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暂时对我来说太大了的荣誉”
　　
　　2004年10月11日。这座房子是窄小和不起眼的，就像这条街上的一切，就像这个城区里的一切。房子是灰褐色的，它的窗户是只为避免房内的噪音和窃贼的侵入而安设的。从市中心到这里，足足有二十分钟的路程；距离许特多夫--维也纳城在一片绿色山丘中消失的那个地方，同样如此。花园的铁门旁有两个电铃，贴近的金属门牌上没有名字。
　　这是重要的。在这样的一天，什么都是重要的。毕竟，关系到的是个奖项。
　　
　　“我无法忍受被人注视的感觉。”
　　
　　耶利内克开了门。印入眼帘的先是她那淡描着桔色的眉毛，然后是那双友好而带着些许疲倦的眼睛，似乎在说：她理解这种情景，这对于我们都不是很舒服的事，但是我们必须去经历，也许还不得不一起经历。最后，一张完整的脸才呈现眼前。她微笑着。
　　“您进来吧。”
　　那不是理所当然的，那根本不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走运的时候偶尔也是会有的。
　　她沿着楼梯拾级而上。上面是一间明亮的起居室，墙上也挂着一幅粉红的画--那是在电视中、在所有报纸上，在全世界都能看到的一幅画。她在白色钢脚沙发上坐下，沙发上坐着一个玩具熊，旁边是一个粉红的抱枕，上面写着她的昵称“埃尔菲”。她穿着宽松的黑色长裤和一件米色的套头毛衣，她的发型是典型的“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发型”，看起来像是你最好的朋友。电话铃响了。
　　“我很快去接一下，”她说，好像她必须得这样解释一句。
　　
　　“反正不管你说什么，你总是被误解。”
　　
　　这一点她自星期四十二点半起就知道了。她当即打电话给在斯德哥尔摩的皇家科学院秘书，告诉他她不能去。“他理解了，”她说道，“我对他非常感激。”
　　这是很奇怪的事。从一开始，她就置身在一种令人感动的轻松中，因为一切本来是会让她感到很沉重的。
　　
　　“我从来都不想成为一个公众人物。但是必须得有人干这个活。”
　　
　　话题回到那个奖项。在那个上午，电话又响了几次；她总是去接，短短说上几句。然后，她又坐回到沙发上，看着你。“这是一个暂时对我来说太大了的荣誉，”她说，“现在我竟然跻身贝克特、海明威之列，这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她停顿了一下，“同时，这样一个奖项也是一个攻击性的举动，是一种侵入。”
　　通常她都是从这里的高处眺望远方的。对面无数的小山丘如今笼罩在灰蒙蒙的雾霭中。自从她获奖的消息公布后，她几乎不接受采访。偶尔的例外也是因一两件偶然的事。“我喜欢你们《法兰克福汇报》的周日版。”她说。但是，颁奖仪式有什么可怕的吗？
　　“我无法忍受，”她说，“那种众目睽睽之下的感觉。总会到一个点，让我觉得不能再忍受。”
　　
　　“我从来不知道，我竟然认识这么多人。”
　　
　　她的话一句句说得很平静，很精确，带着适当的停顿。它们完全不同于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所写的句子。
　　
　　“我会先好好饱享这个奖带给我的自由。”
　　
　　她谈起自律，以前她总是用它逼迫自己听凭别人的摆布；这是一种68年代人的自律，像她说的那样，是一个政治行动，因为她还欠那些人一个交代，“他们作为纳税人资助了我的荣名。”她谈到，当时谈论得那么多，是一个错误，比如关于她的书，关于“情欲”或者“钢琴教师”，“反正不管你说什么，你总是被误解。”她谈起别人对她的印象，而她不想再去变成别人想象中的那个样子。
　　在别人眼中，她是神童、女权主义者、哗众取宠的作家、粗暴的诗人、戏剧泼妇、海德的敌人和国家的叛徒。现在，她是诺贝尔奖得主。
　　


　　“我想，最好及时自己结束性命。”
　　
　　“我从来都不想成为一个公众人物。”她说道，“我没有追求过这种角色，我们在奥地利的艺术家没有追求过这种角色。但是，总得有人干这个活。” 她说的是战争和谎言，法西斯和色情文学，男人，语言，体育和卡布仑的缆车道。她说的是这个世界。
　　“我惟一所希望的，”她说，“是过退隐的生活。我只想安静地生活, 不被打扰。”
　　时钟滴滴答答地在走。寂静深深地潜入你的身心。
　　她在寂静中写的书是响亮的，它们是有攻击性的，是自卫的行动。她使读她书的人费神，她也使写她的人费神，在得奖公布后，这一点在报纸上通过许多饱受折磨的编辑部显示了出来。耶利内克在她的书中驱动着语言，像一件工具，像一样武器，像一件伤人的礼物。
　　“我是一个凭本能行事的人，”她交叉双臂，看起来很放松。“写作要求一种性欲的自我节制。写作是释放压力，以免头颅爆裂之所需。写作是一种被理智控制的狂怒。”
　　她写得非常快，在清晨；她总是一再重写她的段落，她非常没有耐心；她一层层聚积工作，而别人一层层卸掉重活。“作家汉斯·雷伯特和他的小说《狼皮》对我来说很重要，”她说。“在他那里，语言从地下冒出，而在我这里，它来势如雪崩。”
　　然后，她谈起亨特克和品钦，“这是巨人，”她说，她靠自己写的小说从来都不够生活，而是靠那些剧本和翻译；她说，这个奖带给她的最首要的东西是，能集中精神做自己的事的自由；“这样，在我眼前的时间就如一个平静的大海。”然后，这位诺贝尔奖得主说了这一句：“确实，我没有学过其他别的什么。”
　　这听起来实在有卖俏之嫌。她学过管风琴，弹过钢琴，是被母亲逼使的；楼下摆放着一架三角钢琴，斯坦威牌的，“我其实应该把它送掉的，”她说，“我在上面弹得太少了。”她望了窗外一会儿，然后说：“虽然我是个很好的伴奏者。”
　　如果你愿意，这样一句话也是意味深长的。
　　是意志和勇气和无条件性。是恐惧和易受伤害和失败。是母亲的训练，是父亲的期望——那个晚来的孩子埃尔弗里德，在她出生时，她的父亲已经四十八岁，她的母亲四十三岁，她也是他们惟一的孩子。是犹太社会主义者和出身富贵的天主教徒，是两个世界，“它们在我之上相撞崩塌，把我压碎，”她说道，并微笑。是这个奖和这个根本不单单是指向弹钢琴的句子。
　　她以音乐总谱的形式思维，她听语言像听音乐，她是女作家作品的主角，在她所有的矛盾对立中，在自我演绎和抽离的力度中，她了解这些矛盾，她是她自己的伴奏者。
　　现在她又谈起写作了，她谈论她的书《死者的孩子们》，她认为这是她最重要的作品，历史的疯狂演绎出一个鬼故事。“这才是我想写的东西”，她说，“其他一切都是吃力的平庸之作。但是，在它们里面，我也说了我想说的东西，这也使我减轻了压力。” 这个自视为纳粹的牺牲品的国家，这个“叫人难以置信的奥地利的历史谎言”是她要不遗余力地进行揭发的。“是我家中死去的亲人，”她说，“责成我写这本书。”
　　门铃响了。邻居进来，把她所嘱托要买的东西带给她，因为她今天确实没有时间自己去了。“我没买到Granny Smith苹果汁，”那丈夫说。“来抱一下，”那妻子说。他们走后，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说：“他们真是宝贝。” 当然，她很高兴获得这个奖项，接到电话，得到作家同行的祝贺。“我从来不知道，”她说，“我竟然认识这么多人。”
　　然后她又谈起她的犹太血统的父亲，他在战争工业中的工作是化学家，因他妻子伪造的亚利安人身份证而得到保护。他一直教育他的女儿反对法西斯主义，“他在我做孩子时就逼我看片中尸骨累累的电影。”她的脸第一次显得非常茫然。
　　“义务”，这个词她说了好几遍，“自律”，这也是个重要的词。“我是一个典型的专制主义性格，”她说，“我感觉到在我里面的绝对服从的本能，我必须常常和它抗争。”
　　这些话语也引向一个所有一切都会引向的地方，即家庭。“我从未有过，”她说，“和我父亲的真正的亲情关系”，“他是一个太虚弱的角色，而且很快就疯了。”她说这些话时有一种理所当然的表情，她说得那么直接，也许她在一切事上都是很坦率，同时又是很脆弱的。她谈论自己的心理问题，谈论心理疗法，谈论她的恐惧——“自从我上小学起”。
　　只有她的母亲她不愿意谈起。但是她还是讲述了一些。几年前她在这所房子里照料这位老人，她几乎毁了这段时间，她母亲九十七岁时的去世推动她抽离生活，这种抽离直到现在还在继续。“我还没有从当中恢复过来，”她说道。在这个时刻，她是如此坦诚，她用她的灰色眼眸直视你，但却离你又是那么远。
　　“我最崇敬那些照顾别人的人，”她说。“这比任何一种艺术所能成就的都伟大。但是，从那时候起，我就有了一种对年老的极度恐惧。我想，最好是及时自己结束性命。”
　　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所居住的国家，是一个黑暗的国家，但是，它是一个明亮的黑暗，这光芒来自于她。
　　她所住的这所房子还是她母亲自己造的。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将继续在维也纳和慕尼黑之间往返；在那里，她将会付得起贵了几百欧元的一套更大的房子。她将会继续努力不让自己被政治家牵制。她将会继续担心，她的生存会由于这个奖项而得到一种“我所不愿意有的”沉重。她将会继续给剧院写戏剧脚本，“我喜欢，”她说，“别人领会我的语言想象力。我很看重和导演们的这种共事。我自己想做什么，这我自己清楚——但是我更感兴趣的是别人从当中创造出来些什么。”接下来将有一个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戏剧作品，2005年年初会在城堡剧院上演。然后会有她的版本的“玛利亚·斯图亚特”，红军集团（RAF）版的演员阵容，如乌里克·迈恩霍夫饰演玛利亚，古德伦·安斯林饰演伊丽沙白。“我将会一直写”，她说，“因为我必须如此。”
　　渐渐地，她的嗓音嘶哑了。她喝了一口水。她当然会继续写散文，“又会有一个鬼故事，”她说，“一部哥特式小说，我已找到我的表现形式。”但是，在对付奥地利上，她说，她已干得劳累不堪。
　　她向后靠到沙发上，那里也坐着一个玩具熊。“我会先好好饱享这个奖带给我的自由。”
　　外面的雾气有些消散了。如果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想放松自己，她就翻阅沙发前小桌子上的意大利版“Vogue” 杂志。很快乐，她说，她看派瑞·梅森的电影的时候很快乐。这就是我们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这就是维也纳的幽灵。
　　两个门铃上的没有名字的门牌呢？这有含义吗？
　　哦，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