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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达飞起一肘，打在了吴岱豪的脸上，鲜血顺着鼻子流了一脸。孟达随即被罚出场，吴岱豪拎起一把椅子，冲上前去，幸亏被同伴拉回来，送去医院，鼻梁断裂。这是一场篮球友谊赛，孟达是江苏南钢队的年轻后卫，吴岱豪是台湾啤酒队的大中锋。比赛场馆是台湾北部的苗栗县立巨蛋体育馆。
9月3日，第三届海峡杯篮球赛，江苏南钢对阵台湾啤酒队，它们分别是大陆职业联赛的第三名和台湾职业联赛冠军。
篮球是海峡两岸为数不多的同样拥有深厚群众基础，且实力接近的体育项目，海峡杯原本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性质的联谊赛，可对于这些早已习惯了职业比赛气氛的球员来说，一上场就真刀真枪地打出TA花。
23岁的孟达没觉得比赛跟平时有什么不同，身体接触多了!火气一上来，立刻抡起肘子，打完人，他被判罚出场后，甚至还怒气未消，鼓着掌退场，不愿道歉。“篮球本来就是对抗性的项目，场上双方都有些火气。”可他没有想到，这个恶意犯规，给他带来了比平时多得多的麻烦。
随后的两天，在公开场合，孟达一直拒绝回应此事，在被媒体围追了两天之后，离开台湾前，在桃源机场，孟达终于表示了歉意：“我向吴岱豪表示歉意，希望不要因为我的冲动行为影响两岸关系。”
事情并没有结束，台湾啤酒队愤怒地退出了比赛，孟达被罚5000元，停赛4个月。更麻烦的是，他一下子成了海峡两岸球迷眼中的“红人”，他在网络上开通的一个很久没更新过的博客成了球迷们发泄情绪的场所，一批又一批球迷前去骂战，孟达不得不关闭博客了事。
在意此事的并不仅仅是网友，9月份在香港举行的“香江论坛”上，连国民党发言人苏俊宾演讲时，也特意提及此事，甚至上升到以此佐证大陆对台湾不够友好，成了民进党竞选的间接帮手上。
孟达的一肘子，让乏人关注的“海峡杯”一下子成了热门赛事，各大体育频道反复播放那段比赛录像。在跟记者聊起此事时，曾参与创建台湾篮球职业联赛，并且担任过中国台北男篮主教练的原大陆国手王立彬轻松地说：“纯粹是擦枪走火，篮球场上打打架，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王立彬还清楚地记得15年前，他刚到台湾打职业联赛时，带着怀孕的老婆却入不了境，必须花几万美元买个尼加拉瓜护照才能去台湾打球。“我以后还得回大陆呢，可不能干这事。”王立彬说，最终还是双方篮协出面给解决了这个难题。
势如水火的岁月
台湾运动员第一次出现在祖国大陆，可追溯到1948年，距今恰好60年。
1949年之前，旧中国一共举行过7届全国运动会，1948年5月，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前，在上海的江湾体育场举行了最后一届。一共有各省市军警和海外侨胞共计54个单位、2677名运动员参加比赛，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台湾省也组织了112名男女运动员参赛，多数是原住民，这是自台湾光复以来，第一次回大陆参加大型活动，也是中国历史上，台湾省代表队第一次与其他省份的代表队在同一国家的架构下，竞逐体育。
第一次看到台湾运动员，人们对于这些选手以及台湾体育水平，几乎一无所知。但事实上，台湾的运动根基相当扎实，尤以田径水平为最高。最终，台湾荣获男子田径的总锦标，女子则排第四名，另外获得乒乓球等三项个人冠军。中央社对此有很高的赞语：“本届出席之50余单位中，台湾省实力、精神、纪律三者均属超人，堪为其他各地之楷模。”
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新中国于1959年，在北京开始了全新的全国体育运动会，规模空前，甚至前苏联、前东德、法国等24个国家和地区都派出体育代表团和军队体育代表团参加开幕式。但是，从那之后，再也看不到来自台湾的运动员参赛，两岸体育交流对内完全断绝，对外则一直是势如水火的状态，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举办奥运会，就邀请大陆代表中国参加，轮到资本主义阵营国家举办，则邀请台湾代表中国参加。
1952年，第15届夏季奥运会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当时亲苏联的芬兰政府向国际奥委会提出，要求邀请新中国参加奥运会，在各方势力妥协下，一直到奥运会开幕的前一天，中国终于接到了第15届奥运会组委会主席佛伦凯尔的邀请电报。
在接下来的三四天时间里，中国方面迅速进行动员，临时组成一支40人的代表团，包括男子足球队15人、男子篮球队10人、男子游泳运动员吴传玉，还有翻译、医生及记者等。许多运动员都是在训练场上得到紧急通知后集合的，十分突然。
由于交通不便，当代表团赶到赫尔辛基时，奥运会已经接近尾声，只赶上了一场仰泳预赛。代表团一是跟芬兰足球队踢了场足球赛，1比2输了，另外，就是召开记者招待会，宴请各国运动员，还每人派发了一枚毛主席像章。
在海峡对岸，蒋介石得知奥组委邀请了新中国之后，愤然声称“汉贼不两立”，当时台湾“教育部长”程天放发表演讲，“如果大陆参加，台湾将退出比赛，决不与共匪选手在同一运动场上参加任何活动。”随后，台湾代表团宣布退赛，从此两岸体育也进入了冷战期。
接下来的1956年奥运会轮到在资本主义阵营的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在备战期间，中国奥委会并向台湾发函，表示愿意提供一切帮助，希望台湾选派优秀的运动员来北京集训，以组建统一的代表团参加比赛。当时国际奥委会却要求台湾和大陆同时参加，两个代表团使用的名称一个是“台湾中国”，一个是“北京中国”，有的委员甚至建议中国应像民主德国、联邦德国一样能联合组队。
最终，大陆拒绝参加，而台湾则派出了21名选手参赛，参加的项目有篮球、田径、举重、拳击、射击，最好的成绩是杨传广在田径十项全能获得第八名。那之后20多年时间里，大陆一直拒绝参加奥运会，台湾则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参加奥运会等国际大型赛事，最好的成绩是1960年罗马奥运会上，杨传广获得的十项全能银牌，那也是中国运动员赢得的第一枚奥运奖牌。
全运会上的台湾队
1971年的“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建交的大门，也给中国体育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从那之后，体育外交成为了体育工作的重心，而提高竞技运动水平则被称为“修正主义纲领”大加批判。
在叩开美国大门一周年时，晚年毛泽东迫切地希望能打开国共之间僵锁了几十年的门，体育机构仍作先锋，他指示：体育部门要主动邀请台湾运动员、教练等到京参加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亚运会选拔赛、全运会等；对应邀回国参加比赛的旅日、旅美等台籍同胞热情接待，并召开座谈会、联欢会阐述中共的政策。
到1975年的第三届全运会，终于“请”来了台湾代表团。当时，台湾省体育代表团共279人，其中运动员190人。他们是由台湾省和居住在大陆的、港澳的、旅居海外的台湾省籍的运动员组成。 团长蔡啸出生于台南，15岁就跑回大陆参加抗战，随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建国后，还做了两届中央委员。副团长黄于燕则是一个祖籍台湾南投的美国商人，他当时从纽约赶到北京时，受到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5位副总理的集体接见。
1975年正值中国国内物资匮乏的年代，参赛的运动员住宿、饮食条件都异常简陋，但是，台湾省代表团则是个例外，他们被安排住到当时最好的友谊宾馆，在菜单的安排上，从上百种琳琅满目的各色美食中选出“最佳”台湾版食谱，由专门的厨子打理，台湾人喜欢吃卤肉和海鲜，这些便成了餐单的主打，配餐都加入卤蛋，另外特意增加素食，正餐最后选用台湾烧肉、粤式烧鸭、银雪鱼、甜品和芝士。点心餐有台湾糯米鸡、虾饺和时令水果。
比赛场上，则充分体现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只要有台湾运动员的比赛，从来不会发生任何纠纷。这样一个“政治表演”意味浓厚的代表团，自然不会给两岸和解带来什么积极意义。但在那样的年代，体育恐怕是唯一一个可以用来试探性交往的领域了。那次全运会，也是自1948年以后，台湾省代表团再一次出现在全国运动会上，这一次实现在同一国家架构下竞逐体育，比上一次艰难了许多。
1980年4月13日至23日，在美国圣安东尼皇家学院的邀请赛上，来自大陆和台湾的田径选手进行了30多年来的第一次同场比赛，开创了曲线交往的先例，实现了两岸体育交往中“零”的突破，时任台北田径协会秘书长、世界女子200米和200米栏记录创造者，被称为“亚洲羚羊”的纪政无限感慨地说：“这是一次真正的改变”。
奥运模式之后
大陆和台湾运动员真正意义上的同台竞技则出现在1984年的美国洛杉矶。1979年底，国际奥委会表决通过了大陆与台湾参赛的“奥运模式”，即分别以“中国奥委会”和“中华台北奥委会”的名称参赛。在解决了参赛名称问题之后，大陆和台湾的体育代表队第一次共同出现在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
那届奥运会发生了许多让中国人难忘的故事。开幕式上，当中国体育代表团进场时，场内响起了解放军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旋律，可没想到的是，等中国台北代表团入场时，响起的也是这个旋律。很多中国人都吃惊地问·为什么会用解放军军歌作为中国台北的入场进行曲呢?
后来美国人的解释是，这并不单单是一首解放军军歌的旋律，而是一首很古老的军歌，早就在中国流传。两岸官员回去仔细查证之后，这才知道此曲原名《德皇威廉练兵曲》，是一首普鲁士军歌。
早在19世纪清政府练新军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就用此曲填词作为队列歌曲，民国后，北洋军阀各派系军队、国民革命军、新军阀军队，都用此曲填入新词成为军歌，一直到后来的八路军、解放军，这个曲子被中国军队广泛使用。在奥运会入场式上，海峡两岸运动员入场时，东道主均用此曲伴奏，可谓用心良苦。
在后来的比赛中，许海峰为中国代表团赢得了第一枚奥运金牌。在60公斤级举重比赛中，获得金牌的大陆选手陈伟强，与获得铜牌的台湾运动员蔡温义同台领奖，他们相互握手祝贺。在领奖台上，换了谁这都是一个起码的礼节，但这个场面却令众多电视机前的大陆观众感动不已，简直让人感觉祖国统一就在眼前了这也成为大陆当年的“十大体育新闻”之一，那张握手的照片在大陆、台湾以及华人世界被广泛转载。
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大陆共获得15枚金牌，取代了日本在亚洲的盟主角色，这项成就鼓舞了所有中国人的自豪感，也拉近了两岸的心理距离。台湾当局放弃了“决不与共匪选手在同一运动场上参加任何活动”的态度，台湾媒体开始使用“大陆代表队”、“大陆选手”等字眼取代过去带有政治区隔意味的“中共代表队”和“中共选手”。
从亚运会到奥运会
除了洛杉矶奥运会，1984年，中国体育还有另一个大的收获。当年9月份，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1990年第11届亚运会将在北京举行。台湾当局破天荒地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已经阔别亚运会10多年的台湾积极准备组队参加。但参赛前，在台湾代表团的名称问题上，两岸又发生争执，虽然英文名称(chmese tmbel)早已在国际奥委会上得到一致认可，但是，翻译成中文是叫“中国台北”还是“中华台北”，双方各执一词。
1989年4月份，双方奥委会最高领导在香港举行会谈，签订了海峡体育文化交流与合作的第一份协议书。最终同意，台湾代表团在正式比赛期间，可以用“中华台北”的称谓。第二年的北京亚运会上，中国台北奥委会主席张丰绪率领409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出现在北京。这是整个20世纪里，第二次真正由台湾方面组队来到大陆参加大型活动，与1948年不同的是，上一次参加的是全国运动会，而这一次则是全亚洲的运动会，中国运动员在同一国家架构下竞逐体育的每一步都显得异常艰难。
北京亚运会上，作为杨传广的弟子，李福恩承载着台北代表团最大的夺金希望，十项全能决赛当天，北京方面特意组织了数千名观众前去给李福恩加油，可是，没有想到李福恩竟然在撑竿跳高三跳失败而成绩挂零，输给了日本选手，消息传出，海峡两岸一片叹息。
借亚运会之机，台湾与大陆开始了更广泛的直接交流。那年5月1日，赵传、庾澄庆、千百惠等台湾歌手，在经过台湾当局的许可后，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亚运前夜”大型演唱会，那之后，港台歌手开始大批涌入内地演出，从而拉开了台湾音乐影响整整一代大陆人的序幕。
但是在北京亚运会举办后没多久，台湾高雄就开始积极准备申办2002年亚运会，台湾前后派出了七八批游说团，周游亚洲各国拉票，鉴于当时中国大陆在亚奥理事会里巨大的影响力，台湾方面认为·高雄成功申办亚运会的障碍只待中国大陆点头，其他亚洲国家在中国大陆不反对下必会附和。但大陆并没有给予支持，甚至连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也一直敦促台湾放弃争办亚运会，理由是高雄争办将会把政治因素带入体育，从而破坏亚奥理事会的团结。
1995年5月23日，韩国釜山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台湾高雄，获得了2002年亚运会的主办权。中国大陆公开支持釜山主办亚运会的立场起了很大作用，这件事一直让台湾当局耿耿于怀，官方的体育交流活动为此停滞多年。
及至2000年3月台湾“大选”，民进党上台，2001年，北京获得奥运会主办权，海峡两岸围绕大型体育赛会的角力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回归民间
2001年，台湾篮球联赛冠军新浪队脱离台湾CBA，参加大陆联赛，这是两岸体育交流历史性的一个选择。第二年，WCBA开战，台湾著名篮球女运动员钱薇娟加入北京首钢队更成为轰动新闻。这位前台湾国泰女篮队主力前锋，曾连续10年获得本土冠军，并带领中华台北队多次在国际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篮球在台湾是仅次于棒球的第二运动。早在1992年台湾就有了职业篮球联赛，也称CBA，比大陆的CBA早了很多年。当时，大陆国手王立彬第一个跑去台湾参赛，“那个时候，我一个月最高能拿1万美元。”多年来辗转于亚洲各地的王立彬告诉记者，台湾篮球职业联赛是华人世界里开展最早的，当时，群众基础好，台湾又有钱，汽车公司、房地产公司、电子公司等纷纷投资来玩联赛。
可这样的气象没有维持多久。转折点在1995年，李登辉宣布台湾要独立，两岸关系紧张，随后的几年里，出于政治的考虑，许多外资撤出，内资也离开台湾，而体育是在有钱的时候才做的事情。紧接着1998年的金融风暴，更少资金来注入职业体育了台湾各职业联赛日渐萧条。
那些出色的棒球运动员要么去美国，要么去日本。而篮球，凄凉更甚，这也是2001年以后，新浪队和钱薇娟选择参加大陆联赛的重要背景。王立彬也在2001年离开了台湾，重新回到大陆CBA联赛执教，如今在大陆一所大学带CUBA球队。虽然他拿的工资还没有10多年前在台湾多，可他说，这里的篮球有未来。
虽然2003年3月，在大陆CBA连赛征战了两个赛季的新浪队因为面临财务问题及保级命运，而选择重回台湾；而2004年，已经成为首钢队队长的钱薇娟也重新回到台湾，但这类远离政治，纯粹体育化的民间行为所带给海峡两岸体育交流的经验迄今为人称道。
“政治的归政治，体育的归体育”，在两岸关系长期紧张，政治互信不足的情况下，这个口号看似一厢情愿，但历史证明，它曾经是，未来也应该是台海两岸交流正常化的一条民间捷径。
而回想曾经举办过奥运的日本和韩国，在奥运结束之后都开始了竞技体育向社会体育的大转型，体育不需要再承载什么民族复兴的重任。职业联赛、全民运动成为体育事务的重点，国民们再不会为大型运动会的奖牌数量而过多计较。
2008之后，会是台海两岸体育交流的一个转折点吗?人们有理由期待。
9月3日，第三届海峡杯篮球赛，江苏南钢对阵台湾啤酒队，它们分别是大陆职业联赛的第三名和台湾职业联赛冠军。
篮球是海峡两岸为数不多的同样拥有深厚群众基础，且实力接近的体育项目，海峡杯原本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性质的联谊赛，可对于这些早已习惯了职业比赛气氛的球员来说，一上场就真刀真枪地打出TA花。
23岁的孟达没觉得比赛跟平时有什么不同，身体接触多了!火气一上来，立刻抡起肘子，打完人，他被判罚出场后，甚至还怒气未消，鼓着掌退场，不愿道歉。“篮球本来就是对抗性的项目，场上双方都有些火气。”可他没有想到，这个恶意犯规，给他带来了比平时多得多的麻烦。
随后的两天，在公开场合，孟达一直拒绝回应此事，在被媒体围追了两天之后，离开台湾前，在桃源机场，孟达终于表示了歉意：“我向吴岱豪表示歉意，希望不要因为我的冲动行为影响两岸关系。”
事情并没有结束，台湾啤酒队愤怒地退出了比赛，孟达被罚5000元，停赛4个月。更麻烦的是，他一下子成了海峡两岸球迷眼中的“红人”，他在网络上开通的一个很久没更新过的博客成了球迷们发泄情绪的场所，一批又一批球迷前去骂战，孟达不得不关闭博客了事。
在意此事的并不仅仅是网友，9月份在香港举行的“香江论坛”上，连国民党发言人苏俊宾演讲时，也特意提及此事，甚至上升到以此佐证大陆对台湾不够友好，成了民进党竞选的间接帮手上。
孟达的一肘子，让乏人关注的“海峡杯”一下子成了热门赛事，各大体育频道反复播放那段比赛录像。在跟记者聊起此事时，曾参与创建台湾篮球职业联赛，并且担任过中国台北男篮主教练的原大陆国手王立彬轻松地说：“纯粹是擦枪走火，篮球场上打打架，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王立彬还清楚地记得15年前，他刚到台湾打职业联赛时，带着怀孕的老婆却入不了境，必须花几万美元买个尼加拉瓜护照才能去台湾打球。“我以后还得回大陆呢，可不能干这事。”王立彬说，最终还是双方篮协出面给解决了这个难题。
势如水火的岁月
台湾运动员第一次出现在祖国大陆，可追溯到1948年，距今恰好60年。
1949年之前，旧中国一共举行过7届全国运动会，1948年5月，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前，在上海的江湾体育场举行了最后一届。一共有各省市军警和海外侨胞共计54个单位、2677名运动员参加比赛，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台湾省也组织了112名男女运动员参赛，多数是原住民，这是自台湾光复以来，第一次回大陆参加大型活动，也是中国历史上，台湾省代表队第一次与其他省份的代表队在同一国家的架构下，竞逐体育。
第一次看到台湾运动员，人们对于这些选手以及台湾体育水平，几乎一无所知。但事实上，台湾的运动根基相当扎实，尤以田径水平为最高。最终，台湾荣获男子田径的总锦标，女子则排第四名，另外获得乒乓球等三项个人冠军。中央社对此有很高的赞语：“本届出席之50余单位中，台湾省实力、精神、纪律三者均属超人，堪为其他各地之楷模。”
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新中国于1959年，在北京开始了全新的全国体育运动会，规模空前，甚至前苏联、前东德、法国等24个国家和地区都派出体育代表团和军队体育代表团参加开幕式。但是，从那之后，再也看不到来自台湾的运动员参赛，两岸体育交流对内完全断绝，对外则一直是势如水火的状态，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举办奥运会，就邀请大陆代表中国参加，轮到资本主义阵营国家举办，则邀请台湾代表中国参加。
1952年，第15届夏季奥运会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当时亲苏联的芬兰政府向国际奥委会提出，要求邀请新中国参加奥运会，在各方势力妥协下，一直到奥运会开幕的前一天，中国终于接到了第15届奥运会组委会主席佛伦凯尔的邀请电报。
在接下来的三四天时间里，中国方面迅速进行动员，临时组成一支40人的代表团，包括男子足球队15人、男子篮球队10人、男子游泳运动员吴传玉，还有翻译、医生及记者等。许多运动员都是在训练场上得到紧急通知后集合的，十分突然。
由于交通不便，当代表团赶到赫尔辛基时，奥运会已经接近尾声，只赶上了一场仰泳预赛。代表团一是跟芬兰足球队踢了场足球赛，1比2输了，另外，就是召开记者招待会，宴请各国运动员，还每人派发了一枚毛主席像章。
在海峡对岸，蒋介石得知奥组委邀请了新中国之后，愤然声称“汉贼不两立”，当时台湾“教育部长”程天放发表演讲，“如果大陆参加，台湾将退出比赛，决不与共匪选手在同一运动场上参加任何活动。”随后，台湾代表团宣布退赛，从此两岸体育也进入了冷战期。
接下来的1956年奥运会轮到在资本主义阵营的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在备战期间，中国奥委会并向台湾发函，表示愿意提供一切帮助，希望台湾选派优秀的运动员来北京集训，以组建统一的代表团参加比赛。当时国际奥委会却要求台湾和大陆同时参加，两个代表团使用的名称一个是“台湾中国”，一个是“北京中国”，有的委员甚至建议中国应像民主德国、联邦德国一样能联合组队。
最终，大陆拒绝参加，而台湾则派出了21名选手参赛，参加的项目有篮球、田径、举重、拳击、射击，最好的成绩是杨传广在田径十项全能获得第八名。那之后20多年时间里，大陆一直拒绝参加奥运会，台湾则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参加奥运会等国际大型赛事，最好的成绩是1960年罗马奥运会上，杨传广获得的十项全能银牌，那也是中国运动员赢得的第一枚奥运奖牌。
全运会上的台湾队
1971年的“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建交的大门，也给中国体育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从那之后，体育外交成为了体育工作的重心，而提高竞技运动水平则被称为“修正主义纲领”大加批判。
在叩开美国大门一周年时，晚年毛泽东迫切地希望能打开国共之间僵锁了几十年的门，体育机构仍作先锋，他指示：体育部门要主动邀请台湾运动员、教练等到京参加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亚运会选拔赛、全运会等；对应邀回国参加比赛的旅日、旅美等台籍同胞热情接待，并召开座谈会、联欢会阐述中共的政策。
到1975年的第三届全运会，终于“请”来了台湾代表团。当时，台湾省体育代表团共279人，其中运动员190人。他们是由台湾省和居住在大陆的、港澳的、旅居海外的台湾省籍的运动员组成。 团长蔡啸出生于台南，15岁就跑回大陆参加抗战，随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建国后，还做了两届中央委员。副团长黄于燕则是一个祖籍台湾南投的美国商人，他当时从纽约赶到北京时，受到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5位副总理的集体接见。
1975年正值中国国内物资匮乏的年代，参赛的运动员住宿、饮食条件都异常简陋，但是，台湾省代表团则是个例外，他们被安排住到当时最好的友谊宾馆，在菜单的安排上，从上百种琳琅满目的各色美食中选出“最佳”台湾版食谱，由专门的厨子打理，台湾人喜欢吃卤肉和海鲜，这些便成了餐单的主打，配餐都加入卤蛋，另外特意增加素食，正餐最后选用台湾烧肉、粤式烧鸭、银雪鱼、甜品和芝士。点心餐有台湾糯米鸡、虾饺和时令水果。
比赛场上，则充分体现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只要有台湾运动员的比赛，从来不会发生任何纠纷。这样一个“政治表演”意味浓厚的代表团，自然不会给两岸和解带来什么积极意义。但在那样的年代，体育恐怕是唯一一个可以用来试探性交往的领域了。那次全运会，也是自1948年以后，台湾省代表团再一次出现在全国运动会上，这一次实现在同一国家架构下竞逐体育，比上一次艰难了许多。
1980年4月13日至23日，在美国圣安东尼皇家学院的邀请赛上，来自大陆和台湾的田径选手进行了30多年来的第一次同场比赛，开创了曲线交往的先例，实现了两岸体育交往中“零”的突破，时任台北田径协会秘书长、世界女子200米和200米栏记录创造者，被称为“亚洲羚羊”的纪政无限感慨地说：“这是一次真正的改变”。
奥运模式之后
大陆和台湾运动员真正意义上的同台竞技则出现在1984年的美国洛杉矶。1979年底，国际奥委会表决通过了大陆与台湾参赛的“奥运模式”，即分别以“中国奥委会”和“中华台北奥委会”的名称参赛。在解决了参赛名称问题之后，大陆和台湾的体育代表队第一次共同出现在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
那届奥运会发生了许多让中国人难忘的故事。开幕式上，当中国体育代表团进场时，场内响起了解放军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旋律，可没想到的是，等中国台北代表团入场时，响起的也是这个旋律。很多中国人都吃惊地问·为什么会用解放军军歌作为中国台北的入场进行曲呢?
后来美国人的解释是，这并不单单是一首解放军军歌的旋律，而是一首很古老的军歌，早就在中国流传。两岸官员回去仔细查证之后，这才知道此曲原名《德皇威廉练兵曲》，是一首普鲁士军歌。
早在19世纪清政府练新军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就用此曲填词作为队列歌曲，民国后，北洋军阀各派系军队、国民革命军、新军阀军队，都用此曲填入新词成为军歌，一直到后来的八路军、解放军，这个曲子被中国军队广泛使用。在奥运会入场式上，海峡两岸运动员入场时，东道主均用此曲伴奏，可谓用心良苦。
在后来的比赛中，许海峰为中国代表团赢得了第一枚奥运金牌。在60公斤级举重比赛中，获得金牌的大陆选手陈伟强，与获得铜牌的台湾运动员蔡温义同台领奖，他们相互握手祝贺。在领奖台上，换了谁这都是一个起码的礼节，但这个场面却令众多电视机前的大陆观众感动不已，简直让人感觉祖国统一就在眼前了这也成为大陆当年的“十大体育新闻”之一，那张握手的照片在大陆、台湾以及华人世界被广泛转载。
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大陆共获得15枚金牌，取代了日本在亚洲的盟主角色，这项成就鼓舞了所有中国人的自豪感，也拉近了两岸的心理距离。台湾当局放弃了“决不与共匪选手在同一运动场上参加任何活动”的态度，台湾媒体开始使用“大陆代表队”、“大陆选手”等字眼取代过去带有政治区隔意味的“中共代表队”和“中共选手”。
从亚运会到奥运会
除了洛杉矶奥运会，1984年，中国体育还有另一个大的收获。当年9月份，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1990年第11届亚运会将在北京举行。台湾当局破天荒地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已经阔别亚运会10多年的台湾积极准备组队参加。但参赛前，在台湾代表团的名称问题上，两岸又发生争执，虽然英文名称(chmese tmbel)早已在国际奥委会上得到一致认可，但是，翻译成中文是叫“中国台北”还是“中华台北”，双方各执一词。
1989年4月份，双方奥委会最高领导在香港举行会谈，签订了海峡体育文化交流与合作的第一份协议书。最终同意，台湾代表团在正式比赛期间，可以用“中华台北”的称谓。第二年的北京亚运会上，中国台北奥委会主席张丰绪率领409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出现在北京。这是整个20世纪里，第二次真正由台湾方面组队来到大陆参加大型活动，与1948年不同的是，上一次参加的是全国运动会，而这一次则是全亚洲的运动会，中国运动员在同一国家架构下竞逐体育的每一步都显得异常艰难。
北京亚运会上，作为杨传广的弟子，李福恩承载着台北代表团最大的夺金希望，十项全能决赛当天，北京方面特意组织了数千名观众前去给李福恩加油，可是，没有想到李福恩竟然在撑竿跳高三跳失败而成绩挂零，输给了日本选手，消息传出，海峡两岸一片叹息。
借亚运会之机，台湾与大陆开始了更广泛的直接交流。那年5月1日，赵传、庾澄庆、千百惠等台湾歌手，在经过台湾当局的许可后，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亚运前夜”大型演唱会，那之后，港台歌手开始大批涌入内地演出，从而拉开了台湾音乐影响整整一代大陆人的序幕。
但是在北京亚运会举办后没多久，台湾高雄就开始积极准备申办2002年亚运会，台湾前后派出了七八批游说团，周游亚洲各国拉票，鉴于当时中国大陆在亚奥理事会里巨大的影响力，台湾方面认为·高雄成功申办亚运会的障碍只待中国大陆点头，其他亚洲国家在中国大陆不反对下必会附和。但大陆并没有给予支持，甚至连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也一直敦促台湾放弃争办亚运会，理由是高雄争办将会把政治因素带入体育，从而破坏亚奥理事会的团结。
1995年5月23日，韩国釜山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台湾高雄，获得了2002年亚运会的主办权。中国大陆公开支持釜山主办亚运会的立场起了很大作用，这件事一直让台湾当局耿耿于怀，官方的体育交流活动为此停滞多年。
及至2000年3月台湾“大选”，民进党上台，2001年，北京获得奥运会主办权，海峡两岸围绕大型体育赛会的角力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回归民间
2001年，台湾篮球联赛冠军新浪队脱离台湾CBA，参加大陆联赛，这是两岸体育交流历史性的一个选择。第二年，WCBA开战，台湾著名篮球女运动员钱薇娟加入北京首钢队更成为轰动新闻。这位前台湾国泰女篮队主力前锋，曾连续10年获得本土冠军，并带领中华台北队多次在国际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篮球在台湾是仅次于棒球的第二运动。早在1992年台湾就有了职业篮球联赛，也称CBA，比大陆的CBA早了很多年。当时，大陆国手王立彬第一个跑去台湾参赛，“那个时候，我一个月最高能拿1万美元。”多年来辗转于亚洲各地的王立彬告诉记者，台湾篮球职业联赛是华人世界里开展最早的，当时，群众基础好，台湾又有钱，汽车公司、房地产公司、电子公司等纷纷投资来玩联赛。
可这样的气象没有维持多久。转折点在1995年，李登辉宣布台湾要独立，两岸关系紧张，随后的几年里，出于政治的考虑，许多外资撤出，内资也离开台湾，而体育是在有钱的时候才做的事情。紧接着1998年的金融风暴，更少资金来注入职业体育了台湾各职业联赛日渐萧条。
那些出色的棒球运动员要么去美国，要么去日本。而篮球，凄凉更甚，这也是2001年以后，新浪队和钱薇娟选择参加大陆联赛的重要背景。王立彬也在2001年离开了台湾，重新回到大陆CBA联赛执教，如今在大陆一所大学带CUBA球队。虽然他拿的工资还没有10多年前在台湾多，可他说，这里的篮球有未来。
虽然2003年3月，在大陆CBA连赛征战了两个赛季的新浪队因为面临财务问题及保级命运，而选择重回台湾；而2004年，已经成为首钢队队长的钱薇娟也重新回到台湾，但这类远离政治，纯粹体育化的民间行为所带给海峡两岸体育交流的经验迄今为人称道。
“政治的归政治，体育的归体育”，在两岸关系长期紧张，政治互信不足的情况下，这个口号看似一厢情愿，但历史证明，它曾经是，未来也应该是台海两岸交流正常化的一条民间捷径。
而回想曾经举办过奥运的日本和韩国，在奥运结束之后都开始了竞技体育向社会体育的大转型，体育不需要再承载什么民族复兴的重任。职业联赛、全民运动成为体育事务的重点，国民们再不会为大型运动会的奖牌数量而过多计较。
2008之后，会是台海两岸体育交流的一个转折点吗?人们有理由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