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蓝博洲用近30年做了一件事：寻找和记录195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的受害者。
　　政治禁忌 蓝博洲出生在台湾中部一个客家工人家庭，是家里的第八个小孩。15岁就立志要当一个小说家。寻找白色恐怖受难者，是蓝博洲在《人间》杂志当记者时接受的第一项任务。他找到当年一位社会运动领袖的遗孀，两个人约在难友家见面，也不敢录音，老太太说一点，他记一点。
　　那是一个出身台北富裕家庭的革命青年，约会时会带着女朋友一起去为酒家里的姑娘义务治疗梅毒。在日据时代，他因反抗殖民统治而被打断5根肋骨，投入狱中，光复后，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与独占，他又愤起抗议。连他的父亲也不谅解：“我们家有钱、有地位、活得好好的！怎么就会生出你这个老是反政府的儿子？”“您保守、驯服，只顾虑到自己的身家安危与荣华富贵，看不到人民被强权出卖的痛苦！”这位台大医院医生在1950年被枪决，时年32岁。
　　老人告诉蓝博洲，临刑前一天，丈夫在监狱里偷偷给自己递了一封遗书：“把我的尸身用火烧了，撒在我所热爱的这片土地上，也许可以对人们种空心菜有些帮助呢。”
　　这段往事让当年的蓝博洲感到“无以名状的震撼”：台湾竟然还有过这样的人？
　　1987年，蓝博洲的第一篇非虚构报道《美好的世纪——寻找战士郭琇琮大夫的足迹》在台湾《人间》杂志上刊出，一时引起轰动。
　　电影《悲情城市》 他笔下最有名的人物，是基隆中学前校长钟浩东。他没门没路带着妻子赴大陆抗日的热血青年。1950年，钟浩东被国民政府枪决，主要罪行是和老师们偷偷办报。
　　后来在电影《悲情城市》里，梁朝伟所饰演的角色在监狱中看着他的朋友们一一被带去枪决，这些年轻人临走时所唱的日文歌，正是现实中钟浩东在面临枪决时所唱的：“在充满回忆的小山上，遥望他国的天空，忆起在梦中消逝的一年，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
　　马车的声音，令人怀念，去年送走你的马车，竟是永别。”
　　写完《美好的世纪》，蓝博洲从杂志社辞职，专心投入到寻找白色恐怖受难者的工作中。在台北郊外、不通电话的家里，蓝博洲过起了“跟外界不大联络”的生活。他开始撰写基隆中学前校长钟浩东的故事。为了能铆着这个选题写，他选择当一个自由作家，“有自由，没薪水”。他开着自己的二手破车跑遍了台湾南北，找到了钟浩东在基隆中学的同事，和他的遗孀蒋碧玉，与他们一一聊过。
　　他忘不了自己当年硬着头皮问她钟浩东遇难的细节。老太太说着就哽咽了，回屋拿出一封丈夫的遗书。遗书是三页十行字的信，每一行字都清清楚楚的，唯有第二页的第一行字有一些涂改。那一句是钟浩东隐晦地对妻子透露自己的最终结局。“我一下就明白钟浩东当时面临的情境了。”蓝博洲说，“他不能明讲，否则书信无法通过官方审查被寄出来。”
　　被当作特务 在他笔下有这样的故事：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时代，有过那么一批不甘接受日本殖民教育的台湾青年，他们有人冒着战火“寻找祖国三千里”，从台湾一路走到丹东；有人在光复后，听到广播里用普通话说一句“亲爱的台湾同胞”，就开始流泪；也有人带着自己的新婚妻子，没门没路地，跑到大陆去要求支援抗日……而这些青年大都在上世纪50年代初因为思想左倾、反抗政府被捕入狱，在台湾遭到枪决。
　　这些年，蓝博洲写了20多本与195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受难者有关的书，许多书中人物都是当年的地下共产党员。时光荏苒，如今，政治不再是禁忌，但民众也不再对这些书抱有从前的兴趣。
　　郭琇琮的遗孀最初一直以为蓝博洲是特务：连她儿子都不感兴趣的过去，怎么会有这么年轻的人主动来追问呢？尽管如此，当蓝博洲找上门来时，她已下定决心要讲出丈夫不为人知的一生——哪怕是对着一个特务。那一年，郭夫人已经年过七旬，她觉得这也许是自己最后能向人讲述丈夫生平的机会了。
　　好多次，蓝博洲也会觉得“要不写完这个故事就算了”，但是往往出门和素不相识的老头老太太一通聊下来，又改了主意。
　　蓝博洲相信自己的写作自有意义：如果他不去找到这些老人，那后人如果想了解当年发生了什么，不是只能翻看国民党的官方档案？
　　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蓝博洲重走了一段长征路。说起过往的事情来，他挺平静，也挺乐呵。只有一个消息让他小小激动了一下：北京友人传来信息，说《台共党人的悲歌》现在成了畅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