业为主，或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差异，都使其民间音乐在相互混合交融的同时，具有了不同的音乐风格差异和地域性色彩差异，而这些差异也较为明显的体现在了流传在此地区的这种体裁的原生态藏族民歌当中。本文以地处四川省康巴、安多及嘉戎地区的“鲁、勒、纳勒”的音乐形态特征为研究对象，通过旋律学分析与比较研究的方法，从旋律的形态、旋律的调式与音阶及旋律的特色化润饰三个方面，来阐述这些地区在此原生态民歌体裁中的差异化特征。
一、旋律的形态
整体而言，存在于四川省康、安多和嘉戎方言区域内的“鲁、勒、纳勒”，一般都带有藏族山歌旋律的高亢嘹亮、婉转悠扬、跌宕起伏的风格特色。但是，由于居住的地域、方言及生活生产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其旋律形态还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差异。从民歌旋律的起句来看，安多方言区域的“勒”多以低音区或中音区开始，在由低向高地序进式发展中，短短数拍便使旋律音域跨度迅速级进式达到五度至八度及以上，并在到达旋律高点时往往会有其时值的再延长或自由延长。这种起句特点在安多方言区域的“勒”民歌中相当普遍，不仅使民歌的首句带有全曲引子性质，而且也在增加曲风高亢嘹亮的同时，为之后旋律的进一步发展做好了铺垫。
类似这种旋律首句的起句特点，虽在康方言区的“鲁”民歌中也有存在，但数量较安多方言区域则有所减少，而在嘉戎方言区域的“纳勒”民歌中则更为少见。从旋律运动的形态来看，安多方言区域“勒”的旋律音列多由自然次序逐级运动，其中间或四度、五度的跳进来增加旋律的活跃度，但跳进数量有限，尤其以纯四度的下行跳进更为多见。旋律的律动多前紧后松，即最初时旋律音运动的速度相对较快，在到达旋律高潮点或次高潮点后，旋律音运动速度开始放缓并逐渐环绕下行以形成乐句为单位的大弧线，之后便在更低的音高位置继续旋律的进一步展开，整体形成一种“先扬后抑”的旋律形态格局，如阿坝县民歌《如意》、红原县民歌《美好的祝愿》、若尔盖县民歌《实现理想》、壤塘县民歌《蓝天》等等。康方言区域“鲁”的旋律也有类似于安多方言区域的情况，但在音域上更加宽广，有时旋律的起伏的跨度甚至接近两个八度。此外，在以甘孜州为中心的康方言区的部分“鲁”的旋律中，旋律的运动形态反之较为平缓均匀，旋律线条亦较为平直且旋律形态也更为多样。此外，较前两个方言区而言，嘉戎地区的“纳勒”在旋律形态上则显得更加婉转流畅，旋律音列不完全拘泥于自然序列的逐级运动，而是以某一音级为支点，大量采用三度或四度跳进与级进相结合的相邻音上下环绕的方式进行，如道孚县民歌《珍贵的骏马》、《高山一重又一重》、稻城县民歌《在东方银色的大渡河边上》及民歌金川县民歌《某个喇嘛》等等。这种进行特点使旋律进行婉转活跃灵活流利，也使旋律的曲风较其他地区更加轻盈和爽朗活波。
二、旋律的调式与音阶
音阶与调式的使用特点都会对某地区或某民族的民歌音乐风格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所涉地区的此类原生态藏族民歌当中，五声调式音阶的使用数量最多、运用最为广泛，其次是在五声音阶的基础上还使用一定数量的六声音阶和少量的七声音阶。如从各方言区内民歌的具体使用差异来看，安多方言区的“勒”中运用六声音阶的数量就不及嘉戎方言区的“纳勒”中多，而康方言区的“鲁”则介于二者之间，而各种形式的七声音阶则更多出现在嘉戎地区的此类民歌当中。从调式类别来看，除了羽调式都是这三个方言区民歌中运用最多的调式之外，在安多和康方言区中商调式的运用都多于徵调式，而在嘉戎和康方言区对宫调式的运用则多于安多地区，角调式在康方言区的运用则多于其他两个方言区。
“主、属、下属音都有功能作用，所以都是‘功能音’。功能音以外的其他音，没有直接的功能作用，它们的作用，可以称为‘色彩作用’。这些音，都可以叫色彩音。”[1]不同的调式具有不同的调式色彩，即便为同一种调式，也会由于其对调式内对功能音与色彩音使用的差异而产生同调式色彩间的差异，由此也带来了旋律音调在表情和地方风韵上的多姿多彩。以本文所涉的三个方言区中的羽调式民歌为例，以属音角、下属音商共同支撑主音羽的情况有限，而更多的是以二者其一对主音进行支撑，如阿坝县民歌《家乡美景》（角-羽）、红原县民歌《在吉祥的山顶》（商-羽）、木里藏族自治县民歌《若是无意怎相聚》（角-羽）等，这种特点尤以在安多方言区中的民歌中更突出，而且还有在此次基础上通过不同色彩音作韵所产生的各种变体情况。以属音羽、下属音徵共同支撑主音商的情况在安多和嘉戎方言区的民歌中较为多见，其中不乏在功能音骨架基础上的各种六声或七声音阶形式。如阿坝县民歌《我不愿再交别的朋友》、红原县民歌《草原上的牧人》及道孚县民歌《珍贵的骏马》等等。宫调式的此类民歌在安多和康巴方言区内较为鲜见，更多的则出现在嘉戎方言内，而且主要以七声燕乐音阶的情况为主，如小金县民歌《斯蹦堂涅来吔却》、《沙勒吉扎碰》等。 从音阶结构来看，对七声音阶的运用，安多方言区多为清乐音阶，而嘉戎方言区则以燕乐音阶为主。嘉戎方言区所使用的音阶结构种类，较其他两区更加多样且运用数量较多，而且还有一定数量的将两种或两种以上调式在旋律中进行调式综合的情况，如小金县民歌《成双的大海螺》、《康贴容容》等
这种类型的调式综合以同主音七声调式的综合多见，并多由相邻的燕乐音阶与清乐音阶综合产生八声音阶。更多调式综合的情况可见理县民歌《一对情人》，在这首民歌中旋律在bB宫七声清乐音阶的基础上，以同主音方式同时综合了bA和bE宫七声清乐音阶，从而形成一个含有清角、降半音的角、闰及变宫音的九声音阶（见谱例3）。整体而言，嘉戎方言区的民歌中调式综合以向下属方向的调式综合多见，向属方向调式的综合情况仅在康方言区的少两“鲁”中出现，如得荣县民歌《最美的地方是我的家乡》等。除了以上这种调式综合为旋律带来半音化色彩的情况之外，在这三个方言区中还有一定数量的纯色彩性的调式变音，这些变音多为bmi音、#sol音或#re音形式，且常在旋律中以经过音、助音等形式与调式音级自由交替的使用为曲风带来更多的色彩变化，如阿坝县民歌《不见父母心悲伤》、色达县民歌《唱歌要从头唱起》及理塘县民歌《在房后的柳树上》等等。
三、旋律的特色化润饰
由于地域跨度的辽阔，本文所涉三个方言区在语音、声调和用语的习惯、语气等方面都有许多不同。这些不同的差异性为旋律带来了起伏变化，也在更微观的层面对不同方言区域内的民歌旋律，产生了相对应的地方性的装饰习惯以及细节化的差别处理。而这些细节化的处理不仅使各方言区域的民歌更具情趣和地方风韵，而且也成为体现该体裁民歌旋律风格化差异的重要方面。
安多方言区“勒”与康巴方言区的“鲁”旋律中，常有一些由若干短小时值的乐音所构成的密集组织，通过华彩性的运动对旋律骨干音形成装饰。这种处理增加了旋律的流动感，使字少腔长的旋律在更加自然流畅的同时，还与延长音一起构成了旋律整体灵活多变、伸缩自如的风格特点。从这些华彩性密集组织所处的位置来看，运用数量最多的是其出现在旋律长音之前和之间的两种情况（见谱例4），其中尤以后者在这两方言区的此类体裁民歌中最为多见。如红原县民歌《最美的是赤金花》、若尔盖县民歌《一路平安》，及得荣县民歌《父母的嘱咐》和雅江县民歌《阿重拉》等等。这些华彩性密集组织主要由旋律的级进与小跳构成演唱时带有花腔性质。相对而言，康方言区的这种华彩性密集组织的长度片段较安多方言区更加短小多为非等分的连音形式，且连缀使用的数量也不及安多方言区多。
通过润腔的方式使民歌更加生动、优美是本文所涉三个方言区民歌中较为普遍存在的特点，但在使用的数量和种类上来看，嘉戎方言区的民歌最多，安多方言区次之康方言区较少。大量倚音、下滑音、波音等装饰音的使用都使民歌带有了强烈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点。如嘉戎方言区道孚县一带的“勒”中，就以小三度下行进入羽音的单倚音和双倚音常见，而康巴方言区得荣县或石渠县一带的“鲁”中，倚音的使用较为自由，常不拘泥于某一调式音级且五声性级进的双倚音和多音倚音的数量较多。波音是在安多方言区“勒”中使用数量较多的润腔方式之一，它多由本音和上邻音构成摇声形态，其形成多与安多方言区演唱民歌时喜用喉部快速颤动相关。在此三个方言区域一定数量的民歌中，还有乐句尾部出现垫音的情况，如阿坝县民歌《缘故》、《送给心上人》、丹巴县民歌《我离乡并非心甘愿》、稻城县民歌《在苦难的旧社会》等等，甚至有时垫音虽未在谱面中被记录下来，但在实际演唱效果中多有相关处理。在民歌结束音处使用滑音来润腔，是嘉戎方言区金川县和小金县一带“纳勒”的特色之一，这种处理多出现在民歌的半终止和终止之处，多为同音重复后的下行滑动，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除了以上的润腔方式之外，还有将以上多种处理方式综合在一起的润腔方式，当然这种处理也为民歌带来了异常的华丽优美的地方风韵。
四、结语
尽管流传于四川康、安多和嘉戎方言区的藏族民歌，在体裁种类上非常丰富且曲目繁多，但笔者根据现有的原生态民歌文献统计来看，“鲁、勒、纳勒”几乎在数量上占据该地区民歌总量的三分之一，因此对其进行的针对性研究，一定是系统研究该三个方言区域内藏族民歌特色与差异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类体裁的民歌在历史的长河中积淀下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内涵，不仅旋法流涟、色彩多样而且有着浓郁的地域性特色，虽近些年来，音乐理论研究界有少量文献对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但大多数限于体裁方面的研究或原始资料的收集整理，鉴于以上原因，笔者通过旋律学分析与比较研究的相结合的方法，着重从旋律的形态、旋律的调式与音阶及旋律的特色化润饰三个方面，来阐述这些地区在此原生态民歌间的差异化特征，以期拓展对此地区民歌研究的不同层面，并通过对此类体裁民歌的梳理与理性分析，提炼出能够反映其地域特色和民族特点的差异化特征，从而对民族化音乐创作实践提供创作的理论依据。
[参 考 文 献]
[1]赵宋光论五度相生调式体系[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1964：23-24
[2] 嘉雍群培康巴藏族山歌的韵味[J]中国西藏，2004（04）
[3] 冯伯阳 藏族音乐文化发展初探[J]吉林艺术学院学报，1985（02）
[4] 田联韬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5]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四川卷 [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2
[6] 四川省藏族民间音乐全集[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崔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