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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化是20世纪中国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中国现代化本身的特殊性决定了道路选择的复杂性。在特定历史环境中，中国为追求现代化的成功曾进行过各种模式的“试选择”，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分别出现过三种不同的道路;最终选择“走俄国人的路”，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主张、价值取向及其政治影响力发挥重大作用的结果，同时也与国内外的各种因素密不可分。
[关键词]中国现代化;社会主义道路;道路选择
[中图分类号] D61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4479（2019）03-0005-06
认识和研究社会主义，无论理论的还是实践的、经典作家思想亦或20世纪的得失成败，都必须以现代化、全球化作为视域与背景知识;否则，很容易陷入盲人摸象、隔靴搔痒或对空放炮、不着边际的困境。这是我许多年前提出过的一个观点。世界范围是这样，中国的社会主义问题更是如此。例如，关于中国对社会主义的选择：中国为什么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既然选择了社会主义，为什么在实践中又不断遭遇重大挫折与失败？中国社会主义之“特色”在根本上源于何处？如此等等。可以说，如果没有对现代化、全球化问题的深入了解，是很难将这些解释清楚的。
一
在历史上，人们曾经将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工业化，顾名思义，也就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经济活动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生产转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随着机器生产的发展，经济的自动化与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以煤炭、石油为代表的非生物能源逐渐获得广泛使用。但20世纪中期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现代化的含义要比工业化更加深广：它以工业化为基础，但同时又并不仅限于工业领域或经济领域，而是指人类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整体性历史过程;其中城市化是重要标志，同时包括知识增长、政治发展、社会结构变迁以及人们心理的适应与变化等等。①
如果以机器生产的诞生作为标志，英国不但享有率先启动工业革命的殊荣，而且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机器动力进入工业领域不但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且推动产生现代工厂制度。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由此产生的效果是：“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不是资产阶级本身有多大的魔力，而是资产阶级利用了机器生产并且推动工业革命的爆发。工业革命的意义，借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语言来概括：是“从远古创造农业、冶金术、书写文字、城市和国家以来人类史上最巨大的转变，这个革命已经改变了并继续改变着整个世界”③。
工业革命对“整个世界”带来的改变，最重要结果是拉大了各大文明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如果说在此之前，各大文明区由于都处于农业文明时代，发展水平大体在同一个平面上;那么在此之后，世界的一端是新兴工业国和现代工业文明，另一端则是传统农业国或古典农业文明。挟工业革命之雄威，前者经济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日新月异;而后者不但仍然在利用原始技术与能源的低效率生产中停滞与徘徊，而且会受到前者的侵略、剥削、压迫甚至被殖民化。不幸的是，由于晚清政府的傲慢与无知，在古代文明阶段曾经领先于整个世界的中华民族非但没有能够跻身前者，反而迅速沦为现代文明的“受害者”。
连续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直至都城被占，顽固保守的统治者也终于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厉害，于是开始实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发展战略：“洋务运动”。这场运动，后来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工业化或现代化的最初启动。
和英国比较，中国的现代化大约晚了一百年，但在非西方国家中也还算是比较早的。例如，被晚年馬克思当作东方社会范本的俄国，其工业化现代化正式起步于1861年农奴制改革;近邻日本是东亚国家中较早体验到“西风美雨”厉害的，它的现代化正式开始于19世纪60、70年代的明治维新运动。作为“非西方”中的主要国家，中、日、俄三国现代化的启动时间大体相当，但中国的效果却最为糟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工业生产总量仅次于英、法、美、德，排在世界第五位;日本从1885年到1920年，经济总量（国民生产总值）增加2.6倍，同时轻重工业齐头并进、迅猛发展，成功挤进世界强国之列。反观中国：从19世纪60年代到1949年，即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工业化现代化却始终步履蹒跚、乏善可陈。对此，世界银行曾经有过一个评论：“甚至在1952年，虽然中国在长期战争后经济恢复已经基本完成，但仍然比1930年的苏联和日本贫穷，工业化程度也比它们低，甚至还比不上当时的印度”④。
有一个问题经常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讨论，即古老的中华民族在面临来自西方的工业化现代化挑战时，为何会困难重重、成绩平平？或者说，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百年历程中，为什么不断陷于困境？
这是我们在研究中国社会主义问题时首先必须明白的理论前提，同时这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背景。
二
世界范围的现代化存在两种不同类型：一是“早发—内生型”，二是“迟发—外生型”。“早发”与“迟发”，属于时间概念。我国著名学者罗荣渠先生有过一个分析：从18世纪60、70年代英国肇始延及至今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存在三次大浪潮或三个大的阶段，即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叶（大约1780～1860年）为第一次浪潮或第一阶段，是由英国开端然后向西欧扩散;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为第二次浪潮或第二阶段，工业化现代化越出西欧后向周围地区以及欧洲以外地区传播;工业化现代化的第三次浪潮或第三阶段，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先后加入了这一历史性进程。“内生”或“外生”，则是由发生与成长动因不同所产生区别。内生型现代化的社会变革力量主要来自国家或民族内部，外来影响一般居于次要地位;而外生型现代化又称为外诱型现代化，即指在一定的国际环境影响下，社会受外部冲击而引起内部思想和政治的变革，从而“被迫”开始工业化现代化进程。⑤对于后者，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又将之概括为“挑战—应战”模式。 中国的现代化开始于19世纪后期，又因外部挑战而生，因而无疑属于“迟发—外生”类型。相比较“早发—内生型”现代化，“迟发—外生型”存在着一些“天生”的不利因素，例如：由于动力首先来自外部的“挑战”，所以各种社会矛盾更加难以处理，政治权力转移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动荡更加频繁与激烈;客观上必然面对国际资本、世界市场的鉗制、剥削与压迫，要想获得独立自主的经济与政治地位非常困难;现代化意味着现代性因素的不断生成与增长，面对这些大体是“外来的”、与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思想观点、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传统保守势力在文化层面的反抗或抵制也会更加强烈。
美国比较现代化研究专家西里尔·E.布莱克认为：“虽然搞现代化比较早和比较晚的国家的前提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参加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各国的前提都是十分相似的。”⑥然而，“相似”之中还是会有所不同。对于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上述不利因素不但都存在，而且经常是以更为极端和典型的方式体现出来;除此之外，中国和其他许多非西方落后国家比较，还存在许多独有的困难。
概言之：
第一，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古文明更加发达的东方国家，这意味着不但在文化上与西欧工业化现代化所赖以成长的环境有更多本质性不同，而且传统会更加顽固，制度性变革也就更加困难。
纵观近百年现代化进程，文化争论贯穿始终：从封建保守派的“华夏中心”到洋务派的“中体西用”，从西化派的“全盘西化”再到折衷主义者的“中西互补”……“文化是制度之母”;各种争论层出不穷，必然导致制度变革莫衷一是的结果。当然，这方面对于工业化现代化更加严重的制约与影响，还是延续几千年的东方式封建专制主义。现代化在政治上意味着民主化。但是在中国，不但封建专制主义在国家制度形态层面迟迟不愿离去，而且更重要的是作为传统观念顽固存在于人们精神领域深处。所以即使辛亥革命之后，仍然不断上演“皇帝梦”政治闹剧，特别是还会在“民国”旗号下保留浓厚的封建专制统治色彩。
第二，中国作为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超大型国家，在西方国际资本势力已经形成、世界经济越来越市场化背景下，更容易成为发达国家任意宰割瓜分的对象，要想维护独立与统一更加困难。
在落后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大国和小国存在很大区别：一般来说，小国更容易抓住有利的国际机遇获得成功，而大国却因幅员辽阔、地区差别太大而难以全面推动、迅速发展。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就指出过：“中国以地太大民族太多之故，故其运动进步，常甚延缓。”⑦同时在欧美一些国家率先完成初步工业化基础上形成对全球的殖民剥削体系后，以中国之大，更容易成为这些国家进行资源掠夺和推销其工业产品的广阔市场;若一国无法鲸吞，便采取合伙瓜分的方式。于是自1840年以后，世界上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曾经踏上过中国这块土地：两次鸦片战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略、抗日战争……接二连三的战争不但使中华民族一次又一次遭受巨大破坏与毁灭性打击，而且使中国的独立和统一很难实现。世界的经验证明，民族的独立和统一，是任何国家工业化现代化顺利推进的先决条件。
第三，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初始阶段，内外环境错综复杂、各种矛盾异常尖锐，更加难以形成一个政治上坚强有力并始终以维护全民族利益为目标追求的中央政府及其各级政权架构。
美国学者布莱克在比较研究世界工业化现代化经验后，指出：“在迅速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种种必要条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在中央、中层和地方各级要有强有力的政府。”⑧这个“重要条件”之重要，既为现代化一般规律所决定，同时也因为落后国家的“后发—外生型”工业化现代化一般都是由上层政治精英推动进行的，具有政府主导性质。在中国，由于内外环境复杂、各种矛盾异常尖锐，这一条件就显得更加突出与重要。然而事实上，近代以来的中国恰恰在这方面非常薄弱。中国自晚清时期开始工业化现代化，但在统治集团而言却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且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晚清政府的统治;袁世凯倒台后，各路军阀忙于争权夺利，导致中国四分五裂;在蒋介石统治大陆的22年中，中央政府和地方势力之间的争斗从未停止过，更兼之又形成了一个以独揽财政经济大权为目的的官僚垄断集团，从上到下的贪污腐败成为其倒台的重要原因。
三
现代化的特殊性决定了道路选择的特殊性与复杂性。
自鸦片战争到1949年，“在这一百年中，中国几乎对西方出现过的各种现代化模式都进行过快速的试选择，这是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罕见的记录。”⑨洋务派试图在传统制度和权力结构范围内实现工业化。然而，在高度集中的“巨型帝国”式金字塔权力结构制约下，新生的经济力量与社会力量很难有充分的发展空间;往往是刚刚诞生还没有形成一定的影响，便会遭到封建保守势力的疯狂摧残与扼杀。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曾经总结分析：“晚清政府在各种危机面前所采取的那些犹豫不决、立足防守的特殊政策，对现代化的实现几乎一无所助。对19世纪的中国统治者来说，进行重大的社会变革已越来越成为不可思议的事情，更不要说将它付诸实施了。现行政府体制与实现现代化的果断行动极不适应，这一缺陷是中国现代化起步缓慢的主要原因。”⑩吸取洋务派的教训，康有为、梁启超主张走英国、日本的君主立宪道路。康有为很自信地认为：只要依此实行变法，“三年可以自立”、“二十年而为政于地球”。然而事实上，“维新”只存百日，主导者最终无不落得被晚清统治者赶尽杀绝的下场。究其原因，康有为等人既要维护民族独立，又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既反对封建顽固势力，又试图依靠旧政权实现政治变革。“因此，1898年的维新派仅仅是改良派，不是革命派。他们仍然只是要求‘传统范围内的变革’。他们抱有很大的勇气，甚至怀有更大的乐观精神，希望中国传统的代表人物能够革新传统，以适应现代的需要。”
“百日维新”的失败充分证明：中国要实行政治变革、社会变革，走不通改良主义道路。在此背景下，于是有了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道路。 辛亥革命的重要贡献是推翻了极端腐朽、反动的晚清朝廷，但革命后的中国并没有如孙中山所设想的那样，效仿美国，顺利走上以三权分立、财产私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从理论上分析，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确实是一个具有现代化内涵的纲领性架构。然而问题在于，孙中山所依靠的革命党或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过于薄弱，政治上也不够坚强。结果害得孙中山将到手的总统职位，转眼让给了袁世凯。袁世凯既是晚清旧政权的代表性人物，同时思想深处也完全是封建主义的。正如中国近代史专家蒋廷黻先生指出的：“我们二十世纪所需要的，是一个认识新时代而又能领导我们向近代化那条路走的伟大领袖。袁世凯绝不是个这样的人，他不过是我国旧环境产生的一个超级大政客。” 由此导致20世纪初的中国出现一种非常奇特的景观：一方面工业化也有所发展，现代物质文明不但开始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且对人们的传统思想观念形成强烈冲击;另外在制度层面，虽然不断在形式上有所变动，但究其基本精神、社会意义甚至具体架构而言，却仍然是传统的。
在非西方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政治衰败”现象，即“尽管在不同的制度性领域特别是在政治领域已经建立了初步现代的框架，但现代化的进展不仅缓慢，而且它们的宪政统治也摇摇欲坠，让位给五花八门的独裁统治和权威主义的半权威主义的统治。”著名以色列学者艾森斯塔德的这一观点，是他在上世纪60年代从对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和苏丹等国的考察中得出的結论。他进一步分析：“在几乎所有这些国家，人们都试图建立现代政治和社会架构及制度，而且这些制度的许多方面或特征（包括宪法、现代官僚行政体制、政党及现代经济企业）也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但由于这些社会受比较封闭的我行我素的制度束缚，它们总体上仍是传统性质的社会。” 这些在20世纪50、60年代集中发生于亚洲、非洲国家的政治衰败现象，中国则早在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初期就已经发生。在当时，伴随“中华民国”的成立，各种各样的现代政治框架也都被大量移植至中国。例如：在短短10余年间，宪法就先后有过四个不同的版本（1912年的临时约法、1914年的袁世凯约法、1917年流产了的安福宪法以及1923年的曹锟宪法）;国会时存时亡、政党则多至300个以上;具体政治制度更是复杂多变，诸如总统制、国会制、内阁制、地方自治制等这些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有过的，中国也都试验过。但是，一方面“在适应国情方面又总是不太得法” ;另外一方面又总是摆脱不掉旧时代的影响，从而在骨子里仍然是封建的。即如美国学者罗兹曼所分析：“政治上的改革，形式是从国外学来的，而做法和内容却仍然是保守的中国式的。” 甚至可以说，即使在民国之后，整个国家依然处于封建独裁专制制度统治下;无论早期的袁世凯，还是后来的各路军阀以及蒋介石政权，都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在现代形式下的延伸。
四
进入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逐渐形成了三种不同的道路：一是以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二是以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道路，三是由帝国主义侵略而形成的殖民地型道路。三条道路之间界限分明、区别清楚，同时也就意味着博斗激烈而残酷。
在20年代中后期到1936年即抗日战争前夕，中国曾经有过一个民族资本主义大发展时期。然而也正是在此期间，蒋介石政权凭借手中的权力，采取超经济手段逐步建立起国家官僚垄断资本集团。这个资本集团的形成，一方面是以筹措军费为名，大量增加税收和举借债务;另外一方面，则是利用建立中央银行兼并其他大银行，并对工矿、交通和商业进行控制或垄断。由此造成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在国统区开展的一个历史悖论：“在国民党政权未巩固之前，有限的多元化趋势促进了资产阶级力量较快增长;而国民党政权巩固并强化国家官僚机器之后，资产阶级的发展反而受到抑制。” 在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得不到发展同时，是官僚垄断资本的极度膨胀。这种膨胀了的官僚垄断资本既阻碍民族工业的发展，同时又不具备经济上的活力与生命力;从而成为中国现代经济成长道路上的不治之症。
所谓殖民地型道路，首先是指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华投资，起初以欧美国家为主，接着是日本后来居上（1930年超过英国跃成首位）;其次是指日本对东北三省以及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殖民垄断。无论帝国主义各国的在华投资还是日本对东北以及台湾的殖民垄断，最后的结果轻则造成中国经济的依附性或畸形化，重则成为典型的殖民地型发展。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主义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并不断产生重要影响。当然，这种影响真正转变成为对现代化的道路选择，与苏联在十月革命后的崛起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在世界现代化“两百年的进程中，各国现代化走过的道路形形色色，但按其经济形态可大致归纳为三大发展类型，即资本主义类型、社会主义类型、混合类型。” 发达国家的“早发—内生型”现代化都属于资本主义类型。通常认为到了20世纪，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帝国主义已经将全球大体瓜分完毕、整个世界市场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背景下，非西方国家已经很难走通经典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道路;而日本则是抓住了19世纪末西方国家势力尚未在东亚形成大的影响这一有利时机，成功地搭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末班车”。俄国则另辟蹊径，通过革命的方式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以在20世纪初的中国，东望日本，是资本主义道路;西眺俄国，是社会主义道路;而南瞅印度，则是带有混合型特点的殖民主义道路。三条道路对于中国人各有企盼与诱惑，怀揣不同理想或者说对于“中国梦”的追求与理解不同，则形成对不同道路的向往与选择。“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但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推动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而且也送来了“俄国人的路”。
如果从现代化角度分析“俄国人的路”，罗荣渠先生研究认为：这“不是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过渡的自发形式，而是原生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对抗发展形式。它不可能随着新生产力的发展自发地形成，而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形成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模式创新。它形成的历史条件大致是：1）传统社会结构老化，但传统的权势集团仍牢固把持政权，经历过不成功的或流产的初始现代化尝试;2）由于社会贫困化或特殊原因造成严重的国内危机;3）外国资本的渗透，经济不独立，并长期受到‘边缘化’的威胁;4）一般具有较长的专制或中央集权制（包括统制经济）传统;5）强有力的领导现代化的政治组织的确立与形成。” 应该承认，其中的第1～4条在20世纪初的中国完全具备，第5条则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壮大成长也逐渐成为现实。 另外还有一点也很值得注意，即中国共产党除了政治上坚强有力，所选择的社会主义方向也很符合当时中国人民普遍的价值追求。
1933年7月，上海的《申报月刊》曾经刊出过一个“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特辑由事先向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约写的专题征文组成，共有10篇短论和16篇专论，作者包括了当时学术界的名流如陶孟和、金仲华等人。《月刊》事先交待着重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要促进中国现代化需要哪些先决条件;第二，中国现代化应该走哪一条道路，是个人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还是由外国资本所促成的或国民资本所自发的。多少有出人意料的是，完全赞成走私人资本主义道路的文章，只有1篇;而主张社会主义方式的则有5篇;主张混合方式的约有9篇。 这说明在当时的背景下，资本主义至少不再被多数人认可;知识界尚且如此，更何况工农大众？学习英国“光荣革命”、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失败了，学习法国、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孙中山道路也失败了，又兼之在上世纪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又暴露出深刻的政治危机与经济危机。于是，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俄国人的路”。
[ 注 释 ]
① 邓小平当年提出的现代化“三步走”战略，仍然偏重于经济层面;但在党的十七大以后关于我国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已明确将工业化、现代化当作两个不同的阶段：到2020年初步实现工业化，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277页。
③ [英]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④ 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页。
⑤ 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五章相关内容，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⑥ [美]西里尔·E. 布莱克：《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一份进行比较研究的报告》，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1页。
⑦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2页。
⑧ [美]西里尔·E. 布莱克：《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一份进行比较研究的报告》，第304页。
⑨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339、306～307、150、154、356～357页。
⑩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74、573、409页。
? [美]費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32页。
?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96页。
? S·N. 艾森斯塔德：《现代化的衰败》;转引自胡福明主编：《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4～155页。
责任编辑：钱亚仙
[关键词]中国现代化;社会主义道路;道路选择
[中图分类号] D61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4479（2019）03-0005-06
认识和研究社会主义，无论理论的还是实践的、经典作家思想亦或20世纪的得失成败，都必须以现代化、全球化作为视域与背景知识;否则，很容易陷入盲人摸象、隔靴搔痒或对空放炮、不着边际的困境。这是我许多年前提出过的一个观点。世界范围是这样，中国的社会主义问题更是如此。例如，关于中国对社会主义的选择：中国为什么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既然选择了社会主义，为什么在实践中又不断遭遇重大挫折与失败？中国社会主义之“特色”在根本上源于何处？如此等等。可以说，如果没有对现代化、全球化问题的深入了解，是很难将这些解释清楚的。
一
在历史上，人们曾经将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工业化，顾名思义，也就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经济活动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生产转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随着机器生产的发展，经济的自动化与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以煤炭、石油为代表的非生物能源逐渐获得广泛使用。但20世纪中期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现代化的含义要比工业化更加深广：它以工业化为基础，但同时又并不仅限于工业领域或经济领域，而是指人类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整体性历史过程;其中城市化是重要标志，同时包括知识增长、政治发展、社会结构变迁以及人们心理的适应与变化等等。①
如果以机器生产的诞生作为标志，英国不但享有率先启动工业革命的殊荣，而且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机器动力进入工业领域不但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且推动产生现代工厂制度。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由此产生的效果是：“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不是资产阶级本身有多大的魔力，而是资产阶级利用了机器生产并且推动工业革命的爆发。工业革命的意义，借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语言来概括：是“从远古创造农业、冶金术、书写文字、城市和国家以来人类史上最巨大的转变，这个革命已经改变了并继续改变着整个世界”③。
工业革命对“整个世界”带来的改变，最重要结果是拉大了各大文明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如果说在此之前，各大文明区由于都处于农业文明时代，发展水平大体在同一个平面上;那么在此之后，世界的一端是新兴工业国和现代工业文明，另一端则是传统农业国或古典农业文明。挟工业革命之雄威，前者经济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日新月异;而后者不但仍然在利用原始技术与能源的低效率生产中停滞与徘徊，而且会受到前者的侵略、剥削、压迫甚至被殖民化。不幸的是，由于晚清政府的傲慢与无知，在古代文明阶段曾经领先于整个世界的中华民族非但没有能够跻身前者，反而迅速沦为现代文明的“受害者”。
连续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直至都城被占，顽固保守的统治者也终于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厉害，于是开始实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发展战略：“洋务运动”。这场运动，后来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工业化或现代化的最初启动。
和英国比较，中国的现代化大约晚了一百年，但在非西方国家中也还算是比较早的。例如，被晚年馬克思当作东方社会范本的俄国，其工业化现代化正式起步于1861年农奴制改革;近邻日本是东亚国家中较早体验到“西风美雨”厉害的，它的现代化正式开始于19世纪60、70年代的明治维新运动。作为“非西方”中的主要国家，中、日、俄三国现代化的启动时间大体相当，但中国的效果却最为糟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工业生产总量仅次于英、法、美、德，排在世界第五位;日本从1885年到1920年，经济总量（国民生产总值）增加2.6倍，同时轻重工业齐头并进、迅猛发展，成功挤进世界强国之列。反观中国：从19世纪60年代到1949年，即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工业化现代化却始终步履蹒跚、乏善可陈。对此，世界银行曾经有过一个评论：“甚至在1952年，虽然中国在长期战争后经济恢复已经基本完成，但仍然比1930年的苏联和日本贫穷，工业化程度也比它们低，甚至还比不上当时的印度”④。
有一个问题经常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讨论，即古老的中华民族在面临来自西方的工业化现代化挑战时，为何会困难重重、成绩平平？或者说，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百年历程中，为什么不断陷于困境？
这是我们在研究中国社会主义问题时首先必须明白的理论前提，同时这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背景。
二
世界范围的现代化存在两种不同类型：一是“早发—内生型”，二是“迟发—外生型”。“早发”与“迟发”，属于时间概念。我国著名学者罗荣渠先生有过一个分析：从18世纪60、70年代英国肇始延及至今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存在三次大浪潮或三个大的阶段，即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叶（大约1780～1860年）为第一次浪潮或第一阶段，是由英国开端然后向西欧扩散;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为第二次浪潮或第二阶段，工业化现代化越出西欧后向周围地区以及欧洲以外地区传播;工业化现代化的第三次浪潮或第三阶段，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先后加入了这一历史性进程。“内生”或“外生”，则是由发生与成长动因不同所产生区别。内生型现代化的社会变革力量主要来自国家或民族内部，外来影响一般居于次要地位;而外生型现代化又称为外诱型现代化，即指在一定的国际环境影响下，社会受外部冲击而引起内部思想和政治的变革，从而“被迫”开始工业化现代化进程。⑤对于后者，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又将之概括为“挑战—应战”模式。 中国的现代化开始于19世纪后期，又因外部挑战而生，因而无疑属于“迟发—外生”类型。相比较“早发—内生型”现代化，“迟发—外生型”存在着一些“天生”的不利因素，例如：由于动力首先来自外部的“挑战”，所以各种社会矛盾更加难以处理，政治权力转移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动荡更加频繁与激烈;客观上必然面对国际资本、世界市场的鉗制、剥削与压迫，要想获得独立自主的经济与政治地位非常困难;现代化意味着现代性因素的不断生成与增长，面对这些大体是“外来的”、与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思想观点、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传统保守势力在文化层面的反抗或抵制也会更加强烈。
美国比较现代化研究专家西里尔·E.布莱克认为：“虽然搞现代化比较早和比较晚的国家的前提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参加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各国的前提都是十分相似的。”⑥然而，“相似”之中还是会有所不同。对于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上述不利因素不但都存在，而且经常是以更为极端和典型的方式体现出来;除此之外，中国和其他许多非西方落后国家比较，还存在许多独有的困难。
概言之：
第一，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古文明更加发达的东方国家，这意味着不但在文化上与西欧工业化现代化所赖以成长的环境有更多本质性不同，而且传统会更加顽固，制度性变革也就更加困难。
纵观近百年现代化进程，文化争论贯穿始终：从封建保守派的“华夏中心”到洋务派的“中体西用”，从西化派的“全盘西化”再到折衷主义者的“中西互补”……“文化是制度之母”;各种争论层出不穷，必然导致制度变革莫衷一是的结果。当然，这方面对于工业化现代化更加严重的制约与影响，还是延续几千年的东方式封建专制主义。现代化在政治上意味着民主化。但是在中国，不但封建专制主义在国家制度形态层面迟迟不愿离去，而且更重要的是作为传统观念顽固存在于人们精神领域深处。所以即使辛亥革命之后，仍然不断上演“皇帝梦”政治闹剧，特别是还会在“民国”旗号下保留浓厚的封建专制统治色彩。
第二，中国作为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超大型国家，在西方国际资本势力已经形成、世界经济越来越市场化背景下，更容易成为发达国家任意宰割瓜分的对象，要想维护独立与统一更加困难。
在落后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大国和小国存在很大区别：一般来说，小国更容易抓住有利的国际机遇获得成功，而大国却因幅员辽阔、地区差别太大而难以全面推动、迅速发展。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就指出过：“中国以地太大民族太多之故，故其运动进步，常甚延缓。”⑦同时在欧美一些国家率先完成初步工业化基础上形成对全球的殖民剥削体系后，以中国之大，更容易成为这些国家进行资源掠夺和推销其工业产品的广阔市场;若一国无法鲸吞，便采取合伙瓜分的方式。于是自1840年以后，世界上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曾经踏上过中国这块土地：两次鸦片战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略、抗日战争……接二连三的战争不但使中华民族一次又一次遭受巨大破坏与毁灭性打击，而且使中国的独立和统一很难实现。世界的经验证明，民族的独立和统一，是任何国家工业化现代化顺利推进的先决条件。
第三，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初始阶段，内外环境错综复杂、各种矛盾异常尖锐，更加难以形成一个政治上坚强有力并始终以维护全民族利益为目标追求的中央政府及其各级政权架构。
美国学者布莱克在比较研究世界工业化现代化经验后，指出：“在迅速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种种必要条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在中央、中层和地方各级要有强有力的政府。”⑧这个“重要条件”之重要，既为现代化一般规律所决定，同时也因为落后国家的“后发—外生型”工业化现代化一般都是由上层政治精英推动进行的，具有政府主导性质。在中国，由于内外环境复杂、各种矛盾异常尖锐，这一条件就显得更加突出与重要。然而事实上，近代以来的中国恰恰在这方面非常薄弱。中国自晚清时期开始工业化现代化，但在统治集团而言却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且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晚清政府的统治;袁世凯倒台后，各路军阀忙于争权夺利，导致中国四分五裂;在蒋介石统治大陆的22年中，中央政府和地方势力之间的争斗从未停止过，更兼之又形成了一个以独揽财政经济大权为目的的官僚垄断集团，从上到下的贪污腐败成为其倒台的重要原因。
三
现代化的特殊性决定了道路选择的特殊性与复杂性。
自鸦片战争到1949年，“在这一百年中，中国几乎对西方出现过的各种现代化模式都进行过快速的试选择，这是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罕见的记录。”⑨洋务派试图在传统制度和权力结构范围内实现工业化。然而，在高度集中的“巨型帝国”式金字塔权力结构制约下，新生的经济力量与社会力量很难有充分的发展空间;往往是刚刚诞生还没有形成一定的影响，便会遭到封建保守势力的疯狂摧残与扼杀。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曾经总结分析：“晚清政府在各种危机面前所采取的那些犹豫不决、立足防守的特殊政策，对现代化的实现几乎一无所助。对19世纪的中国统治者来说，进行重大的社会变革已越来越成为不可思议的事情，更不要说将它付诸实施了。现行政府体制与实现现代化的果断行动极不适应，这一缺陷是中国现代化起步缓慢的主要原因。”⑩吸取洋务派的教训，康有为、梁启超主张走英国、日本的君主立宪道路。康有为很自信地认为：只要依此实行变法，“三年可以自立”、“二十年而为政于地球”。然而事实上，“维新”只存百日，主导者最终无不落得被晚清统治者赶尽杀绝的下场。究其原因，康有为等人既要维护民族独立，又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既反对封建顽固势力，又试图依靠旧政权实现政治变革。“因此，1898年的维新派仅仅是改良派，不是革命派。他们仍然只是要求‘传统范围内的变革’。他们抱有很大的勇气，甚至怀有更大的乐观精神，希望中国传统的代表人物能够革新传统，以适应现代的需要。”
“百日维新”的失败充分证明：中国要实行政治变革、社会变革，走不通改良主义道路。在此背景下，于是有了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道路。 辛亥革命的重要贡献是推翻了极端腐朽、反动的晚清朝廷，但革命后的中国并没有如孙中山所设想的那样，效仿美国，顺利走上以三权分立、财产私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从理论上分析，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确实是一个具有现代化内涵的纲领性架构。然而问题在于，孙中山所依靠的革命党或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过于薄弱，政治上也不够坚强。结果害得孙中山将到手的总统职位，转眼让给了袁世凯。袁世凯既是晚清旧政权的代表性人物，同时思想深处也完全是封建主义的。正如中国近代史专家蒋廷黻先生指出的：“我们二十世纪所需要的，是一个认识新时代而又能领导我们向近代化那条路走的伟大领袖。袁世凯绝不是个这样的人，他不过是我国旧环境产生的一个超级大政客。” 由此导致20世纪初的中国出现一种非常奇特的景观：一方面工业化也有所发展，现代物质文明不但开始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且对人们的传统思想观念形成强烈冲击;另外在制度层面，虽然不断在形式上有所变动，但究其基本精神、社会意义甚至具体架构而言，却仍然是传统的。
在非西方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政治衰败”现象，即“尽管在不同的制度性领域特别是在政治领域已经建立了初步现代的框架，但现代化的进展不仅缓慢，而且它们的宪政统治也摇摇欲坠，让位给五花八门的独裁统治和权威主义的半权威主义的统治。”著名以色列学者艾森斯塔德的这一观点，是他在上世纪60年代从对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和苏丹等国的考察中得出的結论。他进一步分析：“在几乎所有这些国家，人们都试图建立现代政治和社会架构及制度，而且这些制度的许多方面或特征（包括宪法、现代官僚行政体制、政党及现代经济企业）也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但由于这些社会受比较封闭的我行我素的制度束缚，它们总体上仍是传统性质的社会。” 这些在20世纪50、60年代集中发生于亚洲、非洲国家的政治衰败现象，中国则早在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初期就已经发生。在当时，伴随“中华民国”的成立，各种各样的现代政治框架也都被大量移植至中国。例如：在短短10余年间，宪法就先后有过四个不同的版本（1912年的临时约法、1914年的袁世凯约法、1917年流产了的安福宪法以及1923年的曹锟宪法）;国会时存时亡、政党则多至300个以上;具体政治制度更是复杂多变，诸如总统制、国会制、内阁制、地方自治制等这些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有过的，中国也都试验过。但是，一方面“在适应国情方面又总是不太得法” ;另外一方面又总是摆脱不掉旧时代的影响，从而在骨子里仍然是封建的。即如美国学者罗兹曼所分析：“政治上的改革，形式是从国外学来的，而做法和内容却仍然是保守的中国式的。” 甚至可以说，即使在民国之后，整个国家依然处于封建独裁专制制度统治下;无论早期的袁世凯，还是后来的各路军阀以及蒋介石政权，都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在现代形式下的延伸。
四
进入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逐渐形成了三种不同的道路：一是以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二是以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道路，三是由帝国主义侵略而形成的殖民地型道路。三条道路之间界限分明、区别清楚，同时也就意味着博斗激烈而残酷。
在20年代中后期到1936年即抗日战争前夕，中国曾经有过一个民族资本主义大发展时期。然而也正是在此期间，蒋介石政权凭借手中的权力，采取超经济手段逐步建立起国家官僚垄断资本集团。这个资本集团的形成，一方面是以筹措军费为名，大量增加税收和举借债务;另外一方面，则是利用建立中央银行兼并其他大银行，并对工矿、交通和商业进行控制或垄断。由此造成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在国统区开展的一个历史悖论：“在国民党政权未巩固之前，有限的多元化趋势促进了资产阶级力量较快增长;而国民党政权巩固并强化国家官僚机器之后，资产阶级的发展反而受到抑制。” 在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得不到发展同时，是官僚垄断资本的极度膨胀。这种膨胀了的官僚垄断资本既阻碍民族工业的发展，同时又不具备经济上的活力与生命力;从而成为中国现代经济成长道路上的不治之症。
所谓殖民地型道路，首先是指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华投资，起初以欧美国家为主，接着是日本后来居上（1930年超过英国跃成首位）;其次是指日本对东北三省以及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殖民垄断。无论帝国主义各国的在华投资还是日本对东北以及台湾的殖民垄断，最后的结果轻则造成中国经济的依附性或畸形化，重则成为典型的殖民地型发展。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主义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并不断产生重要影响。当然，这种影响真正转变成为对现代化的道路选择，与苏联在十月革命后的崛起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在世界现代化“两百年的进程中，各国现代化走过的道路形形色色，但按其经济形态可大致归纳为三大发展类型，即资本主义类型、社会主义类型、混合类型。” 发达国家的“早发—内生型”现代化都属于资本主义类型。通常认为到了20世纪，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帝国主义已经将全球大体瓜分完毕、整个世界市场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背景下，非西方国家已经很难走通经典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道路;而日本则是抓住了19世纪末西方国家势力尚未在东亚形成大的影响这一有利时机，成功地搭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末班车”。俄国则另辟蹊径，通过革命的方式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以在20世纪初的中国，东望日本，是资本主义道路;西眺俄国，是社会主义道路;而南瞅印度，则是带有混合型特点的殖民主义道路。三条道路对于中国人各有企盼与诱惑，怀揣不同理想或者说对于“中国梦”的追求与理解不同，则形成对不同道路的向往与选择。“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但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推动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而且也送来了“俄国人的路”。
如果从现代化角度分析“俄国人的路”，罗荣渠先生研究认为：这“不是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过渡的自发形式，而是原生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对抗发展形式。它不可能随着新生产力的发展自发地形成，而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形成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模式创新。它形成的历史条件大致是：1）传统社会结构老化，但传统的权势集团仍牢固把持政权，经历过不成功的或流产的初始现代化尝试;2）由于社会贫困化或特殊原因造成严重的国内危机;3）外国资本的渗透，经济不独立，并长期受到‘边缘化’的威胁;4）一般具有较长的专制或中央集权制（包括统制经济）传统;5）强有力的领导现代化的政治组织的确立与形成。” 应该承认，其中的第1～4条在20世纪初的中国完全具备，第5条则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壮大成长也逐渐成为现实。 另外还有一点也很值得注意，即中国共产党除了政治上坚强有力，所选择的社会主义方向也很符合当时中国人民普遍的价值追求。
1933年7月，上海的《申报月刊》曾经刊出过一个“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特辑由事先向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约写的专题征文组成，共有10篇短论和16篇专论，作者包括了当时学术界的名流如陶孟和、金仲华等人。《月刊》事先交待着重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要促进中国现代化需要哪些先决条件;第二，中国现代化应该走哪一条道路，是个人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还是由外国资本所促成的或国民资本所自发的。多少有出人意料的是，完全赞成走私人资本主义道路的文章，只有1篇;而主张社会主义方式的则有5篇;主张混合方式的约有9篇。 这说明在当时的背景下，资本主义至少不再被多数人认可;知识界尚且如此，更何况工农大众？学习英国“光荣革命”、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失败了，学习法国、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孙中山道路也失败了，又兼之在上世纪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又暴露出深刻的政治危机与经济危机。于是，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俄国人的路”。
[ 注 释 ]
① 邓小平当年提出的现代化“三步走”战略，仍然偏重于经济层面;但在党的十七大以后关于我国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已明确将工业化、现代化当作两个不同的阶段：到2020年初步实现工业化，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277页。
③ [英]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④ 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页。
⑤ 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五章相关内容，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⑥ [美]西里尔·E. 布莱克：《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一份进行比较研究的报告》，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1页。
⑦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2页。
⑧ [美]西里尔·E. 布莱克：《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一份进行比较研究的报告》，第304页。
⑨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339、306～307、150、154、356～357页。
⑩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74、573、409页。
? [美]費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32页。
?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96页。
? S·N. 艾森斯塔德：《现代化的衰败》;转引自胡福明主编：《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4～155页。
责任编辑：钱亚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