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里，一桩交易牵动着不少人的心。
　　这不是普通的商品买卖，也不是证券交易，而是一種钱权交易—碳排放权。
　　上午9点30分，一家企业以每吨52.78元，总交易额790万元的价格，买到了16万吨的碳排放权。这笔交易的完成，象征着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头炮”打响。
　　开市当日，分别有国家能源集团、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华润电力、华电集团、华能集团、申能集团、浙能集团、大唐集团、中石化、中石油共10家企业成为全国碳交易市场首批成交企业。
　　六家电力企业、两大地方国企和“两桶油”，10家企业仅一天交易总额就达到了2.1亿元。
　　十年间，中国碳交易已从局部试点，行至全国开市。这项举措被外界视为中国争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在2030年前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阶段。

一笔经济账

　　碳排放权之所以出现，要追溯到一份文件。
　　原本并非商品的碳资产，并没有显著开发价值，然而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签订改变了这一切。
　　作为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协定，议定书明确了将大气层中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程度的量化目标。
　　“从2008年到2012年期间，主要工业发达国家要将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而发展中国家在2012年以前不需要承担减排义务。”
　　碳排放量与经济活动、能源技术息息相关，处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排放量有着明显区别。混为一谈的话，共同担负的话，明显不够公平。
　　为了平衡这种差异，议定书的第十二条规定了一种利用市场手段推动碳减排的计划，即清洁发展机制（CDM），允许未列入《京都议定书》附件一的缔约方可以通过开发减排项目，来帮助附件一缔约方实现其减排目标。（列入附件一的多是发达国家，未列入的为发展中国家。）
　　CDM的核心是，允许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行项目级的减排量抵消额的转让与获得。
　　举个例子，到2012年欧盟的排放量要削减8%。如果完成不了这个指标，欧盟可以掏钱从发展中国家购买减排项目，这个购买来的项目减少的排放量就视为欧盟的减排量。
　　同是减排，自己国家减排还利于本国环境改善，为什么发达国家愿意花钱去减他国的排量？
　　别误会，这既不是国际人道主义，也不是“先富带后富”，而是一笔经济账。
　　发达国家能源利用效率高，能源结构优化，新能源技术被大量采用，因此本国进一步减排成本高，难度较大。而发展中国家能源效率低，减排空间大，成本也低。这导致同一减排量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不同成本，形成价格差。
　　曾参与中国多家企业第三方认证工作的张建丽向南风窗记者介绍，对发达国家而言，温室气体的减排成本在100美元/吨碳以上，而在中国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进行CDM活动，减排成本可降至20美元/吨碳，中间的价格差达到5倍之多。
　　发达国家有需求，发展中国家有供应能力，碳交易市场应运而生。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新能源企业，CDM算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只要对接上了发达国家中的买家，这类企业就能坐享其成，其间不用出一分钱。
　　从2005年首个注册的内蒙古辉腾锡勒风电场项目，到2017年最后注册的北京上庄燃气热电项目，CDM活动，中国参与了近十三年之久。

天上真的会掉馅饼？

　　在宁夏某风力发电公司的徐翔，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自己接手的第一个CDM项目。

对发达国家而言，温室气体的减排成本在100美元/吨碳以上，而在中国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进行CDM活动，减排成本可降至20美元/吨碳，中间的价格差达到5倍之多。

　　“2005年秋天开始，突然就开始接到很多中介电话，声称无需我们出钱，每年可以获得千万收入。刚开始我没当回事，心想肯定是骗子，怎么会有这种好事。后来接得多了，我就想反正不出钱，就试试吧，结果一发不可收拾，一年半签了三个项目。”
　　这三个“从天而降”的项目，让徐翔所在的公司凭空获得了2500万元人民币的收益。
　　徐翔告诉记者，当时国外买家的普遍采购价在10欧元每吨减排量，按照当时汇率就是100元人民币每吨。他公司几个风电项目，一个项目每年的减排量8万～10万吨，一个风电项目就带来了800万～1000万元人民币的收入。
　　而他们公司的确是一毛钱没出，只是委托中介做了一大堆包括联合国注册、项目设计文件、第三方机构审定、减排量三方机构核查、东道国批复等文件，等了近一年时间，中介最后从中拿了10个点的成功报酬。
　　试问这种级别的无本万利买卖，谁不动心。很快，这样的甜头在新能源企业里传开了。这一被坊间称为“欧洲财神爷来送钱”的活动，在中国轰轰烈烈地持续了多年，中国也由此成为全球最大的CER（减排量）供应国。
　　但狂欢并未无止境地持续下去。如同其他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一样，碳市场中的价格主要取决于供需关系。经济景气时，配额整体需求上升，推高碳价。当经济进入下行周期，企业开工率降低，碳排放的需求随之降低，碳价也就下降了。
　　与此同时，国际上部分环保团体也对CDM活动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CDM是发达国家逃避减排责任的工具，用少量的投资换取发展中国家大量的碳信用，从而不必花大力气在国内的减排活动上。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袭来，发达国家的碳排放配额需求不振，以欧洲碳市场为主要指标的全球碳市场价格持续走低，三年间，CER价格从10欧元以上跌到1欧元。
　　对企业来说，更为“雪上加霜”的是，2011年财政部等四部委修订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其规定国家将收取企业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交易额的2%到65%，用于支持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活动。
　　由于当时碳价不断暴跌，导致有些企业自己拿到手的还不如上缴国家的多，等于“倒贴钱”卖碳。价格的暴跌，使得这类生意变得无利可图，于是中国的CDM活动活跃程度降低。
　　但现在，伴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国内也有一种反思中国碳信用储备的声音：几年里，中国都在大量地、相对廉价地出售自己的碳信用。但随着工业化体系的健全，当中国自身不得不承担强制减排责任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中国有必要建立自己的碳交易市场了。
　　就在北京奥运会的前一年，由北京、上海、深圳等七地率先启动的试点交易正式拉开序幕。

新能源之春

　　国内的碳交易市场逻辑，与发达国家买发展中国家的配额的方式，既类似，又有所区别。
　　类似的是，同是用市场手段。
　　各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一般分为三类：命令控制、经济刺激、劝说鼓励。其中，经济刺激型手段由于灵活性好、持续改进性好受到各国青睐。
　　区别的是，国家内部没有那么大的价格差，主要原则其实是“排量多得多花钱，排量少得多卖钱”。
　　中国生态环境部设定了行业基准值（例如每发一度电有多少碳配），企业的实际供电量和供热量乘以基准值就是企业的配额。这相当于政府只控制企业的碳排放强度，不限制企业的实际发电量。只要强度低于基准值，发电越多盈余配额越多。
　　2021年《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的发布，让2225家发电企业分到碳排放配额，超过 90% 是第一次加入碳市场。
　　电力企业是排碳大户，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统计，这2225家电力企业占了全球碳排放量的七分之一。
　　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对此表示，对发电行业将通过行业基准法开展配额分配，基于实际产出量，对标行业先进碳排放水平，配额免费分配且与实际产出量挂钩，体现奖励先进、惩戒落后的原则。
　　把发电行业作为首批启动行业，有两个方面考虑。一方面是发电行业直接烧煤，二氧化碳排放量比较大，先控大户，有助于发挥碳市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是发电行业的管理制度相对健全，数据基础比较好，这有助于开展碳市场交易。

电力企业是排碳大户，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统计，这2225家电力企业占了全球碳排放量的七分之一。

　　碳市场的交易，基本上就是当电力企业的碳排放量超过配额时，必须花钱购买额外的碳排放权；而当这些电力企业排放量少于配额时，则可以向外出售剩下的可排放量。
　　从2011年试点至今，中国在地方试行碳市场交易的过程遇到了不少难点，市场冷清、人气不足是突出问题。这其中既有市场投资者少的原因，也有各试点间无法跨区交易、配额基准不一等原因。
　　如何让更多的企业参与其中，使整个市场活络起来，是中国碳市场面临的主要课题。
　　据悉，未来三到五年内，中国碳市场将进一步扩大到另外七个碳排放量高的产业，包括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金属、造纸和国内航空，未来八大行业控排企业有8000至10000家。
　　从投资角度来看，水电、风电、潮汐发电、生物质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将直接受益于碳交易。清洁能源转型的最大難点就是成本，碳交易市场的转移支付增加化石能源的成本并抑制消费，提升可再生能源竞争力和产出。
　　拿火力发电和水力发电的企业做个对比，据瑞银测算，全国碳市场上线运行的初期，低效的火力发电企业盈利将下降9%，水力发电企业的盈利将增长7%。
　　而这样的差距，未来有望继续拉大。
　　当前全球碳排放价格处于上升趋势，各碳市场的碳价差别较大，欧盟碳市场碳价最高，中国碳交易市场价格最低。
　　中国碳论坛等机构于2020年底发布的《2020年中国碳价调查报告》预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价格在建立之初约为49元/吨，到2030年碳价有望达到93元/吨，并于本世纪中叶超过167元/吨。
　　而现在欧盟EUA碳配额现货结算价为53.37欧元/吨（折合人民币约406元/吨），是现阶段中国的9倍。
　　随着市场主体的范围的扩大，供需情况出现变化，碳配额的价格有望继续上攻，届时将对新能源企业带来更大的增益。
　　（文中徐翔为化名）