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51年底，中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内容的“三反”运动。在这场反腐败的运动中，最为著名的一个词语即“打虎”。“老虎”，是当时官方对贪污腐化行为较严重者的统称。在西南地区，这场“打虎”行动更是进行得如火如荼。
“到处是森林，到处有老虎”
新中国成立初，各地发生了不少贪污腐化事件。西南地区亦出现了一些干部追求享乐、脱离民众的现象。
其实这种现象早就引起了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的注意。在1950年初，他就批评部队干部出现的享乐思想：“团以上的干部，不愿驻乡村，不愿到小城市，不愿住无电灯的房子。”
这些现象主要可以归结为浪费与贪污两类。首先是公务机构物资浪费现象十分严重。如在川西区一些贸易部门在商品流转费用方面浪费即达86亿元（旧币，一万元旧币折合新币一元），而工业方面一般设备的利用率仅40%。在川北，该区修建公务用房因“计划不周，施工不善”浪费约120亿元。在川南区，行署办公厅未经领导同意即“订购捷克轿车15部”，总开支达25亿，其他行政办公经费更是如此。
除了政府部门，军队中的浪费现象也十分严重。据调查，西南各军区浪费金额均在20亿以上，有的甚至达100多亿。
其次是贪污受贿现象较为突出。新中国成立伊始，监管制度不健全，以致不少人心存侥幸，大肆以权谋私，侵吞国有资产。据西南人民检察分署的统计，西南区从1950年1月至7月间，发生了贪污渎职案件2042件，这些人非法盗窃国家财产折合旧人民币110亿元以上，粮食达200吨以上。
因为后勤部门掌管钱物，加之监管制度不健全，很容易出贪污犯，如当时中南军区后勤部门向中央递交的一份“打虎经验”中，即有“到处是森林，到处有老虎”的著名说法。这个断言实际上也是当时贪腐现象较为普遍的一个写照。
为了清理那些已经腐化堕落的党员干部，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正式将干部中存在的贪污、浪费与官僚主义确定为斗争对象；紧接着，又于8日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要求各地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开展反贪污斗争。就此，这次“三反”运动就在全国迅速开展起来。
暴风骤雨般的群众运动
为了充分发动群众，1952年1月4日，中央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单位立即按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在中央的推动下，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出现了一个群众性的检举和揭发贪污腐败行为的高潮。
在西南，一场声势浩大的检举运动也迅速展开。本单位自行检查、专门小组的重点检查与各单位的互相检查相结合，本人坦白与群众检举相结合，检举运动很快收到了实效。
1952年1月中旬，西南各机关开始进入坦白检举的阶段。通过事前摸排线索，掌握初步名单后，各机关纷纷举行大会，由领导先行自我检讨，后带动其他人坦白。在强大的心理压力下，不少人难以支撑，甚至“有些干部已经躺下不吃饭了”。但因有的单位领导自身即有较为严重的贪污行为，进而使检举坦白运动在该单位搞不起来。对此，西南局明确要求各地，凡是有的单位领导人对在该单位组织检举坦白运动持抗拒和消极态度的，一律将其撤职或者停职反省。
在西南局的强力推动下，西南的坦白运动迅速取得了成果。1952年1月中旬，西南军政委员会所属的25个单位近3万名工作人员中，坦白的就达到9000余人，竟占总人数的34.5%，贪污总金额达到34亿之多。
“三反”运动在军队系统也同样开展起来。1952年初，在西南军区党委的主持下，经过事前排查走访，确定斗争对象后，各省（区）军区也纷纷召集干部大会，清查这些人的经济问题，以给其施加强大的心理压力。
按照中共中央的规定，贪污一亿元以上的为“大老虎”；一亿元以下一千万元以上的为“小老虎”。但在1952年1月，西南局及重庆市级机关，大的坦白运动已经基本结束，西南局发现，这些人贪污“超过一千万者很少，川东坦白人数亦多，超过三百万者很少”。也就是说，真正的“老虎”并未在坦白运动中现身。这个现象也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1952年1月22日，毛泽东致电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等人，明确指出要“尤其注意打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翌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各地，指出“凡属大批用钱管物的机关，不论是党政军民学哪一系统，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而且必定有大贪污犯（大老虎）”。
在上级部门的推动下，西南地区形成了一股“打虎”热潮。各地纷纷全力“打虎”。1952年4月底，西南局给中央的报告中称，西南地区在“三反”运动中，共计打出“老虎”42117只，其中“大老虎”6840只。
“打虎”的尾声：定案与追赃
西南区的“打虎”运动一直持续到1952年4月。在“打虎”结束后，紧接着就是处理遗留问题，主要是定案与追赃。为了便于司法部门及时对这些“老虎”予以处罚，中央组织了专门的机关人民法庭，并制定了相关条例，为“打虎”的迅速收尾奠定了基础。
由于之前暴风骤雨式的“打虎”，西南局制定各省区“打虎”数量，要求限期完成，这使得西南各单位纷纷制定自己的“打虎”计划，有的为了展现自己“打虎”工作积极，而不断增加自己的打虎数量，采取了非法的方式强迫一些贪污分子承认自己是“老虎”，使不少一般的贪污分子变成了“小老虎”，“小老虎”则变成了“大老虎”。但是，在定案时，情况则出现了变化。因为定案将牵涉到对自己的具体处理，那些假“（大）老虎”们便纷纷翻供，拒不承认自己的贪污数额。这也使得追赃工作困难重重。
各地追赃之所以遭遇困境，据西南局总结大致有这么几个原因：除了那些打错了的“老虎”外，其他则有“怕退了赃同样坐牢，怕人财两空，怕挖出老底子，怕失业，怕将来生活无着”的顾虑。
对此，西南局的策略是：向“老虎”们反复交代政策，用活事例指明前途，消除其思想顾虑，另外通过向家属做工作，举办家属训练班等，动员他们主动交出赃物与赃款。这一做法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西南区的“打虎”运动历时近半年，抓了4万余只“老虎”，不仅打击了大批贪污腐化分子，还使巨额国家财产得以挽回。但这次运动，也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因为这种疾风骤雨式的“打虎”，在打出“真老虎”的同时，也打出了不少“假老虎”。
“到处是森林，到处有老虎”
新中国成立初，各地发生了不少贪污腐化事件。西南地区亦出现了一些干部追求享乐、脱离民众的现象。
其实这种现象早就引起了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的注意。在1950年初，他就批评部队干部出现的享乐思想：“团以上的干部，不愿驻乡村，不愿到小城市，不愿住无电灯的房子。”
这些现象主要可以归结为浪费与贪污两类。首先是公务机构物资浪费现象十分严重。如在川西区一些贸易部门在商品流转费用方面浪费即达86亿元（旧币，一万元旧币折合新币一元），而工业方面一般设备的利用率仅40%。在川北，该区修建公务用房因“计划不周，施工不善”浪费约120亿元。在川南区，行署办公厅未经领导同意即“订购捷克轿车15部”，总开支达25亿，其他行政办公经费更是如此。
除了政府部门，军队中的浪费现象也十分严重。据调查，西南各军区浪费金额均在20亿以上，有的甚至达100多亿。
其次是贪污受贿现象较为突出。新中国成立伊始，监管制度不健全，以致不少人心存侥幸，大肆以权谋私，侵吞国有资产。据西南人民检察分署的统计，西南区从1950年1月至7月间，发生了贪污渎职案件2042件，这些人非法盗窃国家财产折合旧人民币110亿元以上，粮食达200吨以上。
因为后勤部门掌管钱物，加之监管制度不健全，很容易出贪污犯，如当时中南军区后勤部门向中央递交的一份“打虎经验”中，即有“到处是森林，到处有老虎”的著名说法。这个断言实际上也是当时贪腐现象较为普遍的一个写照。
为了清理那些已经腐化堕落的党员干部，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正式将干部中存在的贪污、浪费与官僚主义确定为斗争对象；紧接着，又于8日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要求各地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开展反贪污斗争。就此，这次“三反”运动就在全国迅速开展起来。
暴风骤雨般的群众运动
为了充分发动群众，1952年1月4日，中央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单位立即按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在中央的推动下，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出现了一个群众性的检举和揭发贪污腐败行为的高潮。
在西南，一场声势浩大的检举运动也迅速展开。本单位自行检查、专门小组的重点检查与各单位的互相检查相结合，本人坦白与群众检举相结合，检举运动很快收到了实效。
1952年1月中旬，西南各机关开始进入坦白检举的阶段。通过事前摸排线索，掌握初步名单后，各机关纷纷举行大会，由领导先行自我检讨，后带动其他人坦白。在强大的心理压力下，不少人难以支撑，甚至“有些干部已经躺下不吃饭了”。但因有的单位领导自身即有较为严重的贪污行为，进而使检举坦白运动在该单位搞不起来。对此，西南局明确要求各地，凡是有的单位领导人对在该单位组织检举坦白运动持抗拒和消极态度的，一律将其撤职或者停职反省。
在西南局的强力推动下，西南的坦白运动迅速取得了成果。1952年1月中旬，西南军政委员会所属的25个单位近3万名工作人员中，坦白的就达到9000余人，竟占总人数的34.5%，贪污总金额达到34亿之多。
“三反”运动在军队系统也同样开展起来。1952年初，在西南军区党委的主持下，经过事前排查走访，确定斗争对象后，各省（区）军区也纷纷召集干部大会，清查这些人的经济问题，以给其施加强大的心理压力。
按照中共中央的规定，贪污一亿元以上的为“大老虎”；一亿元以下一千万元以上的为“小老虎”。但在1952年1月，西南局及重庆市级机关，大的坦白运动已经基本结束，西南局发现，这些人贪污“超过一千万者很少，川东坦白人数亦多，超过三百万者很少”。也就是说，真正的“老虎”并未在坦白运动中现身。这个现象也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1952年1月22日，毛泽东致电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等人，明确指出要“尤其注意打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翌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各地，指出“凡属大批用钱管物的机关，不论是党政军民学哪一系统，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而且必定有大贪污犯（大老虎）”。
在上级部门的推动下，西南地区形成了一股“打虎”热潮。各地纷纷全力“打虎”。1952年4月底，西南局给中央的报告中称，西南地区在“三反”运动中，共计打出“老虎”42117只，其中“大老虎”6840只。
“打虎”的尾声：定案与追赃
西南区的“打虎”运动一直持续到1952年4月。在“打虎”结束后，紧接着就是处理遗留问题，主要是定案与追赃。为了便于司法部门及时对这些“老虎”予以处罚，中央组织了专门的机关人民法庭，并制定了相关条例，为“打虎”的迅速收尾奠定了基础。
由于之前暴风骤雨式的“打虎”，西南局制定各省区“打虎”数量，要求限期完成，这使得西南各单位纷纷制定自己的“打虎”计划，有的为了展现自己“打虎”工作积极，而不断增加自己的打虎数量，采取了非法的方式强迫一些贪污分子承认自己是“老虎”，使不少一般的贪污分子变成了“小老虎”，“小老虎”则变成了“大老虎”。但是，在定案时，情况则出现了变化。因为定案将牵涉到对自己的具体处理，那些假“（大）老虎”们便纷纷翻供，拒不承认自己的贪污数额。这也使得追赃工作困难重重。
各地追赃之所以遭遇困境，据西南局总结大致有这么几个原因：除了那些打错了的“老虎”外，其他则有“怕退了赃同样坐牢，怕人财两空，怕挖出老底子，怕失业，怕将来生活无着”的顾虑。
对此，西南局的策略是：向“老虎”们反复交代政策，用活事例指明前途，消除其思想顾虑，另外通过向家属做工作，举办家属训练班等，动员他们主动交出赃物与赃款。这一做法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西南区的“打虎”运动历时近半年，抓了4万余只“老虎”，不仅打击了大批贪污腐化分子，还使巨额国家财产得以挽回。但这次运动，也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因为这种疾风骤雨式的“打虎”，在打出“真老虎”的同时，也打出了不少“假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