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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创新生态”的概念，现在有多种用法，有“创新生态系统”，有“创新生态体系”，有“创新生态环境”。长城所当时研究区域创新的时候，就用“网络”还是“系统”曾有过一番争论。我认为用系统肯定不对，只要一说系统，就容易变成工程式的理解，就把创新生态的活力给肢解了。如果用“创新生态环境”的话，我认为也不准确，因为环境像是外部，而生态则是一个内外交融的整体。当时研究区域创新时，为了避免这些问题，我们使用了“网络”概念。
而现在我认为就只用“生态”这个词本身，既没有系统，也不加环境。什么是生态？生态就是有很多看不见、说不清的道理在里面，生态中的非线性增长或引爆点是无法预期的。
现在科技发展的一个大背景是全球化导致区域崛起，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硅谷的创新生态能不能被学习？我认为我们肯定能学习。这是中关村和中国高新区为人类新经济的发展做出自己贡献的机会。而事实上，现在的中关村发展已经越来越具备区域的个性化特征。
世界大都市与科技园区
20多年来我一直在做中关村的研究，也一直在思考大都市怎么发展高技术产业。我认为全世界大都市中，发展高新技术最成功的就是北京，就是北京的中关村。
全世界大都市发展高技术产业有很多探索，但鲜有成功。巴黎、伦敦、莫斯科、柏林、纽约都想建自己的硅谷。只要有关于它们的新消息，我就会去关注，但似乎都不太成功。
我在美国考察纽约硅谷——罗斯福岛的建设期间，到了罗斯福岛的现场，看到只有40亩地，这让我大失所望。在40亩地上不可能建出一个产业集群，更不可能建成纽约硅谷。
首尔、东京作为大公司总部的集聚地有很大的优势，在这里也萌生出多种多样的创业团队，但这两个城市中都没有形成新经济的产业集群，这主要是因为大企业的气场太大，压抑了新业态的崛起。
关于中关村发展高技术产业的问题，这几年受到了国际的关注，获得了很高的评价。被《哈佛商业评论》誉为当代“创新大师”、硅谷最有影响力的十大人物之一的史蒂夫·布兰科对北京进行了专访，在走访了中关村的几个孵化器后，他说：北京的创业生态系统，令波士顿和西雅图黯然失色。2013年7月《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称：全世界的城市都在试图复制硅谷，希望能像它那样出色地培育无数创业公司、发展上千亿美元市值的科技公司。但到目前为止，只有一座城市成为了硅谷真正的竞争对手，这就是北京！
去年我们长城企业研究所将全世界有名的的科技园区进行了统计，结果让人很吃惊，前十大园区中，中国竟然占有7席，原来很被看好的班加罗尔等都不在其中。
图：世界十大科技园区基本情况
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最近20年以来，中国主要是以产业集群的形式来发展经济的，中国的发展就是靠着3000个产业集群，其中包括114个国家级高新区。
中关村与硅谷
之所以北京在大都市中发展高技术产业能这么成功，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在硅谷研究专家的眼中，硅谷是不可复制、不可学习的，中关村的经验却证明硅谷是可以学习的，但不能生搬硬套地复制。硅谷是全世界的创新之都，硅谷的创新是新经济区域创新的典范，中关村学习硅谷，重点就是学创业、学高端链接。
首先是学创业。三十年前，中科院物理所有一个科学家陈春先到硅谷考察了之后，回到国内在科协会议上做报告讲美国是如何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的，就是依靠创业，用科技型企业来转化科技成果，由此他就开始下海创业。中关村当年有一大批科学家从清华、北大、科学院等大学院所下海创业，这是中关村能发展新经济的最大原动力。现在，中国每年新创办企业数量一直居于全球领先的位置，尤其是去年国务院发布了简化注册企业的规定，让2013年的新增企业数量增长了30%。
二是学高端链接。硅谷和中关村都有很强的高端链接能力，硅谷的链接在于辐射，硅谷能在全球范围内辐射自己的产业；而中关村的创业者中有相当多的是来自于硅谷、欧洲、日本、韩国等，相当一部分有海外的留学和工作经验。
我认为中关村现在最大的成绩有两个，一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关村的IPO数量是硅谷的三倍；二是每年营业额过亿的企业有150家，这就看出中关村产业集群的强大生命力。
比较硅谷和中关村，他们相同之处就是创业、全球链接和支持原创想法。不同之处在于，硅谷具有的是实用主义精神，有完善的法律保障和创业的自由，但缺乏理论上的总结，而对中关村来说则理论思考更多，缺乏的就是相匹配的法律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硅谷的劣势恰恰是中关村优势，而中关村的劣势，则又是硅谷的优势，这其中的差别就在对于产业和区域理论上的总结。中关村有一个管委会，而硅谷没有，这就是最大的差异，这种次一级政府能在产业组织上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也是中关村为什么能成为世界第二大高新技术园区的原因。
中关村的区域个性
要想做大做好创新集群，就必须要挖掘区域个性。怎么来理解中关村的区域个性？其中之一就是知识分子下海创业。中关村的区域个性正好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命运高度联系在一起。
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下海创业，开辟了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独立的新篇章。尽管这也受到了当时“脑体倒挂”社会环境的影响，却是一个全新的尝试，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在书斋里做学问，也主动参与了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浪潮。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过程中，中关村的知识分子下海后，在市场经济中摸爬滚打，他们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更主动积极地去探索科学、民主的新机制，这使得他们成为了中国最先进的群体，完成了现代文明的启蒙。
中关村的未来发展和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时代更加充分地挖掘内在价值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他们的天下观和使命感。中国知识分子不仅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天下观，更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使命感。我认为，中关村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要实现的是以创业改变世界、以创业实现颠覆式创新，这是新时代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作者系北京长城企业战略咨询研究所所长）
而现在我认为就只用“生态”这个词本身，既没有系统，也不加环境。什么是生态？生态就是有很多看不见、说不清的道理在里面，生态中的非线性增长或引爆点是无法预期的。
现在科技发展的一个大背景是全球化导致区域崛起，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硅谷的创新生态能不能被学习？我认为我们肯定能学习。这是中关村和中国高新区为人类新经济的发展做出自己贡献的机会。而事实上，现在的中关村发展已经越来越具备区域的个性化特征。
世界大都市与科技园区
20多年来我一直在做中关村的研究，也一直在思考大都市怎么发展高技术产业。我认为全世界大都市中，发展高新技术最成功的就是北京，就是北京的中关村。
全世界大都市发展高技术产业有很多探索，但鲜有成功。巴黎、伦敦、莫斯科、柏林、纽约都想建自己的硅谷。只要有关于它们的新消息，我就会去关注，但似乎都不太成功。
我在美国考察纽约硅谷——罗斯福岛的建设期间，到了罗斯福岛的现场，看到只有40亩地，这让我大失所望。在40亩地上不可能建出一个产业集群，更不可能建成纽约硅谷。
首尔、东京作为大公司总部的集聚地有很大的优势，在这里也萌生出多种多样的创业团队，但这两个城市中都没有形成新经济的产业集群，这主要是因为大企业的气场太大，压抑了新业态的崛起。
关于中关村发展高技术产业的问题，这几年受到了国际的关注，获得了很高的评价。被《哈佛商业评论》誉为当代“创新大师”、硅谷最有影响力的十大人物之一的史蒂夫·布兰科对北京进行了专访，在走访了中关村的几个孵化器后，他说：北京的创业生态系统，令波士顿和西雅图黯然失色。2013年7月《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称：全世界的城市都在试图复制硅谷，希望能像它那样出色地培育无数创业公司、发展上千亿美元市值的科技公司。但到目前为止，只有一座城市成为了硅谷真正的竞争对手，这就是北京！
去年我们长城企业研究所将全世界有名的的科技园区进行了统计，结果让人很吃惊，前十大园区中，中国竟然占有7席，原来很被看好的班加罗尔等都不在其中。
图：世界十大科技园区基本情况
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最近20年以来，中国主要是以产业集群的形式来发展经济的，中国的发展就是靠着3000个产业集群，其中包括114个国家级高新区。
中关村与硅谷
之所以北京在大都市中发展高技术产业能这么成功，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在硅谷研究专家的眼中，硅谷是不可复制、不可学习的，中关村的经验却证明硅谷是可以学习的，但不能生搬硬套地复制。硅谷是全世界的创新之都，硅谷的创新是新经济区域创新的典范，中关村学习硅谷，重点就是学创业、学高端链接。
首先是学创业。三十年前，中科院物理所有一个科学家陈春先到硅谷考察了之后，回到国内在科协会议上做报告讲美国是如何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的，就是依靠创业，用科技型企业来转化科技成果，由此他就开始下海创业。中关村当年有一大批科学家从清华、北大、科学院等大学院所下海创业，这是中关村能发展新经济的最大原动力。现在，中国每年新创办企业数量一直居于全球领先的位置，尤其是去年国务院发布了简化注册企业的规定，让2013年的新增企业数量增长了30%。
二是学高端链接。硅谷和中关村都有很强的高端链接能力，硅谷的链接在于辐射，硅谷能在全球范围内辐射自己的产业；而中关村的创业者中有相当多的是来自于硅谷、欧洲、日本、韩国等，相当一部分有海外的留学和工作经验。
我认为中关村现在最大的成绩有两个，一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关村的IPO数量是硅谷的三倍；二是每年营业额过亿的企业有150家，这就看出中关村产业集群的强大生命力。
比较硅谷和中关村，他们相同之处就是创业、全球链接和支持原创想法。不同之处在于，硅谷具有的是实用主义精神，有完善的法律保障和创业的自由，但缺乏理论上的总结，而对中关村来说则理论思考更多，缺乏的就是相匹配的法律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硅谷的劣势恰恰是中关村优势，而中关村的劣势，则又是硅谷的优势，这其中的差别就在对于产业和区域理论上的总结。中关村有一个管委会，而硅谷没有，这就是最大的差异，这种次一级政府能在产业组织上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也是中关村为什么能成为世界第二大高新技术园区的原因。
中关村的区域个性
要想做大做好创新集群，就必须要挖掘区域个性。怎么来理解中关村的区域个性？其中之一就是知识分子下海创业。中关村的区域个性正好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命运高度联系在一起。
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下海创业，开辟了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独立的新篇章。尽管这也受到了当时“脑体倒挂”社会环境的影响，却是一个全新的尝试，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在书斋里做学问，也主动参与了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浪潮。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过程中，中关村的知识分子下海后，在市场经济中摸爬滚打，他们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更主动积极地去探索科学、民主的新机制，这使得他们成为了中国最先进的群体，完成了现代文明的启蒙。
中关村的未来发展和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时代更加充分地挖掘内在价值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他们的天下观和使命感。中国知识分子不仅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天下观，更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使命感。我认为，中关村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要实现的是以创业改变世界、以创业实现颠覆式创新，这是新时代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作者系北京长城企业战略咨询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