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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体制改革，目的是发展文化。文化为用，体制为器。但两者各有规律，体制要适应文化发展需要。犹如我国经济体制，是指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市场经济体制、企业和政府这个系统一样，文化体制也是一个庞大的范畴，甚至可能比经济体制更加复杂，需要我们深入研究文化与体制的关系。
文化体制改革要着眼于全局
文化体制，是文化活动组织和职权关系相配合的制度形式，它从国家文化发展需要出发，以国家基本文化制度为依据，以组织体系与职权配置为基本内容。
但文化体制问题很复杂，因为文化的定义，有广义的和狭义的，由此涉及不同的组织范畴。狭义的文化，特指部分文化艺术的门类，它们的创作活动具有社会分工或行业活动的特征，它们的体制问题是具体的，也是局部的，但都有外部关系问题。所以，它们的改革不能是孤立的、封闭的，需要从全局中来考虑。
从国家基本制度来看，文化是广义的，是指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核心，为提高全民素质和精神生活质量服务的思想意识、物质制造、技艺行为等全部创作活动和成果。这里的文化活动主体是全社会的，不局限于行业、行政部门和所有制分类，它对应的体制范畴犹如经济领域中的市场体制。
文化体制改革首先要研究全社会的文化活动，虽然这是困难的，但却是必要的。因为文化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活动和现象，在阶级社会中，它始终既有个体的，又有群体的；既有社会自发的，又有政府组织的。认识和处理这些客观存在但不同机制的活动，始终是国家治理中的课题。在我国，事业单位和团体是重要的文化活动组织，集中分布在教育、科学、文艺、体育和医疗等领域，它们与行政体制有确定的关系，具有优越的地位。但在市场环境中，它们如何适应大众的多样需求，如何在大众选择中形成互动关系、引导作用和创新活力，这是新的挑战。同时，民间还有大量自发的文化活动，包括组织的或个体的。它们都有自身的产生和发展机制，客观上也影响着社会生活文化和风气。但它们没有行政系统持续的支持，发挥的作用和发展态势都不稳定。这两种活动同时存在，相互影响，构成了相当复杂的文化力量。比如，我们的道德教育、艺术创作中，都有个体、家庭、民办和公办的作用。这是公民和政府所处的现实局面，也是体制改革中不可回避的格局问题。
从全局考虑文化体制改革，就要把体制内外的活动一并研究，包括国家与社会在文化活动中的作用关系、文化创作活动的动力机制、文化行政管理与文化创作组织的关系、文化组织与民间自发文化活动的关系等问题。极端地说，我们改革文化体制，不是要强化组织的隶属关系，恰恰是要消除在隶属关系之下容易产生的封闭、缺乏外部激励的弊端，或许我们应该强调的是文化创作的思想和艺术水平和作用，致力于激发所有文化活动主体的创作活力。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制中重要而现实的课题，但比市场经济建设更缺少借鉴，更需要我们积极探索。
文化体制改革要促进文化创作
文化体制改革为文化发展提供保障，文化发展的直接成果就是文化创作，犹如经济发展的直接成果就是产品生产一样。衡量一个地区文化发展水平的基本标准，就是文化创作的影响力，它是文化生产力，体制是生产关系。
文化创作的影响力，与思想内容、艺术品质、类型品种、作品数量诸多因素相关，单一的因素不能构成发展，也不表明发展。比如，文化作品的数量、文化单位的规模等，都不足以表明质量水平。一个地区的文化发展，需要与构建这些因素相互促进的机制，核心是创作者的动力问题，要使得更多的人、在更多文化领域、有更集中的精力、创作出更多的更具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新作品，这就是“双百”方针追求的目标，也是体制改革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文化发展就是文化进步，无论是思想、物质还是非物质文化的发展，其根本动力源于全社会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主要指两个方面，首先，要有思想创新活力，包括理论、观念、学说乃至审美情趣的与时俱进。这是创新活力的源泉，因为思想是最活跃、最本质、最原发的因子。思想保守禁锢，没有进步性，文化创作就没有思想性，文化动力必然萎缩。直观地看，这是我们文化发展中的短板。其次，要有艺术创新活力。文化的影响力以思想为本，以形式为表，文化创作的形式和手法需要不断推陈出新。
思想和艺术的创新，决定了文化创作活动区别于一般的操作性劳动，它需要融良知、沉思、激情和耐心于一体，对个体的素质和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创作者必须长期地潜心探索、独立创造。文化体制改革必须关注对创作人才的评价、聘用、投入、竞争等问题，为创造性劳动提供合理的制度环境。
文化创新要有供求激励关系
人有创新的欲望和天赋，这是人自由的本性的表现。在一定环境中，它或得到激发和实现，或受到遏制和消失，表现出不同的结果。文化创造力的形成，除个体因素以外，很大程度上受外部需求关系的激励，取决于社会对创新的需要。文化创作主体是专业人士，需求主体是大众，他们构成的需求关系互为因果，在文化的品种和品位上，或互相激发，或互相制约。一般来说，这种关系越直接、越自主，越有利于激发创新。文化体制改革，要为适应这种生产关系的需要，让创作者得到源源不断的创新激励。
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经济体制对文化的直接作用。市场是文化需求的主要渠道，生产和消费活动中都有精神的因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受计划的控制，产品的品种和品位相对简单。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增强了生产和消费的互动作用，丰富了生活需求，丰富了产品的品种和品位，激发了文化创作的内容和形式，培育了大批文化艺术品市场和文化产业，更培育了大量的艺术设计产品。我们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文化，必须利用好生产和消费直接互动的关系，充分发挥全社会的文化创作与需求的原动力，使文化创作与社会需求更加直接地联系，满足大众文化消费、审美消费的需求，大众大流行，小众小流行，形成多样的文化品种和品位、便捷的文化供求关系。要发挥市场对文化创新的激励作用，使各种体制的单位和组织，都能因创新而得到社会肯定，使个人都能因创新而得到单位和组织的肯定，形成思想活力竞相迸发、文化活动更加活跃、文化品种和品位更加多样的繁荣局面。
另一方面，我们要促进文化创作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生活如土壤，创作如农作，生活是文化创造力的根源，也是文化创造的目的。市场的供需关系不只是金钱关系，恰恰相反，它是由生活价值观主导的，直接表现在产品使用价值的需求关系上。文化与市场的关系，远不是文化产业的问题，而是文化对大众的生活观念的作用问题。生活观念决定了生产和消费动机，甚至决定了市场秩序。无度的纵欲贪婪充斥市场，形成恶性的需求关系，市场与社会都要溃败，这就是文化的缺位。所以，文化不是市场的尾巴，因为它必须指导生活、改良生活，帮助人们树立生活信念，感受生活快乐，摆脱心灵困境，远离愚昧和低俗，从而激发更为持久和广泛的社会需求，形成文化作品的生命力。这就需要创作者深入社会，深入群众，观察生活，产生激情，形成真知，倡导理性的生活态度和健康的生活心理，提高创作的思想性。同时，文化要为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价值观，比如：民主、公正、平等、能力等，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市场意识、财富意识、竞争意识和能力意识。
文化创作、市场、社会，这是文化体制改革中需要关注的三大要素。无论政府改革什么单位和系统的体制，改革的成效最终由这些关系决定。所以，改革的关键是看政府对这些关系的认识，尤其是政府对自身在这些关系中的职能的认识。尽管这是十分复杂的现实问题，但大致的思路是可以明确的，就是以保障公民文化权利为出发点，立足于全社会的文化创作活力，按照文化发展规律平等对待所有创作者，调整公共资源配置和管理体制，构建好公共文化服务与市场消费两个渠道，促进大众、组织和创作者之间良性互动的关系，使大众能够公平公开地享用和消费，使企业和社会组织能公平公正地服务和经营，使文化创作者能因自身的作品得到社会和市场的承认。以这种格局，为文化发展创造机制，体现地区文化软实力和政府领导作用。
文化体制改革要着眼于全局
文化体制，是文化活动组织和职权关系相配合的制度形式，它从国家文化发展需要出发，以国家基本文化制度为依据，以组织体系与职权配置为基本内容。
但文化体制问题很复杂，因为文化的定义，有广义的和狭义的，由此涉及不同的组织范畴。狭义的文化，特指部分文化艺术的门类，它们的创作活动具有社会分工或行业活动的特征，它们的体制问题是具体的，也是局部的，但都有外部关系问题。所以，它们的改革不能是孤立的、封闭的，需要从全局中来考虑。
从国家基本制度来看，文化是广义的，是指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核心，为提高全民素质和精神生活质量服务的思想意识、物质制造、技艺行为等全部创作活动和成果。这里的文化活动主体是全社会的，不局限于行业、行政部门和所有制分类，它对应的体制范畴犹如经济领域中的市场体制。
文化体制改革首先要研究全社会的文化活动，虽然这是困难的，但却是必要的。因为文化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活动和现象，在阶级社会中，它始终既有个体的，又有群体的；既有社会自发的，又有政府组织的。认识和处理这些客观存在但不同机制的活动，始终是国家治理中的课题。在我国，事业单位和团体是重要的文化活动组织，集中分布在教育、科学、文艺、体育和医疗等领域，它们与行政体制有确定的关系，具有优越的地位。但在市场环境中，它们如何适应大众的多样需求，如何在大众选择中形成互动关系、引导作用和创新活力，这是新的挑战。同时，民间还有大量自发的文化活动，包括组织的或个体的。它们都有自身的产生和发展机制，客观上也影响着社会生活文化和风气。但它们没有行政系统持续的支持，发挥的作用和发展态势都不稳定。这两种活动同时存在，相互影响，构成了相当复杂的文化力量。比如，我们的道德教育、艺术创作中，都有个体、家庭、民办和公办的作用。这是公民和政府所处的现实局面，也是体制改革中不可回避的格局问题。
从全局考虑文化体制改革，就要把体制内外的活动一并研究，包括国家与社会在文化活动中的作用关系、文化创作活动的动力机制、文化行政管理与文化创作组织的关系、文化组织与民间自发文化活动的关系等问题。极端地说，我们改革文化体制，不是要强化组织的隶属关系，恰恰是要消除在隶属关系之下容易产生的封闭、缺乏外部激励的弊端，或许我们应该强调的是文化创作的思想和艺术水平和作用，致力于激发所有文化活动主体的创作活力。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制中重要而现实的课题，但比市场经济建设更缺少借鉴，更需要我们积极探索。
文化体制改革要促进文化创作
文化体制改革为文化发展提供保障，文化发展的直接成果就是文化创作，犹如经济发展的直接成果就是产品生产一样。衡量一个地区文化发展水平的基本标准，就是文化创作的影响力，它是文化生产力，体制是生产关系。
文化创作的影响力，与思想内容、艺术品质、类型品种、作品数量诸多因素相关，单一的因素不能构成发展，也不表明发展。比如，文化作品的数量、文化单位的规模等，都不足以表明质量水平。一个地区的文化发展，需要与构建这些因素相互促进的机制，核心是创作者的动力问题，要使得更多的人、在更多文化领域、有更集中的精力、创作出更多的更具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新作品，这就是“双百”方针追求的目标，也是体制改革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文化发展就是文化进步，无论是思想、物质还是非物质文化的发展，其根本动力源于全社会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主要指两个方面，首先，要有思想创新活力，包括理论、观念、学说乃至审美情趣的与时俱进。这是创新活力的源泉，因为思想是最活跃、最本质、最原发的因子。思想保守禁锢，没有进步性，文化创作就没有思想性，文化动力必然萎缩。直观地看，这是我们文化发展中的短板。其次，要有艺术创新活力。文化的影响力以思想为本，以形式为表，文化创作的形式和手法需要不断推陈出新。
思想和艺术的创新，决定了文化创作活动区别于一般的操作性劳动，它需要融良知、沉思、激情和耐心于一体，对个体的素质和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创作者必须长期地潜心探索、独立创造。文化体制改革必须关注对创作人才的评价、聘用、投入、竞争等问题，为创造性劳动提供合理的制度环境。
文化创新要有供求激励关系
人有创新的欲望和天赋，这是人自由的本性的表现。在一定环境中，它或得到激发和实现，或受到遏制和消失，表现出不同的结果。文化创造力的形成，除个体因素以外，很大程度上受外部需求关系的激励，取决于社会对创新的需要。文化创作主体是专业人士，需求主体是大众，他们构成的需求关系互为因果，在文化的品种和品位上，或互相激发，或互相制约。一般来说，这种关系越直接、越自主，越有利于激发创新。文化体制改革，要为适应这种生产关系的需要，让创作者得到源源不断的创新激励。
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经济体制对文化的直接作用。市场是文化需求的主要渠道，生产和消费活动中都有精神的因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受计划的控制，产品的品种和品位相对简单。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增强了生产和消费的互动作用，丰富了生活需求，丰富了产品的品种和品位，激发了文化创作的内容和形式，培育了大批文化艺术品市场和文化产业，更培育了大量的艺术设计产品。我们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文化，必须利用好生产和消费直接互动的关系，充分发挥全社会的文化创作与需求的原动力，使文化创作与社会需求更加直接地联系，满足大众文化消费、审美消费的需求，大众大流行，小众小流行，形成多样的文化品种和品位、便捷的文化供求关系。要发挥市场对文化创新的激励作用，使各种体制的单位和组织，都能因创新而得到社会肯定，使个人都能因创新而得到单位和组织的肯定，形成思想活力竞相迸发、文化活动更加活跃、文化品种和品位更加多样的繁荣局面。
另一方面，我们要促进文化创作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生活如土壤，创作如农作，生活是文化创造力的根源，也是文化创造的目的。市场的供需关系不只是金钱关系，恰恰相反，它是由生活价值观主导的，直接表现在产品使用价值的需求关系上。文化与市场的关系，远不是文化产业的问题，而是文化对大众的生活观念的作用问题。生活观念决定了生产和消费动机，甚至决定了市场秩序。无度的纵欲贪婪充斥市场，形成恶性的需求关系，市场与社会都要溃败，这就是文化的缺位。所以，文化不是市场的尾巴，因为它必须指导生活、改良生活，帮助人们树立生活信念，感受生活快乐，摆脱心灵困境，远离愚昧和低俗，从而激发更为持久和广泛的社会需求，形成文化作品的生命力。这就需要创作者深入社会，深入群众，观察生活，产生激情，形成真知，倡导理性的生活态度和健康的生活心理，提高创作的思想性。同时，文化要为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价值观，比如：民主、公正、平等、能力等，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市场意识、财富意识、竞争意识和能力意识。
文化创作、市场、社会，这是文化体制改革中需要关注的三大要素。无论政府改革什么单位和系统的体制，改革的成效最终由这些关系决定。所以，改革的关键是看政府对这些关系的认识，尤其是政府对自身在这些关系中的职能的认识。尽管这是十分复杂的现实问题，但大致的思路是可以明确的，就是以保障公民文化权利为出发点，立足于全社会的文化创作活力，按照文化发展规律平等对待所有创作者，调整公共资源配置和管理体制，构建好公共文化服务与市场消费两个渠道，促进大众、组织和创作者之间良性互动的关系，使大众能够公平公开地享用和消费，使企业和社会组织能公平公正地服务和经营，使文化创作者能因自身的作品得到社会和市场的承认。以这种格局，为文化发展创造机制，体现地区文化软实力和政府领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