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有学者认为，现代的高考，延续了旧时科举最美妙的部分，以一种公平，实现了社会的流动。
然而，这40年来中国社会经济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一开始的人们始料未及。直至今日，多元化甚至能使相当一部分人有足够底气对年届“不惑”的高考说声：“去你的。”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这些围绕高考引发的争议，是正常，也是种进步。因为只有当人的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才能有精力去思考：教育与高考，究竟谁该服务于谁？
也许这探讨“大而虚”，但是，当采访途中路过北京大学，看到百年校园里那些年轻的脸庞，我相信，无论何时，对于学习和知识，敬畏之心不能变。
《中国收藏》：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这是否让高考改革更加不能回避？
马国川：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随着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学生课业负担重等问题凸显，改革高考制度的呼声就已经出现。从那时开始，高考制度就不断地进行调整。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末大学扩招以来，不断有新改革措施出台。但我认为，这些改革虽然花样百出，眼花缭乱，但是摇摇摆摆，并没有找到真正的方向。
《中国收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马国川：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一方面对高考批评得厉害，另一方面又拥护它。一种典型的观点是，高考是保证教育公平的惟一的刚性制度，实际上，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
《中国收藏》：但确实有不少人因为高考改变了命运，包括许多来自农村的孩子。
马国川：高考确实给底层民众提供了些许机会，值得赞许。但在这个过程中制造的看不见的不公平，同样应该关注。
在我看来，只有尊重人的天赋、只有尊重人的自由选择，才是真正的公平。每个人的素质都不一样，如果你只是用“一把尺子”来衡量，难道是公平的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如果因为高考把人的能力格式化了，你觉得是公平的吗？
还有，由于各种软硬件的限制，现在农村孩子所接受的教育的质量远远赶不上城市孩子。有数据表明，越是离城市远的农村的学生，考上的大学越一般，你能说这是一种公平吗？
《中国收藏》：我们对高考的争议，其实更多折射出的是教育体制的问题。
马国川：高考是学校教育链条的核心，将应试教育向上游和下游传导。长期以来，应试教育抹杀了很多学生的特质，大家学的都一样，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也一样，进入大学也没多大改变，走向社会之后还是一样。
我曾经统计过，中国上千所大学的校训高度一致，都是“改革”、“创新”、“奋进”之类的词汇，互相抄袭，毫无新意（近年来可能要好一点）。校训体现着一所大学的办学定位、学校精神，怎能够如此敷衍？结果导致大学与大学没有区别，“千校一面”，跟现在城市建设“千城一面”是一个道理。
《中国收藏》：您曾采访过的许多名人，在他们身上您看到教育的不同结果吗？
马国川：我拜访过著名语言学家、思想家周有光先生，他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我也认识几位同样从圣约翰出来的老先生，他们身上有相同特质，比如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特别洋范儿。可是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如果不自报家门，你恐怕很难辨别出他（她）出自哪个学校。
我还接触过余英时、资中筠、吴敬琏等老先生，他们都是1930年出生，接受的主要是民国教育，至今保留着非常可贵的独立、自省、批判等精神；我也接触過不少香港学者，传统的儒雅气质和欧美的绅士风范，在他们身上结合得特别完美，他们的气质会让很多内地学者相形见拙。其中的原因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中国收藏》：钱学森先生曾提出，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问题至今没有答案。
马国川：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钱颖一教授对“钱学森之问”作出了一些修正。他认为人才不是培养出来的，学校只是提供自由的环境，让学生不断寻找合适自己的方向，这样人才才能自己冒出来。
最近我们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和华东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人工智能和教育未来高峰论坛”，请了不少前沿科学家来谈人工智能发展。我深刻认识到，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原来的“填鸭式”教育模式已经完全不适合这个时代了。
因此，无论是从社会公平、造就人才的效率来看，还是从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来看，真正的高考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中国收藏》：在您看来，高考制度的核心问题出在哪里？
马国川：有人说，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是“高考指挥棒”没有改变。更应该看到的是，“指挥棒”后面还有一套官僚体制，垄断了考试和录取。所以我认为，中国高考制度的核心问题是权力问题：用权力制定一个硬性标准，要求所有人都在这条跑道上起跑。
《中国收藏》：那么您对此的提议呢？
马国川：中国高考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把办学的权力还给大学，还给真正的教育家，让大学自主招生。
横向看，美国大学是自主招生。纵向看，废除科举之后，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的大学基本上都是自主招生。现在我们为什么不能让大学自主招生呢？
只有自主招生，学校之间才会千方百计地去竞争，不同学校才会有不同的特色。比如高考作文，北大可以要求用古文，清华必须用英语，人民大学让写政治论文，这很好啊，各校的特色就出来了。学校找到了想要的学生，学生找到了想进的学校，才是教育生态多元化的真正开始。现在高校只有大约5%的自主招生名额，还是太少了。
《中国收藏》：但自主招生，也有人担心“内部交易”会更多。
马国川：很多时候，国人太迷信权力。其实，权力往往不是解决公平的方式，而是制造不公平的根源。只有削弱权力、分散权力，权力运作、私相授受、权钱交易的机会才会减少，才会增加社会公平。如果招生的权力不是还给大学，而是继续统一在教育官员的手里。如果用权力去划杠杆，一切以它为准，更容易造成各种各样的扭曲，造成各种各样的“内部交易”。
把办学的权力交给大学，让教育家办学，他们才会真正去思考如何对学校负责。举个例子，西南联大迁到昆明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想让儿子到西南联大上学，找到校长梅贻琦，梅贻琦说成绩不够，断然拒绝了。今天的大学校长有这样的勇气和骨气吗？
总之，要把办学的权力还给大学，还给真正的教育家。如果不解决这个核心问题，只在外围打转转，就是“假装摸着石头而不过河”，高考制度改革就没有希望，中国教育就没有未来。
然而，这40年来中国社会经济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一开始的人们始料未及。直至今日，多元化甚至能使相当一部分人有足够底气对年届“不惑”的高考说声：“去你的。”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这些围绕高考引发的争议，是正常，也是种进步。因为只有当人的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才能有精力去思考：教育与高考，究竟谁该服务于谁？
也许这探讨“大而虚”，但是，当采访途中路过北京大学，看到百年校园里那些年轻的脸庞，我相信，无论何时，对于学习和知识，敬畏之心不能变。
《中国收藏》：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这是否让高考改革更加不能回避？
马国川：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随着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学生课业负担重等问题凸显，改革高考制度的呼声就已经出现。从那时开始，高考制度就不断地进行调整。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末大学扩招以来，不断有新改革措施出台。但我认为，这些改革虽然花样百出，眼花缭乱，但是摇摇摆摆，并没有找到真正的方向。
《中国收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马国川：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一方面对高考批评得厉害，另一方面又拥护它。一种典型的观点是，高考是保证教育公平的惟一的刚性制度，实际上，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
《中国收藏》：但确实有不少人因为高考改变了命运，包括许多来自农村的孩子。
马国川：高考确实给底层民众提供了些许机会，值得赞许。但在这个过程中制造的看不见的不公平，同样应该关注。
在我看来，只有尊重人的天赋、只有尊重人的自由选择，才是真正的公平。每个人的素质都不一样，如果你只是用“一把尺子”来衡量，难道是公平的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如果因为高考把人的能力格式化了，你觉得是公平的吗？
还有，由于各种软硬件的限制，现在农村孩子所接受的教育的质量远远赶不上城市孩子。有数据表明，越是离城市远的农村的学生，考上的大学越一般，你能说这是一种公平吗？
《中国收藏》：我们对高考的争议，其实更多折射出的是教育体制的问题。
马国川：高考是学校教育链条的核心，将应试教育向上游和下游传导。长期以来，应试教育抹杀了很多学生的特质，大家学的都一样，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也一样，进入大学也没多大改变，走向社会之后还是一样。
我曾经统计过，中国上千所大学的校训高度一致，都是“改革”、“创新”、“奋进”之类的词汇，互相抄袭，毫无新意（近年来可能要好一点）。校训体现着一所大学的办学定位、学校精神，怎能够如此敷衍？结果导致大学与大学没有区别，“千校一面”，跟现在城市建设“千城一面”是一个道理。
《中国收藏》：您曾采访过的许多名人，在他们身上您看到教育的不同结果吗？
马国川：我拜访过著名语言学家、思想家周有光先生，他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我也认识几位同样从圣约翰出来的老先生，他们身上有相同特质，比如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特别洋范儿。可是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如果不自报家门，你恐怕很难辨别出他（她）出自哪个学校。
我还接触过余英时、资中筠、吴敬琏等老先生，他们都是1930年出生，接受的主要是民国教育，至今保留着非常可贵的独立、自省、批判等精神；我也接触過不少香港学者，传统的儒雅气质和欧美的绅士风范，在他们身上结合得特别完美，他们的气质会让很多内地学者相形见拙。其中的原因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中国收藏》：钱学森先生曾提出，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问题至今没有答案。
马国川：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钱颖一教授对“钱学森之问”作出了一些修正。他认为人才不是培养出来的，学校只是提供自由的环境，让学生不断寻找合适自己的方向，这样人才才能自己冒出来。
最近我们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和华东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人工智能和教育未来高峰论坛”，请了不少前沿科学家来谈人工智能发展。我深刻认识到，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原来的“填鸭式”教育模式已经完全不适合这个时代了。
因此，无论是从社会公平、造就人才的效率来看，还是从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来看，真正的高考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中国收藏》：在您看来，高考制度的核心问题出在哪里？
马国川：有人说，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是“高考指挥棒”没有改变。更应该看到的是，“指挥棒”后面还有一套官僚体制，垄断了考试和录取。所以我认为，中国高考制度的核心问题是权力问题：用权力制定一个硬性标准，要求所有人都在这条跑道上起跑。
《中国收藏》：那么您对此的提议呢？
马国川：中国高考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把办学的权力还给大学，还给真正的教育家，让大学自主招生。
横向看，美国大学是自主招生。纵向看，废除科举之后，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的大学基本上都是自主招生。现在我们为什么不能让大学自主招生呢？
只有自主招生，学校之间才会千方百计地去竞争，不同学校才会有不同的特色。比如高考作文，北大可以要求用古文，清华必须用英语，人民大学让写政治论文，这很好啊，各校的特色就出来了。学校找到了想要的学生，学生找到了想进的学校，才是教育生态多元化的真正开始。现在高校只有大约5%的自主招生名额，还是太少了。
《中国收藏》：但自主招生，也有人担心“内部交易”会更多。
马国川：很多时候，国人太迷信权力。其实，权力往往不是解决公平的方式，而是制造不公平的根源。只有削弱权力、分散权力，权力运作、私相授受、权钱交易的机会才会减少，才会增加社会公平。如果招生的权力不是还给大学，而是继续统一在教育官员的手里。如果用权力去划杠杆，一切以它为准，更容易造成各种各样的扭曲，造成各种各样的“内部交易”。
把办学的权力交给大学，让教育家办学，他们才会真正去思考如何对学校负责。举个例子，西南联大迁到昆明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想让儿子到西南联大上学，找到校长梅贻琦，梅贻琦说成绩不够，断然拒绝了。今天的大学校长有这样的勇气和骨气吗？
总之，要把办学的权力还给大学，还给真正的教育家。如果不解决这个核心问题，只在外围打转转，就是“假装摸着石头而不过河”，高考制度改革就没有希望，中国教育就没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